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转折关头的叶英剑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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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4月28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之一,党、国家和军队的卓越领导人叶剑英元帅110周年诞辰。叶剑英在漫长的充满艰难险阻的革命道路上,在复杂斗争的历史转折关头,面临危难,无私无畏,表现了非凡的革命胆略,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建立了丰功伟绩。在此,本刊特编选一组文章,以缅怀这位历史伟人!
  
  将成即毁原尝试,虽败犹荣应赞扬
  
  叶剑英原名叶宜伟,1897年出生于广东梅县雁洋堡下虎形村的一个小商人家庭。1917年,叶剑英考入讲武学堂。1919年底,他以优异成绩毕业,并取得陆军炮兵少尉军衔。之后,他来到孙中山领导的粤军,担任见习教官。不久,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在战斗中,他受到上司的器重,升任营长。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叶剑英却在这个时候,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他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长。1927年7月,他随第四军军部来到江西九江。这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正处于紧张的筹划之中,一批党员干部及准备参加起义的部队陆续到达九江和南昌。敌人对起义行动有所察觉,阴谋扑灭革命烈火。汪精卫同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等人经过秘密策划,决定以张发奎的名义,邀请有革命倾向的第二十军军长贺龙、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师长叶挺上庐山开会,届时予以扣留。同时令贺、叶部队到九江、南昌之间的德安一带集结,然后以3个军的兵力加以包围,实行“清共”,逮捕隐蔽在国民党军队中的恽代英、高语罕、廖乾吾等共产党人。当时,叶剑英的真实身份还没有暴露,他得知了汪精卫的阴谋后,立即托人将这一情报转告了中共秘密组织。根据中央的安排,恽代英、高语罕、廖乾吾等人立即离开九江,秘密前往南昌,参加了闻名中外的南昌起义。
  随后,叶剑英找到叶挺和贺龙。他们三人经过紧急磋商,做出了三项决定:一,贺龙、叶挺不上庐山;二,不接受张发奎调贺龙、叶挺部队到德安集中的命令,贺龙、叶挺部队立即开往牛行车站,乘火车到南昌去;三,叶挺的部队先行,贺龙的部队随后行动。8月1日凌晨,由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的南昌起义爆发了。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战,起义军全歼城内守军3000余人,占领南昌城。南昌起义打响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诞生,开启了中国革命的新时代。如果没有叶剑英及时提供的绝密情报,这段历史就可能重写。
  8月3日,起义军按照中共中央的预定计划,撤离南昌,向广东进发。蒋介石和汪精卫连忙调兵遣将,企图消灭这支新生的革命力量。张发奎在九江召集黄琪翔、朱晖日、叶剑英等高级军官开会,商讨对策。许多人主张立即派兵追击参加起义的部队。叶剑英为了保护起义部队,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他说:叶挺、贺龙的部队已经撤离南昌,南下广东,如果我们追击叶挺、贺龙部队,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叶挺、贺龙部队到了广东,广东李济深必然派兵出击,广州城防随之空虚,我们何不打着“援师讨逆”的旗号,直趋广州?这一建议正中张发奎下怀,他一直想回到广东。于是,他采纳了叶剑英的意见,决定放弃追击叶挺、贺龙的部队,率部队以追击起义部队为由,南下广东,与粤系军阀争夺广东。叶挺、贺龙部队减轻了压力,迅速南下,开始了新的斗争。
  在大革命时期,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是中国共产党掌握的一支重要力量。该校组建于1926年底,共有学生4000余人,是国共合作的重要产物,邓演达是代理校长,恽代英曾任政治部教官,陈毅任该校中共秘密党委书记。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后,一些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不得不从学校撤离,党的活动由公开转入秘密。军阀唐生智密令部队,将军事政治学校师生团团包围,企图一举歼灭之。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叶剑英挺身而出,找到张发奎,建议张发奎把军校这股武装力量收编到二方面军来。张发奎觉得叶剑英的意见很有道理,便亲自出面,与唐生智交涉,迫使他放弃消灭军校的计划。张发奎接收了武汉军校,将其改编为第二方面军的教导团,团长由原第二方面军参谋长谢膺白兼任。
  这个团名义上由国民党党部领导,可实际上,团内当时还有100多名没有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领导权还是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在革命处于低潮、全国处于严重的白色恐怖时,教导团内部人员思想一片混乱。有相当一部分人觉得前途渺茫,选择了离开,此时的教导团随时都可能垮掉。叶剑英多次来教导团做大家的思想工作。团长谢膺白满腹牢骚地说:“这个教导团不好管,我早就不想兼这个团长了。”叶剑英趁机说:“你不当教导团长我来当,怎么样?”谢膺白早就想扔掉这个“烂摊子”,巴不得有人替换。叶剑英就去找张发奎,说明情况。张发奎正为这件事发愁,见叶剑英主动要求去教导团,便满口答应。
  叶剑英走马上任后,首先对全团进行思想整顿。他鼓励大家,在革命遇到挫折的时候,更应该顽强奋斗,坚定战胜困难的决心,奋勇向前,这才是真正的革命军人。在叶剑英的努力下,教导团人心逐渐稳定下来,出现了蓬勃向上的势头。1927年8月中旬,教导团奉命南下,于9月到达江西万安。教导团里的中共党委举行会议,邀请叶剑英列席,这是叶剑英入党以后第一次公开参加党的会议。会上,一些人主张在万安举行暴动,叶剑英不同意,主张去广州举行暴动。他后来回忆说:“队伍开到万安,有一天,团党委书记唐维告诉我:今天团党委开会,请你参加。我是共产党员了,能参加党的会议,感到很高兴。会上讲到许志锐的二十六师从后方运来一大批物资,有好几十条船的弹药和军需品。有好几位同志提出要在万安暴动,把这些武器、弹药夺过来。唐维一时拿不定主意,征求我的意见。我考虑到,在万安暴动意义不大,且不说不易成功,即使成功了,以后向哪里去呢?”叶剑英在会上说:“跟在人家屁股后面搞,意义不大,真正的革命者要到敌人心脏里去暴动!”党委采纳了叶剑英的意见,放弃在万安暴动的想法。教导团继续南下,向广东南雄开进。叶剑英提出的“到敌人心脏里暴动”的主张,同当时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的想法不谋而合。
  10月,教导团进驻广州。叶剑英向张发奎辞去团长的职务,并推荐了团长、营长、连长等人选,得到了张发奎的同意。他改任第四军参谋长,根据中央的指示,秘密地做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
  这时,粤系军阀张发奎与桂系军阀李济深、黄绍竑争夺广东地盘的矛盾公开化、白热化。叶剑英决定利用军阀派系之间的矛盾,为起义创造条件。11月,叶剑英命令教导团进攻桂系第八路军总指挥部,将桂系部队赶出广州城。李济深、黄绍竑随即组成东西两路军,准备打回广州。张发奎赶紧召集军事会议,商讨对策。叶剑英借机提议“调虎离山”,他在会上提出:桂军东路陈铭枢由福州进入潮汕,实力较强,比较难打;而西路黄绍竑从广州败退广西,刚刚纠集起残兵败将,队伍虽多,多属杂牌,且立足未稳,比较好打,可以集中兵力先打击广西一路来敌。张发奎采纳了叶剑英的意见,他任命黄琪翔为前敌总指挥,而将广州防务交由叶剑英负责。这样粤系主力部队前去作战,广州城内只剩下教导团和警卫团一个营及其它少数部队,成了一座“不设防的城市”,这就给武装起义提供了极好的时机。
  根据中央的指示,12月11日凌晨3时,教导团打响了广州起义的第一枪。上午,成立了广州市苏维埃政府和临时工农红军总指挥部,叶挺任总指挥,叶剑英任副总指挥。后来,由于敌众我寡,广州起义最后失败了,叶剑英在党组织的安排下,转移到了香港。
  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伟大开端,是中国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的初步尝试,是历史转折关头中国共产党为挽救中国革命所做出的英勇抗争。在这个转折关头,叶剑英毅然决然地与旧势力决裂,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这场斗争中来,从而成为人民军队的重要缔造者之一。
  
  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1931年4月初,受党中央委派,叶剑英到达中央苏区,任军委参谋部编辑委员会总编辑。同年11月,叶剑英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委员兼总参谋部部长(一般称总参谋长)。
  叶剑英刚刚到达苏区,就迎来了国民党对苏区的第二次“围剿”。蒋介石调集18个师另3个旅共20万人,由何应钦指挥,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作战方针,从江西吉安到福建建宁构成800里的弧形战线,分四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步步推进。形势严峻,苏区中央局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第二次反“围剿”战役的战略方针。苏区中央局代书记项英等许多人认为,敌我力量悬殊,敌军的严密封锁包围难以打破,主张红军主力转移到根据地外部去。有一部分人则主张“分兵退敌”。对此,毛泽东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建议依托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就地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在根据地内消灭敌人。当时,毛泽东的意见只得到少数人的支持。叶剑英根据自己的军事经验,认为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一向办事谨慎的叶剑英,一反低调行事的风格,义无反顾地投了毛泽东一票,坚定地支持毛泽东。经过反复讨论,毛泽东的意见最终被大家接受。会后,毛泽东专门见了叶剑英,高兴地说:“早闻大名,不愧是粤军名将,你居然连项英同志都敢顶撞!”叶剑英说:“正确的就应该坚持。”毛泽东对他这句话非常满意。后来,在回忆这件事时,毛泽东动情地说:“二次反‘围剿’的时候,我的意见坚持的人不多,剑英算是一个,剑英很厉害,刚到苏区就把项英给顶了。”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工农红军打败了国民党军队对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事实证明,叶剑英的判断是正确的。此后,毛泽东又指挥红军,打败了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叶剑英由衷地佩服毛泽东,认为毛泽东是卓越的军事家、战略家,更加坚定地支持毛泽东。
  历史是最能考验一个人的胆识和品格的。在毛泽东不断受到“左”倾错误领导人的排挤和打击,处境十分困难的时期,一般人都不敢接近他。孤独、痛苦的毛泽东嘲讽说自己几乎就是一个孤家寡人了。可是,叶剑英全然不顾这些,一如既往地主动接近毛泽东,经常向他汇报工作和思想,使他的心情得到不少宽慰,两人的关系也就更加亲密起来。而叶剑英却因此遭到“左”倾错误领导人的排挤和打击,改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后又改任军委四局局长。多年之后,叶剑英回忆说:“那时李德打击我,把我参谋长撤了,我当时考虑,革命事业还很长,我做什么工作都是为革命,不能斤斤计较。”毛泽东感慨地说:“剑英这个人对前几把交椅是不争的!”在毛泽东最为困难的时候,叶剑英把个人的进退得失置之度外,坚定地支持毛泽东。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放弃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中革军委命令,由军委、红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及其直属部队组成第一野战纵队,又称军委第一纵队,叶剑英任司令员兼政委。毛泽东被编在第一纵队。
  湘江之战后,红军锐减到3万多人,叶剑英心情十分沉重,对党和红军的命运忧心忡忡。他深切地感觉到,党和红军需要毛泽东。长征初期,毛泽东的身体不好,叶剑英想方设法关照毛泽东,保护毛泽东。
  1935年3月的一天,毛泽东、叶剑英等人正在红三军团开会,敌机突然袭来,对三军团进行狂轰滥炸。叶剑英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毛泽东,他拉住毛泽东的手,迅速跑出屋子,隐蔽在山脚下的茅草地里。他们刚跑出来,那间屋子就被敌机炸毁了。如果不是叶剑英行动果断、迅速,毛泽东当时就可能遭到不测了。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会师后,毛泽东主张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6月下旬,党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明确规定:“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阳奉阴违,表面上同意红军北上,却以各种理由不执行中央的北上方针。7月21日,中央政治局召开“芦花会议”,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批评。会后,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北上毛儿盖集中。同一天,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改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张国焘点名要叶剑英担任参谋长,有意拉拢叶剑英。叶剑英主动请示毛泽东,后经毛泽东的同意,他来到红四方面军工作,并任参谋长。8月3日,红军分成左右两路军,分头北上。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等领导右路军北上。
  8月6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开会,重申北上抗日的方针和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历史任务,强调党对军队的统一领导和一、四方面军团结的重要性,同时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了批评。由于张国焘的干扰,红军在这一地区耽误了一个多月,失去了占领松潘北出四川的机会。敌人利用这一个多月,完成了对红军围追堵截的部署:胡宗南在松潘地区的漳腊、龙虎关、包座一带集结了4个师20多个团,企图堵住红军北上;川军刘湘占领了整个岷江东岸,并有一部越过岷江占领西面的杂谷垴;薛岳、周浑元部集结于雅安地区,随时可以策应;尾随红军的刘文辉部已赶到懋功。在这种情况下,红军唯一的选择是:迅速穿过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的草地,向甘南的洮河流域前进。
  叶剑英坚决执行毛泽东的指示,立即行动起来。毛儿盖会议之后,叶剑英召开前敌总指挥部直属单位会议,传达党中央的决议,具体布置过草地的思想动员和物质准备工作。部队迅速组织征粮,收购青稞,炒麦磨面。
  在研究右路军北上具体路线的会议上,陈昌浩秉承张国焘的意图,内心不愿意北上,就寻找理由,说:“从毛儿盖往北,就是茫茫草地,一无人,二无路,大军难以通行!”叶剑英说:“草地是没有路,但路是人走出来的,我们在草地可以走出一条路来!”会上,多数人同意北上,陈昌浩不好反对,又提出一个问题:“行军路线不明,大军贸然进发,如遇敌人堵截,那时何以自拔?”叶剑英胸有成竹地说:“我们走草地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敌人万万不会料到我们会选择这一着棋。为了更有把握,如果我们预先派遣精锐部队侦察开路,可以化险为夷!”陈昌浩问叶剑英:“你能为全军开路吗?”叶剑英斩钉截铁地回答:“能担任这项任务,不胜光荣,我愿做开路先锋。”会议根据叶剑英的意见,决定右路军经草地到班佑,然后走拉卜楞路线,由叶剑英率两个团先行。
  茫茫大草原,一望无际,没有路,没有人烟,连飞鸟也看不见。多年枯烂的水草层层淤积,散发出腐臭的气味。到处是积水、泥泞,部队踏着一窝一窝草根前进。叶剑英每天都要召开干部会,了解行军情况和问题,要求各单位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他把敌情、地形、给养、行军路线、宿营地点、大部队行军需要注意的问题,一一向指挥部报告。
  在草地上,红军指战员缺衣少粮。粮食吃完了,叶剑英就和大家一样吃野菜,有时吃了有毒的野菜,还拉肚子。没有房子,就露天宿营。草地上气候多变,刚才还是烈日炎炎,转瞬间就风起云涌,雷电交加。遇到这种情况,叶剑英和指战员一起,任凭风吹雨打。他还给大家讲故事,领唱《国际歌》,鼓励大家战胜困难。
  在到达班佑的前一天,先头部队与敌人200多名骑兵相遇,红军很快就把敌人打跑了。到达班佑后,敌人三四千骑兵又分几个梯队,向二六五团驻地进攻,叶剑英组织部队,打退了敌军的进攻。后来,叶剑英根据向导的建议,向毛泽东提出改变原来行军计划,不走拉卜楞而转弯走大路。毛泽东认真研究后同意了叶剑英的方案。随后,右路军向巴西、阿西、包座、俄界前进。叶剑英就是这样完成了开路先锋的任务,给红军开辟了穿过草地的道路。
  9月9日,前敌总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作战问题。新上任的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正在发言,译电员进来,将一份电报交给了叶剑英。电报是张国焘发给陈昌浩的,命令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阴谋用武力危害中央。叶剑英接到这份密电后,大吃一惊。他不动声色地把电报装进口袋,悄悄退出会场,飞跑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看了电报,也非常吃惊,从口袋里拿出一支短铅笔和一张卷烟纸,迅速抄下电报稿,对叶剑英说:“你赶紧先回去,不要让他们发现你到这来了。”叶剑英跑回会场,陈昌浩仍然在发言。叶剑英把电报交给了陈昌浩。
  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经过紧急商量,决定率红一、三军迅速离开巴西,脱离危险区域。走之前,张闻天找到叶剑英,说:“老叶,你要走啊,这里危险。”叶剑英决定将留在红四方面军的军委直属队带走。他利用张国焘南下的电报,通知各直属队打粮食,为南下做准备,并借机把军委直属队的负责人召集起来开会,向大家通报了有关情况,约定次日凌晨两点动身,脱离红四方面军。近凌晨两点时,叶剑英带上甘肃全图和手枪,悄悄离开红四方面军,和军委直属队的同志们一道,追赶中共中央。毛泽东、周恩来等正焦急地等待他们,见叶剑英追上来后,毛泽东说:“哎呀!你们可出来了,好!好!我们正为你们担心。”后来,毛泽东曾多次提到这件事,高度赞扬叶剑英是“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周恩来、邓小平、朱德等许多领导人,都称赞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又为党立了一大功。
  9月12日,中央政治局俄界会议决定,红一、三军改编为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兼第三纵队司令员。红军到达甘南的哈达铺后的一天,叶剑英看到了部队缴来的一张国民党报纸,上面有一条消息,报道国民党军队进攻陕北红军的新闻。从消息中可以看出,刘志丹的部队不少,根据地也不小,而且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当时,红军的最终落脚点尚未正式确定。俄界会议只是决定北上红军经过甘东北,以游击战争打通国际路线,取得苏联的帮助,在接近苏联的地区创建一个根据地,并没有解决红军长征的终点问题。叶剑英灵机一动,对总政治部的白军工作部部长贾拓夫说:“拓夫,你看看这篇报道,刘志丹在陕北搞革命,他们的根据地还不小,力量也可观,你是陕北人,一定晓得陕北的情况,快讲给我听听。现在我们三个方面军在原来的根据地都呆不住了,长征了。刘志丹还能在原地坚持,说明陕北的群众是好的,没有群众基础不可能做到。红军的力量也不小,我们到他那里去吧!你看怎样?”贾拓夫也十分赞成叶剑英的意见。叶剑英于是向党中央、毛泽东建议,红军到陕北去,和刘志丹的部队会师,开辟陕北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接受了叶剑英的这一意见。9月28日,中央政治局在榜罗镇召开会议,正式决定,陕甘支队进至陕北。叶剑英的建议,对中央确定红军长征的最终目的地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这再次显示了叶剑英的过人智慧。10月19日,党中央和毛泽东率领的陕甘支队到达陕甘苏区吴起镇(今吴旗),与陕北红军会师,红一方面军胜利结束了历时一年的长征。
  
  一身正气入虎穴,大义凛然战群顽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开展第二次合作,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历史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1939年6月,中共中央调叶剑英去重庆,任南方局常委兼军事部长、统一战线工作委员会副书记。这时,蒋介石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恐惧心理十分严重,处心积虑地想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及其根据地,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一系列反共事件。如何与国民党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呢?这成了叶剑英必须妥善处理的重大问题。叶剑英的首要任务就是,巩固国共合作,制止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
  1940年3月,蒋介石在重庆召开各战区军以上参谋长会议,通知第十八集团军(原八路军,后文称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参加会议。这显然是一次鸿门宴。之前,叶剑英外出办事时不慎摔倒,胳膊受伤,正在养伤。他当即和同志们商量对策。许多人担心蒋介石搞阴谋诡计,主张叶剑英不出席这次会议。叶剑英认为,这是我党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的重要时机,无论形势多么险恶,他都应该参加。为了赢得这场斗争的胜利,他组织大家日夜加班工作,搜集各方面的资料,分析形势,研究对策,做好了一切准备。这一天,叶剑英臂带石膏夹板,身着黄呢子军装,佩带中将军衔,精神抖擞地准时来到了会场。
  会议的主题是,检查1939年底到1940年初对日军冬季攻势作战失利的原因。蒋介石企图借这次会议,捏造八路军破坏抗战的事实,以此为由,发动反共高潮。会议一开始,蒋介石就杀气腾腾地指责说,由于八路军“破坏抗战,制造摩擦”,冬季攻势没有打好,必须严加惩处。按照蒋介石事先的安排,与会的国民党军各参谋长纷纷发言,攻击八路军“袭击友军”、“掩护叛军”、“强征粮食”、“滥发钞票”,等等。叶剑英不动声色,镇定自若,冷眼观察事态。第一天会议结束后,叶剑英回到住地,根据国民党顽固派的指责,重新准备材料,拟定应对方案。会议开到第三天,叶剑英见时机成熟,要求发言。他主要讲了两个问题:一是作战问题,二是摩擦问题。
  关于作战问题,叶剑英阐述了八路军的战略指导思想,以及八路军抗战的情况。他指出:抗战两年半以来,八路军大小战斗共进行了2689次,歼敌8万多人,我方阵亡1.5万多人,负伤4万多人。这些事实和数据,使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谎言不攻自破。关于摩擦问题,叶剑英列举了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多起摩擦事件。当讲到国民党河北省民政厅厅长、河北民军总指挥张荫梧等勾结日伪军,偷袭深县八路军后方机关,残酷杀害八路军官兵400多人的罪行时,蒋介石恼羞成怒,大声质问:“有这回事吗?”叶剑英响亮地回答:“有!”他当即把我军缴获的张荫梧、石友三、朱怀冰等勾结日伪军制造摩擦的材料拿出来,一件一件地宣读,并当众交给蒋介石。蒋介石狼狈不堪,又无可奈何。叶剑英的发言有理有据,使在场的国民党高级军官们心悦诚服,进步人士笑逐颜开。叶剑英的讲话结束后,全场起立致敬,蒋介石、何应钦也不得不起立。会上,蒋介石不得不取消了会前拟定的对八路军的“五点训示”:即(一)不应以防地为私有,不应掩护叛军,袭击友军。(二)应言行一致,协力互助,建立共信。(三)不应擅委官吏,更不应残杀政府官吏。(四)不应尽征民粮,断绝民食。(五)不应擅发私钞。
  从第一次反共高潮到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共能够争取到10个多月的准备时间,原因是多方面的,叶剑英在参谋长会议上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有力反击,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会后,叶剑英给党中央写了一份报告,连同发言稿一并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把叶剑英的发言稿交给其他领导同志传阅,并批示:“叶剑英同志1940年3月初在全国参谋长会议上的报告,此报告得到了广大的同情。”董必武称赞这次斗争是“叶剑公舌战群儒”。七大期间,毛泽东在一次发言中说,叶剑英在长征中获取张国焘的密电,立了一功,挽救了中央,避免了损失。在重庆与国民党斗争,“舌战群儒”又立了一功,有这两条是完全可以信赖的。
  
  托孤不作成都主,一孔明灯万古明
  
  新中国成立后,叶剑英担任了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参与领导社会主义建设。1976年,中国历史进入到一个紧要关头。这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全国人民陷入无比悲痛之中,“四人帮”却加紧了篡党夺权活动。周恩来逝世后,他们认为,妨碍他们夺权的主要有两个人,一个是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一个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他们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邓小平和叶剑英。首先,他们在给周恩来致悼词的问题上向邓小平发难。本来应该由邓小平给周恩来致悼词,“四人帮”却提出由叶剑英来作。叶剑英洞悉其奸,说:邓小平是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代替总理主持工作,由他致悼词最适合。“四人帮”没有办法,不得不同意叶剑英的意见。叶剑英以这种特殊的方式支持了邓小平。
  清明节,首都上百万群众走到天安门广场,深切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四人帮”造谣说,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重病中的毛泽东听信了“四人帮”的一面之词,做出了错误决定,撤销了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经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同时决定,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
  “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引起了越来越多的老同志的不满和忧虑。王震向叶剑英建议,“把他们弄起来”。叶剑英不动声色,伸出右手握紧拳头,竖起大拇指,向上晃了两晃,然后把大拇指倒过来,往下按一按,不让王震往下说。王震心领神会:对“四人帮”不能轻举妄动,要等待时机。叶剑英嘱咐王震,多到老同志们那儿走走,加强与老同志们的联系,实际上是把反对“四人帮”的力量团结起来。他本人还和聂荣臻、邓颖超等人交换对形势的看法。
  毛泽东弥留之际,中央政治局委员同毛泽东集体告别。当叶剑英走到毛泽东病榻前,毛泽东双目微睁,艰难地活动一下手臂,似有话说,由于病魔的折磨,他已经说不出话来了。叶剑英由于沉浸在悲伤之中,没有觉察到毛泽东的这一举动。他退出病房时,毛泽东又以手示意,招他回去。一个护士赶紧报告叶剑英:“首长,主席招呼您呢!”叶剑英立即转身回到病榻前,聆听毛泽东的最后嘱托。叶剑英握着毛泽东的手,凝视着毛泽东。毛泽东睁开双眼,嘴唇微微翕动,急于说什么,而又无法说出。叶剑英伫立良久,又轻轻地退了出去。后来,叶剑英回忆这件事说:“刘备在白帝临终托孤时,对诸葛亮说: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之后,诸葛亮并没有按照刘备的话去办,而是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毛主席临终的时候说,我不行了,快完了。政治局的全体同志到毛主席那个房子,排队一个一个见主席。那时,他的心脏还没有停止跳动,看完后,退回休息室。过了一会,护士又把我叫到主席面前。当时主席看了我一眼,说不出话来,我又退了出来。不久,主席心脏就停止跳动了。当时我就想,主席为什么要第二次叫我呢?还有什么嘱托?我剖析毛主席去世时自己的心情,我确实把华国锋同志当作‘后主’看待,尽管我自己精力不足,水平不高,还是想尽力扶助他。”叶剑英感觉到,自己肩负着毛泽东的重托,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辅佐华国锋,就是继承毛泽东的遗志。
  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危机一触即发。在“四人帮”的步步进逼之下,在叶剑英的积极努力下,华国锋最终下决心解决“四人帮”的问题。随后,叶剑英又去做汪东兴的工作。汪东兴表示:“我坚决拥护华总理和叶副主席,你们怎么领导,我们就怎么干。”叶剑英和华国锋、汪东兴秘密商量,决定先发制人,“以快打慢”。叶剑英同汪东兴商量好行动方案的每一个细节。一切准备就绪后,通知王洪文和张春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姚文元列席会议,内容是审议《毛泽东选集》第5卷清样,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方案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安置。
  10月6日晚,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来到怀仁堂,当场被擒,由华国锋宣布对他们进行隔离审查。同时,华国锋、叶剑英派人智取了江青、毛远新以及“四人帮”在北京的亲信,并接管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人民日报社等重要宣传机关。这样,前后不到一个小时,不费一枪一弹,没流一滴血,就干净、利落地解决了“四人帮”问题。对于“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叶剑英和华国锋商定,首先通知马天水等4个书记到北京开会,将其逮捕,然后,派苏振华等人出任上海市负责人。“四人帮”策划的暴乱胎死腹中。叶剑英逝世后,党中央在悼词中指出:“在这个危急时候,叶剑英同志同中央政治局其他同志一道,根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意见,代表党和人民的意志,果断地做出重大决策,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历时十年的灾难,从危难中挽救了党。在这场斗争中,叶剑英同志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曾提议,由叶剑英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也有其他一些老同志提议,由叶剑英主持中央工作。叶剑英坚辞不受,反复解释说:“我是军事干部。搞军事的,对地方的事情不熟悉。如果那样做,岂不让人说是宫廷政变!”他在一首诗中写道:“托孤不作成都主,一孔明灯万古明。”叶剑英力主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共中央随即做出了这个决定。
  
  主动让贤先垂范
  以己之退促党进
  
  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又一次进入到历史转折关头。叶剑英顺应全党全国人民的意愿,积极促成了邓小平的复出。当时,邓小平处在软禁之中,还是受批判的对象。叶剑英派自己的孩子把邓小平接到西山自己的住地,亲自向他转达政治局会议精神。此外,还多次向华国锋建议,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叶剑英说:小平同志具有治党治国治军的全面经验,是我党难得的人才,受到过毛主席、周总理的赞扬。现在,党内、军内的绝大多数同志和全国人民强烈要求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们要顺应民心,顺应潮流。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正式提出这一问题:“我建议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们在座的同志总不会害怕吧?恢复工作参加了政治局总不会跟我们挑剔吧?”陈云、聂荣臻、李先念、王震等许多老同志,都赞成叶剑英的意见,要求尽快恢复邓小平的工作。最终,华国锋接受了叶剑英的意见。1977年7月,中共中央十届三中全会召开,正式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定》,恢复了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叶剑英特别重视领导班子建设及接班问题。1978年底,叶剑英出席中央工作会议,发表重要讲话说,要顺利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有好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中央要有好的领导班子。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不仅要有自知之明,而且要有知人之明,真正做到知人善任、任人唯贤。要造就和培养一大批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是摆在全党全国面前的一项十分重要的战略任务。在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完全同意邓小平的主题报告,大力支持邓小平提出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支持邓小平提出的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策,支持邓小平提出的人事调整原则。他认为,从党和国家的大局出发,应当由邓小平来领导全党进行现代化建设,自己主动让贤。从1979年起,叶剑英就给中央政治局常委逐个做工作,要求同意他退出领导岗位,但中央没有接受他的请求。
  1980年11月至12月,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21人,候补委员1人,中央书记处7人列席会议。与会人员肯定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有功,在这之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又指出,华国锋在十一大前后提出一系列口号、方针,基本上还是“文化大革命”的那一套,他从来没有主动提出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阻碍解放大批老干部和平反冤假错案,热衷于搞个人崇拜等等,继续担任党中央的最高领导职务是不适合的。华国锋做了许多解释和辩护,不肯承认错误,不愿承担责任。叶剑英针对这种情况,主动进行了自我批评。最终,华国锋听完大家的批评之后,决定提出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华国锋在其辞职请求被接受后,提出由叶剑英担任这两个职务。叶剑英坚决不同意,要求会议批准他离休,并推荐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他再次对邓小平的功绩做了高度评价,说:“大家知道,小平同志在历史上对党做出过杰出的贡献。粉碎‘四人帮’以后,在每一个重要关头,他都敏锐、果敢地提出一些正确的决策和主张。在我看来,小平同志具有安邦治国的卓越才能,他当全党的‘军师’和全军的统帅,是当之无愧的。”其他同志都赞成叶剑英推荐邓小平的意见,但不同意他离休。邓小平提议,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主席。最后,会议一致通过了邓小平的提议。
  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实现党的高层领导干部新老交替的民主化、制度化和程序化,是叶剑英的一贯主张。叶剑英在退休的前一年,做了题为《重视干部队伍的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讲话,这是我党历史上最早提出干部队伍现代化建设的一个讲话。他认为,目前我们的干部制度存在着严重的缺陷,特别是论资排辈、压制人才、领导职务终身制等痼疾,一直困扰着干部队伍建设,因此,“各级领导班子的建设问题和干部制度的改革问题,提到我们的议事日程上来了”,我们必须“在革命化的前提下,重视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叶剑英在这方面率先垂范,堪为后人楷模。他多次表示,要以己之退,促党的事业之进。
  为了突出邓小平在党中央的地位,便于发挥其核心领导作用,1981年,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叶剑英特意给政治局常委写信,要求把自己的名字排在邓小平之后。他写道:“我和小平同志谈过,我觉得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主席、副主席的名次排列,还是胡(耀邦)、邓(小平)、叶(剑英)……这样更好些。”中共中央经过慎重研究,没有接受他的意见。1983年,叶剑英担任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任期将满。2月25日,他写信给全国人大常委会,请求不再提名选他当六届全国人大代表,不再将他列为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候选人。3月5日,人大常委会复信,同意了他的请求。1985年9月,叶剑英和其他63名老同志一起,向党的十二届四中全会写信,请求不再担任中央委员,以便让年轻的德才兼备的同志进入中央委员会,进一步实现中央领导机构成员的新老交替。十二届四中全会接受了他的这一请求。从此,叶剑英完全退出了领导岗位,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开了中央最高领导层主动退休的先河,为中央高层领导交接的民主化、制度化和程序化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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