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文本解读一直是教师备课的重中之重。陶渊明人生的大部分时候，内心一直在“本我”和“自我”间挣扎，想要达到“超我”的理想状态。只有真正地透过文字去体会、理解陶渊明的真实心理，才能真正地走入《归去来兮辞》。
关键词：心灵选择 本我 自我 超我
人生，总要面临选择，这是常态。选择时，总会有这样那样的不舍、不甘、彷徨、犹疑、苦闷。是逃避还是直面选择，这是人生路上的一个终极命题，因为它关系到你能不能成为你想成為的自己。
现代人如此，古人亦如此，比如陶渊明。被欧阳修誉为东晋唯一一篇可以称道的文章的《归去来兮辞》，如冬日的太阳，在一个晦暗的时代散发着温暖的光辉，在名与利的喧嚣中散发着一股来自高贵灵魂的芳馨。细细品味它，便能发现潜藏在文字背后的一个真实的、复杂的、充溢着生命力量的陶渊明。
本我：率性自然、重视家庭、寄情田园、悠然山水
“本我”是最原始的自我，是人的天性使然。陶渊明本性直率，不喜逢迎伪装，这也正如他在《归去来兮辞》序中所云：“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在《命子》和《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中，陶渊明也颇以祖辈皆具此超远之质性和自然之心性为荣。此种心性对他的诗文颇有影响——“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归园田居（其三）》）。为人处世上则更是如此——“潜不解音声，而畜素琴一张，无弦，每有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潜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宋书·陶潜传》）
“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写《归去来兮辞》时，陶渊明大约四十一岁，是已过不惑之年的中年男人，见到家后，竟奔跑起来，天真可爱之至；“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归家后，有酒足矣，嗜酒之本性表露无遗；“云无心以出岫”，如此自然之景，恰是陶渊明真实自然之心性之最佳写照。庄子曾说：“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礼者，世俗之所为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也，不拘于俗。”（《庄子·杂篇·渔父》）陶渊明就是这样一个率真坦诚、不拘于俗的自然之人。
陶渊明是个至孝至纯之人，家庭观念颇强。“以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陶潜传》），养家一直是他心头的一大责任。“感惟崩号，兴言泣血”（《祭程氏妹文》），母亲的去世是他心头难以言说的痛。“幼稚盈室，缾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陶渊明膝下有五个孩子，“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孩子嬉戏在侧，承欢膝下，尽享家庭之乐，是陶渊明人生的一大乐趣。
“弱年逢家乏”（《有会而作》），“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与子俨等疏》），陶渊明自幼家境贫寒，甚至“老至更长饥”（《有会而作》），曾向友人叩门乞食。而从事农耕，自给自足可以说是他归隐后获得物质和精神自由的唯一方法。耕种虽然使人身体劳累，但是身体和心灵却可以获得自由。于是像颜回一样“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田园将芜胡不归”“三径就荒”，陶渊明怎能忍心看着自己的精神家园荒芜下去；“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执杖而耘籽”，在这里，田园劳作是陶渊明独特精神世界的别样表达，不同于“谈玄论道”，亦不同于“炼丹成仙”。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水更是陶渊明一向的精神寄托。“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大自然给了陶渊明最好的心灵慰藉和精神层面的愉悦。在辞官回乡后的二十二年间陶渊明就一直过着这样贫困的田园生活，却获得了一世精神上的逍遥自在，无拘无束。
自我：有所希冀、有所不甘、徘徊犹疑、矛盾苦闷
“自我”是现实世界中的自己，在理想的我和现实的我之间挣扎、矛盾、徘徊、妥协、抉择。
史料记载，陶渊明虽出身于破落仕宦家庭，但他的曾祖父陶侃初任县吏，之后做过武昌太守、荆州刺史，官至侍中、太尉，都督八州诸军事，被封为长沙郡公。祖父陶茂官至太守，其父亦曾出仕。九岁丧父后陶渊明与母妹三人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而孟嘉亦是当时的名士。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陶渊明，喜读儒家经典，“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年少时也曾有过“或大济于苍生”（《感士不遇赋》）的理想。陶渊明平时亦好读史书，在他的《咏三良》《咏荆轲》等诗中，对那些忠肝义胆、豪侠仗义之人颇多仰慕之情。
作为士族后代，本就有出仕的职分，更何况有兼济天下雄心壮志的陶渊明？《荣木》中有言：“志彼不舍，安此日富。我之怀矣，怛焉内疚！先师遗训，余岂之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疆。千里虽遥，孰敢不至？”对于古代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可能是他们人生最大的梦想，很少有人能对功业荣名自始至终不屑一顾，陶渊明亦是如此。所以在他下定决心，要彻底结束官场生活的时候，他的内心是不甘的、挣扎的、矛盾的。“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不管是因为个人年少时的志向，还是确实是为了解决生活困难，陶渊明内心对做官确实是曾有过渴望的，且属意于“长吏”这样职位较高的官吏；“引壶觞以自酌”，自斟自饮，饮的许是悠闲，但更可能饮的是杯杯苦闷；“门虽设而常关”，常关之门，阻隔了外界的喧扰，但也更阻断了自己通往仕宦之路的所有可能性；“策扶老以流憩”“抚孤松而盘桓”，看似漫不经心的散步，一次又一次的徘徊，这一切都在向我们诉说着陶渊明内心的挣扎与不安宁；“悦亲戚之情话”，当他人都在秉着出仕之志，“学而优则仕”时，陶渊明的选择却背离了当时所谓的“正统”，大概心曲也只能诉说给“亲戚”听，那种盼人理解却少人理解的苦闷许是不时会萦绕在陶渊明的心头；“世与我而相违”，陶渊明并非不愿入仕，而是本身的情志很难迎合世俗，几多无奈，几多心酸；“复驾言兮焉求”，写《归去来兮辞》之前的陶渊明，也曾对仕途有所追求，有所希冀；“胡为乎遑遑欲何之”，陶渊明也曾心神不宁，也曾找不到人生的方向，在迎合世俗和顺从本心间做着权衡、挣扎和决断。鲁迅先生就曾说：“据我的意思，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于人世间的，也是没有的。既然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由此可知陶渊明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这是他诗文中时时提起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才是真实的人生，真实的陶渊明，抉择人生时，没有绝对的决绝和洒脱，也曾犹豫、矛盾、苦闷，亦如我们这些凡人一样。 超我：坚持选择、回归真我、旷达超脱、乐天安命
“超我”即经过一番夹杂着感性和理性的权衡之后，所达成的一种超越了“自我”的个人的理想人生状态。“超我”可能等同于“本我”，也可能高于“本我”。
陶渊明自二十九岁起，开始出仕，前后历經十三个年头，五进五出，做官时间总计不过四年。第一次，“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资，遂抱赢疾”。第二次，出仕为桓玄幕僚，但只是专司日常事务的一般官员，当年陶渊明便辞官回家。第三次，就任刘裕参军之职，但很快便又辞官欲回归田园。陶渊明离开刘裕的幕府后，并未马上回家，次年春天，做了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的参军，但随着刘敬宣离职改授宣城内史，他也辞职回乡，这是他在官场上的第四次进出。第五次就是《归去来兮辞》中所提到的这一次，也是陶渊明的最后一次出入仕途——“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吏……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自免去职。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综观陶渊明这五次进出官场，可谓皆为小官，且在职时日较短，并且基本上均为“自免官职”。根据陶渊明的诗文以及其他一些资料推测，陶渊明在职期间，与诸长官关系似乎尚可，也未曾有明显的政见不和或者冲突。可以说，陶渊明之所以会频频辞官，并最终选择彻底离开官场，主要和他的心性有关——“勤靡余劳，心有常闲。乐天委分，以至百年。”（《自祭文》）“既自以心为形役”，陶渊明内心最渴望的是远离“樊笼”，无拘无束，过着“守拙归园田”的自在生活。于是“奚惆怅而独悲”“知来者之可追”“觉今是而昨非”“请息交以绝游”，虽然曾有过多次的犹豫彷徨，但最终陶渊明还是坚定地选择了回归本我，逍遥于山水田园之中。甚至在《饮酒（其四）》中，陶渊明借“失群之鸟”这个意象，许下了“千载不相违”的伟愿。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死去何所知，称心固为好”，对于生死，陶渊明一直有着自己的一套哲学。时代原因以及他自身的性格都对他的生死观影响颇大。时代风雨飘摇，社会动荡不安，不少文人墨客自然会更多地倾心于庄子。朱自清先生就曾指出：“陶诗用事，《庄子》最多，共四十九次。”（《陶诗的深度》）可以说庄子处穷间陋巷，困窘织屐，稿项黄徽，但却从不为富贵名利所惑，悠游自在的人生态度，明显影响着陶渊明。“富贵非吾愿”“乐琴书以消忧”是最好的写照。而庄子“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 （《大宗师》）的生死观更对陶渊明影响颇深。“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万物无穷无尽，周而复始，而个体生命却短暂蹙逝，正所谓“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但这一切又何妨？“帝乡不可期”“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对于生命而言，死本就已经注定，“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昨暮同为人，今旦在鬼录……得失不复知，是非安能觉？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拟挽歌辞（其一）》），死生有命，荣辱、得失、是非皆为身后之事，陶渊明早已看淡这一切，不如饮酒赋诗、自由自在、无拘无束、顺遂自然来得实际真切。这一切无不在向我们表明陶渊明经过一番挣扎后，终于超脱“自我”，达到“超我”——旷达、洒脱和乐天安命。
这是一篇来自陶渊明的心灵独白，甚至可以看作是他的一篇私人日记，当然更是一次生命的觉醒和解脱的过程。现实中，陶渊明在“本我”“自我”间痛苦挣扎，但最终他完成了“超我”的实现。他用这篇心灵独白完成了人生的升华，获得了内心的安宁，坚定了生命的航向，而这也恰如卡夫卡所言——与其说我是通过安宁才能写作，不如说我是通过写作才得到安宁。
从生命的意义上来说，陶渊明为后人留下的不仅是一篇绝佳的文学作品，更是一种关乎生命选择和成长的内在力量——人生也许曾有过不适、犹疑、苦闷，但请大胆地拷问自己的内心和过去，让反省和真诚在内心野蛮生长，并最终成为你自己。
关键词：心灵选择 本我 自我 超我
人生，总要面临选择，这是常态。选择时，总会有这样那样的不舍、不甘、彷徨、犹疑、苦闷。是逃避还是直面选择，这是人生路上的一个终极命题，因为它关系到你能不能成为你想成為的自己。
现代人如此，古人亦如此，比如陶渊明。被欧阳修誉为东晋唯一一篇可以称道的文章的《归去来兮辞》，如冬日的太阳，在一个晦暗的时代散发着温暖的光辉，在名与利的喧嚣中散发着一股来自高贵灵魂的芳馨。细细品味它，便能发现潜藏在文字背后的一个真实的、复杂的、充溢着生命力量的陶渊明。
本我：率性自然、重视家庭、寄情田园、悠然山水
“本我”是最原始的自我，是人的天性使然。陶渊明本性直率，不喜逢迎伪装，这也正如他在《归去来兮辞》序中所云：“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在《命子》和《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中，陶渊明也颇以祖辈皆具此超远之质性和自然之心性为荣。此种心性对他的诗文颇有影响——“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归园田居（其三）》）。为人处世上则更是如此——“潜不解音声，而畜素琴一张，无弦，每有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潜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宋书·陶潜传》）
“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写《归去来兮辞》时，陶渊明大约四十一岁，是已过不惑之年的中年男人，见到家后，竟奔跑起来，天真可爱之至；“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归家后，有酒足矣，嗜酒之本性表露无遗；“云无心以出岫”，如此自然之景，恰是陶渊明真实自然之心性之最佳写照。庄子曾说：“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礼者，世俗之所为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也，不拘于俗。”（《庄子·杂篇·渔父》）陶渊明就是这样一个率真坦诚、不拘于俗的自然之人。
陶渊明是个至孝至纯之人，家庭观念颇强。“以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陶潜传》），养家一直是他心头的一大责任。“感惟崩号，兴言泣血”（《祭程氏妹文》），母亲的去世是他心头难以言说的痛。“幼稚盈室，缾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陶渊明膝下有五个孩子，“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孩子嬉戏在侧，承欢膝下，尽享家庭之乐，是陶渊明人生的一大乐趣。
“弱年逢家乏”（《有会而作》），“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与子俨等疏》），陶渊明自幼家境贫寒，甚至“老至更长饥”（《有会而作》），曾向友人叩门乞食。而从事农耕，自给自足可以说是他归隐后获得物质和精神自由的唯一方法。耕种虽然使人身体劳累，但是身体和心灵却可以获得自由。于是像颜回一样“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田园将芜胡不归”“三径就荒”，陶渊明怎能忍心看着自己的精神家园荒芜下去；“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执杖而耘籽”，在这里，田园劳作是陶渊明独特精神世界的别样表达，不同于“谈玄论道”，亦不同于“炼丹成仙”。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水更是陶渊明一向的精神寄托。“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大自然给了陶渊明最好的心灵慰藉和精神层面的愉悦。在辞官回乡后的二十二年间陶渊明就一直过着这样贫困的田园生活，却获得了一世精神上的逍遥自在，无拘无束。
自我：有所希冀、有所不甘、徘徊犹疑、矛盾苦闷
“自我”是现实世界中的自己，在理想的我和现实的我之间挣扎、矛盾、徘徊、妥协、抉择。
史料记载，陶渊明虽出身于破落仕宦家庭，但他的曾祖父陶侃初任县吏，之后做过武昌太守、荆州刺史，官至侍中、太尉，都督八州诸军事，被封为长沙郡公。祖父陶茂官至太守，其父亦曾出仕。九岁丧父后陶渊明与母妹三人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而孟嘉亦是当时的名士。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陶渊明，喜读儒家经典，“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年少时也曾有过“或大济于苍生”（《感士不遇赋》）的理想。陶渊明平时亦好读史书，在他的《咏三良》《咏荆轲》等诗中，对那些忠肝义胆、豪侠仗义之人颇多仰慕之情。
作为士族后代，本就有出仕的职分，更何况有兼济天下雄心壮志的陶渊明？《荣木》中有言：“志彼不舍，安此日富。我之怀矣，怛焉内疚！先师遗训，余岂之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疆。千里虽遥，孰敢不至？”对于古代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可能是他们人生最大的梦想，很少有人能对功业荣名自始至终不屑一顾，陶渊明亦是如此。所以在他下定决心，要彻底结束官场生活的时候，他的内心是不甘的、挣扎的、矛盾的。“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不管是因为个人年少时的志向，还是确实是为了解决生活困难，陶渊明内心对做官确实是曾有过渴望的，且属意于“长吏”这样职位较高的官吏；“引壶觞以自酌”，自斟自饮，饮的许是悠闲，但更可能饮的是杯杯苦闷；“门虽设而常关”，常关之门，阻隔了外界的喧扰，但也更阻断了自己通往仕宦之路的所有可能性；“策扶老以流憩”“抚孤松而盘桓”，看似漫不经心的散步，一次又一次的徘徊，这一切都在向我们诉说着陶渊明内心的挣扎与不安宁；“悦亲戚之情话”，当他人都在秉着出仕之志，“学而优则仕”时，陶渊明的选择却背离了当时所谓的“正统”，大概心曲也只能诉说给“亲戚”听，那种盼人理解却少人理解的苦闷许是不时会萦绕在陶渊明的心头；“世与我而相违”，陶渊明并非不愿入仕，而是本身的情志很难迎合世俗，几多无奈，几多心酸；“复驾言兮焉求”，写《归去来兮辞》之前的陶渊明，也曾对仕途有所追求，有所希冀；“胡为乎遑遑欲何之”，陶渊明也曾心神不宁，也曾找不到人生的方向，在迎合世俗和顺从本心间做着权衡、挣扎和决断。鲁迅先生就曾说：“据我的意思，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于人世间的，也是没有的。既然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由此可知陶渊明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这是他诗文中时时提起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才是真实的人生，真实的陶渊明，抉择人生时，没有绝对的决绝和洒脱，也曾犹豫、矛盾、苦闷，亦如我们这些凡人一样。 超我：坚持选择、回归真我、旷达超脱、乐天安命
“超我”即经过一番夹杂着感性和理性的权衡之后，所达成的一种超越了“自我”的个人的理想人生状态。“超我”可能等同于“本我”，也可能高于“本我”。
陶渊明自二十九岁起，开始出仕，前后历經十三个年头，五进五出，做官时间总计不过四年。第一次，“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资，遂抱赢疾”。第二次，出仕为桓玄幕僚，但只是专司日常事务的一般官员，当年陶渊明便辞官回家。第三次，就任刘裕参军之职，但很快便又辞官欲回归田园。陶渊明离开刘裕的幕府后，并未马上回家，次年春天，做了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的参军，但随着刘敬宣离职改授宣城内史，他也辞职回乡，这是他在官场上的第四次进出。第五次就是《归去来兮辞》中所提到的这一次，也是陶渊明的最后一次出入仕途——“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吏……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自免去职。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综观陶渊明这五次进出官场，可谓皆为小官，且在职时日较短，并且基本上均为“自免官职”。根据陶渊明的诗文以及其他一些资料推测，陶渊明在职期间，与诸长官关系似乎尚可，也未曾有明显的政见不和或者冲突。可以说，陶渊明之所以会频频辞官，并最终选择彻底离开官场，主要和他的心性有关——“勤靡余劳，心有常闲。乐天委分，以至百年。”（《自祭文》）“既自以心为形役”，陶渊明内心最渴望的是远离“樊笼”，无拘无束，过着“守拙归园田”的自在生活。于是“奚惆怅而独悲”“知来者之可追”“觉今是而昨非”“请息交以绝游”，虽然曾有过多次的犹豫彷徨，但最终陶渊明还是坚定地选择了回归本我，逍遥于山水田园之中。甚至在《饮酒（其四）》中，陶渊明借“失群之鸟”这个意象，许下了“千载不相违”的伟愿。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死去何所知，称心固为好”，对于生死，陶渊明一直有着自己的一套哲学。时代原因以及他自身的性格都对他的生死观影响颇大。时代风雨飘摇，社会动荡不安，不少文人墨客自然会更多地倾心于庄子。朱自清先生就曾指出：“陶诗用事，《庄子》最多，共四十九次。”（《陶诗的深度》）可以说庄子处穷间陋巷，困窘织屐，稿项黄徽，但却从不为富贵名利所惑，悠游自在的人生态度，明显影响着陶渊明。“富贵非吾愿”“乐琴书以消忧”是最好的写照。而庄子“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 （《大宗师》）的生死观更对陶渊明影响颇深。“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万物无穷无尽，周而复始，而个体生命却短暂蹙逝，正所谓“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但这一切又何妨？“帝乡不可期”“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对于生命而言，死本就已经注定，“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昨暮同为人，今旦在鬼录……得失不复知，是非安能觉？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拟挽歌辞（其一）》），死生有命，荣辱、得失、是非皆为身后之事，陶渊明早已看淡这一切，不如饮酒赋诗、自由自在、无拘无束、顺遂自然来得实际真切。这一切无不在向我们表明陶渊明经过一番挣扎后，终于超脱“自我”，达到“超我”——旷达、洒脱和乐天安命。
这是一篇来自陶渊明的心灵独白，甚至可以看作是他的一篇私人日记，当然更是一次生命的觉醒和解脱的过程。现实中，陶渊明在“本我”“自我”间痛苦挣扎，但最终他完成了“超我”的实现。他用这篇心灵独白完成了人生的升华，获得了内心的安宁，坚定了生命的航向，而这也恰如卡夫卡所言——与其说我是通过安宁才能写作，不如说我是通过写作才得到安宁。
从生命的意义上来说，陶渊明为后人留下的不仅是一篇绝佳的文学作品，更是一种关乎生命选择和成长的内在力量——人生也许曾有过不适、犹疑、苦闷，但请大胆地拷问自己的内心和过去，让反省和真诚在内心野蛮生长，并最终成为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