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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清代，官员贪腐特点随着时代的变迁及统治者的更迭而时有不同。19世纪上半叶更体现出不同于前、后两个时期的特点，此一时期为嘉庆、道光朝，恰为清朝的中衰时期，处于转折阶段。在此期间发生的贪腐案件基本集中在中低级官员及吏役的层级，而少数高官被查处的案件则多见奇案，拟以个案为基础，点面结合，对此时期官员贪腐特点进行简析。
关键词：19世纪；中低级官员；贪腐；嘉庆；道光
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1）-11-00-04
一、官员贪污特点的变迁
有清一代，官员贪腐特点随着时代的变迁及统治者的更迭而时有不同。18世纪，大要案层出不穷，高官大员屡屡因贪腐而被查处甚至遭处决。而进入到19世纪后，贪腐案件的查处出现了新的特征，尤其是19世纪上半叶即嘉庆、道光两朝，其贪腐案件的特点截然分别于前后两时期，概而言之，案件基本发生在中低级官员以及吏役的层级，至于查处高官少的原因，当不外有两种：一种是高官们的犯案确实较少，所以无从查处；一种是高官们的犯案仍然很多，但由于嘉道二帝政风偏软，所以只是没有下决心查处而已。总体来看，发生在此时期的侵贪案件数量并不少，但是分布却极不均衡，选取中低级官吏作为研究群体，正是体现了此种分布特点，由大量的档案史料可以看出，在文官群体中，发案最多的乃是州县官这一层级；在武官群体中，发案最多的则为守备及千总；而胥吏的舞弊则更为显著，通过对这些中低级官吏的研究，将有助于更好地从整体上去把握及透视嘉道时期的吏治状况。
二、个案分析
兹择若干案件剖析如下：
总体而言，在清代各地区官员的侵贪案中，差别并不十分显著，但是这主要是针对内地而言，在边疆地区则是另一番景况。边疆地区之不同于内地的特点在于其侵贪所涉赃银的数额一般都比较少，这无疑与边疆地区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密切相关．但由于边疆地区往往涉及民族、宗教问题，矛盾丛集，政治敏感性颇强，所以即便是数额较少的侵贪案也常常引起清廷的高度重视。
发生在嘉庆十年（1805）的西宁府知府沈清家人收受陋规案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此案系原任西宁办事大臣都尔嘉举发，其举发沈清犯案的罪状有数款，但其最主要指出的则是勒索羊税及敛凑喇嘛寺银两二款。
沈清自嘉庆七年（1802）九月至十年五月，共起过羊票175张，合陋规银2900余两，内除各项书役分用外，沈清管门家人等共分得银1130余两。针对沈清收受陋规的行为，查办大臣特清额在奏折中指出“查陋规一项，在所例禁，虽各处关税钱粮、衙门书役人等仍有任意索取，官应查禁，若知而不禁或竟同受者，罪有明条”。[1]收受陋规在清代，并不算是一项特别恶劣的罪状。此案沈清家人索取的陋规数额虽并不为少，但毕竟没有沈清本人涉案的明确证据，所以沈清被纠弹主要是因为后一款即敛凑喇嘛寺银两一款，而也正是这一款罪状在审案过程中盘查的最为详细。特清额在奏折中也着重提到他将“各寺喇嘛传讯面禀”，逐个问讯，据喇嘛们供称“沈知府到塔尔寺散放炒面时，曾向我们说蒙古平素最敬喇嘛，常在各寺熬茶布施，如今你们喇嘛也该酌量资助糊口”，所以各寺商量共捐银360两。综上而言，此案沈清被查处的最主要原因在于其敛凑喇嘛银两这一行为可能触发民族及宗教矛盾。当然除此之外还有沈清因事开罪前任西宁办事大臣都尔嘉的因素在内，不过又是官场倾轧的老套故事而已，此点前面已经过论述，此处不再赘述。
嘉庆、道光朝的侵贪案较少大案要案，尤其是与乾隆朝相比，这一特点更突出。虽然大、要案较少，但是此时期却并不缺乏奇案，如嘉庆十年（1805）的“山西大同镇总兵恩承阿剋扣兵饷自尽案”，就可称得上有清一代罕见的奇案，此处仅就该案进行简要分析。
恩承阿于嘉庆四年（1799）至九年（1804）任大同镇总兵，在任内，他将该镇所辖中、左、右、前4营马乾银两俱令摊扣，总交中营收贮，除公项开销外，其余皆由其自行入己花用，总计6年内共科敛过4营马兵银22217两8分2毫4丝1忽。其中除帮补4营留营马匹放马兵丁盘费修理演武厅堆拨各项共给发过银11013两3钱6厘6毫4丝1忽外，余银11203两7钱7分3厘6毫俱被其侵吞入己。此案牵涉非常广泛，先后有前署中营游击德基、存柱、现任游击李景、前署中英守备姚秉乾、周嘉会、姜世忠、现任守备张永盛、前任左营游击多隆武、前署游击瑚毕泰、额勒谨、现任游击李有贵、前任左营守备林柱、富伦布、前署守备雎秉仁、史廷献、前任右营守备罗定、巴山、前任前营都司陈安信、前署都司富森布、前任前营守备乌龙阿、凤保、前署守备崔兆凤、白秉柱、赵万邦等多员均因听从科敛而受到牵连，凡任现职者，一律被革职。当然，所谓牵涉广泛，除了下属诸员以外，还包括其上级主官，据嘉庆帝在奏折中的批语所写：
该省巡抚系兼管提督事务，乃于所辖总兵如此贪婪，毫无闻见，并不及早参办，且伯麟在山西巡抚任内为时最久，于密奏恩承阿考语屡云为人老成、操守好，率属公正，实能整饬营伍。同兴虽到任未久，乃伊去年年底初次出具恩承阿考语亦云精力尚健，熟习营伍，谨慎小心。今恩承阿如此贪黩无厌，苦累兵丁，尚得谓如伊等考内所云乎，外省官官相护恶习于此可见[2]。
伯麟、同兴二人均被交部议处。
若仅由以上要素而言，此案足够称得上是一桩大案，因为以其一次性惩处官员数量之多，在嘉道两朝可谓罕见，但却并不能称得上是一件奇案，事实上此案之奇在恩承阿于案发之后、尚未查审之前，于六月十一日寅刻在总兵署投井自尽。总兵自尽，自然非同小可，清廷也给予高度的重视，嘉庆帝特发上谕要求查办恩承阿自尽的原因。经查：当年四月十六日，该镇散放五、六、闰六3个月的兵饷，因只先将饷银散放，而并未发放马乾银两，所以众兵俱不肯领，至十八日，有兵二、三百名求见署大同府讷福，托其向恩承阿说情，讷福随即告知恩承阿，次日即将马乾连饷银一并散放给各兵，此种说法由讷福和大同县张储所持，且二人坚称众兵并无吵闹之事；而调查大臣佛尔乡额经查询该镇兵丁得知的情况与大同府县所称却有所出入，其具体在于总共有1351名士兵因领银不遂而聚在一处，当然众兵丁们也都称并未吵闹。[2]
在清代，高级武官自尽虽不乏一些例证，但大多为战败自裁之举，武官于平时自尽极为罕见，所以引起清廷高度重视也就并不意外了，清廷的这种重视主要是出于其稳定军心的政治考虑，绝非是为恩承阿本人负责而出发。事实上，嘉庆帝对于恩承阿自尽之举是极度反感的，他曾在两道奏折的批示中写下了“可恨”的字眼。[3]个中原因自然简单，在传统政治体制下，臣子自尽往往昭示着最高统治者的失政败德，所以恩承阿此举无疑陷嘉庆帝于不仁，其恼羞成怒也就在情理之中了，20余员武官被撤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嘉庆帝的恼怒之情。恩承阿自尽的原因则有两层，一为畏惧侵吞大额兵饷，二为畏惧众兵喧闹。而且两相比较起来，恐怕还是后者的因素多些，因为众多兵丁近似哗变似地喧闹对其造成的压力之大是不言而喻的。此事发生后，清廷调查的重点也正在于众兵喧闹这一事件而非其侵贪行为，即可为之佐证。在此案中，大同地方官员在向调查大臣佛尔香额汇报相关情况时少报了参与哄闹士兵的人数，亦皆出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状态。
清代官员的侵贪案大多发生在民政、财政领域，但是也有一部分发生在其它领域，这些领域所发侵贪案虽然数量相对少些，但是其重要性却并不容忽视。发生在嘉庆十七年(1812)的“湖南学政徐松考试勒索筹款案”就是科举考试领域的例证。徐松时任湖南省学政，其本人刻有经文试帖新编一册，每到各府州考试时就发交教官卖给生童，具体为：大学一百四十册至一百二十册、中学七、八十册至四、五十册、小学二、三十册不等，每册取工价银3钱6分，共计考过6府3州，实卖出书二千三百八十册，收得元丝市平银856两8钱，除工本银380两8钱外，徐松共得余利银476两。除借机勒索外，徐松还涉任意派令家丁查号及割裂命题两款罪状，所谓“查号”即科场考试时，他并不派教官监场，而只派家丁查号，见有童生交头接耳、出号行走，即扭禀罚跪，以致士子“多有怨望”。割裂命题一款则据徐松供称乃是为防闲生童抄袭旧文起见，所以故意将完整长句割裂句读，实属“有乖文体，殊失命题课士之道”。依据相关律例，徐松被发往新疆效力赎罪。[4]此案徐松藉职权推销自己的书籍，虽有“不愿购买、不必勉强”之语，但在湖南学政的威势之下，敢于坚拒者是不多的，学政乃主持一省科举考试之官，负有遴选人才的重任，必先正己方能正人，徐松却藉机牟取个人私利，其影响之坏自可想见。而且其在行政中又曾激起士子们的怨恨，士林喧哗亦自然不是小事一桩。毕竟，清议频生触犯了清朝统治者的忌讳，当然不利于其统治的稳固。
三、官吏互相诘告、弹劾导致案发个案
嘉道时期，清廷惩处官吏侵贪并不严格，监督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固有的效用。所以此时期的侵贪案发，原因可谓多种多样，而官吏互相诘告、弹劾导致案发就是其中主要的一种。此类的个案大体有：
嘉庆元年安徽省旌德县监生鲍铣赴户部呈控署县短发社仓谷价并汪能御吞占地亩案；嘉庆元年河南河内县生员李连呈控县役串通重征勒派案；嘉庆二年福建福宁府知府任澍南与署霞浦县知县赵学泂互揭案；嘉庆三年山东齐河县武生戴云龙控告该县知县谢云和听信家人指差索诈侵蚀舞弊案；嘉庆三年直隶建昌县乡长李大林等呈控乡约葛彦禄等指差科派扰害乡里案；嘉庆三年山东荣成县生员王付具控该县书吏唐端然等借端勒索案；嘉庆四年江苏泗州前帮旗丁刘长元呈控范开基等串同勒扣造船银两案；嘉庆四年刑部本房书吏刘殿宁呈控刑部郎中金光悌串吏婪赃营私案；嘉庆六年直隶迁安县生员白云龙呈控本县借差讹索蠹吏害民案；嘉庆七年直隶霸州已革生员张封呈控知州顾宾臣科派车辆折收钱文侵吞肥己案；嘉庆七年贵州拔贡蒙锡钦呈控广宁门税务假公行窃案；嘉庆七年贵州粮道孙文焕呈控本省藩司百龄假公虐属贪纵不法案；嘉庆七年山东金乡县武生李长清呈控张敬札等违例冒考案；嘉庆七年四川泸州里役方雄等呈控该州仓吏罗世新等碾办军需仓谷从中折银分肥案；嘉庆八年湖南零陵县生员庄云衢、唐聘呈控该县滥勒按派扶同滋弊案；嘉庆九年山东济宁左帮旗丁李璜等呈控头船旗丁任珃侵吞伊等每人行月梁米案；嘉庆九年广西前后两任平南县知县黄世发等被参后讦控该管浔州府知府案；嘉庆九年安徽凤阳县生员陈家骐具控该县库书蒙官舞弊并办赈领多放少案；嘉庆十年山东武城县监生杨万清等控告县书郭圻等浮折漕粮案；
嘉庆十年赞礼郎祥安呈控读祝官明善侵蚀官租强占民妻贿和命案等款；
嘉庆十年江西原临川县知县来珩禀控南昌府知府麟善审案勒索供应使费案；
嘉庆十年山东济宁县监生陈文思呈控私征浮收包漕骗财案；
嘉庆十年山东章邱县武生张应彪呈控户书王若愚等浮收银米案；
嘉庆十年贵州册亨营都营灵毓与长寨营守备何伟风互禀挪移公项案；
嘉庆十年广东顺德协右营守备沈君富与左哨千总施显扬互揭剋扣俸饷案；
嘉庆十年翼城县职员董任图讦告历任知县孙耀等赃私各款案；
嘉庆十年山东莱州营参将关腾禀揭守备李天祥经营钱粮等项含混案；
嘉庆十年直隶临榆县生员高锡嘏呈控王仰曾越补廪缺并教谕司时乐受贿案；
嘉庆十一年江苏江阴县生员吴昂呈控该县钱粮漕米勒折浮收案；
嘉庆十一年湖北远安县典史易甫禀控知县钟应焻武童贿卖侵蚀恤银案；
嘉庆十一年庄浪马甲伊经额控告凉州副都统成明通同受贿案；
嘉庆十一年贵州遵义府绥阳县武生苟含华控书吏张世泰勒索舞弊案；
嘉庆十一年云南提标参将武正额自戕遗控署总兵兰惠案；
嘉庆十二年江西监生盛永和控扬州关书浮收税银案；
嘉庆十二年贵州上江协副将岱林布揭报该营亏缺公款银两案；
嘉庆十三年甘肃花马池营外委张生俊呈控柴玉捏账抗债及经手官员各款案；
嘉庆十三年贵州布政使李长森等控告万化成亏缺仓谷折收秋粮案；
嘉庆十三年山西太谷县典史曾秀禀揭知县苏佐清各款案；
嘉庆十四年把总穆诠诬揭都司汪凤临剋扣兵饷案；
嘉庆十五年河南署商城县教谕杨庚符挟嫌讦告知县姚蒲私卖田亩酿命案；
嘉庆十六年江苏铜山县武生薛振翮、梁玉平呈控漕书李遵路等征漕舞弊案；
嘉庆十六年河南庐氏县知县主时亮与典史寿绅互讦案；
嘉庆十六年盛京凤凰城防御扎桑阿与守尉和克积善互控案；
嘉庆十六年直隶固安县职员孔兴荫呈控书吏藉差勒派浮收钱粮案；
嘉庆十七年建昌营外委高大德控都司吉勒章阿等将新设兵丁饷银侵蚀分用案；
嘉庆十七年广东丁忧通判吴敬权呈控侯补道彭人杰、图赖垫补亏空银两案；
嘉庆十七年山东长清县监生刘凤庭呈控县书司善经等浮收钱漕案；
嘉庆十八年湖南清泉县监生蒋光宗具控官吏私开银矿案；
嘉庆十八年长淮四帮旗丁刘球章等具控头丁得受银两案；
嘉庆十八年四川南坪营兵丁刘觐朝具控都司沈文同偷卖仓粮扣克兵饷案；
嘉庆十九年四川顺庆府知府荣昌与渠县典史陶泳互揭婪赃案；
嘉庆十九年马兵秦仲喜控告大同镇总兵张绩剋扣丁粮案；
嘉庆十九年新疆守备韩朝佐呈控印房章京纳丹珠舞弊案；
嘉庆十九年热河逃旗平安呈控佐领庆明等将兵房变价行息案；
嘉庆二十年山海关都司郎怀信禀揭千总王朝臣各款案；
嘉庆二十年汉川监生许修德状告知县等苛征花利案；
嘉庆二十年雁平道福海与已革朔州知州明祥互揭各款案；
嘉庆二十年广西署理镇安府知府董邦本与州判牛明互揭案；
嘉庆二十一年广西浔州协中军都司向伯端禀讦署副将晋之濂营私牟利案；
嘉庆二十二年河标守备陈虎讦控苇左营守备孔传均舞弊侵用案；
嘉庆二十二年四川前署屏山县知县陈启与本任知县张澍互揭案；
嘉庆二十二年云南赵州知州李振铎与吏目顾如松互揭案；
嘉庆二十三年浙江监生孙堂京控库书吴宝凝等浮收地粮银两案；
嘉庆二十三年正白旗汉军侍卫扎兰保呈控珲春协领扎呼岱折磨兵丁等案；
嘉庆二十三年西宁道陈启元固执妄揭贵德同知稽承裕扣收赃钱案；
嘉庆二十三年黑龙江布特哈云骑尉富敏控告呼伦贝尔总管舒尔哈等多系挟嫌诬控案；
嘉庆二十四年兰山县监生赵宗兰呈控县役郭栋诈赃案；
嘉庆二十五年兵丁谈凤高具控都司定邦、把总沈鹏杨环剋扣粮饷案；
嘉庆二十五年把总高士经得贿纵放私盐挟嫌讦控该管游击张代凤案；
嘉庆二十五年贡生侯于邠京控山东东平州知州王家柱索费滥征案；
嘉庆二十五年直隶廪生王瑞京控龙门县官吏勒敛秧民案；
嘉庆二十五年江苏太湖营兵丁谈凤高京控该营都司张定邦剋扣兵饷不实案；
道光元年山西绛县生员王企仲呈控王企科等殴伤伊父控县不为公断并该县加收重征案；
道光二年工部都水司郎中李光先呈控算房贴写陈志清舞文糜帑案；
道光二年江西守备徐富国京控知府蔡君弼等刑逼揑供索需盐规；
道光二年密云副都统阿隆阿奏旗兵殴骂职官籍词挟制等情案；
道光二年直隶大名镇石营守备希郎阿禀揭大名镇总兵德克金布剋扣兵饷案；
道光二年湖北提标左营游击忠安与中军守备任海互揭案；
道光二年山东朝城县知县陈楷与接署知县张声远私议分漕翻异禀讦案；
道光二年山西大同镇中营马兵任守谦具控外委白映奎等串骗得赃案；
道光二年正红旗满洲印务章京恒善列款呈控参领福克进布侵蚀弄权舞弊案；
道光二年云南镇雄营左军千总段景烈禀控右军千总马为龙压冒名粮委查行贿各执一词案；
道光二年官学生栓住呈控该学副管福克精阿等剋扣饭食钱文案；
道光二年山东聊城县知县胡朝伦等被该县革生王上选京控侵吞修庙钱文案；
道光二年海运仓花户头役纪泳祥影射私放新收黑豆一案司员拾有揭帖指称官吏得赃事；
道光三年正白旗延凤佐领下候补县丞常庆呈控上驷院承办粮草官员舞弊案；
道光三年正红旗候选县丞常庆呈控上驷院官员舞弊案；
道光三年山西革弁流犯秦林禀控该营都司德陵阿等国丧期内饮酒听歌案；
道光三年江西赣县知县杜宏泰禀诉冤枉胪列原参大员及承审官幕婪赃案；
道光三年山东德州已旗丁王帼迎京控革复旗丁邓昆等勾串运粮千总李长清侵吞米石钱粮案；
道光三年福建连江县典史王广田详揭该县赵志炯侵蚀契银两旋复检举不实案；
道光四年正蓝旗佐领觉罗万英等指教习英舒等之名冒领豆石案；
道光四年浙江东阳县知县刘镕诬讦金华府知府景昌借名公帮提银入已案；
道光五年江西吉水县知县周植禀讦前任知县胡世镛等亏短库银案；
道光五年汉军正蓝旗炮甲福量呈控参领松茂朦混官物侵吞入已案；
道光五年山海关骁骑校德凌阿控告协领德庆剋扣兵饷案；
道光五年山海关骁骑校德凌阿控告协领珠尔嵩阿等监修营房纵兵刨取边城砖土案；
道光七年昌陵礼部主事喀勒冲阿、读祝官达桑阿呈祥互控恃符狡展案；
道光八年山西榆次县捐职守备许渐达呈控该县知县陈树猷等诬陷伊子滥刑监禁婪索多赃案；
道光八年山东前任平阴县知县王昺禀讦伊婿、现署黄县知县阮烜辉案：
道光九年宗室绵翱呈控户部库丁吞帑书吏过贿案；
道光十年宗室图克坦讦控官员撞骗银钱案涉及已升大理寺评事乌永阿；
道光十一年山西太原驻防已退领催三多呈控城守尉萨隆阿旷领钱粮案；
道光十二年江苏沛县典史郑炳烺禀揭知县赵本敡得贿浮报粮价案；
道光十二年山东单县营守备薛联与知县容昌互揭赃私案；
道光十三年江西都昌县典史翁宗岱禀讦已革告病知县殷忠濂捏报虫谷牟利案；
道光十四年山西灵邱县训导武修呈控前署知县胡兆松得受钱文卖呈状案；
道光十四年科布多粮饷章京承谟禀讦参赞大臣孝顺岱粜易仓储霉粮案；
道光十四年热河翁牛特王旗二等台吉巴拉当多尔济京控该府长史段宏亮盗伐公主寝木案；
道光十五年吉林满洲正红旗世袭佐领博卿阿揭控该管副都统倭楞泰等同谋舞弊案；
道光十五年盛京刑部笔帖式宜鉅与盖平县知县强上林互揭案；
道光十七年总兵刘允忠禀揭喀什噶尔领队大臣寿昌收受馈送银两主使屯民控告案；
道光十七年广州将军苏勒芳阿与副都统孟魁互参案；
道光十七年广西兴安县廪生戴涵具控该县教谕莫若琇籍案撞骗举人庄廷珍说合过交案；
道光十八年察哈尔镶红旗护军校达互等控告该旗固山达明苏克那木济勒等擅用兵饷雇马补额案；
道光二十年内务府园头王稳兴与亲丁王明互控盗典官地牵涉职官勒索案；
道光二十一年湖北竹山协右营守备富勒贺禀揭副将都尔松阿缺少营马冒修火药军装局库案；
道光二十二年珲春马甲克兴额等联名呈控委参领骁骑校赫特亨额侵取伊等银两案；
道光二十四年叶尔羌参赞大臣联顺与和阗办事大臣达明阿互相揭参案；
道光二十四年桂林城守营游击德喜禀揭署守备廖寅侵亏公费查无实据案；
道光二十六年吏部自戕书吏钱琳控文选司贴写张彤贿托司员指补案；
道光二十六年福建宁洋县监生刘锦嘉指控该县门丁陈景山籍端索诈案；
道光二十九年福建泉州府知府徐耀、捐纳郎中林国芳互讦案；
道光二十九年兰州道杨能格禀揭安定县知县胡荐夔仓库亏短案；
道光二十九年湖南绥靖镇总兵祥麟、永绥厅同知霍诰因捐办平粜互禀案；
道光三十年陕西镇原县教训王正元、西宁府经历孔昭泉禀讦知县赃款不能指实案。[5]
以上官吏互相参劾的案件计有100多件，就其参劾与被参劾的主体而言，大致可分为如下类型：上级官员对下级官员的查处，下级官员对上级官员的弹劾，同级官员间的互揭，地方生员对本地官员或吏役的指控，官员对吏役、兵士等人员的纠弹，吏役、兵士对官员的揭控，吏役之间的互揭，文武职官员的互相指控，等等。
在上述100多件案件中，有几点颇值得思考：
首先，地方生员对本地官员或吏役的指控，共有28件之多，而其绝大多数又集中在嘉庆朝。这一方面说明生员这个特殊群体虽非正式官员，其只居于统治集团的边缘位置，但其中不乏有胆有识且具正义感的分子站出来揭发本地官吏人等的不法行为。在不经意间，这一知识群体成为清廷查处贪腐弊案中不可忽视的一股助推力量。然而同样需要看到的是，这种现象在嘉庆朝固然较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至道光朝已大为减少，似可说明社会对贪腐行为制约能力的下降以及士人气节及道德水准的滑坡。
其次，前文提过，在清代官场上，倾轧斗争是颇为常见的，而作为攻击政敌重要手段的揭发弊案自然也并不鲜见。既称为政治斗争的手段，则所涉及的弊案就并不全然确实，其间有真亦有假。在以上列举的个案中，经清朝官方确认告发不实或蓄意诬告的计有15件，其中嘉庆朝4件，道光朝11件，总体而言数量并不多，但仅就此有限数量个案也可从一个侧面看出道光朝官员群体的官德比之嘉庆朝更趋恶质化，如此一来，统治集团内部矛盾自然日趋尖锐化。
再次，在以上个案中，除单方面揭参外，双方均向对方提出弹劾也颇值得注意。在此种状况下，参劾的双方既是原告、又是被告，在总共19件个案中，互相揭参的主体之间往往级别相差并不大，也正因为如此，双方才有可能知晓更多的对方犯赃实情，才有可能因接触、交往较多而渐生嫌隙，及至反目。
最后，由互揭暴露的军营弊案中，剋扣兵饷和亏缺公项是比较突出的。对于此类现象，似可作两种解读，其一是当时军营中确实存在着类似严重的弊端，所以体现在揭发的弊案中就是相关个案较多；其二则是因为这两种弊端均极易影响军心稳定，向为清廷所重视，所以军营中的武官欲藉此攻击对手，以图彻底扳倒对立面。
参考文献：
[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嘉庆朝朱批奏折,04-01-08-0117-005,暂署青海大臣印务特清额,嘉庆十年五月二十七日,奏为特参西宁府知府沈清收受陋规请解任并将质对福永受赃各情恭奏事.
[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嘉庆朝朱批奏折,04-01-08-0118-008,佛尔乡额,嘉庆十年闰六月十二日,奏为遵旨审明山西已革千总秦林呈控大同镇总兵恩承阿扣克兵饷议案按律定拟事.
[3]可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嘉庆朝附片,04-01-08-0118-005,嘉庆十年,奏报查抄原任大同镇总兵恩承阿任所资财数目事;嘉庆朝朱批奏折,04-01-08-0118-006,佛尔乡额,嘉庆十年六月十一日,奏为访查大同镇马兵并无吵闹总兵恩承阿畏罪自尽事.
[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嘉庆朝朱批奏折,04-01-08-0120-001,嘉庆十七年正月初七日,工部左侍郎初彭龄,湖南巡抚广厚,奏为审明已革湖南学政徐松考试勒索筹款一案按律定拟事.
[5]案件统计来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嘉庆朝录副奏折,道光朝录副奏折,嘉庆朝朱批奏折,道光朝朱批奏折.
关键词：19世纪；中低级官员；贪腐；嘉庆；道光
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1）-11-00-04
一、官员贪污特点的变迁
有清一代，官员贪腐特点随着时代的变迁及统治者的更迭而时有不同。18世纪，大要案层出不穷，高官大员屡屡因贪腐而被查处甚至遭处决。而进入到19世纪后，贪腐案件的查处出现了新的特征，尤其是19世纪上半叶即嘉庆、道光两朝，其贪腐案件的特点截然分别于前后两时期，概而言之，案件基本发生在中低级官员以及吏役的层级，至于查处高官少的原因，当不外有两种：一种是高官们的犯案确实较少，所以无从查处；一种是高官们的犯案仍然很多，但由于嘉道二帝政风偏软，所以只是没有下决心查处而已。总体来看，发生在此时期的侵贪案件数量并不少，但是分布却极不均衡，选取中低级官吏作为研究群体，正是体现了此种分布特点，由大量的档案史料可以看出，在文官群体中，发案最多的乃是州县官这一层级；在武官群体中，发案最多的则为守备及千总；而胥吏的舞弊则更为显著，通过对这些中低级官吏的研究，将有助于更好地从整体上去把握及透视嘉道时期的吏治状况。
二、个案分析
兹择若干案件剖析如下：
总体而言，在清代各地区官员的侵贪案中，差别并不十分显著，但是这主要是针对内地而言，在边疆地区则是另一番景况。边疆地区之不同于内地的特点在于其侵贪所涉赃银的数额一般都比较少，这无疑与边疆地区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密切相关．但由于边疆地区往往涉及民族、宗教问题，矛盾丛集，政治敏感性颇强，所以即便是数额较少的侵贪案也常常引起清廷的高度重视。
发生在嘉庆十年（1805）的西宁府知府沈清家人收受陋规案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此案系原任西宁办事大臣都尔嘉举发，其举发沈清犯案的罪状有数款，但其最主要指出的则是勒索羊税及敛凑喇嘛寺银两二款。
沈清自嘉庆七年（1802）九月至十年五月，共起过羊票175张，合陋规银2900余两，内除各项书役分用外，沈清管门家人等共分得银1130余两。针对沈清收受陋规的行为，查办大臣特清额在奏折中指出“查陋规一项，在所例禁，虽各处关税钱粮、衙门书役人等仍有任意索取，官应查禁，若知而不禁或竟同受者，罪有明条”。[1]收受陋规在清代，并不算是一项特别恶劣的罪状。此案沈清家人索取的陋规数额虽并不为少，但毕竟没有沈清本人涉案的明确证据，所以沈清被纠弹主要是因为后一款即敛凑喇嘛寺银两一款，而也正是这一款罪状在审案过程中盘查的最为详细。特清额在奏折中也着重提到他将“各寺喇嘛传讯面禀”，逐个问讯，据喇嘛们供称“沈知府到塔尔寺散放炒面时，曾向我们说蒙古平素最敬喇嘛，常在各寺熬茶布施，如今你们喇嘛也该酌量资助糊口”，所以各寺商量共捐银360两。综上而言，此案沈清被查处的最主要原因在于其敛凑喇嘛银两这一行为可能触发民族及宗教矛盾。当然除此之外还有沈清因事开罪前任西宁办事大臣都尔嘉的因素在内，不过又是官场倾轧的老套故事而已，此点前面已经过论述，此处不再赘述。
嘉庆、道光朝的侵贪案较少大案要案，尤其是与乾隆朝相比，这一特点更突出。虽然大、要案较少，但是此时期却并不缺乏奇案，如嘉庆十年（1805）的“山西大同镇总兵恩承阿剋扣兵饷自尽案”，就可称得上有清一代罕见的奇案，此处仅就该案进行简要分析。
恩承阿于嘉庆四年（1799）至九年（1804）任大同镇总兵，在任内，他将该镇所辖中、左、右、前4营马乾银两俱令摊扣，总交中营收贮，除公项开销外，其余皆由其自行入己花用，总计6年内共科敛过4营马兵银22217两8分2毫4丝1忽。其中除帮补4营留营马匹放马兵丁盘费修理演武厅堆拨各项共给发过银11013两3钱6厘6毫4丝1忽外，余银11203两7钱7分3厘6毫俱被其侵吞入己。此案牵涉非常广泛，先后有前署中营游击德基、存柱、现任游击李景、前署中英守备姚秉乾、周嘉会、姜世忠、现任守备张永盛、前任左营游击多隆武、前署游击瑚毕泰、额勒谨、现任游击李有贵、前任左营守备林柱、富伦布、前署守备雎秉仁、史廷献、前任右营守备罗定、巴山、前任前营都司陈安信、前署都司富森布、前任前营守备乌龙阿、凤保、前署守备崔兆凤、白秉柱、赵万邦等多员均因听从科敛而受到牵连，凡任现职者，一律被革职。当然，所谓牵涉广泛，除了下属诸员以外，还包括其上级主官，据嘉庆帝在奏折中的批语所写：
该省巡抚系兼管提督事务，乃于所辖总兵如此贪婪，毫无闻见，并不及早参办，且伯麟在山西巡抚任内为时最久，于密奏恩承阿考语屡云为人老成、操守好，率属公正，实能整饬营伍。同兴虽到任未久，乃伊去年年底初次出具恩承阿考语亦云精力尚健，熟习营伍，谨慎小心。今恩承阿如此贪黩无厌，苦累兵丁，尚得谓如伊等考内所云乎，外省官官相护恶习于此可见[2]。
伯麟、同兴二人均被交部议处。
若仅由以上要素而言，此案足够称得上是一桩大案，因为以其一次性惩处官员数量之多，在嘉道两朝可谓罕见，但却并不能称得上是一件奇案，事实上此案之奇在恩承阿于案发之后、尚未查审之前，于六月十一日寅刻在总兵署投井自尽。总兵自尽，自然非同小可，清廷也给予高度的重视，嘉庆帝特发上谕要求查办恩承阿自尽的原因。经查：当年四月十六日，该镇散放五、六、闰六3个月的兵饷，因只先将饷银散放，而并未发放马乾银两，所以众兵俱不肯领，至十八日，有兵二、三百名求见署大同府讷福，托其向恩承阿说情，讷福随即告知恩承阿，次日即将马乾连饷银一并散放给各兵，此种说法由讷福和大同县张储所持，且二人坚称众兵并无吵闹之事；而调查大臣佛尔乡额经查询该镇兵丁得知的情况与大同府县所称却有所出入，其具体在于总共有1351名士兵因领银不遂而聚在一处，当然众兵丁们也都称并未吵闹。[2]
在清代，高级武官自尽虽不乏一些例证，但大多为战败自裁之举，武官于平时自尽极为罕见，所以引起清廷高度重视也就并不意外了，清廷的这种重视主要是出于其稳定军心的政治考虑，绝非是为恩承阿本人负责而出发。事实上，嘉庆帝对于恩承阿自尽之举是极度反感的，他曾在两道奏折的批示中写下了“可恨”的字眼。[3]个中原因自然简单，在传统政治体制下，臣子自尽往往昭示着最高统治者的失政败德，所以恩承阿此举无疑陷嘉庆帝于不仁，其恼羞成怒也就在情理之中了，20余员武官被撤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嘉庆帝的恼怒之情。恩承阿自尽的原因则有两层，一为畏惧侵吞大额兵饷，二为畏惧众兵喧闹。而且两相比较起来，恐怕还是后者的因素多些，因为众多兵丁近似哗变似地喧闹对其造成的压力之大是不言而喻的。此事发生后，清廷调查的重点也正在于众兵喧闹这一事件而非其侵贪行为，即可为之佐证。在此案中，大同地方官员在向调查大臣佛尔香额汇报相关情况时少报了参与哄闹士兵的人数，亦皆出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状态。
清代官员的侵贪案大多发生在民政、财政领域，但是也有一部分发生在其它领域，这些领域所发侵贪案虽然数量相对少些，但是其重要性却并不容忽视。发生在嘉庆十七年(1812)的“湖南学政徐松考试勒索筹款案”就是科举考试领域的例证。徐松时任湖南省学政，其本人刻有经文试帖新编一册，每到各府州考试时就发交教官卖给生童，具体为：大学一百四十册至一百二十册、中学七、八十册至四、五十册、小学二、三十册不等，每册取工价银3钱6分，共计考过6府3州，实卖出书二千三百八十册，收得元丝市平银856两8钱，除工本银380两8钱外，徐松共得余利银476两。除借机勒索外，徐松还涉任意派令家丁查号及割裂命题两款罪状，所谓“查号”即科场考试时，他并不派教官监场，而只派家丁查号，见有童生交头接耳、出号行走，即扭禀罚跪，以致士子“多有怨望”。割裂命题一款则据徐松供称乃是为防闲生童抄袭旧文起见，所以故意将完整长句割裂句读，实属“有乖文体，殊失命题课士之道”。依据相关律例，徐松被发往新疆效力赎罪。[4]此案徐松藉职权推销自己的书籍，虽有“不愿购买、不必勉强”之语，但在湖南学政的威势之下，敢于坚拒者是不多的，学政乃主持一省科举考试之官，负有遴选人才的重任，必先正己方能正人，徐松却藉机牟取个人私利，其影响之坏自可想见。而且其在行政中又曾激起士子们的怨恨，士林喧哗亦自然不是小事一桩。毕竟，清议频生触犯了清朝统治者的忌讳，当然不利于其统治的稳固。
三、官吏互相诘告、弹劾导致案发个案
嘉道时期，清廷惩处官吏侵贪并不严格，监督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固有的效用。所以此时期的侵贪案发，原因可谓多种多样，而官吏互相诘告、弹劾导致案发就是其中主要的一种。此类的个案大体有：
嘉庆元年安徽省旌德县监生鲍铣赴户部呈控署县短发社仓谷价并汪能御吞占地亩案；嘉庆元年河南河内县生员李连呈控县役串通重征勒派案；嘉庆二年福建福宁府知府任澍南与署霞浦县知县赵学泂互揭案；嘉庆三年山东齐河县武生戴云龙控告该县知县谢云和听信家人指差索诈侵蚀舞弊案；嘉庆三年直隶建昌县乡长李大林等呈控乡约葛彦禄等指差科派扰害乡里案；嘉庆三年山东荣成县生员王付具控该县书吏唐端然等借端勒索案；嘉庆四年江苏泗州前帮旗丁刘长元呈控范开基等串同勒扣造船银两案；嘉庆四年刑部本房书吏刘殿宁呈控刑部郎中金光悌串吏婪赃营私案；嘉庆六年直隶迁安县生员白云龙呈控本县借差讹索蠹吏害民案；嘉庆七年直隶霸州已革生员张封呈控知州顾宾臣科派车辆折收钱文侵吞肥己案；嘉庆七年贵州拔贡蒙锡钦呈控广宁门税务假公行窃案；嘉庆七年贵州粮道孙文焕呈控本省藩司百龄假公虐属贪纵不法案；嘉庆七年山东金乡县武生李长清呈控张敬札等违例冒考案；嘉庆七年四川泸州里役方雄等呈控该州仓吏罗世新等碾办军需仓谷从中折银分肥案；嘉庆八年湖南零陵县生员庄云衢、唐聘呈控该县滥勒按派扶同滋弊案；嘉庆九年山东济宁左帮旗丁李璜等呈控头船旗丁任珃侵吞伊等每人行月梁米案；嘉庆九年广西前后两任平南县知县黄世发等被参后讦控该管浔州府知府案；嘉庆九年安徽凤阳县生员陈家骐具控该县库书蒙官舞弊并办赈领多放少案；嘉庆十年山东武城县监生杨万清等控告县书郭圻等浮折漕粮案；
嘉庆十年赞礼郎祥安呈控读祝官明善侵蚀官租强占民妻贿和命案等款；
嘉庆十年江西原临川县知县来珩禀控南昌府知府麟善审案勒索供应使费案；
嘉庆十年山东济宁县监生陈文思呈控私征浮收包漕骗财案；
嘉庆十年山东章邱县武生张应彪呈控户书王若愚等浮收银米案；
嘉庆十年贵州册亨营都营灵毓与长寨营守备何伟风互禀挪移公项案；
嘉庆十年广东顺德协右营守备沈君富与左哨千总施显扬互揭剋扣俸饷案；
嘉庆十年翼城县职员董任图讦告历任知县孙耀等赃私各款案；
嘉庆十年山东莱州营参将关腾禀揭守备李天祥经营钱粮等项含混案；
嘉庆十年直隶临榆县生员高锡嘏呈控王仰曾越补廪缺并教谕司时乐受贿案；
嘉庆十一年江苏江阴县生员吴昂呈控该县钱粮漕米勒折浮收案；
嘉庆十一年湖北远安县典史易甫禀控知县钟应焻武童贿卖侵蚀恤银案；
嘉庆十一年庄浪马甲伊经额控告凉州副都统成明通同受贿案；
嘉庆十一年贵州遵义府绥阳县武生苟含华控书吏张世泰勒索舞弊案；
嘉庆十一年云南提标参将武正额自戕遗控署总兵兰惠案；
嘉庆十二年江西监生盛永和控扬州关书浮收税银案；
嘉庆十二年贵州上江协副将岱林布揭报该营亏缺公款银两案；
嘉庆十三年甘肃花马池营外委张生俊呈控柴玉捏账抗债及经手官员各款案；
嘉庆十三年贵州布政使李长森等控告万化成亏缺仓谷折收秋粮案；
嘉庆十三年山西太谷县典史曾秀禀揭知县苏佐清各款案；
嘉庆十四年把总穆诠诬揭都司汪凤临剋扣兵饷案；
嘉庆十五年河南署商城县教谕杨庚符挟嫌讦告知县姚蒲私卖田亩酿命案；
嘉庆十六年江苏铜山县武生薛振翮、梁玉平呈控漕书李遵路等征漕舞弊案；
嘉庆十六年河南庐氏县知县主时亮与典史寿绅互讦案；
嘉庆十六年盛京凤凰城防御扎桑阿与守尉和克积善互控案；
嘉庆十六年直隶固安县职员孔兴荫呈控书吏藉差勒派浮收钱粮案；
嘉庆十七年建昌营外委高大德控都司吉勒章阿等将新设兵丁饷银侵蚀分用案；
嘉庆十七年广东丁忧通判吴敬权呈控侯补道彭人杰、图赖垫补亏空银两案；
嘉庆十七年山东长清县监生刘凤庭呈控县书司善经等浮收钱漕案；
嘉庆十八年湖南清泉县监生蒋光宗具控官吏私开银矿案；
嘉庆十八年长淮四帮旗丁刘球章等具控头丁得受银两案；
嘉庆十八年四川南坪营兵丁刘觐朝具控都司沈文同偷卖仓粮扣克兵饷案；
嘉庆十九年四川顺庆府知府荣昌与渠县典史陶泳互揭婪赃案；
嘉庆十九年马兵秦仲喜控告大同镇总兵张绩剋扣丁粮案；
嘉庆十九年新疆守备韩朝佐呈控印房章京纳丹珠舞弊案；
嘉庆十九年热河逃旗平安呈控佐领庆明等将兵房变价行息案；
嘉庆二十年山海关都司郎怀信禀揭千总王朝臣各款案；
嘉庆二十年汉川监生许修德状告知县等苛征花利案；
嘉庆二十年雁平道福海与已革朔州知州明祥互揭各款案；
嘉庆二十年广西署理镇安府知府董邦本与州判牛明互揭案；
嘉庆二十一年广西浔州协中军都司向伯端禀讦署副将晋之濂营私牟利案；
嘉庆二十二年河标守备陈虎讦控苇左营守备孔传均舞弊侵用案；
嘉庆二十二年四川前署屏山县知县陈启与本任知县张澍互揭案；
嘉庆二十二年云南赵州知州李振铎与吏目顾如松互揭案；
嘉庆二十三年浙江监生孙堂京控库书吴宝凝等浮收地粮银两案；
嘉庆二十三年正白旗汉军侍卫扎兰保呈控珲春协领扎呼岱折磨兵丁等案；
嘉庆二十三年西宁道陈启元固执妄揭贵德同知稽承裕扣收赃钱案；
嘉庆二十三年黑龙江布特哈云骑尉富敏控告呼伦贝尔总管舒尔哈等多系挟嫌诬控案；
嘉庆二十四年兰山县监生赵宗兰呈控县役郭栋诈赃案；
嘉庆二十五年兵丁谈凤高具控都司定邦、把总沈鹏杨环剋扣粮饷案；
嘉庆二十五年把总高士经得贿纵放私盐挟嫌讦控该管游击张代凤案；
嘉庆二十五年贡生侯于邠京控山东东平州知州王家柱索费滥征案；
嘉庆二十五年直隶廪生王瑞京控龙门县官吏勒敛秧民案；
嘉庆二十五年江苏太湖营兵丁谈凤高京控该营都司张定邦剋扣兵饷不实案；
道光元年山西绛县生员王企仲呈控王企科等殴伤伊父控县不为公断并该县加收重征案；
道光二年工部都水司郎中李光先呈控算房贴写陈志清舞文糜帑案；
道光二年江西守备徐富国京控知府蔡君弼等刑逼揑供索需盐规；
道光二年密云副都统阿隆阿奏旗兵殴骂职官籍词挟制等情案；
道光二年直隶大名镇石营守备希郎阿禀揭大名镇总兵德克金布剋扣兵饷案；
道光二年湖北提标左营游击忠安与中军守备任海互揭案；
道光二年山东朝城县知县陈楷与接署知县张声远私议分漕翻异禀讦案；
道光二年山西大同镇中营马兵任守谦具控外委白映奎等串骗得赃案；
道光二年正红旗满洲印务章京恒善列款呈控参领福克进布侵蚀弄权舞弊案；
道光二年云南镇雄营左军千总段景烈禀控右军千总马为龙压冒名粮委查行贿各执一词案；
道光二年官学生栓住呈控该学副管福克精阿等剋扣饭食钱文案；
道光二年山东聊城县知县胡朝伦等被该县革生王上选京控侵吞修庙钱文案；
道光二年海运仓花户头役纪泳祥影射私放新收黑豆一案司员拾有揭帖指称官吏得赃事；
道光三年正白旗延凤佐领下候补县丞常庆呈控上驷院承办粮草官员舞弊案；
道光三年正红旗候选县丞常庆呈控上驷院官员舞弊案；
道光三年山西革弁流犯秦林禀控该营都司德陵阿等国丧期内饮酒听歌案；
道光三年江西赣县知县杜宏泰禀诉冤枉胪列原参大员及承审官幕婪赃案；
道光三年山东德州已旗丁王帼迎京控革复旗丁邓昆等勾串运粮千总李长清侵吞米石钱粮案；
道光三年福建连江县典史王广田详揭该县赵志炯侵蚀契银两旋复检举不实案；
道光四年正蓝旗佐领觉罗万英等指教习英舒等之名冒领豆石案；
道光四年浙江东阳县知县刘镕诬讦金华府知府景昌借名公帮提银入已案；
道光五年江西吉水县知县周植禀讦前任知县胡世镛等亏短库银案；
道光五年汉军正蓝旗炮甲福量呈控参领松茂朦混官物侵吞入已案；
道光五年山海关骁骑校德凌阿控告协领德庆剋扣兵饷案；
道光五年山海关骁骑校德凌阿控告协领珠尔嵩阿等监修营房纵兵刨取边城砖土案；
道光七年昌陵礼部主事喀勒冲阿、读祝官达桑阿呈祥互控恃符狡展案；
道光八年山西榆次县捐职守备许渐达呈控该县知县陈树猷等诬陷伊子滥刑监禁婪索多赃案；
道光八年山东前任平阴县知县王昺禀讦伊婿、现署黄县知县阮烜辉案：
道光九年宗室绵翱呈控户部库丁吞帑书吏过贿案；
道光十年宗室图克坦讦控官员撞骗银钱案涉及已升大理寺评事乌永阿；
道光十一年山西太原驻防已退领催三多呈控城守尉萨隆阿旷领钱粮案；
道光十二年江苏沛县典史郑炳烺禀揭知县赵本敡得贿浮报粮价案；
道光十二年山东单县营守备薛联与知县容昌互揭赃私案；
道光十三年江西都昌县典史翁宗岱禀讦已革告病知县殷忠濂捏报虫谷牟利案；
道光十四年山西灵邱县训导武修呈控前署知县胡兆松得受钱文卖呈状案；
道光十四年科布多粮饷章京承谟禀讦参赞大臣孝顺岱粜易仓储霉粮案；
道光十四年热河翁牛特王旗二等台吉巴拉当多尔济京控该府长史段宏亮盗伐公主寝木案；
道光十五年吉林满洲正红旗世袭佐领博卿阿揭控该管副都统倭楞泰等同谋舞弊案；
道光十五年盛京刑部笔帖式宜鉅与盖平县知县强上林互揭案；
道光十七年总兵刘允忠禀揭喀什噶尔领队大臣寿昌收受馈送银两主使屯民控告案；
道光十七年广州将军苏勒芳阿与副都统孟魁互参案；
道光十七年广西兴安县廪生戴涵具控该县教谕莫若琇籍案撞骗举人庄廷珍说合过交案；
道光十八年察哈尔镶红旗护军校达互等控告该旗固山达明苏克那木济勒等擅用兵饷雇马补额案；
道光二十年内务府园头王稳兴与亲丁王明互控盗典官地牵涉职官勒索案；
道光二十一年湖北竹山协右营守备富勒贺禀揭副将都尔松阿缺少营马冒修火药军装局库案；
道光二十二年珲春马甲克兴额等联名呈控委参领骁骑校赫特亨额侵取伊等银两案；
道光二十四年叶尔羌参赞大臣联顺与和阗办事大臣达明阿互相揭参案；
道光二十四年桂林城守营游击德喜禀揭署守备廖寅侵亏公费查无实据案；
道光二十六年吏部自戕书吏钱琳控文选司贴写张彤贿托司员指补案；
道光二十六年福建宁洋县监生刘锦嘉指控该县门丁陈景山籍端索诈案；
道光二十九年福建泉州府知府徐耀、捐纳郎中林国芳互讦案；
道光二十九年兰州道杨能格禀揭安定县知县胡荐夔仓库亏短案；
道光二十九年湖南绥靖镇总兵祥麟、永绥厅同知霍诰因捐办平粜互禀案；
道光三十年陕西镇原县教训王正元、西宁府经历孔昭泉禀讦知县赃款不能指实案。[5]
以上官吏互相参劾的案件计有100多件，就其参劾与被参劾的主体而言，大致可分为如下类型：上级官员对下级官员的查处，下级官员对上级官员的弹劾，同级官员间的互揭，地方生员对本地官员或吏役的指控，官员对吏役、兵士等人员的纠弹，吏役、兵士对官员的揭控，吏役之间的互揭，文武职官员的互相指控，等等。
在上述100多件案件中，有几点颇值得思考：
首先，地方生员对本地官员或吏役的指控，共有28件之多，而其绝大多数又集中在嘉庆朝。这一方面说明生员这个特殊群体虽非正式官员，其只居于统治集团的边缘位置，但其中不乏有胆有识且具正义感的分子站出来揭发本地官吏人等的不法行为。在不经意间，这一知识群体成为清廷查处贪腐弊案中不可忽视的一股助推力量。然而同样需要看到的是，这种现象在嘉庆朝固然较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至道光朝已大为减少，似可说明社会对贪腐行为制约能力的下降以及士人气节及道德水准的滑坡。
其次，前文提过，在清代官场上，倾轧斗争是颇为常见的，而作为攻击政敌重要手段的揭发弊案自然也并不鲜见。既称为政治斗争的手段，则所涉及的弊案就并不全然确实，其间有真亦有假。在以上列举的个案中，经清朝官方确认告发不实或蓄意诬告的计有15件，其中嘉庆朝4件，道光朝11件，总体而言数量并不多，但仅就此有限数量个案也可从一个侧面看出道光朝官员群体的官德比之嘉庆朝更趋恶质化，如此一来，统治集团内部矛盾自然日趋尖锐化。
再次，在以上个案中，除单方面揭参外，双方均向对方提出弹劾也颇值得注意。在此种状况下，参劾的双方既是原告、又是被告，在总共19件个案中，互相揭参的主体之间往往级别相差并不大，也正因为如此，双方才有可能知晓更多的对方犯赃实情，才有可能因接触、交往较多而渐生嫌隙，及至反目。
最后，由互揭暴露的军营弊案中，剋扣兵饷和亏缺公项是比较突出的。对于此类现象，似可作两种解读，其一是当时军营中确实存在着类似严重的弊端，所以体现在揭发的弊案中就是相关个案较多；其二则是因为这两种弊端均极易影响军心稳定，向为清廷所重视，所以军营中的武官欲藉此攻击对手，以图彻底扳倒对立面。
参考文献：
[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嘉庆朝朱批奏折,04-01-08-0117-005,暂署青海大臣印务特清额,嘉庆十年五月二十七日,奏为特参西宁府知府沈清收受陋规请解任并将质对福永受赃各情恭奏事.
[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嘉庆朝朱批奏折,04-01-08-0118-008,佛尔乡额,嘉庆十年闰六月十二日,奏为遵旨审明山西已革千总秦林呈控大同镇总兵恩承阿扣克兵饷议案按律定拟事.
[3]可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嘉庆朝附片,04-01-08-0118-005,嘉庆十年,奏报查抄原任大同镇总兵恩承阿任所资财数目事;嘉庆朝朱批奏折,04-01-08-0118-006,佛尔乡额,嘉庆十年六月十一日,奏为访查大同镇马兵并无吵闹总兵恩承阿畏罪自尽事.
[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嘉庆朝朱批奏折,04-01-08-0120-001,嘉庆十七年正月初七日,工部左侍郎初彭龄,湖南巡抚广厚,奏为审明已革湖南学政徐松考试勒索筹款一案按律定拟事.
[5]案件统计来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嘉庆朝录副奏折,道光朝录副奏折,嘉庆朝朱批奏折,道光朝朱批奏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