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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31年、1935年两湖地区发生了特大的水灾，水灾不仅招致两湖地区的工商、贸易、金融、农业等方面的衰退，也对灾区灾民的社会心理产生了严重影响。水灾使灾民对灾害产生恐惧心理，一些人以自杀作为逃脱灾害及饥荒折磨的办法，一些人常常在无奈中显露其野蛮、残暴和为求生存不择手段的一面，一些人在灾害面前往往产生“在劫难逃”之感，不得不把自己的这种企盼和追求寄托于上天神灵，每逢灾害发生时，两湖地区农村中的民间迷信活动就会急剧增加。与灾后困境格格不入的奢侈之风在灾区也随处可见。消除灾害的消极影响，树立良好的防灾减灾意识，加强防灾体系的建立是十分重要的。
关键词：水灾；灾民心理
中图分类号：Ｋ262．9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3－854Ｘ（2007）03－0101－03
一
1931年初夏，长江全流域发生大水灾，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等省普降暴雨。受洪水的影响，湖北湖南境内江河湖泊水位猛涨。7月，湖北连绵大雨，武汉江水，平时约深30余尺，此时逐日陡涨，并与汉水混合，冲击两岸。7月28日，江汉关水标49．7尺，较1924年大水时高1．7尺（1924年为48尺）；8月19日至22日，水标高达53．65尺，比1870年8月4日汉口最高水位之50．5尺，还高出3．15尺。长江、汉水沿岸干支堤防十之八九非漫即溃。据《汉口大水写真》一书记载，当时飞机从上海飞往汉口，一路航程，俯瞰地面，展现在眼前的景象是洪水在不断的延伸，江汉平原与洞庭湖区一片汪洋，除能看到极少的树和一些屋顶外，几乎什么也看不到。①
湖南从6月起，大雨兼旬，山洪骤发，湘乡、衡山、湘潭、茶陵等10余县首遭水灾。7月又淫雨延绵，延至9月初始放晴。在此期间，湘、资、沅、澧4水同时暴涨，加以长江之水倒灌入湘，洞庭湖水满溢溃堤，全省遂成巨浸。“水势之大，为耆老所未见，灾区之广，为百年所未有。被水之区，迄将3月，田园犹浸水中”。②
这次大水灾使长江流域遭遇了惨重的损失。国民政府之财政顾问阿瑟·恩·杨格在论及江淮水灾时写道：此次灾难“不仅超过中国苦难历史中任何一次水灾；而且也是世界历史中创纪录的大灾”，“65000平方英里的土地淹没在水中，另有5000平方英里土地受灾较轻。受灾地区比英国全境还大，约相等于纽约、康涅狄克、新泽西3个洲合起来的面积”，“堤岸溃决的时候成千上万的人惨遭没顶。几百万人不得不在严冬的大部分时间内辗转流离。淹没地区平均水深最高达9英尺；这些地区内的农舍有45％被冲毁”。③
这次全国的大水灾，严重损伤了中国的元气，“不但深受其害的国人，对此大灾惊慌失措，就是东西各友邦对此也都觉得万分震骇。罗马教皇与美国总统胡佛已直接致电我国政府慰问，其他有约各国亦纷纷由其驻华使领代达慰问之忱，国际赈恤亦在进行，可知此次中国水灾业已引起全世界的注意了。这次水灾的确是全球近百年来少有的”。④
1935年长江流域又发生了特大水灾。在湖南，湘、资、沅、澧并涨，在湖北是汉水的暴涨，在江西是河汛江汛的齐至。自芜湖以上宜昌以下，形成本年江灾集中的区域。武汉以上至荆江大堤东湾堤，武汉以下至马华堤等均告溃决。至于汉水沿岸各堤圩，几乎无一保全。向以调节长江及内河水量见称的洞庭、鄱阳两湖，也双双失效，里涌外灌，吞吐无从；滨湖各地，同酿巨灾，“灾情之重，有逾民国二十年”。⑤
两次大水灾，招致两湖地区的工商、贸易、金融、农业等方面的衰退，目前有关这方面的论文，已有学者涉及，而关于灾害对两湖地区灾民社会心理的影响至今还没有相关论文发表，有鉴于此，本文就此问题加以探讨。
二
水灾对于整个社会发展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它对灾民个人心理的影响远比房屋、财产被损，或大量作物被毁要严重得多。由一场灾害带来的突如其来和强制性变化，如家庭成员的失踪、家园的毁坏、家庭和工作单位的搬迁、暂时性或永久性失业、残废、被迫负债等都有难以估量的长期或永久性的后果。而这些影响和后果是很难用数量名词或经济术语来准确衡量的。
1． 恐慌心理与自杀现象
水灾在短时间内摧毁了人们的生存条件，无情地夺取了灾民们赖以归属的家庭以及亲友的生命，即使是幸存者的生命也要忍受饥荒、病疫等方面带来的折磨，无数灾民的心头笼罩着巨大的恐惧心理，以致无法承受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丧失了生活的信心和勇气。易君左回忆他的家乡龙阳（今汉寿）受害的情形说：“水患成为故乡严重的祸害。全县境内，临江临湖，都筑有坚固的堤防，但是溃堤的惊耗，对于安居乐业的老百姓是一种重大的恐怖和威胁。因为堤一溃决，洪水淹没稻田，全部农产一洗而空。我幼时在故乡，每年总有一次由家人带到堤坝，看到江湖波浪汹涌，人民抢救的紧张情形。如果堤岸被洪流冲破一个大孔，或有裂痕，泥土填塞来不及，就用数十数百的人身，猛力抵住，有时这一大群人被一个大浪头淹入水里，我幼稚的心灵受着重大的创伤。”⑥
当生存条件恶化到一部分灾民无法生存下去的时候，他们就会寻求一种解脱，那便是以自杀作为逃脱饥荒折磨的办法。因生计断绝而自杀的惨声，在灾荒的农村到处可以听到。这些悲惨的故事，是中国近代史上惨痛的一页。湖北地区有不少灾民“对日号泣，闭门自杀”。⑦湖南常宁灾民因饥饿而死或逼而自杀者，时有所闻。1931年大水灾，南县全县仅可望收谷30000余石，以30万人口计数，歉粮140余万，18万余人不能举火，饿毙与自杀之事日有所闻。大水退去后，“往往发现老幼男女尸骸绳联草缚挂树枝，殆因求生无路之际尚不忍家口漂流丧失，希图聚首九泉，且冀他人之认识耳，如斯惨酷，古所未闻”。⑧汉寿县，“一堤垸因在晚间溃倒，人畜均遭淹没，事后收尸，有一家老幼七八人均以绳系足连在一起，大概是大水来时无法逃生，乃用绳连系同死，以免漂散，惨痛情形有如是者”。⑨华容城外麻里泗地方，有东山难民陈友章一家三口，投水自溺。⑩自杀现象正是灾民们面对绝望的生活其精神世界最后崩溃的表现。每次灾害过后，都会留下令人心酸的纪录，不少灾区的村庄中，常常弥漫着一股阴森恐慌的气氛。
2． 损人利己的行为
在实际生活中，被突如其来的水灾摧毁了基本物质生活条件的人们，常常在无奈中显露出其野蛮、残暴和为求生存不择手段的一面。损人利己成为部分灾民的生存手段。长久以来维系人类社会的基本伦理和社会规范，在生存压力面前显得苍白无力。道德颓丧、冷漠无情、视钱如命等人性的弱点得以放大。这些弱点无一不在1931年大水中的武汉体现出来。汉口被淹后，所有的街道都变成了沟渠，汽车失去了作用，一叶小舟遂成为唯一的交通工具，于是乘机敲诈勒索现象日益严重。政府在受灾严重的地段，如铁路、张公堤一带，设立义渡，专渡灾民至收容所或其他地点。此项义渡经费，均由政府筹拨，不收渡资。然而，事实上，明书“义渡”不取分文，而舟子依然索钱。{11}在汉口，“常有无聊之徒，假借名义，雇一小划，造谣水面，无所事事，如真有灾民在水中求救者，则又推诿别有急务，置之不顾”。{12}此外，当汉口被水淹没后，灾情较重之处，居民逃避一空，所有物品器具等件，遗留室内，无人照管，一班宵小之徒，乘机而入，明取暗窃。当然这种现象不仅仅只发生在武汉。在江陵县，“更有地方不肖之徒，趁水打劫，甚至将居民屋梁锯断，据云仅夏姓一家，损失万余元，劫后灾黎，益不堪其扰矣”。{13}日清、太古、怡和各轮船公司乘武汉洪水泛滥之时，操纵赢利，每一普通客票除买卖外，另由买办账房上下串通勒索铺位钱，每名勒索十余元或数十元不等。{14}
水淹期间，整个武汉显得格外萧条，市面食物大起恐慌，菜价飞涨，真有一日千里之势，价格之高，尤为不可思议，而且还不易购得，一般米商乘机垄断，米价一日三涨。据查，米商多将米级提高发售，如以地字号混为天字号，以日字号混为地字号，虽未明加，实属暗涨。兆泰米厂昧心作弊，所售的四号米，造假严重。{15}
在危难的时候最容易看出一国的国民性，武汉许多堤防危机的时候，“每天只见江边成千成万看水的群众、住家、公司，大批买进煤米菜蔬油盐，每家的门前窗口，多用麻袋黄土水泥堵住，大家都打算的是别人全淹没了，我自己如何能舒适地活着，因此几处险工都凑不齐人去做，因为私家以高价购买麻袋黄土，把公用的防救必需品价格提高了，甚至像麻袋几乎缺货”。{16}冷漠无情、损人利己的行为导致人们之间失去了真诚和信任。
更为痛心的是，卖妻鬻子的现象在灾区仍然存在。水灾剥夺了人们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尤其是造成食品的极度匮乏。没有粮食，人们只好以野菜、树皮、草根充饥。当连年大灾后，整个社会一片疮痍，人们的生存陷入困境。此时，饥饿主宰着人们的行动，本能驱使人们把牙齿伸向同类。卖妻鬻女、易子而食的行为时有所闻。1931年秋冬季节，随着天气一天一天冷起来，夏天逃来武汉、长沙等城市的灾民，既少夏天衣服，更无冬季棉衣。在此情况下，农民为谋求生路，有的出卖自己的亲生儿女，在湖北论斤出卖儿女等事，成为普遍现象。有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妻子卖给别人，以维持家人短暂的生存。《大公报》报道“种种易子而食，诸惨状之文电，每日盈案，展视所及，心如刀绞”。{17}
3． 迷信之风盛行
中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繁的国家，作为一个农业大国，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时和岁稔是中国人的理想追求。可是，中国的农民却饱受灾害的袭击，在灾害面前他们往往产生“在劫难逃”之感。因此，不得不把自己的这种企盼和追求寄托于上天神灵。科学技术、文化教育落后，致使人民沉沦在愚昧昏迷的境域之中，对周围事物的认知程度极其有限，尤其是地处偏远的乡村，民众对许多自然现象暂时无法解释，认为在人世之外，还存在“自然神灵”在主宰着人的命运。
对基本伦理与社会规范的破坏与对自然神灵的崇拜，构成了灾民意识的基本特征。灾害频繁的发生，是导致两湖地区灾民意识强化、传统伦理观念式微以及宗教迷信活动仍然盛行的重要原因。每逢灾害发生时，民间迷信活动就会急剧增加。
1931年武汉发生大水灾，有人说这次水灾是龙王显灵，因为汉口人把龙王庙毁了，所以龙王用水来淹没汉口。老百姓便由武汉警备司令夏斗寅组织，在汉江岸边的龙王庙旧址，陈设香案，燃烛焚香，向江心三跪九叩，祈祷龙王爷保佑。也就是在这次水灾时，代表南京政府来鄂视察灾情的方本仁在江边路遇水蛇，竟连连叩头，称之为“蛇大王显圣”。1935年大水后，中央赈务委员会委员长许世英一行6人视察汉口时，“有一龟被浪卷涸于堤坡上，一孩捉之欲归，众恐得罪龙王，坚令复纵于江。此虽迷信细事，然亦可见群情内惧之一斑”。{18}
1935年水灾后，当武汉大学调查团夜宿蔡甸时，正逢农历7月15，民间俗称中元节，“当地人民振金革，化纸钱，念经诵咒，深夜不休；沙洋商会主席语人，本镇每年南纸（冥钱纸）贸易额有高30万元以上者，今年水灾后，已减至十分之一二，是亦不下五六万元。劫后余生，未遑衣食，而竟以有用之资，化于无用之地”。{19}汉阳县灾民，恒将所救出之土偶木偶供奉如常，红幡绿盖，颇引人注意。
1935年7月初，洪水围困荆州城，城内竟有人制造谣言说这次洪水围城是由于省立第八中学图书馆门前的一对石狮被迁动，因为该石狮是当年诸葛亮在修建观桥时，用大法力安排的降水兽，此兽现已修练通灵，具有无比的法力。迁动石狮就触犯了神兽，神兽感觉受辱发怒而显灵。于是，一群愚昧无知之辈，便将石狮强行抬到西门城洞两边安放，并给它披红挂彩，让人们烧香磕头，顶礼膜拜。{20}
灾害发生时期，农民的宗教迷信风气日盛，一方面表明农民的愚昧无知，一方面也表达了他们渴望释放巨大的精神焦虑和心理压力，摆脱灾难的强烈愿望。从这个意义上讲，灾后农村迷信活动的急剧增加，并不是简单一个愚昧无知就可以解释的。农民祈求上苍的行为，也表明了他们对世俗社会的不信任，当灾民对现实社会产生绝望后，自然会求助于超自然的神灵。
4． 大灾后的奢侈之风
自然灾害具有两重性。自然灾害在对人类生存破坏的同时，往往也会给人们带来一定的有利方面，如洪水泛滥，淹没农田，会将大量有机质沉积下来，土地肥力提高，来年往往丰收，洪水的泛滥还可促进鱼类资源及水生植物的生长和繁殖。当然，水灾这方面的作用和意义是极其有限和不容高估的，其负面消极影响则是主要和深远的。
洞庭湖区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湖区居民特殊的的性格特征。洞庭湖区的居民，有土籍客籍之分。土籍居民，偏于保守；客籍居民，富有进取心。两者共有的特性则是“民智卑下及其不知盖藏，得了钱便任意浪花”。{21}在南县，“当湖面一天一天变成淤洲之日，便是南县土著们暴发之时。他们从穷苦的渔民一旦变成大地主，便只想如何穷奢极欲，以补偿从前的辛劳”。 至于客籍得着钱便浪花不知储蓄，这是由于环境造成的：其一，湘民耕田太容易了，只要不遭水灾，农产物便可丰收；其二，洪水时常光临，生活太不安定。容易丰收的农产，将它储蓄起来，等到洪水一来，便一无所有了。“你知道洪水几时来？省食省用地储着，与其送入水晶宫，还不如花了好些呢”！这种想法，流传在灾民的心中。因此，每当丰收年，地主们就到沪汉各地去住上半年。把变卖了的农产花在十里洋场上。而佃农们耕作之余，则打牌赌博。至于今后的生活怎样呢？这些问题在他们是不会考虑的。“因为不知盖藏，而且有天灾人祸的互相夹攻，滨湖农民永远是在穷苦之中的”。{22}
这种与灾后困境格格不入的奢侈之风在其他地方也随处可见。湖北仙桃的岳口镇，1935年大水后，局面又焕然一新，商肆鳞次栉比，市人络绎不绝。“兼营茶食、旅馆、洗澡业之得月楼及翠华楼，建筑高大，设备较善，尤有樽中酒已空，座上客犹满之概，甚有富商大贾呼妓弹唱，在煤灯照耀下，通宵不寐者。其他茶楼与私家，男女聚赌纸牌或打麻将者，更数观不鲜。”{23}
注释：
① 转引自郭学德等《百年大灾大难》，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67页。
②⑧⑨ 湖南省赈务会：《湘灾专刊》，1931年刊行本，第35、49、78页。
③[美]阿瑟·恩·杨格著、陈泽宪、陈霞飞译《1927至1937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23－424页。
④{11}{12}{13} 谢茜茂编《汉口1931年大水记》，汉口江汉印书馆1931年版，第2、74、114、78页。
⑤ 侯仁之：《记本年湘鄂赣皖四省水灾》，《禹贡半月刊》第4卷第4期。
⑥ 张明园：《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南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第46号。
⑦《时事新报》1934年8月7日。
⑩《大公报》1932年1月17日。
{14}{15} 武汉警备司令部编辑处：《水灾中武汉警备特刊》1931年刊行本，第35、64页。
{16}《大公报》1935年7月20日。
{17}《大公报》1932年5月28日。
{18}{23} 陈赓雅：《江河水灾视察记》，《近代史资料》总第67号。
{19} 夏道平、张克明：《湖北江河流域灾情调查报告书》，国立武汉大学1935年刊印，第31－32页。
{20} 李植楠：《一九三五年洪水围困》，《湖北文史资料》2001年第2辑。
{21}{22} 俊逸：《洞庭湖视察记》，《扬子江水利委员会季刊》第3卷第3、4期。
（责任编辑 张卫东）
关键词：水灾；灾民心理
中图分类号：Ｋ262．9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3－854Ｘ（2007）03－0101－03
一
1931年初夏，长江全流域发生大水灾，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等省普降暴雨。受洪水的影响，湖北湖南境内江河湖泊水位猛涨。7月，湖北连绵大雨，武汉江水，平时约深30余尺，此时逐日陡涨，并与汉水混合，冲击两岸。7月28日，江汉关水标49．7尺，较1924年大水时高1．7尺（1924年为48尺）；8月19日至22日，水标高达53．65尺，比1870年8月4日汉口最高水位之50．5尺，还高出3．15尺。长江、汉水沿岸干支堤防十之八九非漫即溃。据《汉口大水写真》一书记载，当时飞机从上海飞往汉口，一路航程，俯瞰地面，展现在眼前的景象是洪水在不断的延伸，江汉平原与洞庭湖区一片汪洋，除能看到极少的树和一些屋顶外，几乎什么也看不到。①
湖南从6月起，大雨兼旬，山洪骤发，湘乡、衡山、湘潭、茶陵等10余县首遭水灾。7月又淫雨延绵，延至9月初始放晴。在此期间，湘、资、沅、澧4水同时暴涨，加以长江之水倒灌入湘，洞庭湖水满溢溃堤，全省遂成巨浸。“水势之大，为耆老所未见，灾区之广，为百年所未有。被水之区，迄将3月，田园犹浸水中”。②
这次大水灾使长江流域遭遇了惨重的损失。国民政府之财政顾问阿瑟·恩·杨格在论及江淮水灾时写道：此次灾难“不仅超过中国苦难历史中任何一次水灾；而且也是世界历史中创纪录的大灾”，“65000平方英里的土地淹没在水中，另有5000平方英里土地受灾较轻。受灾地区比英国全境还大，约相等于纽约、康涅狄克、新泽西3个洲合起来的面积”，“堤岸溃决的时候成千上万的人惨遭没顶。几百万人不得不在严冬的大部分时间内辗转流离。淹没地区平均水深最高达9英尺；这些地区内的农舍有45％被冲毁”。③
这次全国的大水灾，严重损伤了中国的元气，“不但深受其害的国人，对此大灾惊慌失措，就是东西各友邦对此也都觉得万分震骇。罗马教皇与美国总统胡佛已直接致电我国政府慰问，其他有约各国亦纷纷由其驻华使领代达慰问之忱，国际赈恤亦在进行，可知此次中国水灾业已引起全世界的注意了。这次水灾的确是全球近百年来少有的”。④
1935年长江流域又发生了特大水灾。在湖南，湘、资、沅、澧并涨，在湖北是汉水的暴涨，在江西是河汛江汛的齐至。自芜湖以上宜昌以下，形成本年江灾集中的区域。武汉以上至荆江大堤东湾堤，武汉以下至马华堤等均告溃决。至于汉水沿岸各堤圩，几乎无一保全。向以调节长江及内河水量见称的洞庭、鄱阳两湖，也双双失效，里涌外灌，吞吐无从；滨湖各地，同酿巨灾，“灾情之重，有逾民国二十年”。⑤
两次大水灾，招致两湖地区的工商、贸易、金融、农业等方面的衰退，目前有关这方面的论文，已有学者涉及，而关于灾害对两湖地区灾民社会心理的影响至今还没有相关论文发表，有鉴于此，本文就此问题加以探讨。
二
水灾对于整个社会发展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它对灾民个人心理的影响远比房屋、财产被损，或大量作物被毁要严重得多。由一场灾害带来的突如其来和强制性变化，如家庭成员的失踪、家园的毁坏、家庭和工作单位的搬迁、暂时性或永久性失业、残废、被迫负债等都有难以估量的长期或永久性的后果。而这些影响和后果是很难用数量名词或经济术语来准确衡量的。
1． 恐慌心理与自杀现象
水灾在短时间内摧毁了人们的生存条件，无情地夺取了灾民们赖以归属的家庭以及亲友的生命，即使是幸存者的生命也要忍受饥荒、病疫等方面带来的折磨，无数灾民的心头笼罩着巨大的恐惧心理，以致无法承受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丧失了生活的信心和勇气。易君左回忆他的家乡龙阳（今汉寿）受害的情形说：“水患成为故乡严重的祸害。全县境内，临江临湖，都筑有坚固的堤防，但是溃堤的惊耗，对于安居乐业的老百姓是一种重大的恐怖和威胁。因为堤一溃决，洪水淹没稻田，全部农产一洗而空。我幼时在故乡，每年总有一次由家人带到堤坝，看到江湖波浪汹涌，人民抢救的紧张情形。如果堤岸被洪流冲破一个大孔，或有裂痕，泥土填塞来不及，就用数十数百的人身，猛力抵住，有时这一大群人被一个大浪头淹入水里，我幼稚的心灵受着重大的创伤。”⑥
当生存条件恶化到一部分灾民无法生存下去的时候，他们就会寻求一种解脱，那便是以自杀作为逃脱饥荒折磨的办法。因生计断绝而自杀的惨声，在灾荒的农村到处可以听到。这些悲惨的故事，是中国近代史上惨痛的一页。湖北地区有不少灾民“对日号泣，闭门自杀”。⑦湖南常宁灾民因饥饿而死或逼而自杀者，时有所闻。1931年大水灾，南县全县仅可望收谷30000余石，以30万人口计数，歉粮140余万，18万余人不能举火，饿毙与自杀之事日有所闻。大水退去后，“往往发现老幼男女尸骸绳联草缚挂树枝，殆因求生无路之际尚不忍家口漂流丧失，希图聚首九泉，且冀他人之认识耳，如斯惨酷，古所未闻”。⑧汉寿县，“一堤垸因在晚间溃倒，人畜均遭淹没，事后收尸，有一家老幼七八人均以绳系足连在一起，大概是大水来时无法逃生，乃用绳连系同死，以免漂散，惨痛情形有如是者”。⑨华容城外麻里泗地方，有东山难民陈友章一家三口，投水自溺。⑩自杀现象正是灾民们面对绝望的生活其精神世界最后崩溃的表现。每次灾害过后，都会留下令人心酸的纪录，不少灾区的村庄中，常常弥漫着一股阴森恐慌的气氛。
2． 损人利己的行为
在实际生活中，被突如其来的水灾摧毁了基本物质生活条件的人们，常常在无奈中显露出其野蛮、残暴和为求生存不择手段的一面。损人利己成为部分灾民的生存手段。长久以来维系人类社会的基本伦理和社会规范，在生存压力面前显得苍白无力。道德颓丧、冷漠无情、视钱如命等人性的弱点得以放大。这些弱点无一不在1931年大水中的武汉体现出来。汉口被淹后，所有的街道都变成了沟渠，汽车失去了作用，一叶小舟遂成为唯一的交通工具，于是乘机敲诈勒索现象日益严重。政府在受灾严重的地段，如铁路、张公堤一带，设立义渡，专渡灾民至收容所或其他地点。此项义渡经费，均由政府筹拨，不收渡资。然而，事实上，明书“义渡”不取分文，而舟子依然索钱。{11}在汉口，“常有无聊之徒，假借名义，雇一小划，造谣水面，无所事事，如真有灾民在水中求救者，则又推诿别有急务，置之不顾”。{12}此外，当汉口被水淹没后，灾情较重之处，居民逃避一空，所有物品器具等件，遗留室内，无人照管，一班宵小之徒，乘机而入，明取暗窃。当然这种现象不仅仅只发生在武汉。在江陵县，“更有地方不肖之徒，趁水打劫，甚至将居民屋梁锯断，据云仅夏姓一家，损失万余元，劫后灾黎，益不堪其扰矣”。{13}日清、太古、怡和各轮船公司乘武汉洪水泛滥之时，操纵赢利，每一普通客票除买卖外，另由买办账房上下串通勒索铺位钱，每名勒索十余元或数十元不等。{14}
水淹期间，整个武汉显得格外萧条，市面食物大起恐慌，菜价飞涨，真有一日千里之势，价格之高，尤为不可思议，而且还不易购得，一般米商乘机垄断，米价一日三涨。据查，米商多将米级提高发售，如以地字号混为天字号，以日字号混为地字号，虽未明加，实属暗涨。兆泰米厂昧心作弊，所售的四号米，造假严重。{15}
在危难的时候最容易看出一国的国民性，武汉许多堤防危机的时候，“每天只见江边成千成万看水的群众、住家、公司，大批买进煤米菜蔬油盐，每家的门前窗口，多用麻袋黄土水泥堵住，大家都打算的是别人全淹没了，我自己如何能舒适地活着，因此几处险工都凑不齐人去做，因为私家以高价购买麻袋黄土，把公用的防救必需品价格提高了，甚至像麻袋几乎缺货”。{16}冷漠无情、损人利己的行为导致人们之间失去了真诚和信任。
更为痛心的是，卖妻鬻子的现象在灾区仍然存在。水灾剥夺了人们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尤其是造成食品的极度匮乏。没有粮食，人们只好以野菜、树皮、草根充饥。当连年大灾后，整个社会一片疮痍，人们的生存陷入困境。此时，饥饿主宰着人们的行动，本能驱使人们把牙齿伸向同类。卖妻鬻女、易子而食的行为时有所闻。1931年秋冬季节，随着天气一天一天冷起来，夏天逃来武汉、长沙等城市的灾民，既少夏天衣服，更无冬季棉衣。在此情况下，农民为谋求生路，有的出卖自己的亲生儿女，在湖北论斤出卖儿女等事，成为普遍现象。有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妻子卖给别人，以维持家人短暂的生存。《大公报》报道“种种易子而食，诸惨状之文电，每日盈案，展视所及，心如刀绞”。{17}
3． 迷信之风盛行
中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繁的国家，作为一个农业大国，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时和岁稔是中国人的理想追求。可是，中国的农民却饱受灾害的袭击，在灾害面前他们往往产生“在劫难逃”之感。因此，不得不把自己的这种企盼和追求寄托于上天神灵。科学技术、文化教育落后，致使人民沉沦在愚昧昏迷的境域之中，对周围事物的认知程度极其有限，尤其是地处偏远的乡村，民众对许多自然现象暂时无法解释，认为在人世之外，还存在“自然神灵”在主宰着人的命运。
对基本伦理与社会规范的破坏与对自然神灵的崇拜，构成了灾民意识的基本特征。灾害频繁的发生，是导致两湖地区灾民意识强化、传统伦理观念式微以及宗教迷信活动仍然盛行的重要原因。每逢灾害发生时，民间迷信活动就会急剧增加。
1931年武汉发生大水灾，有人说这次水灾是龙王显灵，因为汉口人把龙王庙毁了，所以龙王用水来淹没汉口。老百姓便由武汉警备司令夏斗寅组织，在汉江岸边的龙王庙旧址，陈设香案，燃烛焚香，向江心三跪九叩，祈祷龙王爷保佑。也就是在这次水灾时，代表南京政府来鄂视察灾情的方本仁在江边路遇水蛇，竟连连叩头，称之为“蛇大王显圣”。1935年大水后，中央赈务委员会委员长许世英一行6人视察汉口时，“有一龟被浪卷涸于堤坡上，一孩捉之欲归，众恐得罪龙王，坚令复纵于江。此虽迷信细事，然亦可见群情内惧之一斑”。{18}
1935年水灾后，当武汉大学调查团夜宿蔡甸时，正逢农历7月15，民间俗称中元节，“当地人民振金革，化纸钱，念经诵咒，深夜不休；沙洋商会主席语人，本镇每年南纸（冥钱纸）贸易额有高30万元以上者，今年水灾后，已减至十分之一二，是亦不下五六万元。劫后余生，未遑衣食，而竟以有用之资，化于无用之地”。{19}汉阳县灾民，恒将所救出之土偶木偶供奉如常，红幡绿盖，颇引人注意。
1935年7月初，洪水围困荆州城，城内竟有人制造谣言说这次洪水围城是由于省立第八中学图书馆门前的一对石狮被迁动，因为该石狮是当年诸葛亮在修建观桥时，用大法力安排的降水兽，此兽现已修练通灵，具有无比的法力。迁动石狮就触犯了神兽，神兽感觉受辱发怒而显灵。于是，一群愚昧无知之辈，便将石狮强行抬到西门城洞两边安放，并给它披红挂彩，让人们烧香磕头，顶礼膜拜。{20}
灾害发生时期，农民的宗教迷信风气日盛，一方面表明农民的愚昧无知，一方面也表达了他们渴望释放巨大的精神焦虑和心理压力，摆脱灾难的强烈愿望。从这个意义上讲，灾后农村迷信活动的急剧增加，并不是简单一个愚昧无知就可以解释的。农民祈求上苍的行为，也表明了他们对世俗社会的不信任，当灾民对现实社会产生绝望后，自然会求助于超自然的神灵。
4． 大灾后的奢侈之风
自然灾害具有两重性。自然灾害在对人类生存破坏的同时，往往也会给人们带来一定的有利方面，如洪水泛滥，淹没农田，会将大量有机质沉积下来，土地肥力提高，来年往往丰收，洪水的泛滥还可促进鱼类资源及水生植物的生长和繁殖。当然，水灾这方面的作用和意义是极其有限和不容高估的，其负面消极影响则是主要和深远的。
洞庭湖区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湖区居民特殊的的性格特征。洞庭湖区的居民，有土籍客籍之分。土籍居民，偏于保守；客籍居民，富有进取心。两者共有的特性则是“民智卑下及其不知盖藏，得了钱便任意浪花”。{21}在南县，“当湖面一天一天变成淤洲之日，便是南县土著们暴发之时。他们从穷苦的渔民一旦变成大地主，便只想如何穷奢极欲，以补偿从前的辛劳”。 至于客籍得着钱便浪花不知储蓄，这是由于环境造成的：其一，湘民耕田太容易了，只要不遭水灾，农产物便可丰收；其二，洪水时常光临，生活太不安定。容易丰收的农产，将它储蓄起来，等到洪水一来，便一无所有了。“你知道洪水几时来？省食省用地储着，与其送入水晶宫，还不如花了好些呢”！这种想法，流传在灾民的心中。因此，每当丰收年，地主们就到沪汉各地去住上半年。把变卖了的农产花在十里洋场上。而佃农们耕作之余，则打牌赌博。至于今后的生活怎样呢？这些问题在他们是不会考虑的。“因为不知盖藏，而且有天灾人祸的互相夹攻，滨湖农民永远是在穷苦之中的”。{22}
这种与灾后困境格格不入的奢侈之风在其他地方也随处可见。湖北仙桃的岳口镇，1935年大水后，局面又焕然一新，商肆鳞次栉比，市人络绎不绝。“兼营茶食、旅馆、洗澡业之得月楼及翠华楼，建筑高大，设备较善，尤有樽中酒已空，座上客犹满之概，甚有富商大贾呼妓弹唱，在煤灯照耀下，通宵不寐者。其他茶楼与私家，男女聚赌纸牌或打麻将者，更数观不鲜。”{23}
注释：
① 转引自郭学德等《百年大灾大难》，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67页。
②⑧⑨ 湖南省赈务会：《湘灾专刊》，1931年刊行本，第35、49、78页。
③[美]阿瑟·恩·杨格著、陈泽宪、陈霞飞译《1927至1937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23－424页。
④{11}{12}{13} 谢茜茂编《汉口1931年大水记》，汉口江汉印书馆1931年版，第2、74、114、78页。
⑤ 侯仁之：《记本年湘鄂赣皖四省水灾》，《禹贡半月刊》第4卷第4期。
⑥ 张明园：《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南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第46号。
⑦《时事新报》1934年8月7日。
⑩《大公报》1932年1月17日。
{14}{15} 武汉警备司令部编辑处：《水灾中武汉警备特刊》1931年刊行本，第35、64页。
{16}《大公报》1935年7月20日。
{17}《大公报》1932年5月28日。
{18}{23} 陈赓雅：《江河水灾视察记》，《近代史资料》总第67号。
{19} 夏道平、张克明：《湖北江河流域灾情调查报告书》，国立武汉大学1935年刊印，第31－32页。
{20} 李植楠：《一九三五年洪水围困》，《湖北文史资料》2001年第2辑。
{21}{22} 俊逸：《洞庭湖视察记》，《扬子江水利委员会季刊》第3卷第3、4期。
（责任编辑 张卫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