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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宝昌先生在《孙瀛洲的陶瓷世界》一书的序言中写道:“孙老对专业知识的传授毫不保留,几十年来从师之门生不知几几,其中包括一些外国学者,如英国研究中国陶瓷著名学者白兰士敦,1936年初来中国时,年纪尚轻,他就学于孙老,研究明初永宣青花与永乐甜白瓷,回国后写就《明初景德镇瓷器》一书,其学术价值至今仍被看重。”喜欢刨根问底的读者也许会问,一个年轻的英国人怎么会成为研究中国陶瓷的著名学者?《明初景德镇瓷器》(旧译《明初官窑考》)一书在世界陶瓷史研究中具有怎样的历史地位?因为一次展览改变了一生的命运
白兰士敦(Archie
D.Brankston)1909年出生于中国上海,那时候他的父亲作为一名工程师在上海工作。1921年他12岁时回英国去接受西方教育。在青少年时代,他就喜欢收藏各种有趣的东西,如鸟蛋、邮票、化石及初版的书籍。毕业后他又回到了中国。1933 1935年期间,他作为土木工程师参加了在香港的水利建设。从领到第一次薪金开始,他就每次存下十先令(1英镑为20先令),用于购买他心仪的青花碗。
1935年,由于繁重的工作严重损害了他的心脏,白兰士敦不得不返回英国治病。就在这一年,在伦敦皇家艺术学院的百灵顿堂举办了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这是中国文物首次大规模出国展览,国民政府专门成立了以教育部长王世杰为主任委员,由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等11人组成的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筹备委员会,从全国各大博物馆精选展品。正是这一精品荟萃的艺术展览改变了白兰士敦一生的命运。由于他具有中国文化背景并通晓汉语,他得以参加展览会的展品安排、编制图录和摄影的工作。中国文物精品的艺术魅力深深地吸引了他,展览会期间的所见所闻,欧洲人对中国古老艺术和瓷器的喜爱给日后白兰士敦的发展方向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他的中国文化背景和对东方艺术的痴迷,又使他在1936年3月展览会结束之后被选派作为访问学者到东方去考察调研18个月。
在1936-1937年期间,白兰士敦有9个月是在北京及其周边地区活动,与他过从甚密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曾担任过故宫博物院鉴定委员的美国人J.C.Ferguso(福开森)博士。另一位是英国华侨吴赉熙博士,也是位书画、瓷器收藏家。有证据表明,白兰士敦的部分藏品就来自吴赉熙。
那段时期,白兰士敦时常光顾北京琉璃厂和其他的古玩铺,与古玩商、收藏家们交朋友,交流鉴赏知识并购买文物。陈重远在《古玩谈旧闻》讲述了一段白兰士敦购买成化青花碗的往事:1931年夏,雅文斋的陈中孚到醇王府出钱开办的赏奇斋串门,见到货架上有一摞(四对)成化青花碗,便花了60块银元挑了一对好的拿回雅文斋来卖。不久,在北京的白兰士敦看到了这对青花碗,经过讨价还价,花一百大洋买下了这对碗。后来,这对碗的图片出现在了《明初景德镇瓷器》书中。陈重远在《骨董说奇珍》中还记载,白兰士敦在日本投降后,从岳文轩的彬记用12000美元买过一件元代钧窑三足炉。
这两件购买古董的往事,据笔者看,在时间上可能有误。1931年,21岁的白兰士敦正在英国上学,重金在琉璃厂买古董似有疑问。买元钧蓝铀三足炉若确有其事,也不会是在1945年,因那时他已去世,这些活动发生在1936年前后他在北方考察期间的可能性较大。
在另外的9个月,白兰士敦的足迹踏遍了中国南方和东南亚一带。在景德镇湖田等地,他拍摄了大量窑工们生产制作过程的照片,在《明初景德镇瓷器》一书中详加描述。在江西和浙江众多古窑址的考察中,他一路捡拾古瓷残片。此外,他还考察了青铜器、佛教文化和石窟艺术,访问了雅加达,印度的马哈拉施特拉石窟群,泰国的曼谷、大城,柬埔寨的吴哥石窟等地。随后两年,白兰士敦在《英国博物馆季刊》《东方陶瓷学会》《古董收藏家》等学术刊物上陆续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文章。1938年7月,他被大英博物馆聘为东方古董部的助理保管员,直到1940年7月离开伦敦回到中国。5个月后,1941年1月,白兰士敦病逝于香港,年仅31岁。
《明初景德镇瓷器》提出了鉴别永宣瓷器的标准
白兰士敦最重要的的著作《明初景德镇瓷器》于1938年在北京面世,首次印刷650册;1970年在香港再版,增订版印数为1050册。用今天的眼光看,该书在资料收集的系统性、完整性上,甚至某些观点都尚待完善。美国学者波普在《十四世纪青花瓷器:伊斯坦布尔托布卡普宫博物馆所藏一组中国瓷器》中指出:“白兰士敦对明代早期青花瓷的开拓性研究是以永乐瓷为起点的,但本人必须很不情愿地作出这样一个总结:他试图归纳的关于这些瓷器和宣德时期的瓷器的区别过于细微而很难让人满意。”
然而,在世界大战的阴云密布的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在欧洲鲜有人涉足这一领域;而在中国,故宫博物院的专家们正为妥善保存珍贵文物而登上南迁之途,有关的鉴赏知识只停留在少数收藏家和古董商们口耳相传的切磋中。元末明初帝王更迭频繁,瓷器排序混乱,真假难辩,收藏界有“永宣不分”一说。白兰士敦作为一个英国人,潜心研读了《景德镇陶录》《格古要论》《长物志》《陶说》《浮梁县志》《饶州府志》《明史》等一批中外历史文献,并到古窑址实地考察,接触了中外博物馆收藏的大量实物资料,悉心研究自己的藏品,通过排比和去伪存真,“对明初景德镇瓷器的分类排序作了令人信服的重新划分,对永乐,宣德,成化等不同时代的瓷器鉴别提出了一套标准”,正如白兰士敦用诗人般的想象力在书中所写:“在永乐时期,荷花含苞欲放;宣德一朝,花朵争芳吐艳;成化以后,花叶开始在微风中摇谢。”纵观古今中外制陶史,他大胆提出:“这里讨论的明初时期的瓷器(主要指永宣瓷器),依作者的观点,在景德镇漫长的制作陶瓷的历史上达到了一个顶峰。”现在,明初永乐、宣德时期的青花瓷器被一致认为是中国青花瓷的鼎盛与黄金时期。
白兰士敦的《明初景德镇瓷器》一书发表以后,在国内外文物界引起了很大震动,人们纷纷把目光投向这个被忽视的领域,在美、英、日等国相继兴起了研究永乐、宣德青花瓷的热潮。20世纪50年代,由于历史的原因,外国人在研究中国明代瓷器的进展方面又一次走在了我们的前面,一大批研究文章和著作相继问世。
文物的命运
白兰士敦生于中国,死于中国(如他所期望的),他短暂的一生充满了中国色彩。伦敦东方陶瓷学会在纪念他时写道:不管他是在为中国还是在为他自己的祖国——英国工作时,他都一直在寻求这两个国家之间进一步的理解。他不顾自己身体健康的每况愈下,依然期望能为中国政府工作,当他1940年终于获得这种机会的时候,他极为高兴。白兰士敦不是一个富有的人,他的土木工程学历令他在文博界永远只能是“助理保管员”,“草根学者”,其藏品也不丰富,他省吃俭用的收藏与执着的研究全凭着对中国文化艺术的痴迷。《明初景德镇瓷器》一书列举了大量图片,其中仅13件是他自己的藏品。活着时,他捐赠给大英博物馆7件完整器和一些瓷片标本。死后,由他的父亲和姐姐又陆续捐赠了11件,另有5件是有偿捐赠。这并不像国内有些人说的那样,他是个不法奸商,专为大英博物馆收购永宣瓷器。现在,大英博物馆是把这23件瓷器作为中国明朝瓷器的典型代表展出。这些藏品和其他许多流失在外的中国珍贵文物已成为我们民族世世代代的伤痛。同时,它们也在每天向走进大英博物馆的不同肤色的人们昭示着中国明代景德镇瓷器的辉煌与灿烂,讲述着同一件物品,在同一时代,由于不同的理解,给文物本身带来的不同命运。
1991年3月,在香港佳士得拍卖了一件“大明成化年制”青花宫碗,落槌价为1045万港币。当年摆放在北京赏奇斋的那8只成化青花碗,长年无人问津,落满尘埃,有3只连老板也不知何时被人打破了。当它们的图片出现在白兰士敦的书上之后,命运就彻底改变了。据当年见过那摞碗,又见过香港《大公报》刊登拍卖图片的老人回忆,被拍卖的那只“大明成化年制”款的青花碗应该就是那摞碗中的一只,图案纹饰、器型款识都一样。正如朱威先生在《元青花瓷的千年盛会》中说,“80年前达维德瓶的命运说明了中外学术水平的差异,治学方法的不同及中国古玩商的水准”。
中国文物之兴,非一人之力,价值之复,非一人之功。今天,当国内外的博物馆、收藏家、鉴赏家对中国早期青花瓷不惜重金高价收买的时候,当全世界的人民对中国的历史文化遗产表示极大尊重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位独具慧眼却英年早逝的蓝眼黄发的中国陶瓷的“发烧友”,一位早期研究和传播中国陶瓷的先行者——白兰士敦。这也是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的炎黄子孙应有的胸怀。
白兰士敦(Archie
D.Brankston)1909年出生于中国上海,那时候他的父亲作为一名工程师在上海工作。1921年他12岁时回英国去接受西方教育。在青少年时代,他就喜欢收藏各种有趣的东西,如鸟蛋、邮票、化石及初版的书籍。毕业后他又回到了中国。1933 1935年期间,他作为土木工程师参加了在香港的水利建设。从领到第一次薪金开始,他就每次存下十先令(1英镑为20先令),用于购买他心仪的青花碗。
1935年,由于繁重的工作严重损害了他的心脏,白兰士敦不得不返回英国治病。就在这一年,在伦敦皇家艺术学院的百灵顿堂举办了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这是中国文物首次大规模出国展览,国民政府专门成立了以教育部长王世杰为主任委员,由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等11人组成的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筹备委员会,从全国各大博物馆精选展品。正是这一精品荟萃的艺术展览改变了白兰士敦一生的命运。由于他具有中国文化背景并通晓汉语,他得以参加展览会的展品安排、编制图录和摄影的工作。中国文物精品的艺术魅力深深地吸引了他,展览会期间的所见所闻,欧洲人对中国古老艺术和瓷器的喜爱给日后白兰士敦的发展方向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他的中国文化背景和对东方艺术的痴迷,又使他在1936年3月展览会结束之后被选派作为访问学者到东方去考察调研18个月。
在1936-1937年期间,白兰士敦有9个月是在北京及其周边地区活动,与他过从甚密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曾担任过故宫博物院鉴定委员的美国人J.C.Ferguso(福开森)博士。另一位是英国华侨吴赉熙博士,也是位书画、瓷器收藏家。有证据表明,白兰士敦的部分藏品就来自吴赉熙。
那段时期,白兰士敦时常光顾北京琉璃厂和其他的古玩铺,与古玩商、收藏家们交朋友,交流鉴赏知识并购买文物。陈重远在《古玩谈旧闻》讲述了一段白兰士敦购买成化青花碗的往事:1931年夏,雅文斋的陈中孚到醇王府出钱开办的赏奇斋串门,见到货架上有一摞(四对)成化青花碗,便花了60块银元挑了一对好的拿回雅文斋来卖。不久,在北京的白兰士敦看到了这对青花碗,经过讨价还价,花一百大洋买下了这对碗。后来,这对碗的图片出现在了《明初景德镇瓷器》书中。陈重远在《骨董说奇珍》中还记载,白兰士敦在日本投降后,从岳文轩的彬记用12000美元买过一件元代钧窑三足炉。
这两件购买古董的往事,据笔者看,在时间上可能有误。1931年,21岁的白兰士敦正在英国上学,重金在琉璃厂买古董似有疑问。买元钧蓝铀三足炉若确有其事,也不会是在1945年,因那时他已去世,这些活动发生在1936年前后他在北方考察期间的可能性较大。
在另外的9个月,白兰士敦的足迹踏遍了中国南方和东南亚一带。在景德镇湖田等地,他拍摄了大量窑工们生产制作过程的照片,在《明初景德镇瓷器》一书中详加描述。在江西和浙江众多古窑址的考察中,他一路捡拾古瓷残片。此外,他还考察了青铜器、佛教文化和石窟艺术,访问了雅加达,印度的马哈拉施特拉石窟群,泰国的曼谷、大城,柬埔寨的吴哥石窟等地。随后两年,白兰士敦在《英国博物馆季刊》《东方陶瓷学会》《古董收藏家》等学术刊物上陆续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文章。1938年7月,他被大英博物馆聘为东方古董部的助理保管员,直到1940年7月离开伦敦回到中国。5个月后,1941年1月,白兰士敦病逝于香港,年仅31岁。
《明初景德镇瓷器》提出了鉴别永宣瓷器的标准
白兰士敦最重要的的著作《明初景德镇瓷器》于1938年在北京面世,首次印刷650册;1970年在香港再版,增订版印数为1050册。用今天的眼光看,该书在资料收集的系统性、完整性上,甚至某些观点都尚待完善。美国学者波普在《十四世纪青花瓷器:伊斯坦布尔托布卡普宫博物馆所藏一组中国瓷器》中指出:“白兰士敦对明代早期青花瓷的开拓性研究是以永乐瓷为起点的,但本人必须很不情愿地作出这样一个总结:他试图归纳的关于这些瓷器和宣德时期的瓷器的区别过于细微而很难让人满意。”
然而,在世界大战的阴云密布的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在欧洲鲜有人涉足这一领域;而在中国,故宫博物院的专家们正为妥善保存珍贵文物而登上南迁之途,有关的鉴赏知识只停留在少数收藏家和古董商们口耳相传的切磋中。元末明初帝王更迭频繁,瓷器排序混乱,真假难辩,收藏界有“永宣不分”一说。白兰士敦作为一个英国人,潜心研读了《景德镇陶录》《格古要论》《长物志》《陶说》《浮梁县志》《饶州府志》《明史》等一批中外历史文献,并到古窑址实地考察,接触了中外博物馆收藏的大量实物资料,悉心研究自己的藏品,通过排比和去伪存真,“对明初景德镇瓷器的分类排序作了令人信服的重新划分,对永乐,宣德,成化等不同时代的瓷器鉴别提出了一套标准”,正如白兰士敦用诗人般的想象力在书中所写:“在永乐时期,荷花含苞欲放;宣德一朝,花朵争芳吐艳;成化以后,花叶开始在微风中摇谢。”纵观古今中外制陶史,他大胆提出:“这里讨论的明初时期的瓷器(主要指永宣瓷器),依作者的观点,在景德镇漫长的制作陶瓷的历史上达到了一个顶峰。”现在,明初永乐、宣德时期的青花瓷器被一致认为是中国青花瓷的鼎盛与黄金时期。
白兰士敦的《明初景德镇瓷器》一书发表以后,在国内外文物界引起了很大震动,人们纷纷把目光投向这个被忽视的领域,在美、英、日等国相继兴起了研究永乐、宣德青花瓷的热潮。20世纪50年代,由于历史的原因,外国人在研究中国明代瓷器的进展方面又一次走在了我们的前面,一大批研究文章和著作相继问世。
文物的命运
白兰士敦生于中国,死于中国(如他所期望的),他短暂的一生充满了中国色彩。伦敦东方陶瓷学会在纪念他时写道:不管他是在为中国还是在为他自己的祖国——英国工作时,他都一直在寻求这两个国家之间进一步的理解。他不顾自己身体健康的每况愈下,依然期望能为中国政府工作,当他1940年终于获得这种机会的时候,他极为高兴。白兰士敦不是一个富有的人,他的土木工程学历令他在文博界永远只能是“助理保管员”,“草根学者”,其藏品也不丰富,他省吃俭用的收藏与执着的研究全凭着对中国文化艺术的痴迷。《明初景德镇瓷器》一书列举了大量图片,其中仅13件是他自己的藏品。活着时,他捐赠给大英博物馆7件完整器和一些瓷片标本。死后,由他的父亲和姐姐又陆续捐赠了11件,另有5件是有偿捐赠。这并不像国内有些人说的那样,他是个不法奸商,专为大英博物馆收购永宣瓷器。现在,大英博物馆是把这23件瓷器作为中国明朝瓷器的典型代表展出。这些藏品和其他许多流失在外的中国珍贵文物已成为我们民族世世代代的伤痛。同时,它们也在每天向走进大英博物馆的不同肤色的人们昭示着中国明代景德镇瓷器的辉煌与灿烂,讲述着同一件物品,在同一时代,由于不同的理解,给文物本身带来的不同命运。
1991年3月,在香港佳士得拍卖了一件“大明成化年制”青花宫碗,落槌价为1045万港币。当年摆放在北京赏奇斋的那8只成化青花碗,长年无人问津,落满尘埃,有3只连老板也不知何时被人打破了。当它们的图片出现在白兰士敦的书上之后,命运就彻底改变了。据当年见过那摞碗,又见过香港《大公报》刊登拍卖图片的老人回忆,被拍卖的那只“大明成化年制”款的青花碗应该就是那摞碗中的一只,图案纹饰、器型款识都一样。正如朱威先生在《元青花瓷的千年盛会》中说,“80年前达维德瓶的命运说明了中外学术水平的差异,治学方法的不同及中国古玩商的水准”。
中国文物之兴,非一人之力,价值之复,非一人之功。今天,当国内外的博物馆、收藏家、鉴赏家对中国早期青花瓷不惜重金高价收买的时候,当全世界的人民对中国的历史文化遗产表示极大尊重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位独具慧眼却英年早逝的蓝眼黄发的中国陶瓷的“发烧友”,一位早期研究和传播中国陶瓷的先行者——白兰士敦。这也是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的炎黄子孙应有的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