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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早年结识的楚尘，是一位媒体人。楚尘自1995年大学毕业后，便从南京去了广州《岭南文化时报》从事媒体工作；1996年底回到南京，在《东方文化周刊》又做了四年的记者、编辑。1999年，《东方文化周刊》被江苏有线电视总台收购，转型成为娱乐报刊，楚尘便从媒体圈“出走”。当然，“出走”的另外原因，来自于多年媒体工作的倦腻感。但楚尘后来从事出版的最直接的契机则来源于此。
当年做媒体时，楚尘时常跑书市书展，遂与《中华读书报》的呼延华成了好友，两人对出版有着相同的理念，在因缘际会之下，于2000年创办了北京贝贝特出版顾问有限公司。如今众人只知“北京贝贝特”和“理想国”，对这一段起由或许并不知晓。而当时，作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子公司在北京注册，北京贝贝特说起来有点“首吃螃蟹”的意味，时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的萧启明先生也顶着一定压力。不过，楚尘和呼延华两人，一人负责选题，一人负责公司运营，将公司打理得风生水起，一开始便以《杜尚访谈录》、《文艺复兴》、《一个后现代主义者的谋杀》等“雅典娜思想译丛”崭露头角，在当年的书展上引起不小的关注。但因为当时出版圈内一些不成文的限制，阻碍了北京贝贝特出版文学类作品，所以，楚尘离开北京，回到南京，成立了南京麦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这也是后来的楚尘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楚尘文化”）之前身。
“我做媒体的时候，跟河北教育出版社积累了很好的关系，我们都有互相认同的出版理念，平时的每一次相遇都有说不尽的关于出版的话题。2000年，出版家、河北教育出版社社长王亚民（现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兼故宫出版社社长）找我多次，让我在北京、上海、南京任选一地成立公司，一起合作。”楚尘最后决定在南京成立南京麦田文化，与河北教育出版社展开合作。所以，我们早前看到的“20世纪世界诗歌译丛”、“年代诗丛”等作品，其实都是由南京麦田文化策划的，楚尘也圆了他出版文学作品的愿望。可惜的是，随着王亚民从河北教育出版社离任，彼此的合作因观念相异而终结。2005年春节之后，楚尘将独立的公司搬到北京。在2005年至2010年之间，南京麦田文化与世纪文景等合作出版了“法国诗歌译丛”、“圣艾克絮佩里作品集”等系列，以及《一位美国小说家的自传》、《马尔多罗之歌》、《娜佳》、《后垮掉派诗选》等作品，另外还出版了作家韩东、朱文、鲁羊、张旻的多部作品。而后来成立楚尘文化的原因，楚尘则解释说，“一直想做像法国午夜出版社那样的独立出版社，但是条件暂时不允许，也许等到老死也做不了事情。所以只有行动，不能只顾幻想，能做多少先做多少。而且，跟世纪文景合作那么多年，大多数读者只知道世纪文景，不知是麦田文化，觉得还是要站到台前来。”加之2009年下半年，多家出版集团和出版社向楚尘表达合作意愿，所以楚尘决定换一个平台，重新打造自己的作品。2010年5月，正式开始与重庆大学出版社合作，成立了楚尘文化。
在谈“诗”色变的时代，出版诗歌
从媒体到出版，从南京到北京，都可以显见楚尘对文学出版的执着，无论是离开北京贝贝特到南京成立麦田文化，寻找文学出版的可能；或是从南京麦田文化到楚尘文化，走向独立的平台，开拓更为明朗的文学出版的疆域，甚至“不管不顾”地迈向了其他出版社不敢过多涉及的出版领域，比如诗歌，在这个诗歌出版式微的年代。
2012年9月，楚尘文化出版了“新陆诗丛·外国卷”，2013年1月，推出“新陆诗丛·中国卷”，包括了韩东《重新做人》、翟永明《行间距：诗集2008-2012》、于坚《彼何人斯：诗集2007-2011》、杨黎《一起吃饭的人》、西川《够一梦》、春树《春树的诗》六册。楚尘是主编，也是策划者。
楚尘说，这是一个谈“诗”色变的时代。当下诸多出版社无法面对诗歌出版的窘境，因为诗歌出版无法给出版社带来直接的利益，而更深刻的根由则在于，我们已经不再有阅读诗歌的习惯，不再对诗歌抱有深情，我们在这个时代，似乎断了与诗歌的情缘，而诗歌出版也有了明显的断层。“诗歌出版本身就断了，从‘诗苑译林’之后就断了，没有很好地出版。”但楚尘对待诗歌一直是热衷的。在2000年前后，南京麦田文化与河北教育出版社合作期间，楚尘便曾有诸多诗歌方面的出版计划，后来合作出现变故之后，计划也便未能全然付诸行动。不过当年楚尘策划的两套丛书，时至今日仍为人津津乐道，一套是“20世纪世界诗歌译丛”，一套则是“年代诗丛”，前者的部分作品甚至在当下的网络炒到高价。后来，另一套“匿名”的“法国诗人传记”与这套书和楚尘同样密不可分。李玉民先生在《阿波利奈尔传》的译本序言中提到：“编一套法国诗人传记丛书，是填补我国外国文学出版空白的一项选题，于四五年前提出来，得到当时正编辑出版‘20世纪世界诗歌译丛’的楚尘先生的支持。”李玉民确定的第一批传记的书目中，有《波德莱尔传》、《兰波传》、《奈瓦尔传》、《阿拉贡传》、《雨果传》等，作者和译者的阵容都很强大。不过期间颇费周折，包括研究阿波利奈尔的专家米歇尔·德高丹先生的病逝导致了《阿波利奈尔传》的中途落空等原因，这个出版停顿了两年，而最后得以出版，楚尘在其中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这套书，其实便是南京麦田文化与世纪文景合作的“文景人文·人物”，只是并没有叫作“法国诗人传记”罢了。
而这一次，通过“新陆诗丛”，R.S.托马斯、戈特弗里德·贝恩、卡瓦菲斯等已被淡忘的诗人带着他们如新的作品重新回归到人们的视野，大陆的诗人也藉由这套书开始得到广泛关注。而对于楚尘来说，“新陆诗丛”更像是“20世纪世界诗歌译丛”的续篇。2000年，楚尘策划“20世纪世界诗歌译丛”时，因为接手的稿子太多，成书的质量在他看来并不算太精致。若是两套丛书做比照，当年的五十种，收入“新陆诗丛”的尚不足10%，楚尘希望“新陆诗丛”，宁缺毋滥。“这六种，其实花了十三年、十五年的时间。比如《R.S.托马斯诗选：1945-1990》，译者程佳花了十三年的时间；《卡瓦菲斯诗集》的译者黄灿然也是反复在修订；九十三岁的徐知免先生，花了一辈子翻译了这一本《法国现代诗抄》。而且，做诗歌出版是缘分，一心想着一年做二十本是不可能的，因为你找不到合适的译者，你还是需要缘分，或者等公司影响大了，才有更多的译者愿意跟你合作。” “新陆诗丛”出版之后，陆续受到了媒体的关注和赞许，楚尘也被认为是当下为数不多的坚持诗歌出版的出版人。于坚在微博上赞誉：“现在谁还×××出诗集呢？唯有楚尘！唯有楚尘！”我想，更多的时候，是楚尘本身的诗人身份和气质，使得他对诗歌有着更为贴近的理解。他说，中国当下的诗歌是世界水平的，而且一直有好的诗人，所以这一次便推出了于坚、韩东、翟永明、西川、杨黎和春树六位当代诗人的诗作。
对于诗歌阅读和出版断层的原因，楚尘也顺带提到说，“诗歌出版确实会亏本。亏本，是因为诗歌出版中间断了，人的兴趣也不在这里；还有就是以前有太多的自费出版，很多作品的质量并不好，印刷也不好，缺少系统的推广和开发，就更难受到关注。”楚尘打造“新陆诗丛”的目的，便是打造、开发一个品牌出来，吸引喜爱诗歌的读者来阅读，“只要他想读诗歌，就会来看‘新陆诗丛’。”这一套书，楚尘决心一直坚持做下去，“这两套书只要不亏本，我们会作为公司的品牌一直做下去。既然是出版社，你又不是开饭店的，你还是应该要有所选择，为读者服务。我们应该做出一流的东西来引导读者，而不是迎合市场。”
从当下来看，“新陆诗丛”已然渐渐成为楚尘文化的一个标志性的品牌。
品牌，出版的积累
当然，楚尘文化的出版物，不唯是诗歌作品。与早年楚尘在北京贝贝特和南京麦田文化集中策划的文学、社科等类型有所不同，楚尘文化的出版物的方向有了更明显的特征，主要集中在文化、艺术与设计、文学三大版块的图书。
减少早年的社科类型，而注重文化版块的出版，楚尘说，“那种纯粹理论学术的和特别专业的，三联书店、商务印书做得很好了，我们没有那么多精力来做。所谓文化版块的界定，是跟人的生存很近的东西，能引起关注的东西，包括生活类图书。”2011年出版的《奢侈的！》、《孤独的真相》、《房间里的大象》都是基于此。
其实，设计与艺术版块亦是围绕这个理念的。比如《点线面》等“包豪斯经典译丛”，《字体传奇》、《设计灾难》、《设计不开玩笑》等选题，都被要求“跟当下人要近一点，跟时代平行相通”。2012年末，楚尘文化又推出了荒木经惟《东京日和》、森山大道《犬的记忆》两本图文集，作为“日本摄影文化丛书”的头两部作品。这一类与艺术与设计相关的图书，占到楚尘文化选题的15%，重点仍旧在文学版块。
除了“新陆诗丛”，楚尘对当代文学作品，尤其是对大陆年轻作者的推动，不遗余力。“文学，尤其是中国文学是系统要做的。我们正在签一些很好的，符合我们公司的气息的作家，比如韩东、朱文、鲁羊、于坚、翟永明，还有阿乙、曹寇、何袜皮、乌青，长江后浪推前浪，将来这一批人会成为新的苏童、余华、格非、毕飞宇这样的人物，要在他们默默无闻的时候尽力打造。”比如朱文《马达的语气》，阿乙的作品《灰故事》。一些作品其实早前均已被其他出版社出版，但是楚尘文化的推出，总像是久未逢面的旧人带来的惊喜。
对于很多作者而言，楚尘文化的出版风格和理念，是他们所倾心赞赏的，也符合他们的气质。于坚曾经说，他一直写东西，很多年前便幻想为自己的作品找一个理想的出版人，能够精心地出版他的作品。他等了很多年，一直没有出现。而这一次，他的诗集出版，让他满意，并且很是激动，给楚尘打来电话致谢，说自己终于可以放心写作了。楚尘说，他春节前后会去往云南跟于坚洽谈他所有作品的出版计划。包括翟永明、北岛等等作家，虽然其中有一些困难，但仍在努力争取。“这些作家能代表中国当下最高水准的写作，所以必须要关注这一块。”
楚尘有感于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口袋书，也计划于2013年推出一套“口袋经典”。“国外的口袋书已经有数十年的历史了，而且整个产业已经很配套了。中国人没有真正的带在路上、又看完舍不得扔的口袋书。” 目前，楚尘文化已经签下杨争光、马原、孙甘露、苏童、叶兆言、韩东、洪峰、吕新、李冯、朱文等50个作家的代表作品，这批作品集中在3～5万字的中篇小说，做成单行本发行。
肇端于中世纪欧洲的口袋书形式，最早可追溯到1935年伦敦出版的“企鹅丛书”，由于体积小，携带方便，价格低廉，内容多样，一直流行于世。在法国，口袋书的销售量甚至达到总体销售量的百分之二三十，尤其是在近年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下，口袋书的低廉价格吸引了读者，且出版社在装帧设计上也频出奇招。不过，国内出版社尝试口袋书出版则较晚，台湾商务印书出版社、陕西人民出版社、新星出版社都曾有过尝试，但并不多见。其原因一是中西文本在口袋书的形式上有差异；二是小开本对于印刷、装订要求甚高；再者，其销售模式也会不同于一般图书。一般书店以32开本、16开本设计的书架，不适合64开本或者256开本的口袋书的上架，且也容易被正常开本的出版物遮住。所以，后续的发行营销倒成了楚尘目前在思虑的环节。“现在正在跟营销部门讨论如何更好地推广。我希望你不要谈你的书多么好，但至少让这些书能面对读者，因为现在很多出版社的好书读者是不容易见到的，所以我们从营销推广、发行平台各方面来整合国内最好的资源来共同开发，比如‘口袋经典’怎么上架，怎么包装，是否要做辅助的东西？营销上是一个很大的学问。努力吧，你尽力了，才有可能赢得更多的读者。”若是操作成功，楚尘文化会继续以口袋书的形式开发古典文学、外国文学，以及诗歌等内容，切合当下人的阅读节奏。
此外，2013年，楚尘文化也会出版一套针对外国经典文学的“新陆文丛”，按照德语、法语、英语等语系细分推出；重新开发早年江苏美术出版社的“老城市系列”。所有的这些作品以及即将面世的作品，楚尘都让他们一一成为了楚尘文化每一个面向的品牌。“现在的人忙忙碌碌，他们很想读书，但是不知道选择。所以，慢慢积累一个品牌去影响他们。出版其实需要一个积累，不是一年两年，我觉得五到十年是很短的时间，出版就是要精心做。比如你品牌做出来就是一个喜马拉雅山，但是人并不一定要去登喜马拉雅山，就像是读者并不一定要看套书，但是你要知道世界有个高度在那里，喜马拉雅山的存在，要有一个标杆在那里。”
尽他人之智，完成理想
楚尘是一个作家（曾出版小说集《有限的交往》），也是一个诗人。他当年就读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后来做文学/文化版块的记者、编辑，无论怎样的变更和波动，倒是一直没有脱离文学的圈子。再到转入出版的十余年，这一份对文学的挚爱，只是转移成更为纯粹的理想，“从来没有降低自己心中对文学的标准。我甚至每天都在渴望得到一部充满创造力的书稿，每天都在幻想一个天才作家的横空出世。”
问楚尘是否一个理想主义者？楚尘不置可否。楚尘说，如果说把出版当作理想是一件惭愧的事情。楚尘近来参加一些活动，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和媒体开始关注楚尘文化和自己，自言有些惭愧。“很多人关注是一个好事，但楚尘文化才刚刚开始，还没有做出什么东西，很惭愧。而且我觉得这些工作是出于出版人的基本职责，只是现在做这个工作的人比较少，但是我一直相信，真正好的出版人、编辑是一直存在的，只是很多人没有平台，我还是很珍惜做这个平台的机会。”而且，楚尘说，“出版能给你带来很多乐趣、意外和惊喜，是其他任何东西无法代替的。”
当然，现在楚尘在策划之外，更多的是作为一个管理者，解决经营上的困扰，尤其是在推广形式和营销渠道上颇为用心，他把所有的力量都用在为读者服务上。“为读者服务不是为了去迎合他，不是说这本书好卖，我们就要做这种，或者某人得文学奖了，去把版权抢过来，为什么我们之前不做？出版有时需要超前的意识，等到读者想读或者关注的时候，已经晚了。我们还是要坚守，要跟时间赛跑，要积累，我觉得这是做出版的基本方法。”当下，楚尘说，他与楚尘文化的同仁，更像是尽他人之力，尽他人之智，共同完成众人的念想和理想。
当年做媒体时，楚尘时常跑书市书展，遂与《中华读书报》的呼延华成了好友，两人对出版有着相同的理念，在因缘际会之下，于2000年创办了北京贝贝特出版顾问有限公司。如今众人只知“北京贝贝特”和“理想国”，对这一段起由或许并不知晓。而当时，作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子公司在北京注册，北京贝贝特说起来有点“首吃螃蟹”的意味，时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的萧启明先生也顶着一定压力。不过，楚尘和呼延华两人，一人负责选题，一人负责公司运营，将公司打理得风生水起，一开始便以《杜尚访谈录》、《文艺复兴》、《一个后现代主义者的谋杀》等“雅典娜思想译丛”崭露头角，在当年的书展上引起不小的关注。但因为当时出版圈内一些不成文的限制，阻碍了北京贝贝特出版文学类作品，所以，楚尘离开北京，回到南京，成立了南京麦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这也是后来的楚尘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楚尘文化”）之前身。
“我做媒体的时候，跟河北教育出版社积累了很好的关系，我们都有互相认同的出版理念，平时的每一次相遇都有说不尽的关于出版的话题。2000年，出版家、河北教育出版社社长王亚民（现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兼故宫出版社社长）找我多次，让我在北京、上海、南京任选一地成立公司，一起合作。”楚尘最后决定在南京成立南京麦田文化，与河北教育出版社展开合作。所以，我们早前看到的“20世纪世界诗歌译丛”、“年代诗丛”等作品，其实都是由南京麦田文化策划的，楚尘也圆了他出版文学作品的愿望。可惜的是，随着王亚民从河北教育出版社离任，彼此的合作因观念相异而终结。2005年春节之后，楚尘将独立的公司搬到北京。在2005年至2010年之间，南京麦田文化与世纪文景等合作出版了“法国诗歌译丛”、“圣艾克絮佩里作品集”等系列，以及《一位美国小说家的自传》、《马尔多罗之歌》、《娜佳》、《后垮掉派诗选》等作品，另外还出版了作家韩东、朱文、鲁羊、张旻的多部作品。而后来成立楚尘文化的原因，楚尘则解释说，“一直想做像法国午夜出版社那样的独立出版社，但是条件暂时不允许，也许等到老死也做不了事情。所以只有行动，不能只顾幻想，能做多少先做多少。而且，跟世纪文景合作那么多年，大多数读者只知道世纪文景，不知是麦田文化，觉得还是要站到台前来。”加之2009年下半年，多家出版集团和出版社向楚尘表达合作意愿，所以楚尘决定换一个平台，重新打造自己的作品。2010年5月，正式开始与重庆大学出版社合作，成立了楚尘文化。
在谈“诗”色变的时代，出版诗歌
从媒体到出版，从南京到北京，都可以显见楚尘对文学出版的执着，无论是离开北京贝贝特到南京成立麦田文化，寻找文学出版的可能；或是从南京麦田文化到楚尘文化，走向独立的平台，开拓更为明朗的文学出版的疆域，甚至“不管不顾”地迈向了其他出版社不敢过多涉及的出版领域，比如诗歌，在这个诗歌出版式微的年代。
2012年9月，楚尘文化出版了“新陆诗丛·外国卷”，2013年1月，推出“新陆诗丛·中国卷”，包括了韩东《重新做人》、翟永明《行间距：诗集2008-2012》、于坚《彼何人斯：诗集2007-2011》、杨黎《一起吃饭的人》、西川《够一梦》、春树《春树的诗》六册。楚尘是主编，也是策划者。
楚尘说，这是一个谈“诗”色变的时代。当下诸多出版社无法面对诗歌出版的窘境，因为诗歌出版无法给出版社带来直接的利益，而更深刻的根由则在于，我们已经不再有阅读诗歌的习惯，不再对诗歌抱有深情，我们在这个时代，似乎断了与诗歌的情缘，而诗歌出版也有了明显的断层。“诗歌出版本身就断了，从‘诗苑译林’之后就断了，没有很好地出版。”但楚尘对待诗歌一直是热衷的。在2000年前后，南京麦田文化与河北教育出版社合作期间，楚尘便曾有诸多诗歌方面的出版计划，后来合作出现变故之后，计划也便未能全然付诸行动。不过当年楚尘策划的两套丛书，时至今日仍为人津津乐道，一套是“20世纪世界诗歌译丛”，一套则是“年代诗丛”，前者的部分作品甚至在当下的网络炒到高价。后来，另一套“匿名”的“法国诗人传记”与这套书和楚尘同样密不可分。李玉民先生在《阿波利奈尔传》的译本序言中提到：“编一套法国诗人传记丛书，是填补我国外国文学出版空白的一项选题，于四五年前提出来，得到当时正编辑出版‘20世纪世界诗歌译丛’的楚尘先生的支持。”李玉民确定的第一批传记的书目中，有《波德莱尔传》、《兰波传》、《奈瓦尔传》、《阿拉贡传》、《雨果传》等，作者和译者的阵容都很强大。不过期间颇费周折，包括研究阿波利奈尔的专家米歇尔·德高丹先生的病逝导致了《阿波利奈尔传》的中途落空等原因，这个出版停顿了两年，而最后得以出版，楚尘在其中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这套书，其实便是南京麦田文化与世纪文景合作的“文景人文·人物”，只是并没有叫作“法国诗人传记”罢了。
而这一次，通过“新陆诗丛”，R.S.托马斯、戈特弗里德·贝恩、卡瓦菲斯等已被淡忘的诗人带着他们如新的作品重新回归到人们的视野，大陆的诗人也藉由这套书开始得到广泛关注。而对于楚尘来说，“新陆诗丛”更像是“20世纪世界诗歌译丛”的续篇。2000年，楚尘策划“20世纪世界诗歌译丛”时，因为接手的稿子太多，成书的质量在他看来并不算太精致。若是两套丛书做比照，当年的五十种，收入“新陆诗丛”的尚不足10%，楚尘希望“新陆诗丛”，宁缺毋滥。“这六种，其实花了十三年、十五年的时间。比如《R.S.托马斯诗选：1945-1990》，译者程佳花了十三年的时间；《卡瓦菲斯诗集》的译者黄灿然也是反复在修订；九十三岁的徐知免先生，花了一辈子翻译了这一本《法国现代诗抄》。而且，做诗歌出版是缘分，一心想着一年做二十本是不可能的，因为你找不到合适的译者，你还是需要缘分，或者等公司影响大了，才有更多的译者愿意跟你合作。” “新陆诗丛”出版之后，陆续受到了媒体的关注和赞许，楚尘也被认为是当下为数不多的坚持诗歌出版的出版人。于坚在微博上赞誉：“现在谁还×××出诗集呢？唯有楚尘！唯有楚尘！”我想，更多的时候，是楚尘本身的诗人身份和气质，使得他对诗歌有着更为贴近的理解。他说，中国当下的诗歌是世界水平的，而且一直有好的诗人，所以这一次便推出了于坚、韩东、翟永明、西川、杨黎和春树六位当代诗人的诗作。
对于诗歌阅读和出版断层的原因，楚尘也顺带提到说，“诗歌出版确实会亏本。亏本，是因为诗歌出版中间断了，人的兴趣也不在这里；还有就是以前有太多的自费出版，很多作品的质量并不好，印刷也不好，缺少系统的推广和开发，就更难受到关注。”楚尘打造“新陆诗丛”的目的，便是打造、开发一个品牌出来，吸引喜爱诗歌的读者来阅读，“只要他想读诗歌，就会来看‘新陆诗丛’。”这一套书，楚尘决心一直坚持做下去，“这两套书只要不亏本，我们会作为公司的品牌一直做下去。既然是出版社，你又不是开饭店的，你还是应该要有所选择，为读者服务。我们应该做出一流的东西来引导读者，而不是迎合市场。”
从当下来看，“新陆诗丛”已然渐渐成为楚尘文化的一个标志性的品牌。
品牌，出版的积累
当然，楚尘文化的出版物，不唯是诗歌作品。与早年楚尘在北京贝贝特和南京麦田文化集中策划的文学、社科等类型有所不同，楚尘文化的出版物的方向有了更明显的特征，主要集中在文化、艺术与设计、文学三大版块的图书。
减少早年的社科类型，而注重文化版块的出版，楚尘说，“那种纯粹理论学术的和特别专业的，三联书店、商务印书做得很好了，我们没有那么多精力来做。所谓文化版块的界定，是跟人的生存很近的东西，能引起关注的东西，包括生活类图书。”2011年出版的《奢侈的！》、《孤独的真相》、《房间里的大象》都是基于此。
其实，设计与艺术版块亦是围绕这个理念的。比如《点线面》等“包豪斯经典译丛”，《字体传奇》、《设计灾难》、《设计不开玩笑》等选题，都被要求“跟当下人要近一点，跟时代平行相通”。2012年末，楚尘文化又推出了荒木经惟《东京日和》、森山大道《犬的记忆》两本图文集，作为“日本摄影文化丛书”的头两部作品。这一类与艺术与设计相关的图书，占到楚尘文化选题的15%，重点仍旧在文学版块。
除了“新陆诗丛”，楚尘对当代文学作品，尤其是对大陆年轻作者的推动，不遗余力。“文学，尤其是中国文学是系统要做的。我们正在签一些很好的，符合我们公司的气息的作家，比如韩东、朱文、鲁羊、于坚、翟永明，还有阿乙、曹寇、何袜皮、乌青，长江后浪推前浪，将来这一批人会成为新的苏童、余华、格非、毕飞宇这样的人物，要在他们默默无闻的时候尽力打造。”比如朱文《马达的语气》，阿乙的作品《灰故事》。一些作品其实早前均已被其他出版社出版，但是楚尘文化的推出，总像是久未逢面的旧人带来的惊喜。
对于很多作者而言，楚尘文化的出版风格和理念，是他们所倾心赞赏的，也符合他们的气质。于坚曾经说，他一直写东西，很多年前便幻想为自己的作品找一个理想的出版人，能够精心地出版他的作品。他等了很多年，一直没有出现。而这一次，他的诗集出版，让他满意，并且很是激动，给楚尘打来电话致谢，说自己终于可以放心写作了。楚尘说，他春节前后会去往云南跟于坚洽谈他所有作品的出版计划。包括翟永明、北岛等等作家，虽然其中有一些困难，但仍在努力争取。“这些作家能代表中国当下最高水准的写作，所以必须要关注这一块。”
楚尘有感于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口袋书，也计划于2013年推出一套“口袋经典”。“国外的口袋书已经有数十年的历史了，而且整个产业已经很配套了。中国人没有真正的带在路上、又看完舍不得扔的口袋书。” 目前，楚尘文化已经签下杨争光、马原、孙甘露、苏童、叶兆言、韩东、洪峰、吕新、李冯、朱文等50个作家的代表作品，这批作品集中在3～5万字的中篇小说，做成单行本发行。
肇端于中世纪欧洲的口袋书形式，最早可追溯到1935年伦敦出版的“企鹅丛书”，由于体积小，携带方便，价格低廉，内容多样，一直流行于世。在法国，口袋书的销售量甚至达到总体销售量的百分之二三十，尤其是在近年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下，口袋书的低廉价格吸引了读者，且出版社在装帧设计上也频出奇招。不过，国内出版社尝试口袋书出版则较晚，台湾商务印书出版社、陕西人民出版社、新星出版社都曾有过尝试，但并不多见。其原因一是中西文本在口袋书的形式上有差异；二是小开本对于印刷、装订要求甚高；再者，其销售模式也会不同于一般图书。一般书店以32开本、16开本设计的书架，不适合64开本或者256开本的口袋书的上架，且也容易被正常开本的出版物遮住。所以，后续的发行营销倒成了楚尘目前在思虑的环节。“现在正在跟营销部门讨论如何更好地推广。我希望你不要谈你的书多么好，但至少让这些书能面对读者，因为现在很多出版社的好书读者是不容易见到的，所以我们从营销推广、发行平台各方面来整合国内最好的资源来共同开发，比如‘口袋经典’怎么上架，怎么包装，是否要做辅助的东西？营销上是一个很大的学问。努力吧，你尽力了，才有可能赢得更多的读者。”若是操作成功，楚尘文化会继续以口袋书的形式开发古典文学、外国文学，以及诗歌等内容，切合当下人的阅读节奏。
此外，2013年，楚尘文化也会出版一套针对外国经典文学的“新陆文丛”，按照德语、法语、英语等语系细分推出；重新开发早年江苏美术出版社的“老城市系列”。所有的这些作品以及即将面世的作品，楚尘都让他们一一成为了楚尘文化每一个面向的品牌。“现在的人忙忙碌碌，他们很想读书，但是不知道选择。所以，慢慢积累一个品牌去影响他们。出版其实需要一个积累，不是一年两年，我觉得五到十年是很短的时间，出版就是要精心做。比如你品牌做出来就是一个喜马拉雅山，但是人并不一定要去登喜马拉雅山，就像是读者并不一定要看套书，但是你要知道世界有个高度在那里，喜马拉雅山的存在，要有一个标杆在那里。”
尽他人之智，完成理想
楚尘是一个作家（曾出版小说集《有限的交往》），也是一个诗人。他当年就读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后来做文学/文化版块的记者、编辑，无论怎样的变更和波动，倒是一直没有脱离文学的圈子。再到转入出版的十余年，这一份对文学的挚爱，只是转移成更为纯粹的理想，“从来没有降低自己心中对文学的标准。我甚至每天都在渴望得到一部充满创造力的书稿，每天都在幻想一个天才作家的横空出世。”
问楚尘是否一个理想主义者？楚尘不置可否。楚尘说，如果说把出版当作理想是一件惭愧的事情。楚尘近来参加一些活动，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和媒体开始关注楚尘文化和自己，自言有些惭愧。“很多人关注是一个好事，但楚尘文化才刚刚开始，还没有做出什么东西，很惭愧。而且我觉得这些工作是出于出版人的基本职责，只是现在做这个工作的人比较少，但是我一直相信，真正好的出版人、编辑是一直存在的，只是很多人没有平台，我还是很珍惜做这个平台的机会。”而且，楚尘说，“出版能给你带来很多乐趣、意外和惊喜，是其他任何东西无法代替的。”
当然，现在楚尘在策划之外，更多的是作为一个管理者，解决经营上的困扰，尤其是在推广形式和营销渠道上颇为用心，他把所有的力量都用在为读者服务上。“为读者服务不是为了去迎合他，不是说这本书好卖，我们就要做这种，或者某人得文学奖了，去把版权抢过来，为什么我们之前不做？出版有时需要超前的意识，等到读者想读或者关注的时候，已经晚了。我们还是要坚守，要跟时间赛跑，要积累，我觉得这是做出版的基本方法。”当下，楚尘说，他与楚尘文化的同仁，更像是尽他人之力，尽他人之智，共同完成众人的念想和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