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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彼德在《被遗忘的王国》中赞誉云南的手艺人为“天生的艺术家”，并描述说：“他们建盖任何东西，从简陋的乡村屋舍直到宫殿或大寺庙，其手工之精巧一定会得到西方任何建筑师的称赞。渗透世世代代的传统，通过实例和口授，父传子、子传孙地继承下来。”
在历史上，云南各地的木匠、砍匠、石匠、铁匠、泥水匠等，凭着口传心授学得一技之长，四处闯荡。他们喜欢饮酒、吃辣椒，过着不算富裕但淳朴的生活，大多数生产、生活资料基本上是自给自足，与神奇而美丽的大自然保持着和谐的关系。
木匠：斧砍木料声声响
从丽江市区出发，出城过拉市海继续往虎跳峡和香格里拉方向走，中途向南约一个半小时后便到了海拔3000米的吾竹比村。
吾竹比村已有千年历史。村民人均五六亩地，村中大片种植油菜和洋芋（土豆），当地人笑着自称“吃的是洋芋，穿的也是洋芋”，意即村民的大部分收入来自洋芋。
吾竹比村隐匿在一片大山中，举目望去，山上尽是成片的树林。村民住着木头房子，屋里摆着木头家具，农田里用着名为“二牛抬杠”的木制犁，正是由于生活离不开木头，“会一点木工”成为吾竹比村男人的基本功。45岁的村民和相龙笑着说：“家里的木工活求别人干就有点丢脸。”全村两百多户、一千多人中，单是木匠就有六七百人。
吾竹比村家家户户都有一扇六合门，以求和和顺顺。站在同族长辈和志军的院中，和相龙指着木门说：“你看这六扇单木门中，雕刻的花纹有孔雀顶兰、鹭鸶穿莲、猫看菊（或金鹰护菊）、喜鹊闹梅，象征一年四季；还有富贵牡丹、松鹤延年，福寿之意。”
木匠有粗木匠和细木匠之分，起房盖屋、制作粗重农具者称粗，做精细家具、镂花雕刻者称细。谈起祖辈的木工活，和相龙思考片刻后说：“特点不一样，我爷爷伍锡是当时香格里乡的乡长，人称‘乡长锡’，算是个知识分子，他会盖房屋，做些简单的木头家具和农具等，我父亲和汝林是乡村医生，倒是会做屋檐的狮子头，但也不算好。”相比之下，擅长雕刻精美六合门的和相龙，显然是较高水准的木匠了。
在当地，起房盖屋、装修隔整的木匠比别的工匠更受人尊敬。起房盖屋单靠自家力量很难完成，亲戚、邻居都会出工出力，只要主人家管三顿饭就成。这也是吾竹比村的年轻男子学习木工的最佳时机，“先帮着造房子的人家干干活，打打下手，看久了也就会了”。
通常，造房子的人家要提前准备木料，吾竹比村人最常用的木料是青皮木。抬头环视满山的绿色，和相龙说，村民自家建房所需木料可以去山上找，选些树干直、树节少、外皮花纹不扭曲的，但是只有冬天才能砍树，吾竹比村深信“七八月不能砍，砍了会有自然灾难”。村民砍树时不能集中在一个区域，而是这里一棵、那里一棵。“没有树，就会刮大风。”和相龙说：“砍树前得在心中默念几句，大致说不是故意要砍树之类，也不能拢在一个地方砍，那样树就不会再长，分散开来砍，大树周围的小树很快会蹿起来。”除此，村民们还坚守着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被砍伐的树木不能拿到市场上去交易。
在老木匠师傅的指导下，和相龙借着给人帮忙的机会慢慢学会了木工活，也认识了斧、锯、锛、刨、凿、曲尺、墨斗、锤、锉等工具。有一天，和相龙为村中一户人家做了一扇四季百宫六合门，拿了150块钱，远高于当时干农活二三十块钱的月收入。
1992年，和相龙在朋友的推介下，怀揣100块钱到丽江城发展。他的行为招来村民的种种“非议”，在村民的意识中“做生意的人都比较坏”，村里祖祖辈辈都是安分守己的庄稼人，这里流传着一句古话：“斧头扛在肩，不见有人富；锄头抗在肩，不见有人穷。”和相龙的爷爷和父亲对他的选择没有明确表态，“爷爷和父亲既不支持，也不反对。”因为随着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地里已经不需要那么多劳动力。
顶着压力，和相龙在丽江城里开了一个木门店，月租50元。虽然来往的游客多，但面对笨重的六合门，许多顾客表示“有心无力”。直到有一天，店里来了一个金发碧眼的外国游客，他拿着一张照片比划着说，能不能做一个雕刻版画。照片中，一个农妇正弯腰割稻，背后是玉龙雪山。这笔生意最终谈到了500元，客人拿到成品后满意极了。
面对这500元，和相龙突然开窍了，他开始转向做工艺品，把六合门做成了手掌般大的木门模型，标价800元。此外，他还将纳西文化中东巴师木偶、法杖等转为工艺品，如此，生意蒸蒸日上，离开吾竹比村时，为我们开车的一个年轻村民谈起和相龙时说：“他是我们村里走出去做得最好的木匠。”
皮匠：一把锥子闯天下
束河是木氏土司从明代开始扶掖来自中原各地的能工巧匠安家落户、传艺谋生的发祥地。作为游牧迁徙的民族，纳西族古时即有“四时羊裘”、“男女皆批羊皮”的传统。至明朝，木氏土司从外地引进一批工匠，安置在束河村，自此，束河也有了“皮匠村”之名。
滇藏路上“半日之内必有束河人”，时至今日，在香格里拉、盐井、拉萨等地都保留有皮匠村、皮匠街。而最让束河皮匠们感到自豪的是那句“一把锥子闯天下”的美赞。
束河皮匠怀揣一把锥子（制作皮具的主要工具），跟随“滇茶进藏”的马帮走遍滇川藏三角区。束河皮匠历史展览馆里有一张1913年摄于印度的王之典的个人照。据照片注释可知，100年前，一位叫王之典的束河马锅头带领马帮驮着中国的皮革制品、茶、盐等商品，一步步走到印度，在印度加尔各答的照相馆里留下了这张老照片。
在束河，相传皮靴的发明者就是战国时代的军事家孙膑，束河人孙膑为皮匠祖师，每年农历8月15日都要隆重祭拜。据史料记载，束河皮匠村的兴起正和一场“靴灯事件”息息相关。明朝洪武年间，朱元璋遣将平定云南，凯旋之日适逢元宵佳节，遂诏令南京全城张灯结彩，欢度元宵节。灯会上，各路匠人相互较劲，其中，应天府皮坊的皮匠师傅们制作了一只彩绘羊皮大靴灯，格外引人注目。没想到，靴灯招来了杀身之祸，有人密报朝廷说有一匠人扎造靴形巨灯，聚众喧哗，嘲讽皇后“马大脚”。朱元璋闻奏后大怒，立即下旨查办处决匠人。马皇后闻知此事，劝谏朱元璋“国家初定，不宜滥杀工匠”，皮匠们才免于斩首，被发配到云南，做充军处置。 据夫巴在 《丽江束河——雪山脚下的千年古镇》一书中介绍，这批皮匠到丽江后，在边陲创办皮业，并跟随马帮在茶马古道一路传播精湛手艺。1942年以后，仁里村皮匠李习耀等向“工合”组织贷款，集资开办了皮革合作社，先后有32位工人入社，所产藏靴、皮鞋、皮口袋、皮条远销藏族地区。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仁里、中和、街尾、松元等村从事该行业的计336户，日产皮鞋约500双。其中最多的是仁里村，120户人家中有80户是皮匠。
那时的束河村，家家门口都钉着一排木桩，整条九鼎河每天定时泡皮子，男人制革、做鞋模，女人做些细活，有的就地营销，有的批发给外地客商。尽管如此，束河人非常注重保护水质。今天，游人可以在束河一条水道旁看到三口井：第一口井取水饮用，第二口井淘米做饭，第三口井水用来洗衣服。当地人的智慧从中可见一斑。
昔日俯拾皆是的束河皮匠，如今只余李金凤和张绍李两人，在束河皮匠村博物馆，两人的生平资料赫然陈列其上。早在李金凤祖父那一辈，李家就背井离乡到了澜沧江边的维西，在县城附近一个叫洛鲁的地方开起了皮匠铺，制作皮鞋、藏靴和其他马帮用具，为茶马古道上的藏客们服务。父母为李金凤取了个女孩名，希望他能继承家传的手工皮匠活儿。李金凤12岁就开始学皮匠活儿，至今他的皮匠生涯已超过半个世纪。上世纪50年代茶马古道上的生意终止后，他家又迁回了束河。后来皮匠成了资本家，不能公开做了，李金凤只有私下里接活干。直到1985年，李金凤才公开开张了自己的皮匠铺子。
虽然是祖传，但束河村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上辈人不直接传授儿孙技艺，而是等他们年龄稍大些，读了几年书后，送他们到中甸、德钦一带亲戚朋友处学艺。因为这些地方气候严寒，哪怕冰天雪地，当徒弟的也要照常洗泡皮子，辛勤劳作的同时也练就了吃苦耐劳的精神，三年学成回来才能与家人共同操作。
皮匠很辛苦，利润不高，但也容易谋生，起码做皮匠比种田的收入要高。后人称颂束河人“一根锥子闯天下”，除了表彰其精神而外，投资成本低廉也是这一行业的实情。皮匠是个祖传的技术活，它需要的成本不多，一根锥子、两张皮、几根麻线，便可以开张了。而鞋子是所有人都离不开的生活用品，只要肯吃苦，肯学习，就有他们的生路。
银铁匠：一把小锤敲千年
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鹤庆县新华村（旧称石头寨）素有“银都”之称，早在南诏时期，新华村的匠人们即以金属手工艺品加工制作养家糊口。鹤庆有“新华有千家，千家有艺人”之说，“鹤川匠人”打造的银手镯、银戒指、银项链、银藏刀、银碗筷早已销往世界各地。
今天，新华村1000多户村民中逾85%的人从事金、银、铜、铁等金属手工艺品的加工，有九龙壶、九龙杯、手镯、戒指、耳环、项链、银碗、银勺、唢呐、敬水壶、大小号、百家锁、麒麟、胸链、门环、牛角刀等，几乎每一家所生产的产品都有所不同，俨然一个打造“白银帝国”的匠人大本营。
寸丽香编著的《白族人物志》收录了彭仁忠、寸发标等银匠师傅的介绍，其中，彭仁忠（1906—1985）人称“彭师”，原丽江玉龙九河人，迁居大理鹤庆后成为银器手工艺最重要的创始人和传承者。至今遍布滇西大理、丽江及川、藏、甘、青等地从事银器加工的白族艺人大多是彭仁忠的徒弟。其子彭友典、彭友训、彭友浩、彭荣生也随父从事银器手工艺加工。
新华村自古就有“走夷方”一说，当地村民说，村中随处可见的手工作坊，实际只占新华手工艺作坊的四分之一，更多的人家还在外地的银器一条街，或在外开办加工厂和商店。
28岁的新华村村民王寿锋在束河古镇开了一个老银店，除了商店老板身份，他也是一个小银匠。“在少数民族村子里，人们还保留着佩戴、使用银饰的习惯，这就使新华小炉匠们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王寿锋说，当年，银匠们都会朝着大山上少数民族聚居村落走，而如今的新华匠人们都朝着大城市里走。
王寿锋的父亲是银匠，在青海玉树开银店有12年。王寿锋的哥哥今年30岁，初中毕业后就背着简单行李前往西藏，跟着当地银匠师傅学艺，这种经历是许多鹤庆匠人的生活缩影。如今，哥哥还在青海开银店，已经待了10多年了。除了跟家里人学习技艺，王寿锋也曾外出跟老艺人学习，“先是站在师傅身旁看，然后尝试做一些简单的手活，比如一个复杂银饰上的简单部件，敲敲打打，都是慢慢学成的。”
王寿锋记得父亲说过，30年以前，老一辈银匠都是挑着郎担，去别的村里收银坨子、老银元作为原料，或加工银器。事实上，鹤庆除了银匠之外，还有大批石匠、篾匠、毡匠、小炉匠、纸匠、小皮匠、染匠等手工艺人，“我们这些手艺人，命运都相同，选择一门手艺就一直走下去。”
王寿锋的爷爷是铁匠，即以铁为原料，用一把铁锤、一个火炉打造出镰刀、马掌、铁犁、菜刀、锅盆瓢勺等生产生活器具。丽江市玉龙县九河乡龙应村的姚世丽在《白乡拾穗》一书中回忆了铁匠们在热腾腾的炉火边赤膊操作的情景：“他们（铁匠们）大汗淋漓，急敲快打，烧红的铁屑四处飞溅。有时溅落在臂上身上也无暇顾及伤痛，抡锤不已。他们还需要掌握好火候、抡锤、淬火等各项技术，否则所打器物不好使用。那大锤小锤敲击下的叮当声，烧得通红的铁具见水的嗞嗞声，拉风箱的呼呼声，汇合成铁匠之歌……”
在科学技术日益发展、各类手工技艺逐渐走向衰亡的今天，保护、挖掘、传承工匠技艺，仍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它不仅关系到精湛技艺的传承问题，更是一种开拓、创新精神的延续。
在历史上，云南各地的木匠、砍匠、石匠、铁匠、泥水匠等，凭着口传心授学得一技之长，四处闯荡。他们喜欢饮酒、吃辣椒，过着不算富裕但淳朴的生活，大多数生产、生活资料基本上是自给自足，与神奇而美丽的大自然保持着和谐的关系。
木匠：斧砍木料声声响
从丽江市区出发，出城过拉市海继续往虎跳峡和香格里拉方向走，中途向南约一个半小时后便到了海拔3000米的吾竹比村。
吾竹比村已有千年历史。村民人均五六亩地，村中大片种植油菜和洋芋（土豆），当地人笑着自称“吃的是洋芋，穿的也是洋芋”，意即村民的大部分收入来自洋芋。
吾竹比村隐匿在一片大山中，举目望去，山上尽是成片的树林。村民住着木头房子，屋里摆着木头家具，农田里用着名为“二牛抬杠”的木制犁，正是由于生活离不开木头，“会一点木工”成为吾竹比村男人的基本功。45岁的村民和相龙笑着说：“家里的木工活求别人干就有点丢脸。”全村两百多户、一千多人中，单是木匠就有六七百人。
吾竹比村家家户户都有一扇六合门，以求和和顺顺。站在同族长辈和志军的院中，和相龙指着木门说：“你看这六扇单木门中，雕刻的花纹有孔雀顶兰、鹭鸶穿莲、猫看菊（或金鹰护菊）、喜鹊闹梅，象征一年四季；还有富贵牡丹、松鹤延年，福寿之意。”
木匠有粗木匠和细木匠之分，起房盖屋、制作粗重农具者称粗，做精细家具、镂花雕刻者称细。谈起祖辈的木工活，和相龙思考片刻后说：“特点不一样，我爷爷伍锡是当时香格里乡的乡长，人称‘乡长锡’，算是个知识分子，他会盖房屋，做些简单的木头家具和农具等，我父亲和汝林是乡村医生，倒是会做屋檐的狮子头，但也不算好。”相比之下，擅长雕刻精美六合门的和相龙，显然是较高水准的木匠了。
在当地，起房盖屋、装修隔整的木匠比别的工匠更受人尊敬。起房盖屋单靠自家力量很难完成，亲戚、邻居都会出工出力，只要主人家管三顿饭就成。这也是吾竹比村的年轻男子学习木工的最佳时机，“先帮着造房子的人家干干活，打打下手，看久了也就会了”。
通常，造房子的人家要提前准备木料，吾竹比村人最常用的木料是青皮木。抬头环视满山的绿色，和相龙说，村民自家建房所需木料可以去山上找，选些树干直、树节少、外皮花纹不扭曲的，但是只有冬天才能砍树，吾竹比村深信“七八月不能砍，砍了会有自然灾难”。村民砍树时不能集中在一个区域，而是这里一棵、那里一棵。“没有树，就会刮大风。”和相龙说：“砍树前得在心中默念几句，大致说不是故意要砍树之类，也不能拢在一个地方砍，那样树就不会再长，分散开来砍，大树周围的小树很快会蹿起来。”除此，村民们还坚守着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被砍伐的树木不能拿到市场上去交易。
在老木匠师傅的指导下，和相龙借着给人帮忙的机会慢慢学会了木工活，也认识了斧、锯、锛、刨、凿、曲尺、墨斗、锤、锉等工具。有一天，和相龙为村中一户人家做了一扇四季百宫六合门，拿了150块钱，远高于当时干农活二三十块钱的月收入。
1992年，和相龙在朋友的推介下，怀揣100块钱到丽江城发展。他的行为招来村民的种种“非议”，在村民的意识中“做生意的人都比较坏”，村里祖祖辈辈都是安分守己的庄稼人，这里流传着一句古话：“斧头扛在肩，不见有人富；锄头抗在肩，不见有人穷。”和相龙的爷爷和父亲对他的选择没有明确表态，“爷爷和父亲既不支持，也不反对。”因为随着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地里已经不需要那么多劳动力。
顶着压力，和相龙在丽江城里开了一个木门店，月租50元。虽然来往的游客多，但面对笨重的六合门，许多顾客表示“有心无力”。直到有一天，店里来了一个金发碧眼的外国游客，他拿着一张照片比划着说，能不能做一个雕刻版画。照片中，一个农妇正弯腰割稻，背后是玉龙雪山。这笔生意最终谈到了500元，客人拿到成品后满意极了。
面对这500元，和相龙突然开窍了，他开始转向做工艺品，把六合门做成了手掌般大的木门模型，标价800元。此外，他还将纳西文化中东巴师木偶、法杖等转为工艺品，如此，生意蒸蒸日上，离开吾竹比村时，为我们开车的一个年轻村民谈起和相龙时说：“他是我们村里走出去做得最好的木匠。”
皮匠：一把锥子闯天下
束河是木氏土司从明代开始扶掖来自中原各地的能工巧匠安家落户、传艺谋生的发祥地。作为游牧迁徙的民族，纳西族古时即有“四时羊裘”、“男女皆批羊皮”的传统。至明朝，木氏土司从外地引进一批工匠，安置在束河村，自此，束河也有了“皮匠村”之名。
滇藏路上“半日之内必有束河人”，时至今日，在香格里拉、盐井、拉萨等地都保留有皮匠村、皮匠街。而最让束河皮匠们感到自豪的是那句“一把锥子闯天下”的美赞。
束河皮匠怀揣一把锥子（制作皮具的主要工具），跟随“滇茶进藏”的马帮走遍滇川藏三角区。束河皮匠历史展览馆里有一张1913年摄于印度的王之典的个人照。据照片注释可知，100年前，一位叫王之典的束河马锅头带领马帮驮着中国的皮革制品、茶、盐等商品，一步步走到印度，在印度加尔各答的照相馆里留下了这张老照片。
在束河，相传皮靴的发明者就是战国时代的军事家孙膑，束河人孙膑为皮匠祖师，每年农历8月15日都要隆重祭拜。据史料记载，束河皮匠村的兴起正和一场“靴灯事件”息息相关。明朝洪武年间，朱元璋遣将平定云南，凯旋之日适逢元宵佳节，遂诏令南京全城张灯结彩，欢度元宵节。灯会上，各路匠人相互较劲，其中，应天府皮坊的皮匠师傅们制作了一只彩绘羊皮大靴灯，格外引人注目。没想到，靴灯招来了杀身之祸，有人密报朝廷说有一匠人扎造靴形巨灯，聚众喧哗，嘲讽皇后“马大脚”。朱元璋闻奏后大怒，立即下旨查办处决匠人。马皇后闻知此事，劝谏朱元璋“国家初定，不宜滥杀工匠”，皮匠们才免于斩首，被发配到云南，做充军处置。 据夫巴在 《丽江束河——雪山脚下的千年古镇》一书中介绍，这批皮匠到丽江后，在边陲创办皮业，并跟随马帮在茶马古道一路传播精湛手艺。1942年以后，仁里村皮匠李习耀等向“工合”组织贷款，集资开办了皮革合作社，先后有32位工人入社，所产藏靴、皮鞋、皮口袋、皮条远销藏族地区。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仁里、中和、街尾、松元等村从事该行业的计336户，日产皮鞋约500双。其中最多的是仁里村，120户人家中有80户是皮匠。
那时的束河村，家家门口都钉着一排木桩，整条九鼎河每天定时泡皮子，男人制革、做鞋模，女人做些细活，有的就地营销，有的批发给外地客商。尽管如此，束河人非常注重保护水质。今天，游人可以在束河一条水道旁看到三口井：第一口井取水饮用，第二口井淘米做饭，第三口井水用来洗衣服。当地人的智慧从中可见一斑。
昔日俯拾皆是的束河皮匠，如今只余李金凤和张绍李两人，在束河皮匠村博物馆，两人的生平资料赫然陈列其上。早在李金凤祖父那一辈，李家就背井离乡到了澜沧江边的维西，在县城附近一个叫洛鲁的地方开起了皮匠铺，制作皮鞋、藏靴和其他马帮用具，为茶马古道上的藏客们服务。父母为李金凤取了个女孩名，希望他能继承家传的手工皮匠活儿。李金凤12岁就开始学皮匠活儿，至今他的皮匠生涯已超过半个世纪。上世纪50年代茶马古道上的生意终止后，他家又迁回了束河。后来皮匠成了资本家，不能公开做了，李金凤只有私下里接活干。直到1985年，李金凤才公开开张了自己的皮匠铺子。
虽然是祖传，但束河村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上辈人不直接传授儿孙技艺，而是等他们年龄稍大些，读了几年书后，送他们到中甸、德钦一带亲戚朋友处学艺。因为这些地方气候严寒，哪怕冰天雪地，当徒弟的也要照常洗泡皮子，辛勤劳作的同时也练就了吃苦耐劳的精神，三年学成回来才能与家人共同操作。
皮匠很辛苦，利润不高，但也容易谋生，起码做皮匠比种田的收入要高。后人称颂束河人“一根锥子闯天下”，除了表彰其精神而外，投资成本低廉也是这一行业的实情。皮匠是个祖传的技术活，它需要的成本不多，一根锥子、两张皮、几根麻线，便可以开张了。而鞋子是所有人都离不开的生活用品，只要肯吃苦，肯学习，就有他们的生路。
银铁匠：一把小锤敲千年
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鹤庆县新华村（旧称石头寨）素有“银都”之称，早在南诏时期，新华村的匠人们即以金属手工艺品加工制作养家糊口。鹤庆有“新华有千家，千家有艺人”之说，“鹤川匠人”打造的银手镯、银戒指、银项链、银藏刀、银碗筷早已销往世界各地。
今天，新华村1000多户村民中逾85%的人从事金、银、铜、铁等金属手工艺品的加工，有九龙壶、九龙杯、手镯、戒指、耳环、项链、银碗、银勺、唢呐、敬水壶、大小号、百家锁、麒麟、胸链、门环、牛角刀等，几乎每一家所生产的产品都有所不同，俨然一个打造“白银帝国”的匠人大本营。
寸丽香编著的《白族人物志》收录了彭仁忠、寸发标等银匠师傅的介绍，其中，彭仁忠（1906—1985）人称“彭师”，原丽江玉龙九河人，迁居大理鹤庆后成为银器手工艺最重要的创始人和传承者。至今遍布滇西大理、丽江及川、藏、甘、青等地从事银器加工的白族艺人大多是彭仁忠的徒弟。其子彭友典、彭友训、彭友浩、彭荣生也随父从事银器手工艺加工。
新华村自古就有“走夷方”一说，当地村民说，村中随处可见的手工作坊，实际只占新华手工艺作坊的四分之一，更多的人家还在外地的银器一条街，或在外开办加工厂和商店。
28岁的新华村村民王寿锋在束河古镇开了一个老银店，除了商店老板身份，他也是一个小银匠。“在少数民族村子里，人们还保留着佩戴、使用银饰的习惯，这就使新华小炉匠们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王寿锋说，当年，银匠们都会朝着大山上少数民族聚居村落走，而如今的新华匠人们都朝着大城市里走。
王寿锋的父亲是银匠，在青海玉树开银店有12年。王寿锋的哥哥今年30岁，初中毕业后就背着简单行李前往西藏，跟着当地银匠师傅学艺，这种经历是许多鹤庆匠人的生活缩影。如今，哥哥还在青海开银店，已经待了10多年了。除了跟家里人学习技艺，王寿锋也曾外出跟老艺人学习，“先是站在师傅身旁看，然后尝试做一些简单的手活，比如一个复杂银饰上的简单部件，敲敲打打，都是慢慢学成的。”
王寿锋记得父亲说过，30年以前，老一辈银匠都是挑着郎担，去别的村里收银坨子、老银元作为原料，或加工银器。事实上，鹤庆除了银匠之外，还有大批石匠、篾匠、毡匠、小炉匠、纸匠、小皮匠、染匠等手工艺人，“我们这些手艺人，命运都相同，选择一门手艺就一直走下去。”
王寿锋的爷爷是铁匠，即以铁为原料，用一把铁锤、一个火炉打造出镰刀、马掌、铁犁、菜刀、锅盆瓢勺等生产生活器具。丽江市玉龙县九河乡龙应村的姚世丽在《白乡拾穗》一书中回忆了铁匠们在热腾腾的炉火边赤膊操作的情景：“他们（铁匠们）大汗淋漓，急敲快打，烧红的铁屑四处飞溅。有时溅落在臂上身上也无暇顾及伤痛，抡锤不已。他们还需要掌握好火候、抡锤、淬火等各项技术，否则所打器物不好使用。那大锤小锤敲击下的叮当声，烧得通红的铁具见水的嗞嗞声，拉风箱的呼呼声，汇合成铁匠之歌……”
在科学技术日益发展、各类手工技艺逐渐走向衰亡的今天，保护、挖掘、传承工匠技艺，仍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它不仅关系到精湛技艺的传承问题，更是一种开拓、创新精神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