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超越：神性趋向与人类意识的合一
王红旗：如果从你塑造的人物形象而言，《世家美眷》《逐出伊甸园》《红墙白玉兰》这三部小说各有什么不一样？
施 玮：这三部小说可以说是“女性命运三部曲”，描述了三种怎样的命运呢？第一部写女性在社会动荡中的命运，以历史中的战争、革命、经济等社会大格局的变动为背景，是“纵述”写法；第二部写女性在极端变革时代中的命运，改革开放是非常独特的，精神、物质极端裂变，审美和理念颠覆失重的时代，是“横述”写法；第三部小说写女性生命自我成长过程中的命运，是在与外界互动中成长的，而这个外界表面上是男人，其实更是男人所代表的社会与文化，是“点述”写法。简单来说是女性命运三重奏：第一部是女性在历史中的命运；第二部是女性在社会中的命运；第三部是女性在自我成长中的命运。
王红旗：当然也是你把女性意识、宗教意识与人类意识融合在一起，以诗学思维的想象之翼，以“灵性写作”的创作实验，书写女性“生存—精神—灵魂”，以反思女性命运达到对男性政治历史与现实的尖锐批判。而且，你小说中的一个个女性形象，犹如一个个活生生的有“灵性”“神性”的人类精神发起者，在社会历史与现实的深处都燃起了一支支火炬，构筑成一个精神通过的巨型仪式，正在飞向真正觉醒的“信仰”极地。成就人性的美善、人类不可轻视的光耀与尊严。
施 玮：我的小说重在呈现“女性灵性自我的自觉意识”：首先，女性要对自我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而且要有一个自我成长的空间，有灵性的獨立的存生，才能谈得上和另外一个人有爱情。否则女性自我没有成长起来，没有灵性的自足与自省，没有自觉性的定位与调整，那么她和另一个人的爱情，要么就是彼此伤害，要么就是畸形的共存。这也是我在《红墙白玉兰》中所表达的，两个人都有问题，然后在一起纠缠，不是爱情出了问题，而是他们本身出了问题。彼此都爱，但彼此都给对方痛苦。在婚姻日常生活方面，女性不能一嫁出去就不要自我成长了。男人跟你没有沟通，有时也是女人自己有问题，女人要自我成长，才能自我欣赏，并赢得他人的欣赏和爱慕。否则，只是一味地让男人负责到底，这也是蛮残酷的。
时隔七年后，我2003年第一次回中国，到书店买了许多女作家的书，发现2005年都在写婚外恋，但是写婚外恋有一个特点，要么把现在叫“第三者”的那个“情人”写得特别优秀，把老婆写得特别差劲，让人看着似乎必须得换人；要么把老婆写得特贤惠而无味，把“情人”写得特别时尚而无羞耻感。反正描述的就是婚姻中没有爱情、激情，即便回归家庭也是迫不得已。
于是，我就想写本小说。我写两个家庭四个人，没有谁坏得不近情理，都是正常人，都有其情感和行为的逻辑性。其实，生活中我们真的遇到很差劲的人，就不会痛苦了，痛苦是因为都很好。特别是杨修平的太太，通常来说，这个女性会被写得很糟，她出身于工人家庭，她表现得世俗、物质，并工于心计，但最后关头看到她心里是要真爱的。
因为我们的不成熟，每一次选择就是一块砖，一块砖一块砖地砌上去，我们的自私、罪性、偏误就被固定住了，最后砌成了一道命运之墙，让人无法逾越。秦小小的丈夫柳如海，就因为真爱而跃过了这道“红墙”。
王红旗：第一部分用“红墙”隐喻追求纯粹的爱情如“天路”似的坎坷，红墙上的每一块砖都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都是现代社会政治的、观念的、性别的、自我的、他者的、文化的、心理的，等等，种种阻隔的隐喻。而在那个特殊的时代，“红墙”给追求爱情自由与人生理想的青年所造成“巨型”羁绊，个体的人是无法逾越的，“逃离”就成了唯一的选择，思念就成了唯一的隐忍心痛；第二部分用“白玉兰”象征爱与宽容，爱由“占有欲”的情欲之爱，转化为博爱与圣爱。“红墙白玉兰”自然是写爱情与婚姻、灵魂与肉体之间的矛盾纠葛与冲突。而多次出现的“红杉树”意象，隐喻女性人格独立和理想之爱的永恒。
当然，也许是中国男性被文化阉割，担当意识缺失，导致女性对柳如海型的男人很向往。
施 玮：你要是去美国接触老外的话，他们最平常的就是这样。他不会来“审判”你的出轨，居高临下地收容你，而是爱你就爱你，与你一同承担、处理；不爱就不爱，彼此分开。因为基督教思想中，罪人是不能审判罪人的，甚至不能论断，只有圣洁的神可以审判。任何人不具有道德优势，并且夫妻二人是成为一体的。我觉得中国大多数男人，与妻子之间也很喜欢分对错，并抓住错误定罪，且不放手。
我在写作时，身边有一帮在家带孩子的中国女硕士、女博士，我写完一段就电邮给她们看，每周我们在一起聚会时都吵得不可开交，一拨人喜欢柳如海，一拨人喜欢杨修平。
有一次，我很感动我先生在一个采访时所讲的话，别人问他：“你们是模范夫妻，你怎么会那么爱你妻子？是不是因为她很优秀、很可爱？”他说：“不是。如果因为你妻子可爱而爱她，下一分钟，她就有可能不可爱了，或是你觉得她不可爱了，人都是会变化的。我不是因为她可爱而爱她，是因为我被上帝选了来做她丈夫。《圣经》中有句话说：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原文作知识）和妻子同住；因她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所以要敬重她。我是被上帝选择来爱她，这个女人和我结婚，也就是选择从我这儿来得到爱，所以我爱她，当我爱她的时候就自然看她可爱了。”
后来，我在《红墙白玉兰》最后，写到柳如海与杨修平的对话时，就用了与这类似的话。
王红旗：今天的女性，最大的痛苦就是没有安全感，如果丈夫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外在条件而爱我们，而不是因为我们是他的爱人而爱我们，这就很难让人有安全感，因为所有的条件都是有可能改变的，尽管我们可以努力再努力。
施 玮：这就是中国文化里面的劣根性之一：妻子既然如衣服，那么我身份不同了，我当然得穿不同身份的衣服。从这个角度上说，换妻就成了正常的人性，而不换妻就成了男人的“崇高”。
王红旗：在阅读你的《在大观园遇见夏娃——圣经旧约的汉语处境化研读》、诗集《以马内利》，发现你将《圣经》与中国古代经典《论语》《诗经》《庄子》对照比较研究，来探求西方神学与东方哲学的“同构性”意义，以及“人与神同在”的核心内涵，更超越了此前“上帝的拯救”思想。尤其是这本诗集《以马内利》，是你个人的属灵经历与真切体验。你在生活与写作过程中，深刻体会到“若只有上帝的拯救而无上帝的同在，那不是真正的信仰”。 尤其去年发表的《叛教者》，更是一部中国基督教发展的百年史诗，一部当代文坛“灵性文学”里程碑式的代表作，作品体现出你在皈依基督、成为神学博士之后，“灵性写作”对人类永恒精神信仰的历史探险式的发掘。小说《叛教者》从孕育到诞生的十几年创作过程中，你曾在国内海外苦苦求索，搜集文史资料，拜谒历史现场，采访健在之人，在“非虚构”与“虚构”之间竭力求证这面历史之镜的“真实”。
施 玮：如果从性别视野来研究《叛教者》，也很有意思。像徐闻音，她其实还是传统的依附于男性的一种形态，她崇拜一个男性，然后受一个男性的吸引，而这个男性一下子好像从神坛下来之后，她就失去了自我，然后她要崇拜另外一个男性，嫁给他，并再一次失望。
第二部中的女性李如是和王慕真，她们是另一种类型，先是帮助这个男性，女性成了帮助者。但渐渐地来自文化的女性的依附性替代了来自信仰的帮助性，成为她们内在潜意识中的底色。当男人很强的时候，她们就屈服并依附于他们的强势，失去自我；当男性失败时，她们的“帮助者”角色也变味了，以“母性”来掩盖他们的弱点，好像是维护他，其实仍是一种依附。当维护不住的时候，她们剧烈地失望，因为她们无法自欺了，也无法面对自己所丢失的独立的信仰和良知，于是崩溃，甚至失去了自己的信仰，这个过程很复杂。
王红旗：你在序中谈到“他们迅速地胡乱着生长，在我身心有限的空间里，长成了一大团荆棘，一大团燃着火却烧不坏的荆棘。我怀揣着它，像一个过了产期的孕妇，焦急地在大洋两岸飞来飞去，不得安宁。那火，即便是在夜晚，也烧得我在梦和失眠之间来回冲撞”。“我决定，其实也是不得不，将这些片段写出来，即便是粗糙的、血肉模糊的、像是采石场的生胚般，我也要把他们写出来，以便救我自己脱离他们，重新开始生活。”（施玮：《叛教者》序，美国：Dixie W Publishing Corporation2016年版，第2页）可以说，这其中蕴含着你的创作良心、社会担当与使命。
施 玮：这部小说的核心，就是表达人都要认识到自己的罪性，不要“偶像崇拜”。因为这些女人都崇拜这个男人，那些男人也都崇拜他。“偶像崇拜”的破灭，使人看到真实的自己。而且人不光“偶像崇拜”别人，还会“偶像崇拜”自己。其实，中国文化里面也不赞成崇拜人、崇拜物，但是你要敬天，基督教信仰也讲敬拜万有之主。你敬天就有敬畏，但若是人彼此崇拜，就会出问题。
王红旗：敬天、敬地，其实天地就是宇宙之律。只是在西方人的观念里，在基督教的观念里，那个天就是上帝。但是作品中所有的基督徒都是以“叛教”的形象来拷问个体人的灵魂与那个时代的精神信仰。
施 玮：作品里徐闻音、廖文君、李如是、王慕真等女性，有“偶像崇拜”男性的女性，有母性的女性，还有李夜声妻子那样沉默的女性。李夜声被人揭发有婚外情，作为一个牧师，他跟两个女同工有性关系，但是他的妻子一声没吭，人家问她的时候，她说在天上有更高的审判，她完全是中国女性沉默不语的典范，一直到最后。小说里的人物原型都在历史中真实地存在着，这使《叛教者》的人性探索更具现实意义。
王红旗：小说里写到的人性的劣根性、摇摆性、谎言与伪装，的确是“失灵”的状态，是“偶像崇拜”所导致的生命悲剧与社会悲剧。当下社会也是崇拜物，即崇拜权力、金钱。那么，人如何回归自我心灵？
施 玮：如果从女性文学来讲，当女人能够回归女人，男人能回归男人，就不会崇拜什么。如果你奴性了，你就会崇拜别的人或物。如果你自己把自己神性了，你会崇拜自己。所以人既不能奴性自己，也不能神性自己，要把自己当作一个人就对了。女性文学研究还有一个意义，回归“原初”。
王红旗：回归“原初”，无论从人性还是从心理，就是要回归“灵”的原处，自己就会产生一种俯仰天地的自由，称为凌空的、飞翔的灵，不会掉下来。
施 玮：“灵”就是呼吸，是风，回归原初就是回到上帝造人的起初状态，回到生命之源，就是回到人的灵能跟上帝的灵接通呼吸，也就与天地万物恢复了“和好”的原初状态。
如果从创作上谈，大多女作家是先从自己写起，但有的永远走不出自己。我的写作从自己出发写到人群家族，我的视角，也从人的角度渐渐转向超越人的自我中心的角度。当然这个神本主义是借助了我自己的信仰，借助了神学研究，否则是很难做到的。
王红旗：有的女作家的创作“永远走不出自己”的现象是复杂的。很重要的是她们迷失在外部世界，或者说自我爱情婚姻生活的“表象”里，未能接近“心灵”的本质。因而，人物形象塑造缺乏生气勃勃的活的“灵性生命”。
可以看出，你的小说里有明显的自传性，你经历的影子很清晰。
施 玮：的确，前三本都有一定的自传性，第四本《叛教者》里的人物和故事完全与我自己无关，现在写的有关故宫画卷的故事也跟我自己毫不相干，但对人性的思考才是一个作家最为核心的自我投射，所以也不能说与我无关。最近我关注更多的是人对家国和民族的情怀、对历史和文化的承载。
王红旗：我觉得，家国情怀实际上真的是中国人特别深厚的一种精神财富。有时你反感别人把你当成女作家来研究，其实我有一种和你不同的看法。可能你认为，如果把我说成一个有女性意识的女作家，就是削弱了我自己的力量，甚至是误读了我写作的价值和意义。其实作为一个觉醒的、有独立意识的女作家，她的作品是普世的，是以女性的视野，或女性独有的经验智慧，关注人类问题。
施 玮：因为研究女作家总往男男女女上面去，其实你任何一部小说里面都有男女，但是我写的不是男女关系，写的是社会上人与人的关系，或者说人与自己的关系。
王红旗：女性文学发展到今天，已经不是仅仅写女性自我，它是通过女性写作，重估女性价值与本我生命意义，表达女性与男人的关系，与家庭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与自然的关系，来重构一个平等的、和谐的、温暖的价值体系和伦理体系。
如同你，通过诸多“灵性写作”的诗意想象，以及对儒释道思想的独特阐释，发现其宗教信仰观念建构的心脉，从笃信的执着到“上帝的拯救”，再到“人与神同在”，清晰地呈现出一种新的宗教观：个体的人不再因畏惧而远避，也不再被动地等待恩赐，而是主动地邀请并经历上帝之灵的内住，达到一种与神同在的“天人合一”。
正是你的这种由内而外、由上而下的创作视野，体现出“灵性文学”的本质，才有了《叛教者》， “若將我扔进那个绞肉机般的时代，我最大的可能就是成为一个叛教者”。
当然，如果从女性主义立场出发，好的小说应该是对于男权文化的尖锐批判。但是，我认为女性写作也在共享时代思潮而与时俱进，在女性意识觉醒百年之后的今天，也经历了从女性意识、性别意识、超性别意识、人类意识的阶段性转型，真正优秀的小说应该是向超越性别的人类意识、人道主义的家国情怀发展。
在国内外大多女作家的作品里，包括你的小说中，都运用灵活多样的叙述策略，表现出一种把小说写作置于“人类意识”之中的丰富思想与艺术形式。正是这样一种殊途同归的女性文学写作，凝聚成一种性别平等和谐的文化精神力量，正在改变着每个人的生活观念与生存状态，我们每个人也都生活在这个正在改变的世界里，分享着女性文学生命精神的成果。
王红旗：如果从你塑造的人物形象而言，《世家美眷》《逐出伊甸园》《红墙白玉兰》这三部小说各有什么不一样？
施 玮：这三部小说可以说是“女性命运三部曲”，描述了三种怎样的命运呢？第一部写女性在社会动荡中的命运，以历史中的战争、革命、经济等社会大格局的变动为背景，是“纵述”写法；第二部写女性在极端变革时代中的命运，改革开放是非常独特的，精神、物质极端裂变，审美和理念颠覆失重的时代，是“横述”写法；第三部小说写女性生命自我成长过程中的命运，是在与外界互动中成长的，而这个外界表面上是男人，其实更是男人所代表的社会与文化，是“点述”写法。简单来说是女性命运三重奏：第一部是女性在历史中的命运；第二部是女性在社会中的命运；第三部是女性在自我成长中的命运。
王红旗：当然也是你把女性意识、宗教意识与人类意识融合在一起，以诗学思维的想象之翼，以“灵性写作”的创作实验，书写女性“生存—精神—灵魂”，以反思女性命运达到对男性政治历史与现实的尖锐批判。而且，你小说中的一个个女性形象，犹如一个个活生生的有“灵性”“神性”的人类精神发起者，在社会历史与现实的深处都燃起了一支支火炬，构筑成一个精神通过的巨型仪式，正在飞向真正觉醒的“信仰”极地。成就人性的美善、人类不可轻视的光耀与尊严。
施 玮：我的小说重在呈现“女性灵性自我的自觉意识”：首先，女性要对自我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而且要有一个自我成长的空间，有灵性的獨立的存生，才能谈得上和另外一个人有爱情。否则女性自我没有成长起来，没有灵性的自足与自省，没有自觉性的定位与调整，那么她和另一个人的爱情，要么就是彼此伤害，要么就是畸形的共存。这也是我在《红墙白玉兰》中所表达的，两个人都有问题，然后在一起纠缠，不是爱情出了问题，而是他们本身出了问题。彼此都爱，但彼此都给对方痛苦。在婚姻日常生活方面，女性不能一嫁出去就不要自我成长了。男人跟你没有沟通，有时也是女人自己有问题，女人要自我成长，才能自我欣赏，并赢得他人的欣赏和爱慕。否则，只是一味地让男人负责到底，这也是蛮残酷的。
时隔七年后，我2003年第一次回中国，到书店买了许多女作家的书，发现2005年都在写婚外恋，但是写婚外恋有一个特点，要么把现在叫“第三者”的那个“情人”写得特别优秀，把老婆写得特别差劲，让人看着似乎必须得换人；要么把老婆写得特贤惠而无味，把“情人”写得特别时尚而无羞耻感。反正描述的就是婚姻中没有爱情、激情，即便回归家庭也是迫不得已。
于是，我就想写本小说。我写两个家庭四个人，没有谁坏得不近情理，都是正常人，都有其情感和行为的逻辑性。其实，生活中我们真的遇到很差劲的人，就不会痛苦了，痛苦是因为都很好。特别是杨修平的太太，通常来说，这个女性会被写得很糟，她出身于工人家庭，她表现得世俗、物质，并工于心计，但最后关头看到她心里是要真爱的。
因为我们的不成熟，每一次选择就是一块砖，一块砖一块砖地砌上去，我们的自私、罪性、偏误就被固定住了，最后砌成了一道命运之墙，让人无法逾越。秦小小的丈夫柳如海，就因为真爱而跃过了这道“红墙”。
王红旗：第一部分用“红墙”隐喻追求纯粹的爱情如“天路”似的坎坷，红墙上的每一块砖都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都是现代社会政治的、观念的、性别的、自我的、他者的、文化的、心理的，等等，种种阻隔的隐喻。而在那个特殊的时代，“红墙”给追求爱情自由与人生理想的青年所造成“巨型”羁绊，个体的人是无法逾越的，“逃离”就成了唯一的选择，思念就成了唯一的隐忍心痛；第二部分用“白玉兰”象征爱与宽容，爱由“占有欲”的情欲之爱，转化为博爱与圣爱。“红墙白玉兰”自然是写爱情与婚姻、灵魂与肉体之间的矛盾纠葛与冲突。而多次出现的“红杉树”意象，隐喻女性人格独立和理想之爱的永恒。
当然，也许是中国男性被文化阉割，担当意识缺失，导致女性对柳如海型的男人很向往。
施 玮：你要是去美国接触老外的话，他们最平常的就是这样。他不会来“审判”你的出轨，居高临下地收容你，而是爱你就爱你，与你一同承担、处理；不爱就不爱，彼此分开。因为基督教思想中，罪人是不能审判罪人的，甚至不能论断，只有圣洁的神可以审判。任何人不具有道德优势，并且夫妻二人是成为一体的。我觉得中国大多数男人，与妻子之间也很喜欢分对错，并抓住错误定罪，且不放手。
我在写作时，身边有一帮在家带孩子的中国女硕士、女博士，我写完一段就电邮给她们看，每周我们在一起聚会时都吵得不可开交，一拨人喜欢柳如海，一拨人喜欢杨修平。
有一次，我很感动我先生在一个采访时所讲的话，别人问他：“你们是模范夫妻，你怎么会那么爱你妻子？是不是因为她很优秀、很可爱？”他说：“不是。如果因为你妻子可爱而爱她，下一分钟，她就有可能不可爱了，或是你觉得她不可爱了，人都是会变化的。我不是因为她可爱而爱她，是因为我被上帝选了来做她丈夫。《圣经》中有句话说：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原文作知识）和妻子同住；因她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所以要敬重她。我是被上帝选择来爱她，这个女人和我结婚，也就是选择从我这儿来得到爱，所以我爱她，当我爱她的时候就自然看她可爱了。”
后来，我在《红墙白玉兰》最后，写到柳如海与杨修平的对话时，就用了与这类似的话。
王红旗：今天的女性，最大的痛苦就是没有安全感，如果丈夫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外在条件而爱我们，而不是因为我们是他的爱人而爱我们，这就很难让人有安全感，因为所有的条件都是有可能改变的，尽管我们可以努力再努力。
施 玮：这就是中国文化里面的劣根性之一：妻子既然如衣服，那么我身份不同了，我当然得穿不同身份的衣服。从这个角度上说，换妻就成了正常的人性，而不换妻就成了男人的“崇高”。
王红旗：在阅读你的《在大观园遇见夏娃——圣经旧约的汉语处境化研读》、诗集《以马内利》，发现你将《圣经》与中国古代经典《论语》《诗经》《庄子》对照比较研究，来探求西方神学与东方哲学的“同构性”意义，以及“人与神同在”的核心内涵，更超越了此前“上帝的拯救”思想。尤其是这本诗集《以马内利》，是你个人的属灵经历与真切体验。你在生活与写作过程中，深刻体会到“若只有上帝的拯救而无上帝的同在，那不是真正的信仰”。 尤其去年发表的《叛教者》，更是一部中国基督教发展的百年史诗，一部当代文坛“灵性文学”里程碑式的代表作，作品体现出你在皈依基督、成为神学博士之后，“灵性写作”对人类永恒精神信仰的历史探险式的发掘。小说《叛教者》从孕育到诞生的十几年创作过程中，你曾在国内海外苦苦求索，搜集文史资料，拜谒历史现场，采访健在之人，在“非虚构”与“虚构”之间竭力求证这面历史之镜的“真实”。
施 玮：如果从性别视野来研究《叛教者》，也很有意思。像徐闻音，她其实还是传统的依附于男性的一种形态，她崇拜一个男性，然后受一个男性的吸引，而这个男性一下子好像从神坛下来之后，她就失去了自我，然后她要崇拜另外一个男性，嫁给他，并再一次失望。
第二部中的女性李如是和王慕真，她们是另一种类型，先是帮助这个男性，女性成了帮助者。但渐渐地来自文化的女性的依附性替代了来自信仰的帮助性，成为她们内在潜意识中的底色。当男人很强的时候，她们就屈服并依附于他们的强势，失去自我；当男性失败时，她们的“帮助者”角色也变味了，以“母性”来掩盖他们的弱点，好像是维护他，其实仍是一种依附。当维护不住的时候，她们剧烈地失望，因为她们无法自欺了，也无法面对自己所丢失的独立的信仰和良知，于是崩溃，甚至失去了自己的信仰，这个过程很复杂。
王红旗：你在序中谈到“他们迅速地胡乱着生长，在我身心有限的空间里，长成了一大团荆棘，一大团燃着火却烧不坏的荆棘。我怀揣着它，像一个过了产期的孕妇，焦急地在大洋两岸飞来飞去，不得安宁。那火，即便是在夜晚，也烧得我在梦和失眠之间来回冲撞”。“我决定，其实也是不得不，将这些片段写出来，即便是粗糙的、血肉模糊的、像是采石场的生胚般，我也要把他们写出来，以便救我自己脱离他们，重新开始生活。”（施玮：《叛教者》序，美国：Dixie W Publishing Corporation2016年版，第2页）可以说，这其中蕴含着你的创作良心、社会担当与使命。
施 玮：这部小说的核心，就是表达人都要认识到自己的罪性，不要“偶像崇拜”。因为这些女人都崇拜这个男人，那些男人也都崇拜他。“偶像崇拜”的破灭，使人看到真实的自己。而且人不光“偶像崇拜”别人，还会“偶像崇拜”自己。其实，中国文化里面也不赞成崇拜人、崇拜物，但是你要敬天，基督教信仰也讲敬拜万有之主。你敬天就有敬畏，但若是人彼此崇拜，就会出问题。
王红旗：敬天、敬地，其实天地就是宇宙之律。只是在西方人的观念里，在基督教的观念里，那个天就是上帝。但是作品中所有的基督徒都是以“叛教”的形象来拷问个体人的灵魂与那个时代的精神信仰。
施 玮：作品里徐闻音、廖文君、李如是、王慕真等女性，有“偶像崇拜”男性的女性，有母性的女性，还有李夜声妻子那样沉默的女性。李夜声被人揭发有婚外情，作为一个牧师，他跟两个女同工有性关系，但是他的妻子一声没吭，人家问她的时候，她说在天上有更高的审判，她完全是中国女性沉默不语的典范，一直到最后。小说里的人物原型都在历史中真实地存在着，这使《叛教者》的人性探索更具现实意义。
王红旗：小说里写到的人性的劣根性、摇摆性、谎言与伪装，的确是“失灵”的状态，是“偶像崇拜”所导致的生命悲剧与社会悲剧。当下社会也是崇拜物，即崇拜权力、金钱。那么，人如何回归自我心灵？
施 玮：如果从女性文学来讲，当女人能够回归女人，男人能回归男人，就不会崇拜什么。如果你奴性了，你就会崇拜别的人或物。如果你自己把自己神性了，你会崇拜自己。所以人既不能奴性自己，也不能神性自己，要把自己当作一个人就对了。女性文学研究还有一个意义，回归“原初”。
王红旗：回归“原初”，无论从人性还是从心理，就是要回归“灵”的原处，自己就会产生一种俯仰天地的自由，称为凌空的、飞翔的灵，不会掉下来。
施 玮：“灵”就是呼吸，是风，回归原初就是回到上帝造人的起初状态，回到生命之源，就是回到人的灵能跟上帝的灵接通呼吸，也就与天地万物恢复了“和好”的原初状态。
如果从创作上谈，大多女作家是先从自己写起，但有的永远走不出自己。我的写作从自己出发写到人群家族，我的视角，也从人的角度渐渐转向超越人的自我中心的角度。当然这个神本主义是借助了我自己的信仰，借助了神学研究，否则是很难做到的。
王红旗：有的女作家的创作“永远走不出自己”的现象是复杂的。很重要的是她们迷失在外部世界，或者说自我爱情婚姻生活的“表象”里，未能接近“心灵”的本质。因而，人物形象塑造缺乏生气勃勃的活的“灵性生命”。
可以看出，你的小说里有明显的自传性，你经历的影子很清晰。
施 玮：的确，前三本都有一定的自传性，第四本《叛教者》里的人物和故事完全与我自己无关，现在写的有关故宫画卷的故事也跟我自己毫不相干，但对人性的思考才是一个作家最为核心的自我投射，所以也不能说与我无关。最近我关注更多的是人对家国和民族的情怀、对历史和文化的承载。
王红旗：我觉得，家国情怀实际上真的是中国人特别深厚的一种精神财富。有时你反感别人把你当成女作家来研究，其实我有一种和你不同的看法。可能你认为，如果把我说成一个有女性意识的女作家，就是削弱了我自己的力量，甚至是误读了我写作的价值和意义。其实作为一个觉醒的、有独立意识的女作家，她的作品是普世的，是以女性的视野，或女性独有的经验智慧，关注人类问题。
施 玮：因为研究女作家总往男男女女上面去，其实你任何一部小说里面都有男女，但是我写的不是男女关系，写的是社会上人与人的关系，或者说人与自己的关系。
王红旗：女性文学发展到今天，已经不是仅仅写女性自我，它是通过女性写作，重估女性价值与本我生命意义，表达女性与男人的关系，与家庭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与自然的关系，来重构一个平等的、和谐的、温暖的价值体系和伦理体系。
如同你，通过诸多“灵性写作”的诗意想象，以及对儒释道思想的独特阐释，发现其宗教信仰观念建构的心脉，从笃信的执着到“上帝的拯救”，再到“人与神同在”，清晰地呈现出一种新的宗教观：个体的人不再因畏惧而远避，也不再被动地等待恩赐，而是主动地邀请并经历上帝之灵的内住，达到一种与神同在的“天人合一”。
正是你的这种由内而外、由上而下的创作视野，体现出“灵性文学”的本质，才有了《叛教者》， “若將我扔进那个绞肉机般的时代，我最大的可能就是成为一个叛教者”。
当然，如果从女性主义立场出发，好的小说应该是对于男权文化的尖锐批判。但是，我认为女性写作也在共享时代思潮而与时俱进，在女性意识觉醒百年之后的今天，也经历了从女性意识、性别意识、超性别意识、人类意识的阶段性转型，真正优秀的小说应该是向超越性别的人类意识、人道主义的家国情怀发展。
在国内外大多女作家的作品里，包括你的小说中，都运用灵活多样的叙述策略，表现出一种把小说写作置于“人类意识”之中的丰富思想与艺术形式。正是这样一种殊途同归的女性文学写作，凝聚成一种性别平等和谐的文化精神力量，正在改变着每个人的生活观念与生存状态，我们每个人也都生活在这个正在改变的世界里，分享着女性文学生命精神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