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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杨义认为文学研究要“直接面对经典”,直接面对经典的过程,是一种生命形态的智慧发展的过程。杨义的学术之路就是在直接面对、细读研读经典中一路走过来的。细读经典文本时要去理论化,要尽可能回到生命的本源,细读经典文本要读原版书,读当时报刊,就此把握经典作家在文学史上的真实面貌。
关键词:直接面对经典 去理论化 生命的本源 真实原版
杨义在2006年接受“中国民族文学网”记者采访时认为文学研究要“直接面对经典”,杨义认为直接面对经典的过程,是一种生命形态的智慧发展的过程,如巴赫金的对话诗学和狂欢理论就产生于他直接面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拉伯雷作品进行经典的重读和个案的分析的过程。杨义还举例说解读李杜诗,就应该去直接面对李白、面对杜甫,首先要去自己读李白、读杜甫。因为李白、杜甫他们本身的智慧是更带有创造性的、原创性的,他们的智慧应该说是高于那些诗话诗评的作者的,宋元明清诗话也是诗学,但它是再生性的诗学,原生性的诗学必须面对伟大的杰出的作家,这是原创性的。这是杨义的经验之谈、肺腑之言,杨义的学术之路就是在直接面对、细读研读经典中一路走过来的。他的学术奠基之作、当代中国第一部个人撰写的文学史专著《中国现代小说史》就是在坐了十年冷板凳,潜心品读了3000多册现代小说原典的基础上成就的。
其实,文学研究以研读文本、研读原著为基础、为出发点,是很多人都认同的,似乎很平常的道理。然而,很多人在实际研究过程中不是做不到,而是不去做,或者做不到位、做不彻底,因为走进文本、研读经典,是非常耗时费力,又需要一种定力、一种心境、一种情愫的。
今天能够成为文学经典的文本意义,都是浸透了经典作家们对社会人情的独特体验和真切感悟,承载了经典作家们对宇宙人生的深长叩问和美好憧憬,并且蕴涵了他们在艺术表现上的千锤百炼和千姿百态。缘于此,杨义于2006年9月在圣彼得堡大学的讲演中给文学定义:“文学是生命的转喻。”并进一步强调:“以生命的转喻作为根本点,向内联系着文学小文本的结构主义、形式主义或语言转向上的种种批评方式;向外联系着文学的考古学、地理学、民族学、文化学和图像学等方向上的开拓。大文学观由此获得了对人类生命进行多维度的认知、体验、表达的本体论的说明。”
在学界产生广泛影响的《京派海派综论》中,杨义倡导的“大文学观”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出发,考察北京作为五朝故都、上海作为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第一埠,二者不同的历史人文资源及其孵化出来的价值观念、人生趣味、审美形态和艺术流派等,探寻京派海派的文化母体。二是以生命哲学或生命诗学的视角,考察在京沪两地的大人文环境中,不同时代、不同知识群体和不同作家的相互呼应、又各自有别的文化趣味选择和文学生命创造,展示出流派的层面性、流变性。三是从比较文化学的视角出发,辨析文学流派的多样异同性,认定其多元合理性。这篇得到陆耀东等前辈学者称赞有加的博士论文的研究前提和学理基础就是对若干现代文学经典的直接面对,杨义又把这种“直接面对”叫做“个案研究和现象还原”,他强调:“具体的学术操作程序,是由现象入手而后以文化分宗。——首先做个案研究,一本一本地细读原版书刊,从具体的作家、作品开始,还原出文学作品的原汁原味。”在“引言”中,关于京派、海派有不同的感觉观,进而产生不同的“颜色学”的结论,就建立在对沈从文《边城》、《烛虚》、《沅陵的人》和穆时英《夜总会的五个人》等文本的细读和梳理的基础上,让读者真切感受到:来自边城的沈从文的颜色感觉非常丰富而底色是翠绿的,是“青山碧水荡漾着他的灵性”、“催生了他的杰作”、“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而现代派先驱穆时英则“把本是色彩斑斓的人与环境简化为黑的与白的碎片,于怪异组合、畸形裂变中强化了人的异化感觉”。在第十一章“从古井汲取清泉”中,关于京派作家在书写乡土和人生的时候采取双重的文化心态,既认同原始民俗和古老的归隐文化,对外来的审美趣味和艺术方法也广为接纳的诗学判断,也是通过对沈从文小说《风子》、《神巫之爱》,废名小说《桥》,芦焚小说《巫》的品读和感受而推导出来的,也正是感染了京派代表作家们的郁郁诗情,杨义也用诗一样的笔调进行概括:“他们真诚地汲取古井中清新透明的泉水,也深情地呼吸着来自遥远的原野的温馨柔和的晨风。”
杨义倡导“直接面对经典”,主张由现象入手而后文化分宗的学术研究的操作程序,应该是文学研究、文化研究的不二法门和终南捷径。如上的简单枚举,他自己率先垂范、身体力行,已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诗学、文化学等诸多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行、后学或许天分、聪慧、勤奋、投入都不如他,但如能长期坚持杨义倡导的研究路子,必将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内有不菲的收益。只是在如何“直接面对经典”方面,还得有一些讲究。
首先,细读经典文本时要去理论化。因为凡经典都会有许多的专家学者进行评说形成某些带倾向性的阐释和论证。这些阐释和论证往往对文本形成了一种理论化的遮蔽。要真正进入文本,就要去掉这些理论化的遮蔽。杨义在接受“中国民族文学网”记者采访时以怎样品读李白的诗为例说明过这个道理:“我说李白的诗是写给我看的,而不是写了之后给唐人看完,宋人又看,宋人看完,元明清人又看,看完之后我们的前辈学者又看,然后我才去捡起来看。而是说李白昨天晚上跟我一块儿喝酒,他拿起杯子来就做了这首诗。我直接面对这么个生命,我先读它,读了之后得出了我的第一感觉,得出了我对作品的体验和解释,我才去跟宋元明清的人对话。而且,在这个对话中,完善我的体系,补充我的不足,或者是产生新的一些想法。”在这里,杨义特别强调经典文本的品读者的“第一感觉”,因为每一个品读者都是人生长河里的“这一个”,都具有自己不可复制的、独特的人生经历、情绪体验、灵魂感悟,相对于品读者独特的自我而言,前辈学者都是他者,不能让前辈学者的既成话语淹没了品读者自我对经典文本的独特的体验和解释。而这种独特又正是品读者与前辈学者对话的基础和前提。
其次,细读经典文本时,要尽可能回到生命的本源,要唤起生命的感觉、生命的体验。因为“文学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一种根深叶茂、源远流长的人类生命创造和智慧表达的方式。它与人类生活和精神文化的其他方式,诸如艺术、宗教、风俗、制度,以及家常日用、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喜怒哀乐,甚至连喝酒、做梦等,都息息相关”。这就要求“直接面对经典”的品读要直接突进到文本的生命的本源,要超越陈陈相因的文学史框架,要超越简单刻板地讲时代背景、作家身世、思想性、艺术性、作家影响这种“五段式”的惯性解读。杨义举过一个简单的例子:李白的《静夜思》为什么千古流传,家喻户晓?用西方的新批评、用神话原型等都说不清楚,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用什么思想性艺术性,都很难说得清楚。品读者应该用自己的悟性,直接面对它,实际上它是勾起了一种人的原始的回忆。这种回忆,也可能被日常的事务遮蔽了,蒙上灰尘了,它讲故乡的童时的明月,我是从那里走到人间的,这么一种原始的回忆一经点出,就会勾起来你的共鸣共感,它一方面牵系着你现在的乡愁,一方面牵系着童年明月下你的“本我”。这些生命体验,找古代哪个诗话词话恐怕都不会讲。直接和经典文本作者的高贵灵魂对话,直接走进经典文本作者的情感世界,是最简单的,也是最困难的。这种文学品读的感觉需要寻找和培养。
再次,读原版书,读当时报刊,就此把握经典作家在文学史上的真实面貌。这也是杨义的经验之谈。他的成名著、三卷本150万字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十年磨一剑,下了很扎实的工夫,几乎是读遍了每一个有影响的作家的重要作品。且不说鲁迅、巴金、老舍这样的大家,就是作为当时的乡土写实小说新秀、贵州作家蹇先艾的小说集子,杨义是读完了旧平装的原版书,在此基础上关注蹇先艾相关作品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修订本,从原始文本出发,对蹇先艾在文学史上的影响和地位,予以客观的评价。先是通过对《朝雾》、《踌躇集》、《酒家》、《还乡集》等小说集中的名篇的解读,指出因为专心致志地描写乡土题材,并且创作过程中先“广中求深”,然后“深中见广”,所以“后来居上了”,就此也解释了鲁迅在写《〈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时,为什么把蹇先艾列于许钦文、王鲁彦之前的原因。同时,通过版本对比,指出《水葬》、《乡间的悲剧》等名篇的新中国成立后的修改版虽然增强了社会意义,但文学史的客观描述,只能采用原版原著。
杨义已是当下学界的大家,他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的打通,对中国文学的整体把握,对中国诗学、叙事学的独特贡献,都和他的“直接面对经典”的主张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他的理论构建是以“直接面对经典”为前提和基础的,这应该对学界中人有所启发和触动吧。
(作者单位:遵义师范学院中文系)
编校:郑 艳
关键词:直接面对经典 去理论化 生命的本源 真实原版
杨义在2006年接受“中国民族文学网”记者采访时认为文学研究要“直接面对经典”,杨义认为直接面对经典的过程,是一种生命形态的智慧发展的过程,如巴赫金的对话诗学和狂欢理论就产生于他直接面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拉伯雷作品进行经典的重读和个案的分析的过程。杨义还举例说解读李杜诗,就应该去直接面对李白、面对杜甫,首先要去自己读李白、读杜甫。因为李白、杜甫他们本身的智慧是更带有创造性的、原创性的,他们的智慧应该说是高于那些诗话诗评的作者的,宋元明清诗话也是诗学,但它是再生性的诗学,原生性的诗学必须面对伟大的杰出的作家,这是原创性的。这是杨义的经验之谈、肺腑之言,杨义的学术之路就是在直接面对、细读研读经典中一路走过来的。他的学术奠基之作、当代中国第一部个人撰写的文学史专著《中国现代小说史》就是在坐了十年冷板凳,潜心品读了3000多册现代小说原典的基础上成就的。
其实,文学研究以研读文本、研读原著为基础、为出发点,是很多人都认同的,似乎很平常的道理。然而,很多人在实际研究过程中不是做不到,而是不去做,或者做不到位、做不彻底,因为走进文本、研读经典,是非常耗时费力,又需要一种定力、一种心境、一种情愫的。
今天能够成为文学经典的文本意义,都是浸透了经典作家们对社会人情的独特体验和真切感悟,承载了经典作家们对宇宙人生的深长叩问和美好憧憬,并且蕴涵了他们在艺术表现上的千锤百炼和千姿百态。缘于此,杨义于2006年9月在圣彼得堡大学的讲演中给文学定义:“文学是生命的转喻。”并进一步强调:“以生命的转喻作为根本点,向内联系着文学小文本的结构主义、形式主义或语言转向上的种种批评方式;向外联系着文学的考古学、地理学、民族学、文化学和图像学等方向上的开拓。大文学观由此获得了对人类生命进行多维度的认知、体验、表达的本体论的说明。”
在学界产生广泛影响的《京派海派综论》中,杨义倡导的“大文学观”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出发,考察北京作为五朝故都、上海作为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第一埠,二者不同的历史人文资源及其孵化出来的价值观念、人生趣味、审美形态和艺术流派等,探寻京派海派的文化母体。二是以生命哲学或生命诗学的视角,考察在京沪两地的大人文环境中,不同时代、不同知识群体和不同作家的相互呼应、又各自有别的文化趣味选择和文学生命创造,展示出流派的层面性、流变性。三是从比较文化学的视角出发,辨析文学流派的多样异同性,认定其多元合理性。这篇得到陆耀东等前辈学者称赞有加的博士论文的研究前提和学理基础就是对若干现代文学经典的直接面对,杨义又把这种“直接面对”叫做“个案研究和现象还原”,他强调:“具体的学术操作程序,是由现象入手而后以文化分宗。——首先做个案研究,一本一本地细读原版书刊,从具体的作家、作品开始,还原出文学作品的原汁原味。”在“引言”中,关于京派、海派有不同的感觉观,进而产生不同的“颜色学”的结论,就建立在对沈从文《边城》、《烛虚》、《沅陵的人》和穆时英《夜总会的五个人》等文本的细读和梳理的基础上,让读者真切感受到:来自边城的沈从文的颜色感觉非常丰富而底色是翠绿的,是“青山碧水荡漾着他的灵性”、“催生了他的杰作”、“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而现代派先驱穆时英则“把本是色彩斑斓的人与环境简化为黑的与白的碎片,于怪异组合、畸形裂变中强化了人的异化感觉”。在第十一章“从古井汲取清泉”中,关于京派作家在书写乡土和人生的时候采取双重的文化心态,既认同原始民俗和古老的归隐文化,对外来的审美趣味和艺术方法也广为接纳的诗学判断,也是通过对沈从文小说《风子》、《神巫之爱》,废名小说《桥》,芦焚小说《巫》的品读和感受而推导出来的,也正是感染了京派代表作家们的郁郁诗情,杨义也用诗一样的笔调进行概括:“他们真诚地汲取古井中清新透明的泉水,也深情地呼吸着来自遥远的原野的温馨柔和的晨风。”
杨义倡导“直接面对经典”,主张由现象入手而后文化分宗的学术研究的操作程序,应该是文学研究、文化研究的不二法门和终南捷径。如上的简单枚举,他自己率先垂范、身体力行,已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诗学、文化学等诸多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行、后学或许天分、聪慧、勤奋、投入都不如他,但如能长期坚持杨义倡导的研究路子,必将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内有不菲的收益。只是在如何“直接面对经典”方面,还得有一些讲究。
首先,细读经典文本时要去理论化。因为凡经典都会有许多的专家学者进行评说形成某些带倾向性的阐释和论证。这些阐释和论证往往对文本形成了一种理论化的遮蔽。要真正进入文本,就要去掉这些理论化的遮蔽。杨义在接受“中国民族文学网”记者采访时以怎样品读李白的诗为例说明过这个道理:“我说李白的诗是写给我看的,而不是写了之后给唐人看完,宋人又看,宋人看完,元明清人又看,看完之后我们的前辈学者又看,然后我才去捡起来看。而是说李白昨天晚上跟我一块儿喝酒,他拿起杯子来就做了这首诗。我直接面对这么个生命,我先读它,读了之后得出了我的第一感觉,得出了我对作品的体验和解释,我才去跟宋元明清的人对话。而且,在这个对话中,完善我的体系,补充我的不足,或者是产生新的一些想法。”在这里,杨义特别强调经典文本的品读者的“第一感觉”,因为每一个品读者都是人生长河里的“这一个”,都具有自己不可复制的、独特的人生经历、情绪体验、灵魂感悟,相对于品读者独特的自我而言,前辈学者都是他者,不能让前辈学者的既成话语淹没了品读者自我对经典文本的独特的体验和解释。而这种独特又正是品读者与前辈学者对话的基础和前提。
其次,细读经典文本时,要尽可能回到生命的本源,要唤起生命的感觉、生命的体验。因为“文学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一种根深叶茂、源远流长的人类生命创造和智慧表达的方式。它与人类生活和精神文化的其他方式,诸如艺术、宗教、风俗、制度,以及家常日用、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喜怒哀乐,甚至连喝酒、做梦等,都息息相关”。这就要求“直接面对经典”的品读要直接突进到文本的生命的本源,要超越陈陈相因的文学史框架,要超越简单刻板地讲时代背景、作家身世、思想性、艺术性、作家影响这种“五段式”的惯性解读。杨义举过一个简单的例子:李白的《静夜思》为什么千古流传,家喻户晓?用西方的新批评、用神话原型等都说不清楚,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用什么思想性艺术性,都很难说得清楚。品读者应该用自己的悟性,直接面对它,实际上它是勾起了一种人的原始的回忆。这种回忆,也可能被日常的事务遮蔽了,蒙上灰尘了,它讲故乡的童时的明月,我是从那里走到人间的,这么一种原始的回忆一经点出,就会勾起来你的共鸣共感,它一方面牵系着你现在的乡愁,一方面牵系着童年明月下你的“本我”。这些生命体验,找古代哪个诗话词话恐怕都不会讲。直接和经典文本作者的高贵灵魂对话,直接走进经典文本作者的情感世界,是最简单的,也是最困难的。这种文学品读的感觉需要寻找和培养。
再次,读原版书,读当时报刊,就此把握经典作家在文学史上的真实面貌。这也是杨义的经验之谈。他的成名著、三卷本150万字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十年磨一剑,下了很扎实的工夫,几乎是读遍了每一个有影响的作家的重要作品。且不说鲁迅、巴金、老舍这样的大家,就是作为当时的乡土写实小说新秀、贵州作家蹇先艾的小说集子,杨义是读完了旧平装的原版书,在此基础上关注蹇先艾相关作品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修订本,从原始文本出发,对蹇先艾在文学史上的影响和地位,予以客观的评价。先是通过对《朝雾》、《踌躇集》、《酒家》、《还乡集》等小说集中的名篇的解读,指出因为专心致志地描写乡土题材,并且创作过程中先“广中求深”,然后“深中见广”,所以“后来居上了”,就此也解释了鲁迅在写《〈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时,为什么把蹇先艾列于许钦文、王鲁彦之前的原因。同时,通过版本对比,指出《水葬》、《乡间的悲剧》等名篇的新中国成立后的修改版虽然增强了社会意义,但文学史的客观描述,只能采用原版原著。
杨义已是当下学界的大家,他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的打通,对中国文学的整体把握,对中国诗学、叙事学的独特贡献,都和他的“直接面对经典”的主张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他的理论构建是以“直接面对经典”为前提和基础的,这应该对学界中人有所启发和触动吧。
(作者单位:遵义师范学院中文系)
编校:郑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