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北方方言从华北的大本营出发，大举北上（东北、西北）南下（西南、中南）的同时，南方方言却在节节败退。
　　南方方言区主要在江南、华南以及东南沿海一带。就这么一点点地盘，也不容易守住。西晋末年以前，江南一带是清一色的吴语区，建业（后改名建康，即今南京）更是吴语重镇，可是后来呢？南京也好，镇江也好，当涂也好，都变成北方官话区了。因为王室南移，偏安江左了呀！别看这些北方士族和流民是避难来的，到了南方，依然“倒驴不倒架”，不但不跟南方人学南方话，还看不起南方人。士族之间必须说洛阳话，就像当年俄国贵族见了面必须说法语一样，谁不说谁没面子。东晋宰相王导为了笼络南方士族，常常说一点吴语，竞被北方士族耻笑，说王导的本事也就是会学鸟叫。
　　南方人原本可以抗议的，但一来“民告官”总是告不赢，二来北方人也太多。建康不说，京口（镇江）和姑孰（当涂）也变成了北方移民的“侨州”，分别改叫“南徐州”和“南豫州”。你想，這南京变成了洛阳，镇江和当涂变成了苏北和河南，那江南还是江南吗？所以现在的宁（南京）、镇（镇江）方言，和苏（苏州）、锡（无锡）、常（常州）的吴侬软语竞“不可同日而语”。
　　当然吴语也不是没有“反攻倒算”过，比如它也曾北上，侵入江北的南通、启东、海门、靖江、如东五县，但那是后话，也是特例。通例则是南方人也好，南方话也好，都往更南边跑。吴语也一样，先是从吴地的苏州、无锡和越地的绍兴、诸暨这几个中心往浙江南部跑，最后干脆跑到福建，成为闽语的渊源之一。吴语一跑到福建就安全了，不像在江南时那样老是被别人同化，所以吴语的原始特征没有保留在吴语里，反倒保留在闽语中。
　　闽语也往南跑，不过是跳跃式的。比如闽南话，先是“流窜”到潮汕地区，然后又沿着粤东海岸往前跳，有的跳到台湾，有的一路跳过广东，一跳跳到海南岛去了。如今海南岛一大片地方，说的居然是闽南话，而两个闽南语方言区之间，竞隔着一大片粤语区和客家方言区。
　　客家方言也跑了好几次。客家方言在两宋之际定型以后，又从赣南、闽西出发往别处走。南方一百多个县都有客家人，也都有客家方言岛。吴楚分界之处被赣语一刀插进，湘语则被挤到了一个小角落里。面对北方官话的咄咄逼人之势，南方本来就招架不住，哪经得起这么折腾？结果弄得跟藩镇割据似的。
　　就连北方官话随着移民南下，也都各自“走失”，有的融入闽粤，有的变成客赣。
　　这就是南北之别了：北方方言是扩散的，南方方言则是“流窜”的。扩散的结果是相互融合，“流窜”的结果则是各自为政。所以，就外来语与原住民土语的关系而言，北方有点像水和面，南方有点像水和油。水和面弄到一起，开始也一塌糊涂，但揉着揉着，也就不分彼此了；而水和油兑起来，你就是再搅和，那油珠子还在水面上漂着。难怪南方有那么多孤苦伶仃的方言岛。比如南宁市区讲粤语，郊区却讲平话（宋朝时平南军讲的山东话）。苏南的溧水县也很有趣。吴语和官话的分界线从这个县穿过，结果溧水人就喜欢听两种戏，一种是吴语系统的锡剧，一种是官话系统的黄梅戏，对越剧则不感兴趣。海南岛南端的崖县更好玩，一个小小的崖城镇，居然讲三种话——闽南语系统的海南话、粤语系统的迈话和北方方言系统的军话。福建境内，则有浦城县北的吴方言、南平市镇的土官话、长乐琴江的旗下话、武平中山的軍家话，真是五花八门。
　　不过，说南方话是水和油，还只是横向地看，纵向地看则像鸡尾酒，一层一层的。比如闽南话中，不少字都有三种读音，一种是秦汉音，一种是南朝音，一种是唐宋音。这三种读音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形成的，都存在于闽南话当中，结果就是：“石头”的“石”不等于“石砚”的“石”，它们也都不等于“石破天惊”的“石”；“草席”的“席”不等于“筵席”的“席”，它们也都不等于“席卷全球”的“席”。福州话也是，“高悬”的“悬”不等于“悬落”的“悬”，它们也都不等于“悬空”的“悬”。这就有点像日语，一个当用汉字，好几种读音，谁能记得住、弄得清？难怪北方人一听闽南语就头疼，觉得与其学闽南话，不如学一门外语。
　　北方话就像饺子馅，虽然也有多种成分，可全混在一起，分不出来；南方话却像千层饼，一层一层，清清楚楚。北方融合，南方分层。
　　当然，北语也有层次，南语也有融合，层次是历史分析的结果，融合成一体则是直接的现实。北方话也不是不搞“串联”，它也满世界乱跑，甚至有“跑丢”了的。香港电影刚进来那几年，听剧中人一口一个“老公”，大家都觉得新鲜，跟着学。其实这是北京话，元代就有，元曲《酷寒亭》里就说：“我老公不在家，我和你永远做夫妻，可不受用？”《竹坞听琴》里也说：“我教你弹琴，正要清心养性，倒教你引老公不成？”然而现在人们却把它当香港话来学，这可真是“出口转内销”了。
　　方言就是这样“趋炎附势”又“朝秦暮楚”。过去是北方的，现在变成南方的了；过去是人家的，现在变成咱们的了。因此，我们还得和它算一算老账，揭一揭它的老底，看看它是怎么变成现在这副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