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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贾平凹小说《极花》中的男女主人公黑亮和胡蝶是乡村的新生代，早期的胡蝶是典型的离乡者，黑亮则是典型的留乡代表，透过二人的精神特质及乡村风尚可以折射出乡村新生代空虚、无处安歇的灵魂。
关键词：贾平凹 《极花》 城市文明 乡土文明
《极花》是贾平凹一改以往“过程化”叙述模式的新作，小说讲述一个被拐卖到僻乡的女孩蝴蝶，起初反抗囚禁、试图出逃，与丈夫黑亮育有一子后又逐渐接受并融入僻乡的故事。小说的人物主体由一个浸染城市文明又被拐卖到僻乡的女孩和一群充满性欲又无处泄欲的光棍构成，胡蝶的悲惨遭遇是偶然的，胡蝶从控诉到蜕变的历程是明显的，而本文感兴趣的是在文化潮流的巨变下，以胡蝶和黑亮为代表的新生代农村青年身上有着怎样的精神烙印。
一、被抽空的精神支柱
在追求物质文明的潮流中，由僻乡到乡镇再到城市是向城市文明靠拢的三部曲，现实生活中出现了一大批的离乡者，胡蝶就是其中之一。
胡蝶自幼丧父，母亲变卖全部家当也无法供她顺利念完初中，中途辍学的胡蝶随母亲进城过着捡拾垃圾的寄居生活。胡蝶的母亲任劳任怨，想尽一切办法挣钱养家糊口，为了生存她能抛开自尊坦然接受城里人鄙夷的态度。然而，一无所长的胡蝶却有着强烈的自尊和自我意识。在收拾破烂时，她讨厌别人喊她娘“垃圾”；在城里人说要雇她做小保姆时，她很反感很不屑。胡蝶的精神世界没有从传统乡村女性价值观寻得任何支柱，她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是过城市生活、做城里人。她爱穿小西装配高跟鞋，把外八字的走路姿势改为城里姑娘内八的姿势，从外貌打扮到气质修养都要模仿城里人。胡蝶已经为自己预设好“努力挣钱 过城市生活”的生活模式，她把一切精神动力都寄托在朝城市生活奋进的目标上。
但是，刚刚跨入城市且有勃勃雄心的胡蝶，在要赚钱为母亲分忧思想的驱使下，被一个以招聘工作为由的人贩子拐卖到圪梁村。拐卖的事实把胡蝶趋附城市文明、鄙斥乡土文明的二极态度放大到极致，她以城市人的姿态蔑视着圪梁村的陋俗、光棍和性欲。胡蝶唯一的精神支柱虽被强行折断，微乎其微的城市梦仍旧是支撑她活下去的动力，她坚持要穿高跟鞋，不愿意穿黑亮娘生前做的鞋，事事摆出城里人的姿态。訾米也曾把城市梦作为精神支柱，不惜出卖肉身去攀附光鲜靓丽的城市文明。过城市生活的幻想破灭后，訾米又回到了农村，当她像财物一样被立春和腊八争抢时，她却没有任何意见。这意味着訾米的精神寄托已经全部被抽空，她对生活不再存有任何幻想，只是一具没有精神内质、被男人享用的肉体。胡蝶对訾米灵魂空洞沉沦到连个人样都没有的未来深感恐惧。
尽管胡蝶被迫适应了圪梁村的生活，但她依旧拽着城市梦不肯放弃，一场梦境过后胡蝶的城市梦才彻底破碎。在梦中，胡蝶被派出所营救，回到了城市，但社会的舆论和城市的冷漠促使伤痕累累的胡蝶重返圪梁村。城市的敌意与排斥揉碎了胡蝶执着的城市梦，抽空了胡蝶全部的精神支柱，清醒后的胡蝶眼在落泪，心在绞痛，灵魂在干枯。贾平凹在结尾也写道：“我（指胡蝶）感觉我流下的不是泪水，是身上所有的水分，我在瘦，没了水分地在瘦，肉也在往下一块块掉下去地瘦。……我没了重量，没了身子，越走了越成了纸，风把我吹着呼地贴到在这边的窑的墙上了……”敌对的城市不是胡蝶的栖息之处，容身的乡村也不是她灵魂的安歇地，无处逃遁的胡蝶只能像轻薄的纸张死寂般飘落在圪梁村。
胡蝶和訾米二人一前一后、一虚一实的生活经历完整地展现了逃乡女性的悲惨结局。以胡蝶和訾米为代表的逃乡青年，脱离随遇而安的传统价值观，把过上城市生活视为唯一的精神支柱。他们以饱满的热情加入到城市物欲追求的漩涡，又被阶级固化的“离心力”狠狠甩弃，始终无法真正扎根于城市。他们从此以空洞的精神状态存活在乡村各个角落，灵魂游离在城市与乡土之间，永远没有安歇的归宿。
二、微弱的新生代精神
在城市吸走农村的物质和劳动力，把贫穷衰败留给乡村，黑亮是与胡蝶相对立的留乡青年代表。作为家里的年轻劳动力，黑亮积极肯干的，他努力寻求经济收益。他经营为十里八村提供生活物资的杂货店，作为村庄的一分子，黑亮有组织协调能力。顺子爹自杀，黑亮先去收拾尸体、摆设灵堂，替外出的顺子尽孝；立春腊八两兄弟分家请他主持公道、撰写契约；东沟岔山体崩塌，黑亮第一时间赶去救援。踏实勤劳、积极投身乡村事务管理的黑亮燃起了农村新生代的人格希望。然而，在人际关系上，黑亮出面写契约也无法改变因利益冲突而兄弟反目的亲族关系；正直善良的黑亮也敌不过强势自私的村长，他必须对村长处处忍让，不敢有任何反抗。在经济建设上，黑亮建立血葱生产基地却被村长强行插足；狭隘眼红的村民不肯与黑亮交换田地。在村民素质上，贪财好色的村长、趋利好赌的立春腊八兄弟、厚颜无耻的猴子、孱弱不振的金锁组成了圪梁村鄙陋的整体素质。黑亮适应和包容圪梁村鄙陋的人性，还时常劝导任性的胡蝶要尊重和热情招待村里形形色色的来人，他黯淡的人性光辉也将消融在鄙陋的乡村人性中。
由此可见，狭隘自私、见利忘义的劣根观念根深蒂固，圪梁村的精神面貌依旧处于涣散龌蹉的旧势态。在鄙陋的村民素质和强势的基层政体势力的笼罩下，黑亮并没有以喷薄而出的新生力量冲破乡村腐朽落后的旧势态，而是用“呆哪还不都是中国”近乎颓丧的话语庇护乡村的鄙陋。这意味着黑亮身上闪现的精神气质不是乡村新风尚的胎动。
三、失魂的乡村
胡蝶和黑亮在文化潮流巨变中无法孕育出适应乡村精神需求的因子，新生代农村青年否能折返乡土文明寻求安身的精神寄托呢？宗教信仰一直以来都是乡土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农村人赖以生存的精神寄托。圪梁村的秩序曾经也靠宗教信仰维护着，据老老爷说当年山梁上的寺庙香火十分旺盛，村民祈雨、生病、化解矛盾都到寺庙祷告。但圪梁村的宗教信仰从现代化开启之初就逐渐解构，小说中写道：“解放后，庙里的和尚都被强迫还俗，坍垮了两座，‘文革’又被烧毁两座。”到了黑亮这一代，圪梁村的宗教信仰已经瓦解得支离破碎，顺子爹冤死无人超度，圪梁村久旱无庙祈雨，东沟岔山体崩塌村里不再唱戏祈求神灵庇佑，村民面对天灾人祸惊慌失措。 首先，在物质文明的冲刷下，以老老爷代表的乡村宗族权威也不断受到挑战。毛虫任由自己的爹瘫在炕上不吃不喝，三朵让老老爷主持公道，毛虫却说：“他能给我一碗饭还是一分钱？我认了他就是老老爷，不认了他就是狗屁。”毛虫的话反映出约定俗称的传统威望已经相对微弱，村民为获得更多自由而随意践踏宗族权威，作为道德化身的族长已经不能对乡村道德形成强有力的约束。其次，现代政治制度对传统宗族权威也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东沟岔山体崩塌，老老爷倡议用唱戏或闹社火的方式祈求神灵安抚，而村长却本着无神论回复老老爷“生老病死很正常，走山是自然灾害”。也就是说，维持乡村秩序的两根轴线，传统宗族权威在很大情形下要让步于现代乡村基层政体，两者地位的差异削弱了宗族权威。
乡村基层政体取代宗教信仰和宗族权威兴起，但代表基层政体势力的村长非但没有维持乡村秩序、带领村民走向新生，反而形成一股蚀食传统道德、阻碍乡土经济发展的个人势力。在阳盛阴衰的圪梁村，村长却能长期霸占着村里的几个寡妇，连作为婶子的訾米也企图占为己有。村长以龌龊的行为锈蚀着乡村道德却无人管束。在乡土经济发展上，村长的势力更不容小觑。黑亮、张耙子、刘全喜三个青年想要建立血葱生产基地，村长却可以凭借自身权力坐享其成。基层政体权力对经济的随意插手势必会削弱青年创业的积极性，压制新兴经济模式的兴起。
伴随着乡村信仰和宗族权威的式微与唯利是图的基层政体势力横向，村庄也丢失了精神灵魂，农村青年是否能折返乡土文明寻得安身的精神寄托的答案是否定的。前两者的缺失使得乡村人的精神特质不再受来自传统宗教信仰和道义安抚，后者的盛行却无法为农村的精神风尚、经济基础做出贡献。在这样的背景下，乡村人活久了就变成空壳，如胡蝶领悟到的“这个村子里其实有些人不是人”。
总之，逃乡与留乡构成了现代乡村新生代的两种主要生活方式。以胡蝶为代表的离乡者把精神孤注于城市梦，但残酷的现实把他们的精神全盘抽空，成为游离于城市文明与乡土文明的精神空洞者；以黑亮为代表的留乡者又无法孕育出崭新的精神风尚。信仰和权威失落的乡村环境更是无法再为新生代提供精神源泉，由此空洞与无望充斥着乡村新生代的精神世界……
参考文献：
[1] 贾平凹.《极花》后记[J].东吴学术，2016（1）.
[2] 毛亚楠.贾平凹：《极花》不仅仅是拐卖和解救的故事[J].方圆，2016（6）.
[3] 顾超.贾平凹《极花》：沉重的现实关切[N].人民日报，2016-1-29（24）.
[4] 何平.中国最后的农村[J].文学评论，2016（3）.
[5] 阎云翔，龚小夏译.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关键词：贾平凹 《极花》 城市文明 乡土文明
《极花》是贾平凹一改以往“过程化”叙述模式的新作，小说讲述一个被拐卖到僻乡的女孩蝴蝶，起初反抗囚禁、试图出逃，与丈夫黑亮育有一子后又逐渐接受并融入僻乡的故事。小说的人物主体由一个浸染城市文明又被拐卖到僻乡的女孩和一群充满性欲又无处泄欲的光棍构成，胡蝶的悲惨遭遇是偶然的，胡蝶从控诉到蜕变的历程是明显的，而本文感兴趣的是在文化潮流的巨变下，以胡蝶和黑亮为代表的新生代农村青年身上有着怎样的精神烙印。
一、被抽空的精神支柱
在追求物质文明的潮流中，由僻乡到乡镇再到城市是向城市文明靠拢的三部曲，现实生活中出现了一大批的离乡者，胡蝶就是其中之一。
胡蝶自幼丧父，母亲变卖全部家当也无法供她顺利念完初中，中途辍学的胡蝶随母亲进城过着捡拾垃圾的寄居生活。胡蝶的母亲任劳任怨，想尽一切办法挣钱养家糊口，为了生存她能抛开自尊坦然接受城里人鄙夷的态度。然而，一无所长的胡蝶却有着强烈的自尊和自我意识。在收拾破烂时，她讨厌别人喊她娘“垃圾”；在城里人说要雇她做小保姆时，她很反感很不屑。胡蝶的精神世界没有从传统乡村女性价值观寻得任何支柱，她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是过城市生活、做城里人。她爱穿小西装配高跟鞋，把外八字的走路姿势改为城里姑娘内八的姿势，从外貌打扮到气质修养都要模仿城里人。胡蝶已经为自己预设好“努力挣钱 过城市生活”的生活模式，她把一切精神动力都寄托在朝城市生活奋进的目标上。
但是，刚刚跨入城市且有勃勃雄心的胡蝶，在要赚钱为母亲分忧思想的驱使下，被一个以招聘工作为由的人贩子拐卖到圪梁村。拐卖的事实把胡蝶趋附城市文明、鄙斥乡土文明的二极态度放大到极致，她以城市人的姿态蔑视着圪梁村的陋俗、光棍和性欲。胡蝶唯一的精神支柱虽被强行折断，微乎其微的城市梦仍旧是支撑她活下去的动力，她坚持要穿高跟鞋，不愿意穿黑亮娘生前做的鞋，事事摆出城里人的姿态。訾米也曾把城市梦作为精神支柱，不惜出卖肉身去攀附光鲜靓丽的城市文明。过城市生活的幻想破灭后，訾米又回到了农村，当她像财物一样被立春和腊八争抢时，她却没有任何意见。这意味着訾米的精神寄托已经全部被抽空，她对生活不再存有任何幻想，只是一具没有精神内质、被男人享用的肉体。胡蝶对訾米灵魂空洞沉沦到连个人样都没有的未来深感恐惧。
尽管胡蝶被迫适应了圪梁村的生活，但她依旧拽着城市梦不肯放弃，一场梦境过后胡蝶的城市梦才彻底破碎。在梦中，胡蝶被派出所营救，回到了城市，但社会的舆论和城市的冷漠促使伤痕累累的胡蝶重返圪梁村。城市的敌意与排斥揉碎了胡蝶执着的城市梦，抽空了胡蝶全部的精神支柱，清醒后的胡蝶眼在落泪，心在绞痛，灵魂在干枯。贾平凹在结尾也写道：“我（指胡蝶）感觉我流下的不是泪水，是身上所有的水分，我在瘦，没了水分地在瘦，肉也在往下一块块掉下去地瘦。……我没了重量，没了身子，越走了越成了纸，风把我吹着呼地贴到在这边的窑的墙上了……”敌对的城市不是胡蝶的栖息之处，容身的乡村也不是她灵魂的安歇地，无处逃遁的胡蝶只能像轻薄的纸张死寂般飘落在圪梁村。
胡蝶和訾米二人一前一后、一虚一实的生活经历完整地展现了逃乡女性的悲惨结局。以胡蝶和訾米为代表的逃乡青年，脱离随遇而安的传统价值观，把过上城市生活视为唯一的精神支柱。他们以饱满的热情加入到城市物欲追求的漩涡，又被阶级固化的“离心力”狠狠甩弃，始终无法真正扎根于城市。他们从此以空洞的精神状态存活在乡村各个角落，灵魂游离在城市与乡土之间，永远没有安歇的归宿。
二、微弱的新生代精神
在城市吸走农村的物质和劳动力，把贫穷衰败留给乡村，黑亮是与胡蝶相对立的留乡青年代表。作为家里的年轻劳动力，黑亮积极肯干的，他努力寻求经济收益。他经营为十里八村提供生活物资的杂货店，作为村庄的一分子，黑亮有组织协调能力。顺子爹自杀，黑亮先去收拾尸体、摆设灵堂，替外出的顺子尽孝；立春腊八两兄弟分家请他主持公道、撰写契约；东沟岔山体崩塌，黑亮第一时间赶去救援。踏实勤劳、积极投身乡村事务管理的黑亮燃起了农村新生代的人格希望。然而，在人际关系上，黑亮出面写契约也无法改变因利益冲突而兄弟反目的亲族关系；正直善良的黑亮也敌不过强势自私的村长，他必须对村长处处忍让，不敢有任何反抗。在经济建设上，黑亮建立血葱生产基地却被村长强行插足；狭隘眼红的村民不肯与黑亮交换田地。在村民素质上，贪财好色的村长、趋利好赌的立春腊八兄弟、厚颜无耻的猴子、孱弱不振的金锁组成了圪梁村鄙陋的整体素质。黑亮适应和包容圪梁村鄙陋的人性，还时常劝导任性的胡蝶要尊重和热情招待村里形形色色的来人，他黯淡的人性光辉也将消融在鄙陋的乡村人性中。
由此可见，狭隘自私、见利忘义的劣根观念根深蒂固，圪梁村的精神面貌依旧处于涣散龌蹉的旧势态。在鄙陋的村民素质和强势的基层政体势力的笼罩下，黑亮并没有以喷薄而出的新生力量冲破乡村腐朽落后的旧势态，而是用“呆哪还不都是中国”近乎颓丧的话语庇护乡村的鄙陋。这意味着黑亮身上闪现的精神气质不是乡村新风尚的胎动。
三、失魂的乡村
胡蝶和黑亮在文化潮流巨变中无法孕育出适应乡村精神需求的因子，新生代农村青年否能折返乡土文明寻求安身的精神寄托呢？宗教信仰一直以来都是乡土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农村人赖以生存的精神寄托。圪梁村的秩序曾经也靠宗教信仰维护着，据老老爷说当年山梁上的寺庙香火十分旺盛，村民祈雨、生病、化解矛盾都到寺庙祷告。但圪梁村的宗教信仰从现代化开启之初就逐渐解构，小说中写道：“解放后，庙里的和尚都被强迫还俗，坍垮了两座，‘文革’又被烧毁两座。”到了黑亮这一代，圪梁村的宗教信仰已经瓦解得支离破碎，顺子爹冤死无人超度，圪梁村久旱无庙祈雨，东沟岔山体崩塌村里不再唱戏祈求神灵庇佑，村民面对天灾人祸惊慌失措。 首先，在物质文明的冲刷下，以老老爷代表的乡村宗族权威也不断受到挑战。毛虫任由自己的爹瘫在炕上不吃不喝，三朵让老老爷主持公道，毛虫却说：“他能给我一碗饭还是一分钱？我认了他就是老老爷，不认了他就是狗屁。”毛虫的话反映出约定俗称的传统威望已经相对微弱，村民为获得更多自由而随意践踏宗族权威，作为道德化身的族长已经不能对乡村道德形成强有力的约束。其次，现代政治制度对传统宗族权威也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东沟岔山体崩塌，老老爷倡议用唱戏或闹社火的方式祈求神灵安抚，而村长却本着无神论回复老老爷“生老病死很正常，走山是自然灾害”。也就是说，维持乡村秩序的两根轴线，传统宗族权威在很大情形下要让步于现代乡村基层政体，两者地位的差异削弱了宗族权威。
乡村基层政体取代宗教信仰和宗族权威兴起，但代表基层政体势力的村长非但没有维持乡村秩序、带领村民走向新生，反而形成一股蚀食传统道德、阻碍乡土经济发展的个人势力。在阳盛阴衰的圪梁村，村长却能长期霸占着村里的几个寡妇，连作为婶子的訾米也企图占为己有。村长以龌龊的行为锈蚀着乡村道德却无人管束。在乡土经济发展上，村长的势力更不容小觑。黑亮、张耙子、刘全喜三个青年想要建立血葱生产基地，村长却可以凭借自身权力坐享其成。基层政体权力对经济的随意插手势必会削弱青年创业的积极性，压制新兴经济模式的兴起。
伴随着乡村信仰和宗族权威的式微与唯利是图的基层政体势力横向，村庄也丢失了精神灵魂，农村青年是否能折返乡土文明寻得安身的精神寄托的答案是否定的。前两者的缺失使得乡村人的精神特质不再受来自传统宗教信仰和道义安抚，后者的盛行却无法为农村的精神风尚、经济基础做出贡献。在这样的背景下，乡村人活久了就变成空壳，如胡蝶领悟到的“这个村子里其实有些人不是人”。
总之，逃乡与留乡构成了现代乡村新生代的两种主要生活方式。以胡蝶为代表的离乡者把精神孤注于城市梦，但残酷的现实把他们的精神全盘抽空，成为游离于城市文明与乡土文明的精神空洞者；以黑亮为代表的留乡者又无法孕育出崭新的精神风尚。信仰和权威失落的乡村环境更是无法再为新生代提供精神源泉，由此空洞与无望充斥着乡村新生代的精神世界……
参考文献：
[1] 贾平凹.《极花》后记[J].东吴学术，2016（1）.
[2] 毛亚楠.贾平凹：《极花》不仅仅是拐卖和解救的故事[J].方圆，2016（6）.
[3] 顾超.贾平凹《极花》：沉重的现实关切[N].人民日报，2016-1-29（24）.
[4] 何平.中国最后的农村[J].文学评论，2016（3）.
[5] 阎云翔，龚小夏译.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