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定璋先生自1981年以来长期从事综合性社会科学学术刊物四川《天府新论》的文史编辑工作，同时以唐诗为重点而进行文史研究。他的著述有《钱起诗集校注》、《陶渊明悬案揭秘》、《白话小说》、《尚书之谜》等十余种，发表论文百余篇。今《学海蠡测——文史思辨录》（55万字，巴蜀书社，2009年10月出版）是其自选论文集，收录论文近五十篇。其中关于唐诗及唐代文史研究的论文三十余篇，最能体现其学术个性与学术成就。它应是新时期以来唐诗研究的可喜的新的收获。
　　为了全面地理解唐诗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著者探讨了唐代司法监察制度及考试制度，以及唐代地理学的成就。这属史学的范围，但它们与唐诗中的自由精神、诗赋取士和山水诗的发展均有间接的关系，可以对唐诗有更为深入的认识。唐代各种哲学体系并存的开放型文化所促进的思想的解放，儒家地位的加强及佛教和道教的发展，以及景教、伊斯兰教、祅教、摩尼教的流行，统治阶级允许不同政见的存在，大量吸收外域文化，成就了宽松和谐的创作环境。这是唐诗繁荣的重要因素。因此不再将唐诗的繁荣仅仅归结为社会经济高涨的产物或社会变革的结果，较切近唐诗发展的真正原因。从社会意识形态对唐诗的影响而言，著者着重探讨了道教文化对唐诗所发生的作用，这即是：道教超越功名利禄的思想对唐代诗人的人生态度与价值观念的影响，唐诗中有许多直接表现神仙世界的游仙之作，寻求新境界的浪漫情调在唐诗中的回响，自然深秀和空灵飘逸的审美追求是道教文化在唐诗中着上的鲜明底色。由此我们将唐诗与汉魏六朝诗、宋诗，以及元明清诗相比较，可见到唐诗所受道家哲学和道教文化的明显影响，有助于我们对唐诗的思想与艺术特色的认识。为了说明道教文化与唐代诗人的渊源，著者在全面考察唐代诗人的基础上将诗人分为八种类型：隐居读书或著书讲学者，求仙服食者，隐居学道以求仕者，仕途失意后隐居者，厌世归隐者，隐居避乱者，被迫终生隐逸者和受道家思想而淡泊名利者。因有这样细致的归纳，使道教文化对唐诗的影响的论点得以落实。
　　在唐诗研究中，著者关于李白的研究共有七篇论文。它们多为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及其他刊物转载，在学术界有着较大的影响。此组论文中关于李白与谢脁诗的比较，关于李白诗的评价，关于李白诗的主体意识、艺术风格、兴趣爱好与心理特征，李白与杜甫青年时代创作的比较，李白待诏翰林时期作品的考察，李白散文艺术的探索等，题材较为广泛而新颖，从各个视角对李白进行了新的学术研究。作者认为，在李白的主体意识中体现得最鲜明和突出的是独立意识、自主意识和平等意识，其作品有着鲜明而独特的艺术个性。他敢言人之所不敢言，敢言心中之所欲言，敢于突破先贤圣哲的清规戒律，对自己的感受毫不压抑，也不扭曲自己以媚时俗。然而他对人性、个人的尊严与人身自由的呼唤，还是非常模糊，十分朦胧，层次较低的，是在追求个性解放时无意识接触到的。在其主体意识中掺杂有不少消极的因素，自由独立的意识仅为改善个人生存条件而表现出来，并将实现自身价值的愿望依赖于明主及权贵的赏识。这样就很确切地概括了李白的主体意识，既指出了其积极的一面，也见到其消极的一面，对我们认识李白这位诗人的个性及作品的思想意义能起到很大的启发作用。李白诗的艺术风格，概括起来其特征是：以雄放浪漫的艺术方法传达纯真情愫，使其作品气势跌宕，饶有韵味；以非常的方法描绘仙灵怪异形象和梦幻神奇的特殊意境，新人耳目；以不假雕饰的俊逸诗风与复杂多变的艺术风格进行有机整合。这是深入研究李白诗的艺术特征后所作的较为确切的归纳，并非简单地以感悟方式以为其诗富于青春气息，或者以为是一种醉态思维，或者沿袭旧的“诗仙”之说。作者关于李白的主体意识和艺术风格的分析，具有一种宏观意识，达到了新时期以来李白诗研究的高度水平。自来关于李白的研究中对其诗之外的文章——文、表、书、序等方面鲜见专文。著者为全面研究李白，对其今存之六十余篇散文作了探索。李白的散文反映了广阔的现实生活的历史背景，对当时的重大时事有所触及，艺术风格也很独到，所表现的思想更为直观、明确和具体，固是研究李白的珍贵资料。其散文的艺术风格是：气势沛然，发端突兀；参差错落，富于变化；纵横奔放，行文自然；形象生动，长于比兴。李白思想驳杂，等同儒道，这是其散文不为后世所重的原因。其散文中奇句单行的句式不少，工整的四六骈偶不多，在一定意义上可视为唐代古文运动的萌芽。关于李白散文的论述，使著者的李白研究臻于完满的境地，亦为李白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课题。
　　中唐诗人钱起为“大历十才子”之一，存诗四百余首，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之句知名；其诗是由盛唐诗风向中唐转变的典型。这位诗人在诗史上是颇有争议的，对其评价则毁誉均存。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关于钱起诗的研究是被忽略的。王定璋先生选择了钱起诗作为重点研究的个案，先后发表了五篇论文，完成了《钱起诗集校注》，于1992年由浙江古籍出版社收入《两浙作家文丛》出版。著者认为钱起诗具有新奇研炼、简淡自然的特色，即虽重藻饰，但不浓艳；讲究字面，而又合于自然。他属于艺术造诣高于思想境界的诗人，不少篇章的思想一般，但格调高雅，艺术形式精致；其诗的艺术成就是不可忽视的。著者对钱起的研究基本上是采取实证的方法，对重要诗作进行编年考证。今存《钱考功集》十卷，宋人葛立方，明人胡震亨，及近世岑仲勉和傅璇琮对一些作品曾有考辨，但仍存在很多问题。其集中尚羼入其子钱徽的作品，又有储光羲、韩翃、赵起、严维、崔峒、白居易和杨巨源的作品混入，情况十分复杂。对此，著者以翔实的资料进行辨析，成为整理钱起诗集的基础工作。当代学者傅璇琮的《唐代诗人丛考》中有《钱起考》，考订了钱起的卒年。王定璋通过对钱起有关晚年的作品的辨正，对钱起的卒年作出了确凿的论断，纠正了傅著之失。
　　《文史思辨录》所收的论文大都以思辨方式探讨唐诗中重大的具有文学史意义的问题；对钱起的研究，则主要采用传统的考据学方法进行考证、辨伪、校勘、笺注，体现了深厚的考证功力，使此项研究达到极高的学术水平，填补了唐诗研究的一项空白。
　　唐诗研究是著者治学的主攻方向，除了对唐诗的宏观论述及李白与钱起的重点研究之外，尚对陈子昂、沈佺期、宋之问、孟浩然、司空曙、雍陶、温庭筠、李商隐、韩偓等诗人均有涉及，其领域是很广阔的。为寻求唐诗的艺术渊源，他又对魏晋南北朝诗以研究，重点探讨阮籍、嵇康、陶渊明、谢灵运、谢脁等诗，进而比较了孟浩然、李白、钱起等诗人与晋宋诗歌的关系。关于唐代以后的文学，如宋诗及明代小说，以及先秦儒家重要经典《尚书》，著者在追源溯流的探讨中均有不少的创见，体现了文学与史学的结合、思辨与实证的结合，在广阔的学术领域里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综观王定璋先生的治学，其主要成就仍在唐诗的研究。甚盼他继续坚持下去，更具学术问题的意识，再创学术的高境。
　　作者：四川省文史研究馆（成都）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