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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货币简史》中，加氏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对货币体系存在的种种弊端、对在学术界和现实中占主导地位的货币学说的荒谬性、对酿成重大金融风暴的根源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入木三分的揭露和批判，从而指出经济危机不断出现的原因在于尚未吸取的历史教训，为构建合理的国际金融体系谋划出一系列的方略，为未来金融管理方向提出一系列指导性的原则。
货币简史，[美]加尔布雷斯著，苏世军、苏京京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10
1986年我与陶远华博士译完本书作者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先生的另一部力作《权利的分析》之后，责任编辑提出请加氏为中文版作序，我也非常赞同，于是就写了一封请求信，结果很快就得到肯定的答复。他在“中文版序言”的第一句话就说：“我为本书中文版的问世而感到特别高兴。”不久他又在收到中文版本之后的回信中欣然写道：“我为自己登上中国的教育舞台而感到特别高兴，”他说他要把这个中文版本尽可能多地送给美国各地的中国研究中心。
以后在与加尔布雷斯长年的通信往来中，我曾表示继续译介他的著作给我国读者，希望先译一本他的最得意之作，他起初提到《新工业国》(The NewIndustxial State)，当时是1987年，他随后寄来该书及十几本他的其他著作，遗憾的是由于本人推荐乏力，所联系的多家出版社都没有将其纳入选题，现在看来还是当时不懂行情，正如加氏所说，在当今社会谁掌握了信息，谁就掌握了主动权。如果推荐给经济类出版社，结果肯定会迥然不同。后来他又提出如果先只译一本的话，那就是这本《货币简史》，这时已经是1993年，用他的话来说：“本书已引起广泛的关注。”
在《货币简史》中，加氏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对货币体系存在的种种弊端、对在学术界和现实中占主导地位的货币学说的荒谬性、对酿成重大金融风暴的根源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入木三分的揭露和批判，从而指出经济危机不断出现的原因在于尚未吸取的历史教训，为构建合理的国际金融体系谋划出一系列的方略，为未来金融管理方向提出一系列指导性的原则，“此为毕生读书一专题精读和随意浏览之心得。”其认识之深邃、见解之独特、语言之犀利，启迪心智，发人深省。
本书发表于1975年，与作者的其他大多数论著一样，不断地戳穿传统智慧(conventional wisdom)的种种画皮。所谓的传统智慧是加氏早在1958年发表的《丰裕社会》一书中首先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指的是被公众或专家学者所普遍接受的牢不可破的定律。在书中加氏有力地批驳了“对我们目前的认识贡献最大的因素，”其中包括凯恩斯的思想，认为他的最得意之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艰难晦涩，档次不高，不乏幼稚。”
加尔布雷斯认为凯恩斯体系的要害就在于思想僵化，没有弹性，脱离实际。“凯恩斯体系一向比其倡导者所想象的还要僵化。”公共开支可以不顾国情任意地扩大，赤字财政愈演愈烈，“这样的开支不再用来支持收入、生产和就业，不管这些附带的报偿多么令人愉快。它是用来遏制共产主义、维护国家安全、保护自由、武装自由世界一保守分子热情拥护的目标。因此开支不再受经济需求所做的调整的约束。如人们所常言，你不能干扰国家安全。”“他设想的经济结构是经济学家在古代就公开承认的结构——竞争的结构，价格自由移动，市场最终无限制地控制经济行为。有工会存在，但工会在凯恩斯看来是无足轻重的。工会和公司权力之间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差别。”“只有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而没有任何别人在其所在的时代背景里构想出了作为经济体制的巨型公司的经济。”(A Life in Our Times，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81，P514)。
“我们时代的最大错误莫过于把经济政策看做是对立的意识形态之间做出一个选择的问题。”本书所论证的这一观点，在今天看来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在三四十年前的冷战时期作者就能提出这一思想，从中可以看出他的认识是多么的深刻和精辟。所谓的“狂人分子的越轨行为”指的是“希特勒在凯恩斯对失业的原因做完解释之前就已经找到了解决失业问题的出路。”“这就是阿道夫·希特勒和第三帝国的经济政策，涉及为公共开支而大规模借贷，起初主要是民用工程——铁路、运河和高速公路。这比在任何其他工业国都更为有效地减少了失业率。”对于这项杰出的成就，美国的经济学家和管理者不是讳莫如深就是不曾想过，因为加以称许或倡导就会被打入另类，甚至会有遭遇灭顶之灾的危险；这就是把“希特勒决不会干好事的概念扩展到了他的经济学中”。其实在很长时期的美国，如果一个人被视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分子，就会有失去工作甚至遭遇牢狱之灾的风险，是会和纳粹分子画等号的。本书中提到的美国财政部助理部长哈利·D·怀特由于被怀疑为共产党的保护者而受到起诉。
货币史上的许多重大决策都笼罩在神秘的面纱之中，令人迷惑不解，耐人寻味。在德国“抑制通货膨胀最强大的行动当然是在最不需要的情况下采取的，”“英国人经过大量思索和探讨之后却做出了越来越糟糕的事情，”“1925年恢复金本位也许是当代有关货币的最具有决定性破坏作用的行动，”“联邦系统曾采取的最大的、最鲁莽的行动……它导致了该系统或任何其他银行体系在过去75年犯下的代价最高的错误之一，”“总体来看外交家和中央银行家由于犯错误而受到珍爱，如果错误造成大灾难……他们在公众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就会变得更加牢固，”“一代金融天才在声名狼藉中死去，”本书中类似例子，不胜枚举。作者引证大量史实，透过表面现象，揭示出实质所在，剥去了货币及其衍生物运行的神秘面纱，还原了它们的本来面目。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作者具有非凡的智慧和深邃的洞察力，不禁令人拍案叫绝。
本书的关于货币及其衍生物的运动的论述体现了矛盾的对立统一的观点，旧的矛盾解决了又出现新的矛盾，如此循环以至无穷。“货币史上的一个恒定的规律在于每一种纠正的办法都肯定会成为一种新的滥用的源泉。”历史上的各种货币及其衍生物如贝壳、威士忌、烟草、金属、纸钱、支票、证券、债券、股票、购物券被滥用的例子屡见不鲜，永远不会完结。
一般认为加尔布雷斯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主要流派——新制度经济学派的最后一位代表人物，该学派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其前身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凡勃伦、康蒙斯、米切尔为代表的制度学派。新制度学派是在凯恩斯主义已成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新正统派，但却无法解释资本主义的多种社会经济问题的原因，并且提不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的情况下，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分析和提出论点的。
新经济学派认为资产阶级经济学正统理论惯于使用的数量分析具有较大的局限性，这种数量分析只注意经济中的量的变动，而忽视了质的问题，忽视了社会因素、历史因素、政治因素、心理文化因素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在本书中加尔布雷斯指出由于凯恩斯而屈居第二的欧文·菲舍尔所创立的方程的缺陷，揭露经济统计的虚伪性，“经济学中的所有预知都是不完善的，更为严重的是身居高位的经济学家会受到强大的私人和政治压力而做出错误的预测。”“官方的经济预测不能与其他更高级的公众期望相悖。”他强调制度分析、结构分析方法，其中包括权力分析、利益集团分析、规范分析，甚至常识判断，“明智的政府总是努力使其预算得到平衡。不能做到就说明是政治上的无能，事情不会比这更为复杂。”
加尔布雷斯与我国也有不解之缘。1945年秋季他随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以视察基地为借口从东京飞到中国，在长江上空朝南京方向作过短途飞行，抵达上海作了暂短的逗留。他说当时上海的繁华和东京的萧条形成鲜明的对照，前者十里洋场琳琅满目，后者成为一片空旷死寂的焦土。1972年他率美国经济代表团来华访问，归国途中写下《中国之行》
(A China Passage，HoughtonMifflin Company，1973)一书。他在我国逗留期间分别受到国务院副总理、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外交部部长乔冠华的接见，走访了工厂、学校、市场、医院、人民公社，中国人民的友好和好客给他率领的美国经济学家代表团留下了极为深刻而美好的印象，这在他的书中都有所记述。
2006年4月29日加尔布雷斯在他长年执教的哈佛大学的所在地——麻省剑桥溘然长逝，走完了他的杰出而充实的人生之旅。现在要出版他的《货币简史》中文版，也是对他的一种最好的纪念。他书中有关防止从安乐到恐慌的周期性危机的告诫在当前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中可以起到的警示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如果他还在世，他一定会为本书作序，而且还会说：“我为本书中文版的问世而感到特别高兴”；如果他看到这个中译本，他还会说：“我为登上中国的教育舞台而感到特别高兴。”
(责任编辑 吴健斌)
货币简史，[美]加尔布雷斯著，苏世军、苏京京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10
1986年我与陶远华博士译完本书作者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先生的另一部力作《权利的分析》之后，责任编辑提出请加氏为中文版作序，我也非常赞同，于是就写了一封请求信，结果很快就得到肯定的答复。他在“中文版序言”的第一句话就说：“我为本书中文版的问世而感到特别高兴。”不久他又在收到中文版本之后的回信中欣然写道：“我为自己登上中国的教育舞台而感到特别高兴，”他说他要把这个中文版本尽可能多地送给美国各地的中国研究中心。
以后在与加尔布雷斯长年的通信往来中，我曾表示继续译介他的著作给我国读者，希望先译一本他的最得意之作，他起初提到《新工业国》(The NewIndustxial State)，当时是1987年，他随后寄来该书及十几本他的其他著作，遗憾的是由于本人推荐乏力，所联系的多家出版社都没有将其纳入选题，现在看来还是当时不懂行情，正如加氏所说，在当今社会谁掌握了信息，谁就掌握了主动权。如果推荐给经济类出版社，结果肯定会迥然不同。后来他又提出如果先只译一本的话，那就是这本《货币简史》，这时已经是1993年，用他的话来说：“本书已引起广泛的关注。”
在《货币简史》中，加氏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对货币体系存在的种种弊端、对在学术界和现实中占主导地位的货币学说的荒谬性、对酿成重大金融风暴的根源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入木三分的揭露和批判，从而指出经济危机不断出现的原因在于尚未吸取的历史教训，为构建合理的国际金融体系谋划出一系列的方略，为未来金融管理方向提出一系列指导性的原则，“此为毕生读书一专题精读和随意浏览之心得。”其认识之深邃、见解之独特、语言之犀利，启迪心智，发人深省。
本书发表于1975年，与作者的其他大多数论著一样，不断地戳穿传统智慧(conventional wisdom)的种种画皮。所谓的传统智慧是加氏早在1958年发表的《丰裕社会》一书中首先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指的是被公众或专家学者所普遍接受的牢不可破的定律。在书中加氏有力地批驳了“对我们目前的认识贡献最大的因素，”其中包括凯恩斯的思想，认为他的最得意之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艰难晦涩，档次不高，不乏幼稚。”
加尔布雷斯认为凯恩斯体系的要害就在于思想僵化，没有弹性，脱离实际。“凯恩斯体系一向比其倡导者所想象的还要僵化。”公共开支可以不顾国情任意地扩大，赤字财政愈演愈烈，“这样的开支不再用来支持收入、生产和就业，不管这些附带的报偿多么令人愉快。它是用来遏制共产主义、维护国家安全、保护自由、武装自由世界一保守分子热情拥护的目标。因此开支不再受经济需求所做的调整的约束。如人们所常言，你不能干扰国家安全。”“他设想的经济结构是经济学家在古代就公开承认的结构——竞争的结构，价格自由移动，市场最终无限制地控制经济行为。有工会存在，但工会在凯恩斯看来是无足轻重的。工会和公司权力之间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差别。”“只有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而没有任何别人在其所在的时代背景里构想出了作为经济体制的巨型公司的经济。”(A Life in Our Times，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81，P514)。
“我们时代的最大错误莫过于把经济政策看做是对立的意识形态之间做出一个选择的问题。”本书所论证的这一观点，在今天看来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在三四十年前的冷战时期作者就能提出这一思想，从中可以看出他的认识是多么的深刻和精辟。所谓的“狂人分子的越轨行为”指的是“希特勒在凯恩斯对失业的原因做完解释之前就已经找到了解决失业问题的出路。”“这就是阿道夫·希特勒和第三帝国的经济政策，涉及为公共开支而大规模借贷，起初主要是民用工程——铁路、运河和高速公路。这比在任何其他工业国都更为有效地减少了失业率。”对于这项杰出的成就，美国的经济学家和管理者不是讳莫如深就是不曾想过，因为加以称许或倡导就会被打入另类，甚至会有遭遇灭顶之灾的危险；这就是把“希特勒决不会干好事的概念扩展到了他的经济学中”。其实在很长时期的美国，如果一个人被视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分子，就会有失去工作甚至遭遇牢狱之灾的风险，是会和纳粹分子画等号的。本书中提到的美国财政部助理部长哈利·D·怀特由于被怀疑为共产党的保护者而受到起诉。
货币史上的许多重大决策都笼罩在神秘的面纱之中，令人迷惑不解，耐人寻味。在德国“抑制通货膨胀最强大的行动当然是在最不需要的情况下采取的，”“英国人经过大量思索和探讨之后却做出了越来越糟糕的事情，”“1925年恢复金本位也许是当代有关货币的最具有决定性破坏作用的行动，”“联邦系统曾采取的最大的、最鲁莽的行动……它导致了该系统或任何其他银行体系在过去75年犯下的代价最高的错误之一，”“总体来看外交家和中央银行家由于犯错误而受到珍爱，如果错误造成大灾难……他们在公众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就会变得更加牢固，”“一代金融天才在声名狼藉中死去，”本书中类似例子，不胜枚举。作者引证大量史实，透过表面现象，揭示出实质所在，剥去了货币及其衍生物运行的神秘面纱，还原了它们的本来面目。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作者具有非凡的智慧和深邃的洞察力，不禁令人拍案叫绝。
本书的关于货币及其衍生物的运动的论述体现了矛盾的对立统一的观点，旧的矛盾解决了又出现新的矛盾，如此循环以至无穷。“货币史上的一个恒定的规律在于每一种纠正的办法都肯定会成为一种新的滥用的源泉。”历史上的各种货币及其衍生物如贝壳、威士忌、烟草、金属、纸钱、支票、证券、债券、股票、购物券被滥用的例子屡见不鲜，永远不会完结。
一般认为加尔布雷斯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主要流派——新制度经济学派的最后一位代表人物，该学派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其前身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凡勃伦、康蒙斯、米切尔为代表的制度学派。新制度学派是在凯恩斯主义已成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新正统派，但却无法解释资本主义的多种社会经济问题的原因，并且提不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的情况下，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分析和提出论点的。
新经济学派认为资产阶级经济学正统理论惯于使用的数量分析具有较大的局限性，这种数量分析只注意经济中的量的变动，而忽视了质的问题，忽视了社会因素、历史因素、政治因素、心理文化因素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在本书中加尔布雷斯指出由于凯恩斯而屈居第二的欧文·菲舍尔所创立的方程的缺陷，揭露经济统计的虚伪性，“经济学中的所有预知都是不完善的，更为严重的是身居高位的经济学家会受到强大的私人和政治压力而做出错误的预测。”“官方的经济预测不能与其他更高级的公众期望相悖。”他强调制度分析、结构分析方法，其中包括权力分析、利益集团分析、规范分析，甚至常识判断，“明智的政府总是努力使其预算得到平衡。不能做到就说明是政治上的无能，事情不会比这更为复杂。”
加尔布雷斯与我国也有不解之缘。1945年秋季他随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以视察基地为借口从东京飞到中国，在长江上空朝南京方向作过短途飞行，抵达上海作了暂短的逗留。他说当时上海的繁华和东京的萧条形成鲜明的对照，前者十里洋场琳琅满目，后者成为一片空旷死寂的焦土。1972年他率美国经济代表团来华访问，归国途中写下《中国之行》
(A China Passage，HoughtonMifflin Company，1973)一书。他在我国逗留期间分别受到国务院副总理、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外交部部长乔冠华的接见，走访了工厂、学校、市场、医院、人民公社，中国人民的友好和好客给他率领的美国经济学家代表团留下了极为深刻而美好的印象，这在他的书中都有所记述。
2006年4月29日加尔布雷斯在他长年执教的哈佛大学的所在地——麻省剑桥溘然长逝，走完了他的杰出而充实的人生之旅。现在要出版他的《货币简史》中文版，也是对他的一种最好的纪念。他书中有关防止从安乐到恐慌的周期性危机的告诫在当前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中可以起到的警示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如果他还在世，他一定会为本书作序，而且还会说：“我为本书中文版的问世而感到特别高兴”；如果他看到这个中译本，他还会说：“我为登上中国的教育舞台而感到特别高兴。”
(责任编辑 吴健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