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读到元洛先生的《诗美学》，是在20世纪的80年代末。我刚从山东念完研究生来到湖南社科院工作，平时也去省文联的《理论与创作》编辑部帮忙编稿。文联大院里有一个小篮球场，去文联时，常常看到元洛先生和省文联的一帮小年轻在打篮球。那种生龙活虎的神态，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那时自己虽然也念完了研究生，但既能看到《诗美学》这样厚重的皇皇大著，又能经常亲近皇皇大著的作者本人，这样的机会很难得。所以怀着崇敬的心情，认真拜读了元洛先生的这本诗学著作。记得当时读完后的一个最大感受，就是这部诗学著作对西方诗学理论的征引、对西方文学资源的摄纳居然如此的广博。从思路结构到字里行间，元洛先生对于西方诗人诗作的信手拈来，对于西方诗学典故的熟练运用，对西方诗学观点的融会贯通，无不令人叹为观止。那是一个思想解放、全面开放的时代，文学界也同其他各行各业一样，或者说比其他各行各业走在更为前列，怀着俟河之清时不我待的急迫心情，怀着世界优秀文化为我所用的主体意志，勠力引进西方各种文学理论与思潮作为借鉴，这种文化上的拿来主义蔚成时代之尚。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与时代风气下，我辈年轻学子读元洛先生的《诗美学》，当然首先就会被作者那种贯通中西的理论气魄所吸引，对著作中呈现出的举重若轻的西学功底感到很亲切。元洛先生是在“文革”前受的大学教育，那时的外国文学教育以苏俄为主，后来的十年“文革”，西方的文学文化都被当作资本主义的精神垃圾丢进了历史的坟墓。所以，改革开放仅仅这么几年的时光，元洛先生不仅奉献出了诗学理论上的皇皇大著，而且以其开放的视野、综合的思维、中西互证互阐的方法，鲜明地体现出了这个时代蓬勃的理论朝气和海纳百川的学术气度，这是尤其令人敬重的。
　　三十年后，《诗美学》一著经过元洛先生的精心修订，被人民文学出版社隆重重版。有幸获邀参与该书重版及其元洛先生诗学贡献的研讨会，自己又重新拜读了这本《诗美学》的修订版。或许是因为近年来一些学术上的时尚之论的刺激，或许也是由于年轻时阅读此著的感受过于强烈，这一次重读，自己的兴趣和关注还是集中在这部著作的西学背景上。为了证实自己的感觉，这一次阅读自己还特地做了一次“好事之徒”，将书中以各种方式引用过或者提到过的西学人物一个个地做了统计。苏格拉底，柏拉图，贺拉斯，普洛提诺，荷马，亚里士多德，康德，弗洛伊德，莎士比亚，马克思，恩格斯，乔叟，弥尔顿，阿·托尔斯泰，丹纳，拜伦，雪莱，济慈，普希金，歌德，希波克拉底（体液说），莱蒙托夫，克雷洛夫，荣格，霍尔（美国心理学会创始人），巴甫洛夫（艺术型、思维型、中间型），基列杨科（苏联心理学家），梅拉赫（苏联文艺心理学家），叶慈，席勒，贝多芬，莫扎特，海顿，舒伯特，但丁，雨果，华兹华斯，柯勒律治，狄德罗，克罗齐，裴多菲，别林斯基，达芬奇，阿赫玛托娃，艾略特，麦克雷殊，车尔尼雪夫斯基，莱辛，布鲁克斯，沃伦，庞德，涅克拉索夫，佛灵特，约翰·弗莱契，沃尔夫冈·伊塞尔，左拉，马拉美，杜夫海纳，理克尔，爱迪生，柏列顿，哈辛，希克梅特，克里斯蒂娜·罗塞蒂，勃朗宁，狄金森，狄更斯，布洛（瑞士心理学家），尼采，萨特，莫尔斯（法国信息论美学代表人物），姚斯，贝克莱，波德莱尔，松尾芭蕉，罗丹，高尔基，鲁达基（波斯语），洛厄尔，滨田正秀，海明威，马雅可夫斯基，燕卜荪，里尔克，凡·黑尔（荷兰），什克洛夫斯基，等等，这一多达百余人的长长名册，几乎包含着整部西方的文学史。这个名册中，既有诗人、美学家，也有与诗、与美学息息相关的艺术家；既有传统的诗学家与哲学家，也有现代心理学、信息论之类的科学家；既有西方文化源头的古希腊大家，也有当下西方文学界的弄潮儿；既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也有西方唯心主义美学的代表人物；既有苏俄各个时期的杰出诗人，也有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各种诗学原则的代言人；既有西方发达国家的诗学理论家，也有诸如土耳其、伊朗、匈牙利、荷兰等弱小民族或西方非主流国家的文化代表，这种分类组合，充分说明了《诗美学》一著中西方文化资源的丰富与多样，也充分显示了元洛先生深厚广博的西学功底以及他在汲取西方文化上的不薄今人厚古人、兼容并包为我所用的大气度与大境界。
　　应该看到的是，元洛先生在《诗美学》中之所以如此广泛地引用西方诗学理论与作品，是根基于他的两个重要的诗学观念。第一，他对何谓好诗有自己的三大原则，即“应有基于真、善、美之普世准则的对人生（生命、自然、社会、历史、宇宙）之新的感悟与新的发现”，“应有合乎诗的基本美学规范（鲜活的意象、巧妙的构思、完美的结构、精妙的语言、和谐的韵律）的新的艺术创造”，“应有激发读者主动积极参与作品的艺术再创造的刺激性”a（第705页）。诗是人类最早诞生的语言艺术形式之一，它之所以一直被视为人类精神发展史的艺术皇冠上的明珠，就在于这种艺术形式最能体现出人类的向往真善美的精神本质。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无论形体如何变化，无论表现的对象如何迁流，真善美都是一首好诗不可颠扑的标准。元洛先生评价好诗的第一大原则即“基于真善美之普世准则”之上，充分显示出了元洛先生对诗的本质力量的深刻理解，对诗歌美学发展方向的坚定信心。既然评价好诗的第一大原则即“基于真善美之普世准则”之上，那么，對于诗美学的研究与探讨当然也必须要建立在东西方以及世界各民族历史关于真善美之普世准则的基础上。第二，元洛先生酷爱旧诗，但也不薄新诗，对于中国诗歌的历史发展有一个辩证与公允的判断。关于中国新诗源泉的发掘，学界历来有一些不同的见解，周作人曾视为晚明“性灵解放”的流亚，胡适视为从旧诗词曲中蜕化而来，后来也有学者将民歌视为新诗的源泉之一，但学界普遍的共识还是认为，中国的新诗是舶来品，主要的借鉴资源取自西方现代诗歌。对中国新诗的创立与发展，元洛先生也充分肯定了外国诗歌的影响作用。他说：“外国诗歌的直接影响，也应该是新诗的必不可少的乳汁。我们只要检视新诗发展的道路，特别是早期新诗的景况，就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外国诗歌的引进对新诗的发展，特别是对新诗艺术形式的确立和表现手段的丰富，有决定性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第631页）既然新诗的创立与发展离不开西方诗歌的影响，那么，要适切地解释和揭示中国现代诗歌发展的源泉与路向，当然无法脱离或无视西方诗学的理论背景了。尤其是中国的古典诗歌，就如西方的古希腊罗马神话是人类童年的产物一样，是中华民族青春时代的产物，也是不可重复的。今天很多人也在写近体诗，但鲜有在意境、主题、技法等方面超越古人者，原因就在于民族的青春时代不可重复。所以，在今天来研究诗歌美学，其目的主要在于总结诗学观念、概括诗学规律，来指导今人的现代诗的创作。因而在诗学资源的利用上，对西方资源的广泛摄取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正是基于这两种重要的诗学观念，所以元洛先生对于西方诗学资源的运用，既不是盆景式的摆设，也不是学问知识性的炫耀，而是重在实实在在地去解决一些他正在思考的理论问题。从《诗美学》的阐论框架上来看，如果说作者对古代西方诗学的引用重在说明中西诗学发展的相通性及其诗学历史规律的相似性，那么，作者对于西方近现代诗学尤其是建立在现代心理学和实验科学基础上的一些诗学观念的重视，则更加清晰地体现出作者力图在百废待兴的当代诗学建设中解决理论问题、填补诗学空缺的目的。他说：“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借鉴西方文学批评包括现代、当代文学批评中有益的资源，用西方现当代文学批评的某些理论，来合理地解释中国文学特别是古典文学的某些现象，常常可以开辟一些研究的新领域，找到新的角度而有所发现。”（第464页）而“有所发现”显然就是他运用西方诗学资源的合目的性的原则。如《诗美学》在阐析“诗中空白”（第379页）这一现象时，元洛先生用艾略特的“压缩的方法”，美籍华人叶维廉的“意象并发”，德国接受美学家姚斯的“期待视野”和伊塞尔的“召唤结构”，来解释和分析中国古典诗学中的含蓄之美；在分析诗歌如何正确有效地表达自我时（第121页），元洛先生详细地阐述了波德莱尔的贡献及其局限，同时把有“象征主义怪杰”之称的兰波与俄罗斯诗人莱蒙托夫进行比较，鲜明地表达了自己对于诗歌表达自我的有效与有限性的态度与理解。正是因为西方诗学资源的运用使得作者在《诗美学》的写作中时时有所发现，所以，元洛先生对于自己的这一研究方式的爱好也从不回避，他曾在著作中这样说道：“理克尔在《本文的模型》一文中提出了‘境界’问题，并从读者的角度去理解，令我欣然色喜。”（第196页）
　　值得指出的是，在学术界的印象中，元洛先生其实是一位传统诗学的坚定的守护者。他对于中国传统诗歌的爱好，不仅贯穿在他的诗学研究和诗歌评论活动中，而且也浸淫在他的日常生活中。他对传统诗歌的博闻强记、如数家珍，他在日常生活中对名家诗作的脱口而出，这些都是在元洛先生的朋友与弟子们中长期流传的佳话。在《诗美学》中，元洛先生不仅一再从传统诗学思想中摄取资源来论证，而且一再语重心长地表示，“我们且从中国文学史与欧洲文学史的长河溯流而上，在它们各自的江河源，舀一瓢源头之水来品尝”（第171页）。对于那些激进的反传统的诗学家和批评家，元洛先生在著作中也曾坚定地批评他们，指出他们是“闻西风则欣然色喜，对传统则弃若弊屣，向西天取经的唐僧，从长安出发仍然回到了长安，但今天的诗界的某些唐僧，他们似乎一向西天出发就不准备再返回故土”（第180页）。尤其是《诗美学》之后，元洛先生推出的《唐诗之旅》《宋词之旅》《元曲之旅》，以及他正在酝酿写作的《清诗之旅》，都在在说明了他在中国传统诗学方面所达到的常人难及的造诣，及其对传统诗学思想的亲近心态。记得《宋词之旅》出版时，我曾在一篇评论文章中这样说过，元洛的著作其意并不在传授有关宋词的知识，而是在于引领读者穿越历史的烟云，渡过岁月的逝川，漫步于宋代词苑的名卉奇葩之中，同整整一个时代的贤哲做心灵的对话。这里有学理的探讨，但不止是学理的探讨，它是一种生命的投入与体验，作者想宋人之所想，忧宋人之所忧，在宋人的词中“按其脉搏，观其神情，听其心跳”，从而将一个时代的悲喜哀乐全部复活在读者的面前。在元洛先生有如神助的妙笔之下，苏东坡的豪放，李清照的婉约，岳飞的悲歌慷慨，陆游的侠骨柔情，文天祥的正气浩然，辛弃疾的英雄迟暮，它们已不再只是一种词学风格的概括，而是一个个血肉淋漓的生命故事，一个个生气勃郁的历史悲剧，在宋词之旅的漫游者面前，演绎着一个时代的文学之所以走向历史极顶的无穷奥秘。如果说，《唐诗之旅》《宋词之旅》这类著作，是元洛先生在用形象的语言为中华诗词的诞生做生命评传，是一部部中华民族心灵的断代史，那么相对而言，《诗美学》则是一部有着宏大构架、严谨逻辑、充实学理和严格规范的学术专著，它更有理由和资格被视为元洛先生一生心血的凝结，是元洛先生学术上的集大成者。《诗美学》本身在学理上的胜义纷呈、文采飞扬、元气淋漓，无疑也是元洛先生在学术修养和境界上贯通古今、融汇中西的最有代表性的结果与最为集中的体现。
　　从《诗美学》的初版到修订重版，三十年时光一晃而过。白云苍狗、世道沧桑，我们这些当年景仰元洛先生的年轻学子们，也大多跻身于中老年学者的行列了。如果说三十年前读《诗美学》，从中感受到的是一个开放时代的学术精神，那么在已经进入“后开放时代”的今天，我们再读修订版的《诗美学》，从中不仅可以看到中国诗词美学观念的丰赡富丽，看到西方诗歌美学思想的博大精深，看到作者在这两种文化观念、两种诗学思想体系中的尽兴游弋和“六经注我”似的理论自信，也可鲜明地领悟到我们这个“后开放时代”里更应该予以深度重视的一个理论启示。这就是，一个真正懂得传统的人，才真正懂得汲取人类文化优秀成果来发展自我的重要。元洛先生无疑是真正懂得传统的诗人、理论家，所以他才敞开胸怀，海纳百川，如此自信而又自如地吸纳西方诗学美学的优秀成果，将其转化成为自己建构诗学美学体系大厦的金砖玉瓦。歌德当年论述“世界文学”命题时曾说，愈是民族的，就愈是世界的；相反，愈是世界的，是不是就愈是民族的呢？歌德没有往下说，但《诗美学》无疑给出了一个精准的答案：一个在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上真正具有世界性的思想成果，也就越是能夠成为这个民族的杰出的思想财富。《诗美学》在美学资源上的摄纳特点及其所体现出的学术意义与时代意义，都可作如是观。
　　a李元洛：《诗美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705页。另，本文所引用原文全部出自此书，页码注于文本，不再另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