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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岁末，张求会、胡文辉、刘铮三位陈寅恪研究专家在广州方所参加了一场题为“作为平常人的陈寅恪先生”的讲座；几日后，吕大年、高峰枫、张晖、艾俊川四位在北京对谈，谈论西方文史、中国古典文学和古籍版本和印刷史。这两场讲座其实都与一套书有关：“六合丛书”。这几位作者也是“六合丛书”的部分作者，而北京的那场对谈，也是“六合丛书”的出版方浙江大学出版社的启真馆策划的“启真文化讲堂”。
北京启真馆文化传播责任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真馆”）成立于2008年10月。2007年下半年，现任启真馆总经理的王志毅，辞去了北京世纪文景的工作，本想回故乡浙江大学出版社工作的他最后留在了北京，因为彼时恰好浙江大学出版社正筹备在
北京创办一家子公司。“浙大社过去以做教材为主，一般图书做得比较少，所以希望能专门成立一家做一般图书的出版机构。我个人也是很有兴趣，就一个人在北京开始做了。”
草创之初的艰辛，其实与白手起家无异。王志毅说，“很多出版社在北京成立分公司，如果原出版社已经有一些作者关系，一开始就比较容易；因为浙大社之前一般图书做得比较少，而且作者对我们也不了解，当时最困难的问题是开拓选题。”于是，王志毅当时便考虑先做最基本的工作，以引进经典、高端的学术读物为主，一来王志毅此前在这一领域积累了一些经验，二来也可以此扩展知名度，吸引作者群。
最初，启真馆出版了《布罗代尔的史学解析》、《现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基础》、《成本与选择》、《战前中国经济的增长》等引进类作品，两年后，在2010年前后，启真馆开始挖掘更多元化的作品，包括原创作品，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学术思想、文化生活多面向开拓
王志毅是经济学出身的，在世纪文景期间策划的出版物也以经济、财经类为主，曾经翻译、编辑出版《欢乐的经济学》等作品，所以他在这一领域的出版经验和专长对启真馆早期阶段的选题影响比较显见，比如《新政治经济学评论》（8～13）、《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在美国：一个传统的迁入》、《货币生产的伦理》等经济类著作的出版。不过，这一类图书在当下启真馆的出版框架中并不为多，除了整体出版框架已做了拓展外，也有特意的考虑。“这跟我当初的考虑有关系，财经类的书要求比较高，而且我当时感觉到很多出版社已经做得很好了，我们再介入其实突破有难度，所以没有把财经类当作重点出版的方向。”因而，学术思想方向的出版成为启真馆最早开始打造的部分。
梁文道在2012年11月的“开卷八分钟”节目中推介的一本书，《维特根斯坦传：天才之为责任》，或许可以算作启真馆在学术思想方向出版的代表作。
维特根斯坦是天才一般的哲学家，与海德格尔并称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最聪明、思想最深邃的两个哲学宗师”。关于维特根斯坦的著作何其多，仅其中文简体的传记便有好几本，但这一本关于维特根斯坦生平最详实、深刻的著作，在出版二十余年后由启真馆引进出版，引起学界不小的轰动。之后，启真馆还出版了“维特根斯坦作品集”中的《维特根斯坦论感觉材料与私人语言》、《维特根斯坦论伦理学与哲学》。
学术思想类作品的这一类作品，启真馆还出版了《社会经济学》、《逻辑之旅：从哥德尔到哲学》、《西洋经济史的趣味》、《海格德尔》、《斯坦纳回忆录：审视后的生命》等不少作品，也将在今年推出《亚当斯密传》。其实学术出版，对于刚成立不久的图书公司是比较吃力的，因为学术出版的成本回报率并不高。但王志毅说，“我主要有两个考虑，第一个，我们作为一个大学出版社的分支机构，要突出学术性和原创性，这是和其他出版机构不一样的地方。另外一个，我们不是完全以盈利为目的。从一般的图书公司来看，学术出版是没有利润的，或者盈利太慢了，但我们从做学术出版的角度来看，是有价值的。这两点是我们比较坚持的。”
2009～2011年策划的“启蒙运动经典译丛”是启真馆花费精力最多的一套书。“启蒙运动时期的作品难度非常大，很多都是十七、十八世纪的作品，而且当时的作者，有哲学、历史、神学的背景，基本要求译者是研究这个方面的，所以译者非常难找，编辑也非常困难。加上专业图书的市场也是很艰难地开掘中。”启真馆将整个启蒙运动时期的作品进行了整理分类，将值得翻译、整理出版的作品陆续出版，目前已经出版包括《精神科学的逻辑》和《论激情与感情的本性与表现，以及对道德感官的阐明》等十一种。
除了学术思想方向，文化生活、艺术、通识教育等面向的出版也是启真馆努力打造的部分。“文化行者”（《流动风景》、《全身文化人》）、“书之爱”（《古典时期的图书
世界》、《伟大的书》、《藏书之乐》等）和“守书人”（《编辑这种病》、《我在DK的出版岁月》等）；萨冈《凌乱的床》、《舞台艺术》等作品；“法国戏剧经典”和《中国古代绘画名品》等，还有新近推出的“六合丛书”……
未来，启真馆会在此基础上，将原有的选题凝练成三个方向。“一个是在‘启蒙运动经典译丛’基础上继续拓展西学经典，现在我们已经在做十九世纪的西方经典作品，另外会整理出版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在当代学术上会侧重做人文社科的前沿的想法和作品，从现有架构下的‘社会经济史译丛’、‘当代外国人文学术译丛’继续扩展，比如‘跨学科传播译丛’、‘跨学科社会科学译丛’、‘经济思想译丛’。第三个是面向市场的文化和学术方面的一般性读物，我们更考虑它的当代性，对当代的中国和世界的解读和分析。”
“也斯作品”与《启真》
“一个是长销性，这个作品能不能在三年五年，甚至十年后让读者仍觉得有价值来读，这是我们比较关注的。另外更重要的是独特性，它是否有市场上没有的特质和个性在里面。如果有的话，我们当然愿意来做做看。”所以在启真馆的几大版块的作品之中和之外，同样能见到诸如杰克·古迪的《烹饪、菜肴与阶级》、康笑菲《说狐》、萧沆《解体概要》、保罗·弗伦奇《富态：腰围改变世界》、迈克尔·伍迪《印度的故事》等选题角度独特、有趣的图书。 而王志毅个人，如今作为启真馆的总经理，仍策划、主编了一些作品，比如《书与城市》、《香港文化十论》、《城与文学》，比如《启真》。
《香港文化十论》这三本书，均是香港刚过身的作家也斯先生的著作。王志毅很早便关注到也斯先生的著作，与他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邮件联系。也斯先生应允将作品交由启真馆出版之后，王志毅在2011年春节之后专程去香港拜访也斯先生，为新书出版做了一次讨论，当时便定下了这三本书。
《书与城市》收罗了也斯先生于1970年代前后发表的文学评论集，展现了其在对香港、拉美、欧美等地文学，尤其是小说和诗歌方面的思考，并且对书与城市的关系所作的沉思；《香港文化十论》则是透过文学、电影、戏剧和视觉艺术等例证，探讨了香港在中西文化冲击、严肃与商业文化交汇下的独特文化身份；而即将出版的《城与文学》中，也斯在后记中写道：“在文学创作方面，在香港长大，也是在逐步摸索去认识城市，寻找不同的方法去书
写城市。在创作之余，由于不同的机缘，也零星写下有关文字，向自己和别人弄清楚都市文学的特色。其中有接近学术的讨论、有对谈、有访问、有书评、有随想，从不同角度思考都市与文学的关系，去想文学如何可以从不同深度探测城市的精神呢？”这篇后记写于2012年12月16日，21日后的新年元月6日，也斯先生离世。
后来王志毅谈到也斯先生，他说，“在跟他（也斯）的交往当中，发现他是非常独特的，有文人气质的人。那个时候他生病了，平时也是在邮件上沟通，不好多去麻烦他，但他对我的提携很深，对我有很深的影响，尤其是他在香港坚持写作的事情，以及他做事情的态度，对我有很好的教育，从中学到很多。”
而《启真》也是很特别的一套书。“我们当时原创类读物不够，我希望编一个书评性质的读物，通过这个读物凝聚更多的作者。另外，平时长篇的、深度性的，以及趣味性的书评作品，在一般媒体上很难发表，我觉得也还是不够，当时就想到编《启真》这个东西。”
《启真》每年不定期出版二三种，每一期分“专题”、“书评”、“序与跋”、“书摘”、“品书”五个部分，内容则偏向社会史、思想史、学术史等人文社科思想方向，聚集了海内外各领域专家对某一领域的阐细释微。2012年已出版了两期。《启真2》中便收录了毛亮的《爱默森的个人主义》、王蔚的《<怀念宜兴徐子明先生>辨谬（上）》等文，而李华芳在《欲辨已忘言：中国模式的争议》中对当下关于中国模式的诸多流行观点的批判性分析，倒或许可以看出启真馆或王志毅个人在选题上的一些转向。如王志毅所说启真馆未来的一个方向是，对当代中国和世界的关注。而且，“我现在更关注人们阅读的体验。我们当代的读者对什么样的书感兴趣，他们愿意阅读什么样的作品。”王志毅说。
今年，启真馆成立五周年。五年的时间不算太长，但正好可以看到它最纯粹、最可贵、最具张力的特性，就像是透过一个孩童，看到他所有可望的未来。启真馆的每一本书，都带来了所有的可能。
而对于很多读者来说，启真馆也成为了与较早成立的北京贝贝特、世纪文景，以及稍晚成立的楚尘文化比肩而立的出版公司和品牌。就像他们透过北京贝贝特来认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通过世纪文景来了解上海人民出版社，他们也通过于启真馆的了解和互动，重新定义了浙江大学出版社，并且看到了启真馆作为大学出版社的子公司在出版领域的价值和意义。
北京启真馆文化传播责任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真馆”）成立于2008年10月。2007年下半年，现任启真馆总经理的王志毅，辞去了北京世纪文景的工作，本想回故乡浙江大学出版社工作的他最后留在了北京，因为彼时恰好浙江大学出版社正筹备在
北京创办一家子公司。“浙大社过去以做教材为主，一般图书做得比较少，所以希望能专门成立一家做一般图书的出版机构。我个人也是很有兴趣，就一个人在北京开始做了。”
草创之初的艰辛，其实与白手起家无异。王志毅说，“很多出版社在北京成立分公司，如果原出版社已经有一些作者关系，一开始就比较容易；因为浙大社之前一般图书做得比较少，而且作者对我们也不了解，当时最困难的问题是开拓选题。”于是，王志毅当时便考虑先做最基本的工作，以引进经典、高端的学术读物为主，一来王志毅此前在这一领域积累了一些经验，二来也可以此扩展知名度，吸引作者群。
最初，启真馆出版了《布罗代尔的史学解析》、《现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基础》、《成本与选择》、《战前中国经济的增长》等引进类作品，两年后，在2010年前后，启真馆开始挖掘更多元化的作品，包括原创作品，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学术思想、文化生活多面向开拓
王志毅是经济学出身的，在世纪文景期间策划的出版物也以经济、财经类为主，曾经翻译、编辑出版《欢乐的经济学》等作品，所以他在这一领域的出版经验和专长对启真馆早期阶段的选题影响比较显见，比如《新政治经济学评论》（8～13）、《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在美国：一个传统的迁入》、《货币生产的伦理》等经济类著作的出版。不过，这一类图书在当下启真馆的出版框架中并不为多，除了整体出版框架已做了拓展外，也有特意的考虑。“这跟我当初的考虑有关系，财经类的书要求比较高，而且我当时感觉到很多出版社已经做得很好了，我们再介入其实突破有难度，所以没有把财经类当作重点出版的方向。”因而，学术思想方向的出版成为启真馆最早开始打造的部分。
梁文道在2012年11月的“开卷八分钟”节目中推介的一本书，《维特根斯坦传：天才之为责任》，或许可以算作启真馆在学术思想方向出版的代表作。
维特根斯坦是天才一般的哲学家，与海德格尔并称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最聪明、思想最深邃的两个哲学宗师”。关于维特根斯坦的著作何其多，仅其中文简体的传记便有好几本，但这一本关于维特根斯坦生平最详实、深刻的著作，在出版二十余年后由启真馆引进出版，引起学界不小的轰动。之后，启真馆还出版了“维特根斯坦作品集”中的《维特根斯坦论感觉材料与私人语言》、《维特根斯坦论伦理学与哲学》。
学术思想类作品的这一类作品，启真馆还出版了《社会经济学》、《逻辑之旅：从哥德尔到哲学》、《西洋经济史的趣味》、《海格德尔》、《斯坦纳回忆录：审视后的生命》等不少作品，也将在今年推出《亚当斯密传》。其实学术出版，对于刚成立不久的图书公司是比较吃力的，因为学术出版的成本回报率并不高。但王志毅说，“我主要有两个考虑，第一个，我们作为一个大学出版社的分支机构，要突出学术性和原创性，这是和其他出版机构不一样的地方。另外一个，我们不是完全以盈利为目的。从一般的图书公司来看，学术出版是没有利润的，或者盈利太慢了，但我们从做学术出版的角度来看，是有价值的。这两点是我们比较坚持的。”
2009～2011年策划的“启蒙运动经典译丛”是启真馆花费精力最多的一套书。“启蒙运动时期的作品难度非常大，很多都是十七、十八世纪的作品，而且当时的作者，有哲学、历史、神学的背景，基本要求译者是研究这个方面的，所以译者非常难找，编辑也非常困难。加上专业图书的市场也是很艰难地开掘中。”启真馆将整个启蒙运动时期的作品进行了整理分类，将值得翻译、整理出版的作品陆续出版，目前已经出版包括《精神科学的逻辑》和《论激情与感情的本性与表现，以及对道德感官的阐明》等十一种。
除了学术思想方向，文化生活、艺术、通识教育等面向的出版也是启真馆努力打造的部分。“文化行者”（《流动风景》、《全身文化人》）、“书之爱”（《古典时期的图书
世界》、《伟大的书》、《藏书之乐》等）和“守书人”（《编辑这种病》、《我在DK的出版岁月》等）；萨冈《凌乱的床》、《舞台艺术》等作品；“法国戏剧经典”和《中国古代绘画名品》等，还有新近推出的“六合丛书”……
未来，启真馆会在此基础上，将原有的选题凝练成三个方向。“一个是在‘启蒙运动经典译丛’基础上继续拓展西学经典，现在我们已经在做十九世纪的西方经典作品，另外会整理出版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在当代学术上会侧重做人文社科的前沿的想法和作品，从现有架构下的‘社会经济史译丛’、‘当代外国人文学术译丛’继续扩展，比如‘跨学科传播译丛’、‘跨学科社会科学译丛’、‘经济思想译丛’。第三个是面向市场的文化和学术方面的一般性读物，我们更考虑它的当代性，对当代的中国和世界的解读和分析。”
“也斯作品”与《启真》
“一个是长销性，这个作品能不能在三年五年，甚至十年后让读者仍觉得有价值来读，这是我们比较关注的。另外更重要的是独特性，它是否有市场上没有的特质和个性在里面。如果有的话，我们当然愿意来做做看。”所以在启真馆的几大版块的作品之中和之外，同样能见到诸如杰克·古迪的《烹饪、菜肴与阶级》、康笑菲《说狐》、萧沆《解体概要》、保罗·弗伦奇《富态：腰围改变世界》、迈克尔·伍迪《印度的故事》等选题角度独特、有趣的图书。 而王志毅个人，如今作为启真馆的总经理，仍策划、主编了一些作品，比如《书与城市》、《香港文化十论》、《城与文学》，比如《启真》。
《香港文化十论》这三本书，均是香港刚过身的作家也斯先生的著作。王志毅很早便关注到也斯先生的著作，与他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邮件联系。也斯先生应允将作品交由启真馆出版之后，王志毅在2011年春节之后专程去香港拜访也斯先生，为新书出版做了一次讨论，当时便定下了这三本书。
《书与城市》收罗了也斯先生于1970年代前后发表的文学评论集，展现了其在对香港、拉美、欧美等地文学，尤其是小说和诗歌方面的思考，并且对书与城市的关系所作的沉思；《香港文化十论》则是透过文学、电影、戏剧和视觉艺术等例证，探讨了香港在中西文化冲击、严肃与商业文化交汇下的独特文化身份；而即将出版的《城与文学》中，也斯在后记中写道：“在文学创作方面，在香港长大，也是在逐步摸索去认识城市，寻找不同的方法去书
写城市。在创作之余，由于不同的机缘，也零星写下有关文字，向自己和别人弄清楚都市文学的特色。其中有接近学术的讨论、有对谈、有访问、有书评、有随想，从不同角度思考都市与文学的关系，去想文学如何可以从不同深度探测城市的精神呢？”这篇后记写于2012年12月16日，21日后的新年元月6日，也斯先生离世。
后来王志毅谈到也斯先生，他说，“在跟他（也斯）的交往当中，发现他是非常独特的，有文人气质的人。那个时候他生病了，平时也是在邮件上沟通，不好多去麻烦他，但他对我的提携很深，对我有很深的影响，尤其是他在香港坚持写作的事情，以及他做事情的态度，对我有很好的教育，从中学到很多。”
而《启真》也是很特别的一套书。“我们当时原创类读物不够，我希望编一个书评性质的读物，通过这个读物凝聚更多的作者。另外，平时长篇的、深度性的，以及趣味性的书评作品，在一般媒体上很难发表，我觉得也还是不够，当时就想到编《启真》这个东西。”
《启真》每年不定期出版二三种，每一期分“专题”、“书评”、“序与跋”、“书摘”、“品书”五个部分，内容则偏向社会史、思想史、学术史等人文社科思想方向，聚集了海内外各领域专家对某一领域的阐细释微。2012年已出版了两期。《启真2》中便收录了毛亮的《爱默森的个人主义》、王蔚的《<怀念宜兴徐子明先生>辨谬（上）》等文，而李华芳在《欲辨已忘言：中国模式的争议》中对当下关于中国模式的诸多流行观点的批判性分析，倒或许可以看出启真馆或王志毅个人在选题上的一些转向。如王志毅所说启真馆未来的一个方向是，对当代中国和世界的关注。而且，“我现在更关注人们阅读的体验。我们当代的读者对什么样的书感兴趣，他们愿意阅读什么样的作品。”王志毅说。
今年，启真馆成立五周年。五年的时间不算太长，但正好可以看到它最纯粹、最可贵、最具张力的特性，就像是透过一个孩童，看到他所有可望的未来。启真馆的每一本书，都带来了所有的可能。
而对于很多读者来说，启真馆也成为了与较早成立的北京贝贝特、世纪文景，以及稍晚成立的楚尘文化比肩而立的出版公司和品牌。就像他们透过北京贝贝特来认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通过世纪文景来了解上海人民出版社，他们也通过于启真馆的了解和互动，重新定义了浙江大学出版社，并且看到了启真馆作为大学出版社的子公司在出版领域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