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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富士康是一个“巨无霸”，一点也不夸张。过去一段时间里，它展示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蝴蝶效应”。富士康“出了事”，台湾媒体兴奋地写道，“首富郭台铭有麻烦”；香港另类“果粉”发起抗议；而在美国，事件更使“苹果”饱受诟病。
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木材零售商巨头家得宝万万没有想到，区区一个热带雨林保护组织竟然让他们面临持续两年的公共关系危机，最终被迫放弃在产品中使用生长了多年的树木。
家得宝每年要卖出50亿美元的木材、复合板等，这使其成为雨林联盟——一个超过60个国家有着150个民间组织的网络联盟最主要的炮轰目标。
没有游行，没有抗议，没有拦截搬运木材的卡车。雨林联盟仅仅是在其网站上张贴了雨林逐渐消失的统计数据、家得宝公司采取行动的文件，以及环保人士在媒体采访时的谈话要点，便使地球另一头破坏雨林的伐木机停止了运转。连续两年，家得宝公司都濒临危机，家得宝的新店遭到的阻挠越来越大，最终不得不缴械投降。1999年公司承诺，在2002年底逐步淘汰生产线中的高龄木材，并建立有效的“监管链”追踪几乎所有木制品的原产地。
这只是欧美企业百年发展史中，因为商业伦理而遭遇消费者“惩罚”的一个案例。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消费者运动和企业社会责任运动更为高涨，那些赫赫有名的大企业一旦被指称威胁公共利益，利益相关方就会让它们“好看”——消费者抵制、投资者抛弃，消费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双重合力使大企业们不得不规行矩步，主动以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作为核心竞争力。
皇帝的新装，装还是不装？
封杀？贿赂？收买？这些父辈时代的商业伎俩，已经难以招架这个到处充斥着“牛虻”的时代。
1998年，《辛辛那提问讯报》的一名记者花了一年时间公布了一份长达20页的调查报告，悉数了奇基塔香蕉公司破坏环境、金融诈骗、政治腐败的罪行。奇基塔公司迅速封杀了这名记者，但却没能封杀这篇报道，报道已经被疯狂转载到各个网站。股东、债券持有人、供应商、零售商、雇员……所有的利益相关方都在关注这篇文章，他们不需要谁来告诉他们哪些证据是捏造的。最后，这家公司面临着10亿美元的债务、多年的亏损、贸易诉讼和陷入窘境的员工等一系列问题。
走过了黑暗的镀金时代以及赤裸裸掠夺的殖民主义时代，全球化和信息化早已将那些官商勾结、暗箱操作、以侵害公众利益从而完成资本积累的公司野蛮发展守则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当企业们正在享受着高速信息化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效率和市场时，也不由自主地穿上了童话里的新装——互联网让他们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无论是高管的八卦绯闻，还是蓄谋的环保惨案，蛛丝马迹都难以逃脱公众的视线。
他们或许还在侥幸地幻想，因为愚蠢的人都看不见皇帝穿着衣服，所以大多数公众愿意做沉默的羔羊，等到莽撞的孩童指正时，这件冒牌的新衣已经足够企业的每一位员工衣锦还乡了。
是的，很多企业也曾经是这么想的，他们以为企业年报就是最好的遮羞布，但他们低估了鼠标们的杀伤力。
实际上，对于受教育程度较高，收入水平较高和经常使用网络的新型消费者而言，欺骗他们已经越来越难，而新媒体时代的工具，则会将他们的一点点抱怨变成轩然大波。
消费者可以迅速传播和扩大他们的意见，轻易组织起来，结成统一的立场，督促企业做出改变。这个现象是灾难还是实惠，取决于公司将透明化视作威胁还是机会。
根据国际环境学调查公司的研究，在G20国家里绝大多数人感觉到自己作为顾客的力量在增加。以前，顾客们或许只关心产品的价格和价值，而现在，顾客们也开始关心他们喜爱的品牌是否负责。在美国，80%的消费者认为他们在促使公司采取更为负责的行为；上网的消费者中，17%的人说他们经常在线搜索公司社会表现方面的信息。
那个可以蒙混过关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披着企业公民的新装重操旧业，幻想愚弄公众只会自欺欺人。装还是不装？已然身不由己。
透明化运动
与其欲盖弥彰，不如承认错误。虽然诚实是人类应有的品质，但同时，侥幸也是人类普世的天性。早在100年前，欧美企业就已经开始在两难之中寻找到平衡的攻略。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经济大萧条时期，强生公司时任首席执行官罗伯特·伍德·约翰逊，曾呼唤企业家采取一种“全新的产业理念”，他认为工业企业只有提供真正的商业服务和社会资产后才有权取得成功，进而要求公司对各利益相关者负责任。
当1982年铅污染丑闻使得强生公司的品牌形象受损后，强生公司的股票价格立刻暴跌了18%。但很快，股价又回升了，这主要得益于罗伯特当年撰写的公司规范。
强生公司的时任首席执行官拉尔夫·拉森回忆起那段岁月时说，“根据我的经验，当出现危机和压力时，只有那些在平时工作中无数的小事上作出正确而符合道德抉择的人，才能在大事和危机到来时靠得住，这样的人才能同样作出正确的决定。”
20世纪80年代，一些涉及绿色和平、环保、社会责任和人权等的非政府组织以及舆论也不断呼吁，要求社会责任与贸易挂钩。迫于日益增大的压力和自身的发展需要，很多欧美跨国公司纷纷制定对社会作出必要承诺的责任守则(包括社会责任)，或通过环境、职业健康、社会责任认证应对不同利益团体的需要。
90年代初期，美国劳工及人权组织针对成衣业和制鞋业发动“反血汗工厂运动”。因利用“血汗工厂”制度生产产品的美国服装制造商Levi-Strauss被新闻媒体曝光后，为挽救其公众形象，制定了第一份公司生产守则。
在劳工和人权组织等NGO和消费者的压力下，许多知名品牌公司也都相继建立了自己的生产守则，后演变为 “企业生产守则运动”，直接目的是促使企业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
但这种跨国公司自己制定的生产守则有着明显的商业目的，而且其实施状况也无法得到社会的监督。
滴血钻石的故事就是例证。当大西洋彼岸的新婚夫妇们用钻石以身相许时，大西洋此岸非洲的武装团体们正在为钻石发动暴力战争和龌龊交易。武装团体通过流血冲突占据了钻石矿，为的就是将钻石变现来购买武器弹药。虽然滴血钻石仅仅占全国供应的4%，但他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单单在安哥拉，由钻石引发的战争就造成每年65万人的死亡。
非政府组织并没有联合抵制消费钻石，而是打造一个透明的钻石供应链的策略：通过取得40个国家的政府批准，每个生产国会监视并认证钻石来自授权的矿井，购买钻石的国家有着相似系统来保证只有认证产品才能进口。
这个来自种族部落冲突的故事，恰恰说明，业界可能会对自己的后院污秽避而不谈，除非暴露在非政府组织的聚光灯下。
在劳工组织、人权组织等NGO组织的推动下，生产守则运动由跨国公司“自我约束”逐步转变为“社会约束”。
到2000年，全球共有246个生产守则，其中除118个是由跨国公司自己制定的外，其余皆是由商贸协会或多边组织或国际机构制定的所谓“社会约束”的生产守则。这些生产守则主要分布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等国。
事实上，也没有多少商业领袖认为为善具有战略上的重要性。有人曾调查过700名美国公司高管，问及他们什么会促使他们为社会公益和民众福祉作出贡献时，只有12%的高管提到商业战略，3%的人提到吸引客户和留住客户，1%的人认为是满足公众的期望。大多数高管表示这样做无非是迫于压力。
这也证实了一点：公众对企业的诉求有多少，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有多少。
透明的代价与收获
透明化运动固然让消费者感到满意，但毕竟资本总是在尽可能地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期待他们的道德自觉虽然不靠谱，但要让透明化的理念深入公司运营中去，必须让公司意识到由此所带来的不仅仅只有代价，还有更长远的利益。
宝洁公司的持续发展部主任乔治·卡朋特曾说，一家公司要“为善”，未必每个善举都会被人记住，但是一家公司要想作恶，每个举动都别想逃脱公众的法眼。
在这场透明化的运动中，为了树立企业的公众形象和品牌，也为了保持核心竞争力，所有公司都不得不使自己在股东、顾客、雇员、合作伙伴和全社会面前保持完全的透明。
但是，所有的财务数据、雇员抱怨，或者公司备忘录、环保惨案、产品缺陷，抑或是发生在别国的示威游行、丑闻以及新政策都得公之于众么？这需要多少成本呢？
对于像壳牌这样财大气粗的石油大亨而言，投入资金来研究20年后的环境可持续发展是力所能及的。但对于小型公司而言，生存似乎远比承担社会责任重要。
交易双方往往还会从信息的不对称当中获益，对于你的汽车的各种各样的小毛病，汽车销售商恐怕了解得比你更清楚。
无论是出于竞争还是隐私需要，一个企业大部分信息都是保密的，在企业发展不同阶段、企业创新、市场准入设计、企业各自运营方法、行将付诸实施的兼并与收购，很多信息都需要保密。
你或许可以找出N条反对透明化的理由，是的，透明化是需要代价的。但不透明显然也不是权宜之计，金融危机已经证明，不透明和不负责任的代价是不可挽回的。
西方政治学家、经济学家以及媒体分析指出，经济腐败、裙带关系以及最惠制度和企业科学治理理念的贫乏等都是经济危机的诱因。甚至是一些中央银行都缺乏健全的披露制度，这也加速了经济崩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透明化必须成为全球化经济的黄金法则。
透明化呼唤了开放式企业的到来。
诺和诺德就是一个例子。这家业务遍布全球68个国家，有着18000名员工的丹麦制药企业，以注重透明化和利益相关者的可持续发展而成为全球企业的先行者。
1990年，这家公司启动了一项关于是否参与基因工程的讨论，邀请了包括非政府组织、雇员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它在商业愿景和员工主要表现评价中加入了社会和环境标准。
它也许为此付出了一定成本，但接下来的收益是无与伦比的：从1997年到2002年，它的收入从25亿美元增加到 35亿美元，每股收益从0.86美元增加到了1.66美元。而与此同时，整个行业几乎没有什么增长。
但接下来的事情会告诉你要做一家负责任的公司有多么麻烦。
2001年，诺和诺德被卷入了一个有38家公司诉讼南非政府的案件。南非政府被控违反世界贸易组织相关知识产权保护协议（TRIPS），因为它已经通过立法给予自身对任何药物产品取消专利权的权利。虽然诺和诺德没有参加到主要问题的艾滋病领域，但它相信TRIPS也满足了发展中国家的需要。
诉讼导致全球公众强烈抨击制药产业，这是一场反全球化运动带来的危机，经互联网发起，媒体煽动。
而诺和诺德的处理方式十分诚恳，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跑去工厂门口倾听示威者的要求和反对的呼声。并在2个月后，诺和诺德宣布了一项计划来解决贫困和改善医疗服务的计划，声明“提供更好的全球健康医疗是我们的责任”。这一计划包括为期10年的承诺，要建立世界糖尿病基金会，并捐款6000万美元。同时，计划也得到了诺和诺德最大投资者的认可。
也许你认为诺和诺德的这一行为不过是在紧急情况下被动承担社会责任，但无论如何，诺和诺德在这一事件中做出了坚定的承诺，并充分地考虑了利益相关者的不同要求并妥善处理。这为它带来一系列正效应，上下游链条的信任度、拥有更低成本、更好品质、更强创新能力，以及更高的员工忠诚度。
相反，面对消费者的诉求，企业如果退而避之，后果是不言而喻的。要知道，公司外化成本伤害的不仅是社会，还有自身利益。
作为一个富有责任感的公司，其业绩似乎与社会责任无关，管理学家也这么认为，就像这个时代“好人”与“能人”并无必然联系。但诺和诺德的成功并非偶然，也许这恰恰表明，社会责任感往往是企业管理能力的体现，它可能是一家企业繁荣和成功的副产物，毕竟，成功的公司才会有钱投资做好事。
跨国公司“入乡随俗”
在透明化运动中被本土牛虻们叮得体无完肤的欧美大企业，当他们借全球化进行资本输出时，却没有尽将那些美好的理念一并加以实施，反而有不同程度的逃避观念。
在中国，苹果、宝洁、百事、亨氏、雀巢、肯德基、哈根达斯等一批著名跨国企业品牌相继出现危机，导火索都与产品质量、劳工和环境三大基本社会责任相关。
全球化时代，跨国企业通过向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投资，把大量工厂转移到环境和劳动保护标准较低的国家，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这种生产转移和直接投资促进了投资东道国经济的发展。但在社会责任上，跨国企业往往采取双重标准：在本国承担社会责任，但在发展中国家不承担或较少承担社会责任。
隐瞒产品缺陷的信息，在产品召回上采取双重标准，通过隐秘的渠道影响政府决策和获得采购订单，放任下游加工企业和供货商的社会责任要求，如此等等，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也常被批评充满着傲慢与偏见。
“跨国企业目前社会责任往往在本土可能做得很好，但在发展中国家是否还坚守原来标准是跨国企业社会责任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CSR企业法律风险管理模式创始人兼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北元说。虽然，跨国公司开始在推广社会责任理念上具有一定的功劳，但在实际行为中，向下游链条转移环境污染、海外劳工问题等屡屡不绝。
实际上，跨国公司在做价值选择时考虑成本收益是天性使然，而中国目前的治理环境和弱势的民间力量，使得跨国公司“入乡随俗”，在履行社会责任时实行较低的标准。
“不能等着他们良心发现，实行社会责任的统一标准，更重要的是我们作为独立消费者，和民间组织、媒体一起保持高度的关注。西方的轨迹也是如此，民间不断调查、发声、形成压力，资本才会做出一定的让步。中国的目前的状态是，大部分消费者认为改变不了什么，所以很多人愿意做沉默的大多数，公民意识不够，觉醒不够。但这个权利永远是靠斗争得来，跨国公司不会施舍。”陈北元说。
近年来社会责任概念在中国的发展，已经让大部分人意识到CSR是不可或缺的，但仍然落实不到行动，“问题在于我们公益组织，社会建设滞后，使得资本很强势，政府很强势，社会很脆弱。现阶段政府把GDP作为考核，自然造成官商资本媾和。如果大家还是追求发展速度，GDP的价值观，那么这些问题仍然要让步。”他指出。
厦门大学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李伟阳认为，跨国公司承担社会责任历来遵循“压力——回应”规律。要让企业承担起责任，只有靠强大的社会压力，特别是严格有效的法律制裁。
虽然跨国企业的各种负面报道使企业社会责任的受关注度显著提升，但这并没有促使公众对企业社会责任形成理性认知。很多人会觉得，这些责任离自己很遥远，作为势单力薄的个体，如何抵抗强势的资本力量？
陈北元认为，表达消费者的立场，不一定是拒绝，而是通过适当方式表达，比如可以在微博上传播。苹果公司最近开始关注中国问题也是和社会舆论施加压力有关，消费者都有监督的义务。“我们的体制不会在一夜之间有很好转变，我个人认为还是要大力培育社会组织，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自然有很多方法来节制企业资本的恶性膨胀。”
此外，考虑到西方资本在通过技术优势获取巨额利益的时候，也同时有责任在发展中国家承担一部分培育和扶持社会组织的责任。在中国当下的条件下，跨国企业也可以设立基金专门做企业社会责任的培训和推广，这样可能比单纯的输血式的公益项目更有价值和更有意义。
但无论如何，对于企业社会责任而言，民间的诉求到什么程度，企业社会责任就会尽到什么程度。这是市场的逻辑，也是公司发展的逻辑。欧美的历程如此，而在中国，透明化运动才刚刚兴起。
牛虻小创意
行动创意1
制作停车罚单
城市越野车反对联盟反对人们使用出行方式中污染最高的SUV。通过制作停车罚单，（这张罚单上面写着很多选择使用SUV对地球的消极影响），把它们压在SUV的挡风玻璃雨刷下，使得SUV的主人受到触动，从而选择购买更加清洁的汽车。
行动创意2
悄悄让埃克森美孚“焕然一新”
在英国使用Esso商标的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非国有石油公司。它在游说美国政府拒绝京都议定书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同时主张碳排放和全球变暖之间没有确凿的联系。经济学家杂志将其描述为“世界上最有权势的气候变化怀疑者”。埃克森美孚同样也没有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可再生能源技术投资。停止购买埃克森美孚运动回应道：“埃克森美孚选择破坏环境。我们可以选择不要购买他们的产品。停止购买埃克森美孚石油！”
在伦敦西北部，某创意反对者制作了一份招贴画，上书：
埃克森美孚加油站，前方100米，请不要使用！
埃克森美孚加油站，前方50米，一定不要使用！
埃克森美孚加油站，前方25米，省下所有钱——继续前行！
准备好这些标志后，反对者在夜晚外出并在举例合适的位置安放这些标志，呼吁消费者停止购买埃克森美孚石油。
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木材零售商巨头家得宝万万没有想到，区区一个热带雨林保护组织竟然让他们面临持续两年的公共关系危机，最终被迫放弃在产品中使用生长了多年的树木。
家得宝每年要卖出50亿美元的木材、复合板等，这使其成为雨林联盟——一个超过60个国家有着150个民间组织的网络联盟最主要的炮轰目标。
没有游行，没有抗议，没有拦截搬运木材的卡车。雨林联盟仅仅是在其网站上张贴了雨林逐渐消失的统计数据、家得宝公司采取行动的文件，以及环保人士在媒体采访时的谈话要点，便使地球另一头破坏雨林的伐木机停止了运转。连续两年，家得宝公司都濒临危机，家得宝的新店遭到的阻挠越来越大，最终不得不缴械投降。1999年公司承诺，在2002年底逐步淘汰生产线中的高龄木材，并建立有效的“监管链”追踪几乎所有木制品的原产地。
这只是欧美企业百年发展史中，因为商业伦理而遭遇消费者“惩罚”的一个案例。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消费者运动和企业社会责任运动更为高涨，那些赫赫有名的大企业一旦被指称威胁公共利益，利益相关方就会让它们“好看”——消费者抵制、投资者抛弃，消费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双重合力使大企业们不得不规行矩步，主动以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作为核心竞争力。
皇帝的新装，装还是不装？
封杀？贿赂？收买？这些父辈时代的商业伎俩，已经难以招架这个到处充斥着“牛虻”的时代。
1998年，《辛辛那提问讯报》的一名记者花了一年时间公布了一份长达20页的调查报告，悉数了奇基塔香蕉公司破坏环境、金融诈骗、政治腐败的罪行。奇基塔公司迅速封杀了这名记者，但却没能封杀这篇报道，报道已经被疯狂转载到各个网站。股东、债券持有人、供应商、零售商、雇员……所有的利益相关方都在关注这篇文章，他们不需要谁来告诉他们哪些证据是捏造的。最后，这家公司面临着10亿美元的债务、多年的亏损、贸易诉讼和陷入窘境的员工等一系列问题。
走过了黑暗的镀金时代以及赤裸裸掠夺的殖民主义时代，全球化和信息化早已将那些官商勾结、暗箱操作、以侵害公众利益从而完成资本积累的公司野蛮发展守则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当企业们正在享受着高速信息化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效率和市场时，也不由自主地穿上了童话里的新装——互联网让他们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无论是高管的八卦绯闻，还是蓄谋的环保惨案，蛛丝马迹都难以逃脱公众的视线。
他们或许还在侥幸地幻想，因为愚蠢的人都看不见皇帝穿着衣服，所以大多数公众愿意做沉默的羔羊，等到莽撞的孩童指正时，这件冒牌的新衣已经足够企业的每一位员工衣锦还乡了。
是的，很多企业也曾经是这么想的，他们以为企业年报就是最好的遮羞布，但他们低估了鼠标们的杀伤力。
实际上，对于受教育程度较高，收入水平较高和经常使用网络的新型消费者而言，欺骗他们已经越来越难，而新媒体时代的工具，则会将他们的一点点抱怨变成轩然大波。
消费者可以迅速传播和扩大他们的意见，轻易组织起来，结成统一的立场，督促企业做出改变。这个现象是灾难还是实惠，取决于公司将透明化视作威胁还是机会。
根据国际环境学调查公司的研究，在G20国家里绝大多数人感觉到自己作为顾客的力量在增加。以前，顾客们或许只关心产品的价格和价值，而现在，顾客们也开始关心他们喜爱的品牌是否负责。在美国，80%的消费者认为他们在促使公司采取更为负责的行为；上网的消费者中，17%的人说他们经常在线搜索公司社会表现方面的信息。
那个可以蒙混过关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披着企业公民的新装重操旧业，幻想愚弄公众只会自欺欺人。装还是不装？已然身不由己。
透明化运动
与其欲盖弥彰，不如承认错误。虽然诚实是人类应有的品质，但同时，侥幸也是人类普世的天性。早在100年前，欧美企业就已经开始在两难之中寻找到平衡的攻略。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经济大萧条时期，强生公司时任首席执行官罗伯特·伍德·约翰逊，曾呼唤企业家采取一种“全新的产业理念”，他认为工业企业只有提供真正的商业服务和社会资产后才有权取得成功，进而要求公司对各利益相关者负责任。
当1982年铅污染丑闻使得强生公司的品牌形象受损后，强生公司的股票价格立刻暴跌了18%。但很快，股价又回升了，这主要得益于罗伯特当年撰写的公司规范。
强生公司的时任首席执行官拉尔夫·拉森回忆起那段岁月时说，“根据我的经验，当出现危机和压力时，只有那些在平时工作中无数的小事上作出正确而符合道德抉择的人，才能在大事和危机到来时靠得住，这样的人才能同样作出正确的决定。”
20世纪80年代，一些涉及绿色和平、环保、社会责任和人权等的非政府组织以及舆论也不断呼吁，要求社会责任与贸易挂钩。迫于日益增大的压力和自身的发展需要，很多欧美跨国公司纷纷制定对社会作出必要承诺的责任守则(包括社会责任)，或通过环境、职业健康、社会责任认证应对不同利益团体的需要。
90年代初期，美国劳工及人权组织针对成衣业和制鞋业发动“反血汗工厂运动”。因利用“血汗工厂”制度生产产品的美国服装制造商Levi-Strauss被新闻媒体曝光后，为挽救其公众形象，制定了第一份公司生产守则。
在劳工和人权组织等NGO和消费者的压力下，许多知名品牌公司也都相继建立了自己的生产守则，后演变为 “企业生产守则运动”，直接目的是促使企业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
但这种跨国公司自己制定的生产守则有着明显的商业目的，而且其实施状况也无法得到社会的监督。
滴血钻石的故事就是例证。当大西洋彼岸的新婚夫妇们用钻石以身相许时，大西洋此岸非洲的武装团体们正在为钻石发动暴力战争和龌龊交易。武装团体通过流血冲突占据了钻石矿，为的就是将钻石变现来购买武器弹药。虽然滴血钻石仅仅占全国供应的4%，但他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单单在安哥拉，由钻石引发的战争就造成每年65万人的死亡。
非政府组织并没有联合抵制消费钻石，而是打造一个透明的钻石供应链的策略：通过取得40个国家的政府批准，每个生产国会监视并认证钻石来自授权的矿井，购买钻石的国家有着相似系统来保证只有认证产品才能进口。
这个来自种族部落冲突的故事，恰恰说明，业界可能会对自己的后院污秽避而不谈，除非暴露在非政府组织的聚光灯下。
在劳工组织、人权组织等NGO组织的推动下，生产守则运动由跨国公司“自我约束”逐步转变为“社会约束”。
到2000年，全球共有246个生产守则，其中除118个是由跨国公司自己制定的外，其余皆是由商贸协会或多边组织或国际机构制定的所谓“社会约束”的生产守则。这些生产守则主要分布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等国。
事实上，也没有多少商业领袖认为为善具有战略上的重要性。有人曾调查过700名美国公司高管，问及他们什么会促使他们为社会公益和民众福祉作出贡献时，只有12%的高管提到商业战略，3%的人提到吸引客户和留住客户，1%的人认为是满足公众的期望。大多数高管表示这样做无非是迫于压力。
这也证实了一点：公众对企业的诉求有多少，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有多少。
透明的代价与收获
透明化运动固然让消费者感到满意，但毕竟资本总是在尽可能地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期待他们的道德自觉虽然不靠谱，但要让透明化的理念深入公司运营中去，必须让公司意识到由此所带来的不仅仅只有代价，还有更长远的利益。
宝洁公司的持续发展部主任乔治·卡朋特曾说，一家公司要“为善”，未必每个善举都会被人记住，但是一家公司要想作恶，每个举动都别想逃脱公众的法眼。
在这场透明化的运动中，为了树立企业的公众形象和品牌，也为了保持核心竞争力，所有公司都不得不使自己在股东、顾客、雇员、合作伙伴和全社会面前保持完全的透明。
但是，所有的财务数据、雇员抱怨，或者公司备忘录、环保惨案、产品缺陷，抑或是发生在别国的示威游行、丑闻以及新政策都得公之于众么？这需要多少成本呢？
对于像壳牌这样财大气粗的石油大亨而言，投入资金来研究20年后的环境可持续发展是力所能及的。但对于小型公司而言，生存似乎远比承担社会责任重要。
交易双方往往还会从信息的不对称当中获益，对于你的汽车的各种各样的小毛病，汽车销售商恐怕了解得比你更清楚。
无论是出于竞争还是隐私需要，一个企业大部分信息都是保密的，在企业发展不同阶段、企业创新、市场准入设计、企业各自运营方法、行将付诸实施的兼并与收购，很多信息都需要保密。
你或许可以找出N条反对透明化的理由，是的，透明化是需要代价的。但不透明显然也不是权宜之计，金融危机已经证明，不透明和不负责任的代价是不可挽回的。
西方政治学家、经济学家以及媒体分析指出，经济腐败、裙带关系以及最惠制度和企业科学治理理念的贫乏等都是经济危机的诱因。甚至是一些中央银行都缺乏健全的披露制度，这也加速了经济崩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透明化必须成为全球化经济的黄金法则。
透明化呼唤了开放式企业的到来。
诺和诺德就是一个例子。这家业务遍布全球68个国家，有着18000名员工的丹麦制药企业，以注重透明化和利益相关者的可持续发展而成为全球企业的先行者。
1990年，这家公司启动了一项关于是否参与基因工程的讨论，邀请了包括非政府组织、雇员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它在商业愿景和员工主要表现评价中加入了社会和环境标准。
它也许为此付出了一定成本，但接下来的收益是无与伦比的：从1997年到2002年，它的收入从25亿美元增加到 35亿美元，每股收益从0.86美元增加到了1.66美元。而与此同时，整个行业几乎没有什么增长。
但接下来的事情会告诉你要做一家负责任的公司有多么麻烦。
2001年，诺和诺德被卷入了一个有38家公司诉讼南非政府的案件。南非政府被控违反世界贸易组织相关知识产权保护协议（TRIPS），因为它已经通过立法给予自身对任何药物产品取消专利权的权利。虽然诺和诺德没有参加到主要问题的艾滋病领域，但它相信TRIPS也满足了发展中国家的需要。
诉讼导致全球公众强烈抨击制药产业，这是一场反全球化运动带来的危机，经互联网发起，媒体煽动。
而诺和诺德的处理方式十分诚恳，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跑去工厂门口倾听示威者的要求和反对的呼声。并在2个月后，诺和诺德宣布了一项计划来解决贫困和改善医疗服务的计划，声明“提供更好的全球健康医疗是我们的责任”。这一计划包括为期10年的承诺，要建立世界糖尿病基金会，并捐款6000万美元。同时，计划也得到了诺和诺德最大投资者的认可。
也许你认为诺和诺德的这一行为不过是在紧急情况下被动承担社会责任，但无论如何，诺和诺德在这一事件中做出了坚定的承诺，并充分地考虑了利益相关者的不同要求并妥善处理。这为它带来一系列正效应，上下游链条的信任度、拥有更低成本、更好品质、更强创新能力，以及更高的员工忠诚度。
相反，面对消费者的诉求，企业如果退而避之，后果是不言而喻的。要知道，公司外化成本伤害的不仅是社会，还有自身利益。
作为一个富有责任感的公司，其业绩似乎与社会责任无关，管理学家也这么认为，就像这个时代“好人”与“能人”并无必然联系。但诺和诺德的成功并非偶然，也许这恰恰表明，社会责任感往往是企业管理能力的体现，它可能是一家企业繁荣和成功的副产物，毕竟，成功的公司才会有钱投资做好事。
跨国公司“入乡随俗”
在透明化运动中被本土牛虻们叮得体无完肤的欧美大企业，当他们借全球化进行资本输出时，却没有尽将那些美好的理念一并加以实施，反而有不同程度的逃避观念。
在中国，苹果、宝洁、百事、亨氏、雀巢、肯德基、哈根达斯等一批著名跨国企业品牌相继出现危机，导火索都与产品质量、劳工和环境三大基本社会责任相关。
全球化时代，跨国企业通过向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投资，把大量工厂转移到环境和劳动保护标准较低的国家，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这种生产转移和直接投资促进了投资东道国经济的发展。但在社会责任上，跨国企业往往采取双重标准：在本国承担社会责任，但在发展中国家不承担或较少承担社会责任。
隐瞒产品缺陷的信息，在产品召回上采取双重标准，通过隐秘的渠道影响政府决策和获得采购订单，放任下游加工企业和供货商的社会责任要求，如此等等，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也常被批评充满着傲慢与偏见。
“跨国企业目前社会责任往往在本土可能做得很好，但在发展中国家是否还坚守原来标准是跨国企业社会责任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CSR企业法律风险管理模式创始人兼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北元说。虽然，跨国公司开始在推广社会责任理念上具有一定的功劳，但在实际行为中，向下游链条转移环境污染、海外劳工问题等屡屡不绝。
实际上，跨国公司在做价值选择时考虑成本收益是天性使然，而中国目前的治理环境和弱势的民间力量，使得跨国公司“入乡随俗”，在履行社会责任时实行较低的标准。
“不能等着他们良心发现，实行社会责任的统一标准，更重要的是我们作为独立消费者，和民间组织、媒体一起保持高度的关注。西方的轨迹也是如此，民间不断调查、发声、形成压力，资本才会做出一定的让步。中国的目前的状态是，大部分消费者认为改变不了什么，所以很多人愿意做沉默的大多数，公民意识不够，觉醒不够。但这个权利永远是靠斗争得来，跨国公司不会施舍。”陈北元说。
近年来社会责任概念在中国的发展，已经让大部分人意识到CSR是不可或缺的，但仍然落实不到行动，“问题在于我们公益组织，社会建设滞后，使得资本很强势，政府很强势，社会很脆弱。现阶段政府把GDP作为考核，自然造成官商资本媾和。如果大家还是追求发展速度，GDP的价值观，那么这些问题仍然要让步。”他指出。
厦门大学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李伟阳认为，跨国公司承担社会责任历来遵循“压力——回应”规律。要让企业承担起责任，只有靠强大的社会压力，特别是严格有效的法律制裁。
虽然跨国企业的各种负面报道使企业社会责任的受关注度显著提升，但这并没有促使公众对企业社会责任形成理性认知。很多人会觉得，这些责任离自己很遥远，作为势单力薄的个体，如何抵抗强势的资本力量？
陈北元认为，表达消费者的立场，不一定是拒绝，而是通过适当方式表达，比如可以在微博上传播。苹果公司最近开始关注中国问题也是和社会舆论施加压力有关，消费者都有监督的义务。“我们的体制不会在一夜之间有很好转变，我个人认为还是要大力培育社会组织，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自然有很多方法来节制企业资本的恶性膨胀。”
此外，考虑到西方资本在通过技术优势获取巨额利益的时候，也同时有责任在发展中国家承担一部分培育和扶持社会组织的责任。在中国当下的条件下，跨国企业也可以设立基金专门做企业社会责任的培训和推广，这样可能比单纯的输血式的公益项目更有价值和更有意义。
但无论如何，对于企业社会责任而言，民间的诉求到什么程度，企业社会责任就会尽到什么程度。这是市场的逻辑，也是公司发展的逻辑。欧美的历程如此，而在中国，透明化运动才刚刚兴起。
牛虻小创意
行动创意1
制作停车罚单
城市越野车反对联盟反对人们使用出行方式中污染最高的SUV。通过制作停车罚单，（这张罚单上面写着很多选择使用SUV对地球的消极影响），把它们压在SUV的挡风玻璃雨刷下，使得SUV的主人受到触动，从而选择购买更加清洁的汽车。
行动创意2
悄悄让埃克森美孚“焕然一新”
在英国使用Esso商标的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非国有石油公司。它在游说美国政府拒绝京都议定书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同时主张碳排放和全球变暖之间没有确凿的联系。经济学家杂志将其描述为“世界上最有权势的气候变化怀疑者”。埃克森美孚同样也没有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可再生能源技术投资。停止购买埃克森美孚运动回应道：“埃克森美孚选择破坏环境。我们可以选择不要购买他们的产品。停止购买埃克森美孚石油！”
在伦敦西北部，某创意反对者制作了一份招贴画，上书：
埃克森美孚加油站，前方100米，请不要使用！
埃克森美孚加油站，前方50米，一定不要使用！
埃克森美孚加油站，前方25米，省下所有钱——继续前行！
准备好这些标志后，反对者在夜晚外出并在举例合适的位置安放这些标志，呼吁消费者停止购买埃克森美孚石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