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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何以失去曾经的重要地位，行龙，山西教育出版社，2010
前不久，北京大学韩毓海教授《五百年来谁著史》一书一度成为畅销书，霎时间，洛阳纸贵，颇引人关注。该书中，有部分内容谈到了明清以降山西晋商的兴衰，主要是说为什么随着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运动，曾经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占据核心地位的山西反而日益丧失了往日的辉煌，也即“为什么山西失去了曾经的核心地位”（韩毓海：《五百年来谁著史》，九州出版社，2010，P37-38）。因为韩著集中探讨的是1500年以来整个中国身处世界格局中的沉浮变化，所以对他所谓的山西问题并未进行更为细密的论证。不过，这对于长期从事山西区域社会史研究的行龙教授而言，却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刺激，于是从自己的大量研究成果中精选出了十多篇文章集结成书《山西何以失去曾经的重要地位》（以下简称《山西》）出版。在我看来，这实属一位治学严谨、钻研有道的历史学家对此问题的本能性自觉反应，其学术责任感和敏锐的问题意识值得称赞。
从《山西》一书的题目上看，读者便可明白行龙先生也在试图探究曾经在中国历史上占有显赫地位的山西为何至近代时却日渐败落下去的缘由。综观全书，除绪论外，主要内容依次分为水利、晋商、集体化三大部分。表面上，似乎这几个部分风马牛不相及，实际上，当我们仔细地读完整本书之后，便可发现其中的奥妙所在。书中三大块内容背后贯穿了两条主线：其一，是从人口、资源、环境史角度研究明清以来山西社会历史的内在变革与外部局势；其二，是以山西为对象，从社会史角度开展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村社会研究。而且，这两条线索反映出了作者多年来从事社会史研究的一贯立场，那就是立足山西，研究山西，进而通过山西这个区域去丰富和构建对整体史的认识和理解。我认为将其研究路径概括为小地方与大历史，再恰当不过了。也即是说，以小见大，既注重对山西区域社会内在历史机理的揭示，又对大的历史演进脉络给予充分的考究，宏观与微观，一般与具体，相辅相成。这也是与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史研究转向具体区域研究的学术潮流相一致的。近年来，行龙教授又大力提倡历史研究要走向田野与社会，要充分地将文献资料研读与田野考察相互结合，获得更接近真实的历史现场感（详见行龙：《走向田野与社会》，三联书店，2007，P7）。同时，他还主张将“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从古代、近代引入现当代，进一步丰富我们对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史的认识。”（《山西》，P70）以此两条线索，我们对《山西》著作中的框架结构和内容安排自然会理解得透彻些，更能明了作者以“山西何以失去曾经的重要地位”为题的用意所在，真可谓“形散而神不散”。
首先，我们循着人口、资源、环境三要素的线索来看一看行龙教授在其书中对有关水利、晋商问题的探讨，限于篇幅，在此仅举例言之。就历史上水利与山西地方社会的关系问题，作者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并取得了诸多有影响的成果。他的问题假设就是明清以来，人口、资源、环境三要素的良性关系日渐陷入失衡状态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人口不断增长，垦荒增田日益扩大，森林植被因开发遭到摧残，结果导致水资源大量减少。于是，水资源短缺造成的严重社会问题就是各地在对水的不断争夺过程中酿成的水案事件频频发生。
当然，人口、资源、环境之间不能和谐、平衡发展造成的后果不只是水量的减少、争水事件的发生，还会导致接连不断的灾害，使劳动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摧残和损失。晋水流域的“峪水为灾”现象表面上看是由于暴雨形成的自然灾害，但其背后却是明清以来本地人口、资源、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我想，此番考察历史上特定地域社会变革的言论即使是用来反观当前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类似问题，依然值得我们深思。在我看来，行龙著作中对水的问题的关注，还彰显了作者本人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就是从现实社会面临的问题出发，追溯历史，最后再从历史回归到现实生活当中来。
除了以水为中心的讨论外，《山西》一书依照第一条线索还对明清以来晋商的兴衰史进行了探讨，特别是在方法论意义上提倡从社会史角度研究晋商与地方社会。行龙先生认为，尽管已有的晋商研究成绩斐然，但是明显的不足表现在对晋商本身的研究上，即就晋商言晋商，研究视野狭窄、单一，而且研究中人云亦云、就地徘徊现象也屡见不鲜。事实上，晋商作为一支称雄数百年的商帮群体，必然与其所在地的政治、经济、文化、民风等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对当地社会变迁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因此，“晋商与地方社会”理应成为社会史学者关注和研究的领域。
可以说，晋商研究只有在多学科、多视野的研究中才能大有作为，也才能对它在近代山西社会转型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和产生的影响做出更加全面、深入的认识与理解，进而为当前山西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历史经验和借鉴作用。在这一点上，行著中带给我们的诸多启发是值得关注的。在具体研究内容上，作者认为晋商与地方社会的人口流动、职业结构、婚姻观念、民风习尚、地方文化、经济生活、公共建设、社会赈济等问题应该成为晋商研究中非常重要的内容。
不过，就晋商这一历史课题而言，我以为目前还很有必要借鉴、吸收其他优秀研究成果，博采众长，内外兼修，要能够真正建构起一种融经验事实与解释体系有机衔接的宏观研究框架来。日本学者滨下武志以区域史的叙述方式，长期对中国和东亚周边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关系探讨，特别是“朝贡贸易体系”概念的提出（具体参见[日]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区域和历史的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对于我们运用世界性眼光来解析晋商在中国近代史乃至现代世界贸易体系演进中的历史作用是大有裨益的。
如果说《山西》一书中的第一条线索考察分析的是近代史上的山西社会变革的话，那么，作为第二条线索的集体化时代则将研究的视线延伸到了现当代史的进路上来。就1949年前后中共革命与中国乡村研究而言，一般主要还都集中在所谓的党史、国史、革命史的宏观架构内，遵循的是自上而下的书写惯例。相比之下，从具体、微观的视角出发，深入革命与乡村社会的内部，从农民生活的环境里自下而上地去研究，在中国现当代史研究中还是比较少见的。正是在综合分析已有研究状况的基础上，行龙教授主张将社会史的研究路径引入到现当代史领域，为中国的历史研究开辟出了新的学术生长空间。
比如作者以《晋察冀画报》为考察中心，通过对画报创作的外在机制（设备、技术、编辑群体）和内在主题（战争、革命、生产、生活）的文本解读，用文字的形式为我们建构出了一段可歌可泣的中共革命“图像历史”。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行龙教授对集体化时期全国著名劳动模范李顺达的人生史研究，呈现出了在中共领导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农民个体在村庄与国家之间的生存图景。作者在书中解释道：“从李顺达对‘组织起来’的朴实理解中就能看出，作为农民个体，追求生存保障是第一位的，但是，作为政治符号，又促使其必须将个体生活的满足与国家革命和生产紧密衔接起来，而这样一种关系的出现也使我们理解了塑造一个劳模典型所具有的时代意义。”其实，这是一项非常具有实践意义的个案研究。因为在整个集体化时代，塑造典型，用典型来起到榜样和示范作用，从而调动起更多的民众投身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建国大业”中，这也正是我们去解读这一时代变革演进的重要问题意识所在。
所以，该书中对劳模李顺达人生史的历史书写，尽管看上去只是一位农村干部和他的村庄的微观研究，但是却把握住了集体化时代中国农村社会是如何进行变革的重要实践逻辑之一，即“典型治国”。
如果将作者在《山西》中围绕第二条线索开展的晋察冀画报和劳模李顺达的研究分别概括为“文本”与“人物”研究的话，那么，对剪子湾村的历史解读则属于“村庄”研究的范畴。后者给人最深的印象就是在夹叙夹议的叙事手法下，勾画出了一个普通村庄在新中国前30年中不同历史时期发生的重要变化，从这些村庄变化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国家的宏观政策和制度安排是如何贯彻到一个普通村庄并产生决定性作用的。显然，我们从“文本”、“人物”、“村庄”的具体研究中也可以看出小地方与大历史的学术关怀来。
综上所述，对于“山西何以失去曾经的重要地位”而言，我通过解读《山西》书中的两条主线，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详细评论，并提出了一些见解，希望能引起进一步的讨论。
作者单位：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责任编辑 袁剑）
前不久，北京大学韩毓海教授《五百年来谁著史》一书一度成为畅销书，霎时间，洛阳纸贵，颇引人关注。该书中，有部分内容谈到了明清以降山西晋商的兴衰，主要是说为什么随着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运动，曾经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占据核心地位的山西反而日益丧失了往日的辉煌，也即“为什么山西失去了曾经的核心地位”（韩毓海：《五百年来谁著史》，九州出版社，2010，P37-38）。因为韩著集中探讨的是1500年以来整个中国身处世界格局中的沉浮变化，所以对他所谓的山西问题并未进行更为细密的论证。不过，这对于长期从事山西区域社会史研究的行龙教授而言，却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刺激，于是从自己的大量研究成果中精选出了十多篇文章集结成书《山西何以失去曾经的重要地位》（以下简称《山西》）出版。在我看来，这实属一位治学严谨、钻研有道的历史学家对此问题的本能性自觉反应，其学术责任感和敏锐的问题意识值得称赞。
从《山西》一书的题目上看，读者便可明白行龙先生也在试图探究曾经在中国历史上占有显赫地位的山西为何至近代时却日渐败落下去的缘由。综观全书，除绪论外，主要内容依次分为水利、晋商、集体化三大部分。表面上，似乎这几个部分风马牛不相及，实际上，当我们仔细地读完整本书之后，便可发现其中的奥妙所在。书中三大块内容背后贯穿了两条主线：其一，是从人口、资源、环境史角度研究明清以来山西社会历史的内在变革与外部局势；其二，是以山西为对象，从社会史角度开展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村社会研究。而且，这两条线索反映出了作者多年来从事社会史研究的一贯立场，那就是立足山西，研究山西，进而通过山西这个区域去丰富和构建对整体史的认识和理解。我认为将其研究路径概括为小地方与大历史，再恰当不过了。也即是说，以小见大，既注重对山西区域社会内在历史机理的揭示，又对大的历史演进脉络给予充分的考究，宏观与微观，一般与具体，相辅相成。这也是与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史研究转向具体区域研究的学术潮流相一致的。近年来，行龙教授又大力提倡历史研究要走向田野与社会，要充分地将文献资料研读与田野考察相互结合，获得更接近真实的历史现场感（详见行龙：《走向田野与社会》，三联书店，2007，P7）。同时，他还主张将“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从古代、近代引入现当代，进一步丰富我们对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史的认识。”（《山西》，P70）以此两条线索，我们对《山西》著作中的框架结构和内容安排自然会理解得透彻些，更能明了作者以“山西何以失去曾经的重要地位”为题的用意所在，真可谓“形散而神不散”。
首先，我们循着人口、资源、环境三要素的线索来看一看行龙教授在其书中对有关水利、晋商问题的探讨，限于篇幅，在此仅举例言之。就历史上水利与山西地方社会的关系问题，作者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并取得了诸多有影响的成果。他的问题假设就是明清以来，人口、资源、环境三要素的良性关系日渐陷入失衡状态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人口不断增长，垦荒增田日益扩大，森林植被因开发遭到摧残，结果导致水资源大量减少。于是，水资源短缺造成的严重社会问题就是各地在对水的不断争夺过程中酿成的水案事件频频发生。
当然，人口、资源、环境之间不能和谐、平衡发展造成的后果不只是水量的减少、争水事件的发生，还会导致接连不断的灾害，使劳动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摧残和损失。晋水流域的“峪水为灾”现象表面上看是由于暴雨形成的自然灾害，但其背后却是明清以来本地人口、资源、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我想，此番考察历史上特定地域社会变革的言论即使是用来反观当前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类似问题，依然值得我们深思。在我看来，行龙著作中对水的问题的关注，还彰显了作者本人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就是从现实社会面临的问题出发，追溯历史，最后再从历史回归到现实生活当中来。
除了以水为中心的讨论外，《山西》一书依照第一条线索还对明清以来晋商的兴衰史进行了探讨，特别是在方法论意义上提倡从社会史角度研究晋商与地方社会。行龙先生认为，尽管已有的晋商研究成绩斐然，但是明显的不足表现在对晋商本身的研究上，即就晋商言晋商，研究视野狭窄、单一，而且研究中人云亦云、就地徘徊现象也屡见不鲜。事实上，晋商作为一支称雄数百年的商帮群体，必然与其所在地的政治、经济、文化、民风等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对当地社会变迁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因此，“晋商与地方社会”理应成为社会史学者关注和研究的领域。
可以说，晋商研究只有在多学科、多视野的研究中才能大有作为，也才能对它在近代山西社会转型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和产生的影响做出更加全面、深入的认识与理解，进而为当前山西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历史经验和借鉴作用。在这一点上，行著中带给我们的诸多启发是值得关注的。在具体研究内容上，作者认为晋商与地方社会的人口流动、职业结构、婚姻观念、民风习尚、地方文化、经济生活、公共建设、社会赈济等问题应该成为晋商研究中非常重要的内容。
不过，就晋商这一历史课题而言，我以为目前还很有必要借鉴、吸收其他优秀研究成果，博采众长，内外兼修，要能够真正建构起一种融经验事实与解释体系有机衔接的宏观研究框架来。日本学者滨下武志以区域史的叙述方式，长期对中国和东亚周边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关系探讨，特别是“朝贡贸易体系”概念的提出（具体参见[日]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区域和历史的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对于我们运用世界性眼光来解析晋商在中国近代史乃至现代世界贸易体系演进中的历史作用是大有裨益的。
如果说《山西》一书中的第一条线索考察分析的是近代史上的山西社会变革的话，那么，作为第二条线索的集体化时代则将研究的视线延伸到了现当代史的进路上来。就1949年前后中共革命与中国乡村研究而言，一般主要还都集中在所谓的党史、国史、革命史的宏观架构内，遵循的是自上而下的书写惯例。相比之下，从具体、微观的视角出发，深入革命与乡村社会的内部，从农民生活的环境里自下而上地去研究，在中国现当代史研究中还是比较少见的。正是在综合分析已有研究状况的基础上，行龙教授主张将社会史的研究路径引入到现当代史领域，为中国的历史研究开辟出了新的学术生长空间。
比如作者以《晋察冀画报》为考察中心，通过对画报创作的外在机制（设备、技术、编辑群体）和内在主题（战争、革命、生产、生活）的文本解读，用文字的形式为我们建构出了一段可歌可泣的中共革命“图像历史”。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行龙教授对集体化时期全国著名劳动模范李顺达的人生史研究，呈现出了在中共领导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农民个体在村庄与国家之间的生存图景。作者在书中解释道：“从李顺达对‘组织起来’的朴实理解中就能看出，作为农民个体，追求生存保障是第一位的，但是，作为政治符号，又促使其必须将个体生活的满足与国家革命和生产紧密衔接起来，而这样一种关系的出现也使我们理解了塑造一个劳模典型所具有的时代意义。”其实，这是一项非常具有实践意义的个案研究。因为在整个集体化时代，塑造典型，用典型来起到榜样和示范作用，从而调动起更多的民众投身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建国大业”中，这也正是我们去解读这一时代变革演进的重要问题意识所在。
所以，该书中对劳模李顺达人生史的历史书写，尽管看上去只是一位农村干部和他的村庄的微观研究，但是却把握住了集体化时代中国农村社会是如何进行变革的重要实践逻辑之一，即“典型治国”。
如果将作者在《山西》中围绕第二条线索开展的晋察冀画报和劳模李顺达的研究分别概括为“文本”与“人物”研究的话，那么，对剪子湾村的历史解读则属于“村庄”研究的范畴。后者给人最深的印象就是在夹叙夹议的叙事手法下，勾画出了一个普通村庄在新中国前30年中不同历史时期发生的重要变化，从这些村庄变化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国家的宏观政策和制度安排是如何贯彻到一个普通村庄并产生决定性作用的。显然，我们从“文本”、“人物”、“村庄”的具体研究中也可以看出小地方与大历史的学术关怀来。
综上所述，对于“山西何以失去曾经的重要地位”而言，我通过解读《山西》书中的两条主线，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详细评论，并提出了一些见解，希望能引起进一步的讨论。
作者单位：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责任编辑 袁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