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毒是人类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共同敌人，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不仅是医学问题，也反映了国家治理能力，二者不可分割。应该说，国内疫情蔓延的势头得到了有效遏制，从数据上看全国新增确诊病例数和疑似病例数呈明显下降趋势，事情在往好的方向发展。这无疑得益于举全国之力、分区分级、精准施策的治理效能。国家对于武汉等高风险区域实施“内防扩散、外防输出、严格管控”的治理策略;对于中风险区域实施“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的策略，逐步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对于低风险区域实施“外防输入”策略，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构建与疫情防控相适应的经济社会运行秩序，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从而有序推动复工复产，促进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转。
　　马克思曾言，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中国作为源远流长的文明古国，探究疫情防控与国家治理之道可以凝练为两个核心概念：治病与治国。如何有效治疗需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北宋著名政治家范仲淹曾言：“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意即治国与治病具有内在相通性，这其中蕴含着深刻的哲理：
　　首先，治国与治病皆需以问题意识为先导。只有发现了真问题，对于治国而言，方能有正确的方针政策;对于治病，方能对症下药。新型冠状病毒在2019年12月中旬临床医生已发现人际传播的问题，但是有关部门在2020年1月10日向公众报告“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错过了疫情萌发的最佳防控窗口期，从而导致后期人、财、物的巨大投入。爱因斯坦甚至认为，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如果问题搞错了，对策与药方必然也随之出错。武汉疫情防控出现转机的起点，始于钟南山院士公开宣布病毒呈现人传人的真问题。
　　其次，治国与治病皆需以专业知识为准绳。中医治病以“望、闻、问、切”为诊疗手段，其原理在于“司外揣内”、“从外至内”、“见微知著”与“以常达变”。扁鹊见蔡桓公，运用中医望诊的方法，从而准确判断疾病状况及其预后的病理发展。西医以现代科技为手段，面对疫情需要对病毒准确检测与分析，研发针对性的药物与疫苗，并进行专业化的技能训练。国家治理的专业知识体现在制度环节，制度建构在于探寻政府有效运行的职能与路径。制度建构之所以重要，其原因在于制度锁定（lock-in）的复制效应以及由此形成的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邓小平同志早年就提到了建设良善的国家制度的重要性。他认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邓小平进一步用比较的视野提出问题：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他由此给出的结论为：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者、诺贝尔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亦发现了制度因素的重要作用。他以美洲大陆作为研究视角，美国与拉丁美洲都是移民国家，为什么美国拥有全世界最发达的经济，而拉丁美洲却没有？诺思认为其原因在于：作为英国的殖民地，美国延续了英国的分权、制衡、市场化与明晰产权的制度矩阵;作为葡萄牙、西班牙的殖民地，拉美延续了集权（centralized）、官僚化（bureaucratic）、重视人情关系（personalistic relationships）的传统，在制度的演进过程中难以实现政治稳定，以及充分发挥现代技术的潜力。因此，社会内在的不同的制度结构使得新大陆国家的发展结果大相径庭。
　　其三，治国与治病皆需有预见性。美国新公共管理专家戴维·奥斯本与特德·盖布勒曾言，美国卫生局发现百分之五十的疾病与行为有关，百分之二十与环境有关，百分之二十与遗传有关，百分之十与医疗有关。因此，预防与治疗、防病與治病至少具有相同的价值。注重预防，建立疾病预防体系和健康运动体系，注重改善环境因素，这样投入少而见效明显。预防应与治疗放在同等重要地位，需要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重治轻防，越治越忙。医生的职责也在于让公众不得病、少得病与晚得病，这就需要给医生提供讲真话的环境，不至于讲真话而受到处罚。只重临床治疗，不重视健康科普，其结果是医生必然越来越累。新公共管理（NPM）认为：由于官僚体制的刚性机械，对于技术化手段的盲目尊崇，其发展的是狭隘的想象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国家治理直接导致公共危机频发;国家治理的基本路数在于建立有预见的政府，预防而不仅是治疗。唐代医学家孙思邈认为：“上工医未病之病，中工医欲病之病，下工医已病之病。”意即最高明的医生治疗未病之病，一般的医生仅仅是治疗疾病而已，体现了注重“预防”与“治未病”的思想。东西方治理思想在此交流融合、相辅相成、重叠共识，从而形成共通的治理经验与智慧，以应对当前人类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困境。疫情防控的根本之道在于如何有效预防。
　　有预见性的政府的根本职能在于赋予社区以权力，通过参与式民主给公民授权，培育自治与自发秩序。在统一与法治的框架下，国家实现对多样性的包容，只有这样，方可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活力。人类社会自中央至地方是由显性与隐性的制度所形塑的，在这里“中央”与“地方”是制度层面的，而非地理意义的。制度的建构在于契合人性：若能将人性善的一面加以张扬，恶的一面加以有效遏制，则为好的制度;反之，则为坏的制度。传统社会向现代国家的转型，其基本路径在于建立起植根于本土并且顺应现代化发展，具有“内生性”的社会治理制度，充分调动各阶层的积极性、创造性与自主性，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进而促成中华民族的长治久安与繁荣发展。政府决策以未来为导向，具有前瞻性;国家治理的精髓不仅是基于对问题的应急反应，更是未雨绸缪。国家治理之道在于如何有效防止将小的问题发展为大的问题，大的问题发展成危机，危机演变为灾难。这样，即使出现问题，也总是碎片化的，不会导致整体性的溃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西方新公共管理的治国理念与东方传统的优秀治国思想，可以相互借鉴、并行不悖，具有异曲同工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