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的台北是个单纯而又谨慎的年代，在那段生命历程里面，时代充满着一致性，原来所谓的戒严军政体系下，群体社会的悲欢离合休戚与共，完全有着一致性的步伐。金秋十月的大阅兵，每天歌颂伟大的蒋公，加上令人欣喜若狂的黑白电视机问世，真是天大的喜事！还有家里面总有街坊邻居来观看新买的妈妈乐洗衣机如何洗衣服。
　　十三四岁念初中的我总是到西门町来买唱片，一家家唱片行热闹极了，长发的美女店员是数不清少年学子的幻想对象，加上她们熟稔最新出版的唱片，真是红极一时，不可言喻。当时的台湾仍有美军顾问团，所以有个广播电台叫做AFNT，月底的节目American Top 40就是夜半心灵寄托，长达多年的精神伴侣，陪伴我成长，帅气的Donny Osmond是我的启蒙偶像，还有他的妹妹Marie Osmond，一首《Too Young》占据了我几年的思绪，相对当时电视机里面一成不变的刻板教条净化歌曲，真是有趣太多了。不过我爱听歌的母亲则陶醉在姚苏蓉的那首《负心的人》，总是看多情的母亲听得频频拭泪。长大以后才知道那首歌曾被关切禁唱过，理由是靡靡之音。
　　一张张唱片十块钱，我就像淘宝一般地在唱片行里面翻啊找啊的，幼小的心灵里面建立了自己的音乐宝库，记得搜集达30 张唱片的时候，好不骄傲地展示给同学邻居们，在那个戒严的年代用我那台七百元的手提唱机播放，耳朵还得贴着听，透过那个简陋的小喇叭，遨游在一个充满想象的彩色世界里。
　　记忆里五彩缤纷的西门町，仿佛充满着危机，不太敢越雷池，传说的青苹果餐厅更是没去过，老听人说那儿经常打架，电影街的路边，总有叼着烟的制服学生。为了避免麻烦上身，就这么听着音乐，就这么小心地出没西门町，也就这么样地长大了。
　　今天的西门町，人群熙攘依旧，但早已脱离台北主流生活圈，和东区的主流毫不互动，却又是生气盎然的日日夜夜。唱片行已不复见，存留的戏院大多改装成多个小厅展现新意，年轻学子们充斥其间，还有大量操着广东口音的华人观光客穿梭不已，一波波人潮，与那个军政时期的爱恨情愁似乎毫不相干。在同一个老旧建筑骑楼下，当年英雄好汉的意气风发早已成为过往云烟，停驻的是大啖路边小吃的惬意观光客。狮子林大楼、红楼戏院、乐生戏院，一一成了怀旧的老城背景，故事背后的大时代演绎，不过一缕青烟，偶有一名单身老兵佝偻擦身而过，只流泻出沧桑和黯然，大时代进行曲似乎被简单安逸和基本生活斗争所取代了。剩下的只有当下。
　　因缘际会下接下了西门町旅店设计的案子，本想从地域文学出发建立一段精彩的内容，作为饭店的文学底蕴，没想到翻遍了资料，西门町竟然没有任何的文史工作在进行。一甲子的时代，千万人的半辈子，还有好多的歌声，故事，英雄好汉，垂垂老矣，或许世代更替无可避免的翻页过程，就是无情地遗忘。但是深刻在1949大时代变迁的一抹斜阳，余韵犹存。当自己有幸叙述这段历史过程的当下，也许更应该提起笔来，为自己的年少西门町，写下一篇篇日记，为那段岁月划下刻痕。
　　当我跟一些朋友谈论这个想法的时候，得到了很大的支持，这也才察觉1960年代成长的人，都是西门町下的历史分子。人称坤哥的电影人张华坤，公司今天还在西门町，请教他时如数家珍地介绍朋友、细数总总；服装设计师温庆珠从一开始不解的、似是遗忘了西门町的表情，到坠入那深情款款的记忆过程……在在浮现出那越来越难画上句号的深层情感。
　　如今，诸多历史老店如南蛮堂的蜂蜜蛋糕、靠堤防边的建福鸡肉饭、香菇肉粥、小花园绣花鞋、旗帜徽章帽子店、峨嵋街的修鞋老师傅……仍人来人往地鲜活着。
　　周末窗前眼望今天又是满街的年少轻狂在西门町悠游闲逛，霓虹灯随着日暮愈见生动闪烁。当我在书写着属于西门町的前世回忆，未来一代的盛世精彩可期。
　　之于我之所能，倾力邀约当今台北各文艺领域的意见领袖们，书写下西门町的回忆录，同时为建立西门町文献跨出第一步。也希望这只是一个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