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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幸福地走在流浪的路上，大步走在人生旅程的中途，感到路不够走，女人不够用来爱，世界不够我们拿来生活，病不够我们生，伤口不够我们用来痛，伤口当然也不够我们用来笑。我反复打量过八十年代，眺望当初“莽汉主义”的形成与爆炸，多少次都面临这山望着那山高的刺激场面，我反复告诉过那个年代，我们要来，我们要回来！
如同一个男子，他伫立在人生的中途，将他挑起的一系列事端编撰出一种大气浪漫的结局而存心再弄出来一着马后炮。这样的招数已不在乎能否打到语言革命的战场上去。那里没有“第三代人”，没有“莽汉主义”，因为这些已成为过去，代之而起的是现今人数更为众多的理论肇事和学术殴斗。我一向认为，后者和我的行为无关，而前者一边使我过时一边又使我为了诗歌革命的胜利而不断成为无法无天的语言新手、艺术童子，恋爱中的小老虎、写作上的初生牛犊之类。
我们曾行遍大江南北，去侦察和卧底，乘着酒劲和青春期，会见了最强硬无理的男人和最软弱无力的女人。我们曾打入了时间的内部，发现了“莽汉主义”没有时代背景也没有历史意义，英雄好汉也没有背景和意义，美女佳人也没有背景和意义，他们只是一种极端的搞法——对庸夫俗子、丑恶嘴脸和平凡生活反他妈。只是这种搞法是彻底和天生的，曾使我们在涉川跨河、穿州过府的漫漫长路上一直感到一股刺鼻的劲儿！
我也曾公开站出来在英雄们中间硬做不符合英雄标准的英雄，在美女面前硬挺挺地要做不符合爱人形状的爱人，并伸出手不问青红皂白要她掏出藏得死死的爱情。这一切，活生生地楔入了我的生活和命中，也楔入了这个世界以及别人的生活和命中，因为它这一切就是“莽汉”的行为，因为它们就是作为诗人的“莽汉”们最真诚的诗。
正因这一切，我不想知道我从哪里来，我不想知道我要到哪里去，我如今爬到办公桌前坐下想批评几个时间的受害者，这就是万夏、胡冬、马松、二毛、梁乐等，我同时作自我批评，因为这几个人和我一样，是空间的肇事者。六个二十岁的人，可以随便找一个地方撕道口子，再用硬物、异物把它搞大，把它变成无边的战场。
1984年1月，胡冬写了《女人》，万夏写了《红瓦》；二月，李亚伟与万夏像所有写诗级别不高的人一样，见面就谈诗歌，战场就出现了，从胡冬提出的“好汉诗”、“妈妈的诗”到后来成为事实的“莽汉主义”诗歌，几乎在一个月之内就一锤定音。
记得杨黎跟我谈起过，1984年2月出现过一次“一诗定天下”的情况，这就是胡冬的《我想乘上一艘慢船到巴黎去》，对于作为诗人的胡冬来说确是如此，对于作为后现代诗歌文本从时间和影响上在中国大陆的出现我认为也是如此。我还没发现同期有另外引起人们注意的这类长诗。事隔七年后，胡冬用亲身经历完成了《慢船》的航线及诗中有关的对巴黎各地的参观，有力地印证了我曾说过的一句话：“莽汉主义”不完全是诗歌，“莽汉主义”更多地存在于莽汉行为。作者们写作和读书的时间相当少，精力和文化被更多地用在各种动作上。最初是吃喝和追逐女色，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去喝酒，从一个省到另一个省去追女人。某天我意外地发现这些行为与上山下乡的知青生活是一脉相承的，它是对“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会大有作为”等号召的过时的响应，如同当初知青们今天翻过一匹山去一个生产队把某个知青的家当吃光，明天坐车到另一个公社去打一场架，把那里的五朵金花摘他妈两三朵。
80年代万夏的奇装异服及发型花哨是相当有名的，他不能代表英国服装师及纽约夜生活中的玩意儿，他不属于资产阶级，但他可以代表莽汉主义的理论。他最可以上纲上线的是1985年夏天的一次行动，晚上9点，他从酒桌边站起来，径直越过了长江，大约在深夜12点，他爬上了对岸一座山的顶峰，他要在那里点燃大火与几个在涪陵城中喝酒的朋友“联络”，但是后来，他被当地民兵扣押了起来，因为从他的外表或是行为上看都像是从乌云里空降下来的特务。这是一次无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发生的误会，误会的原因是他的这种艺术在无产阶级阵营中暂时还没有，但到这个阶级丰富了自己的艺术内容后，万夏刚大有隐名埋姓的模样，尤其是无产阶级因为利用资产阶级而对其进行大量吸收的情况发生后，万夏则更不容易作为一种诗歌精神而被人心领神会，因为万夏这个时候像是封建主义糟粕。落后也引人注目，这是万夏时髦的根本，即使他不想要这种时髦。
我今天谈论万夏，是抱着对“文化大革命”持批判态度来进行的诗歌意识的摸底。1986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检阅三百万红卫兵，万夏6岁、我5岁，两个小男孩，被革命的光辉照得红彤彤。我们没有得到主席的检阅，大串连的列车中也没有我们，武斗的时候我们在哈着腰捡子弹壳。我们当时目不识丁，但能背语录，从大人的腋下和胯裆下往前挤，从而出席各种批斗会。我8岁时去河边钓鱼，跟一个三十几岁的男性街坊蹲在河边，他多次给我吹嘘他老婆如何骚、搞起来多么的舒服，弄得我压抑不住，不住地对他说好话，要他把老婆让出来我搞一次。他一副嘲笑的面孔，说那是筷子搞茶盅。革命行动拒绝了我，革命的行动就这样拒绝了热烈的孩子，但我牢牢记住了长大后要批判的对象，那就是封、资、修，那就是权威。
1992年6月，胡冬重提了八年前发生在中国的他有着切身体会的“莽汉事件”，但我认为对于一种行为占相当成分的诗歌，要么是使这种诗歌马上流行起来，风靡一时、覆盖天下，要么就留着今后写回忆录，座谈或讲座等于把这种诗歌上交给了符号、把行为上交给了风中的法庭，它重不重视、驳不驳回是另一回事。但我们愿意继续作案，因为“莽汉主义”是系列行为过程，如同在人生旅程的一个中途，一次失贞、初恋，或者一次创造以及一次破坏。我们到了下一站，20岁、25岁、29岁，我们匆匆前行，走得飞快，成为时光的受害者和二十世纪末的原告。我们对时间提起公诉，同时收审了空间；我们留下了事实，也留下了把柄。那是与诗有关的行为：语言和声音。我们不需要理论裁决。
柏桦对我谈到过“诗人不能忽视他面临的事实”。这很重要，是态度问题，态度不端正可以把文化搞邪、把人搞假。这种人可以以次充好地流行一阵、甚至风光异常，不过问题就有了结论，这是我们常见的那种被“轻浮”害了一生的人。杨黎曾经谈到过流行口语的问题，认为“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下出现了一个口语彻底书面化的时代。当时，我们在谈“莽汉”，但是他主要谈的是毛泽东，他认为废除古文以后中国一直没有出现成熟的现代汉语文本，鲁迅的语言不是完全的现代汉语，沈从文的也不是，只有到了《毛泽东选集》才形成了一个标志。它堪称现代汉语的一个里程碑，統一了新社会的口径、约定了口气和表达感情的方位，新一代人民用起来也相当方便，报纸、电影、讲话、恋爱等都采用的是这种语法和修辞。当时，资产阶级现代语言理论还未大量出现在大陆，现在大量来了我们也无所谓，我们胸有成竹。而且，我们还要说，“站队站错了不要紧，站过来就好了。” 当年上山下乡当知青的人，早在1984年前就通通回了城、安了家。但看起来“莽汉”是至今还在插队落户的人，只是把农村换成了文字，我们也将大有作为。我曾经在十一二岁的时候跟着当知青的姐姐一起当了一阵很小很小的小知青，如今我感到仍在上山下乡，成了一个老知青。我领会了教育要革命以及再教育的重要性，我拒绝了语言上的任何招工和参军。
马松一会儿在舞厅打鼓，一会儿长途贩运羊毛衫，大刊大报等知青点根本找不到他，他以流窜的方式进行插队，他不是现在所说的行走在祖国各地的盲流。他大步流星地走着，看见别人才是盲流。“莽汉主义”重要的一面就在于此，它就是中国的流浪汉诗歌、现代汉语的行吟诗歌。行为和语言占有同样重要的成分，只要马松还在打架和四处投宿，只要马松还在追逐良家女子以及不停地发疯，只要马松还在流浪，莽汉主义诗歌就在不断问世。他一旦掏点什么给你看就一定会精彩之极，有时是匕首、火药枪，有时是美女照、春药，有时是伤口和脓疮。他经过反复行吟和修改而后打印出来的诗歌只读给他称为“兄弟”的一等朋友或称为“哥们”的二等朋友听，三等熟人四等陌生人通通为“瓜娃子”和“傻？菖”。我是他的“血兄”和从古代就离乡背井被“旧社会”活活分开后来又在大学和诗歌里相逢而抱头痛哭的“亲兄弟”，我和他的每次见面完全是因为这个世界木已成舟或是生米煮成了熟饭。我甚至还见过他的几个女朋友，属于初恋而今又下落不明的那个女子在谈话中被称为大老婆，以后这几个全是“小”的，但都是些极标致的娘们，马松给她们都起了外号，一个叫偷油婆，一个叫擀面杖，另外一个叫打屁虫，它们相反使人想起马松诗中优美的语言、奇异的景象和辛酸的童话世界。
万夏、胡冬于1984年三四月就停止了作为一种模式的莽汉诗。马松之后，跑步而来的是二毛和梁乐等。几个瘦高个闪开了，两个小个子莽汉猫腰冲来绝对是为了便于躲避艺术秋波的射击和高级的审美眼光，为莽汉诗增加了胃口和大鱼大肉般的收成，他们一度成为“莽汉”创作的坚实力量。我这里不仅要指出“莽汉主义”的广泛性问题，我还要提及的是“莽汉”精神不同程度地出现在整个这一代人的梦想、生活或诗歌中。欧阳江河、柏桦、张枣和周伦佑，当然还有号称“莽汉”第一兄弟的杨黎和刘太亨、宋渠宋炜、以及许多根本就不写也不读诗的“莽汉”，我心里有数，这一代人有一个很共同的东西，一天到晚都觉得金钱、美女等唾手可得，结果这些东西从未搞上手过，其中一些家伙就时不时地拿出莽汉诗来读，好像我不久就要把这些东西发给他们一样！
莽汉诗歌最明显的倾向就是粗暴语言，其诱惑力一边来自撒旦一边来自上帝，它既是美神又是魔鬼，而且更多的时候是和魔鬼乱来，因为美神已在酒馆、树下被彻底地亲够了，因为莽汉主义并不主动扎根于某一特定的人文景观，它扎根于青春、热血、疾病以及厚脸皮中，莽汉主义的最大愿望就是要翻山越岭，用汉字拆掉汉字，要大口大口吃掉喜马拉雅山、用举起的生殖器打倒人类旺盛的生殖欲。
其实，还有一个人参与了本篇文章的写作，这就是刘太亨，他告诉了我本文的主要细节以及“莽汉主义”行为和诗歌的差距问题。诗歌是莽汉寄给语言的会诊单，又是语言寄给诗人、酒和伤口的案例，是给全世界美女的加急电报而且不要回电，因为我们的荷尔蒙在应该给我们方向感的时候正在打瞌睡。因此诗人看见其中很多东西难以成为事实，它使“莽汉”动作永远发生在诗歌的路上，幽默的产生只不过是跑过来帮着赶路的第三只脚，但还是走不拢！诗人撵不上诗歌，他看见脚下的路老是绊脚，低头发现那是现代汉语，上面垃圾太多，但他仍不停地走，自己也成了垃圾。他思考过语言、破坏过诗歌，但这个人已经不是我，也不是万夏、胡冬或者马松等人，这个人举止行动一团火红，对一切诗歌底料有着狂放无度的慷慨。那一年，我写了一首关于20岁生日的诗，我发现一群东西朝世界走来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這就是20岁的人，因为“我们和古人一起跑步而来/我们扛着情诗/我们穿着油画穿着虎皮背心/后面跟着调皮的读者、打铁匠和大脚农妇”、“我们两岁时就挽起袖子自己养活自己/我们走到一百岁时也要剩一颗门牙，好用来笑”、“我们来了，乘坐着地球/这辆公共汽车，这架儿童棺材/我们来了，和李白和鲁迅/和大蜥蜴和翼手龙/我们做着广播体操来了”。那真是一个诗不够写的年代，命也不够我们用来活，因为古文不够用，所以早就废除了它；因为头脑不够灵光，所以早就割掉了辫子；因为精神不够用，所以我们四肢发达；因为八国联军也想到清朝来插队落户，所以胡冬要乘慢船到巴黎去反插队。他去了，只留下马松在长江边没有钱。那是一个夏天的夜晚，在武汉，马松走进一家酒馆点菜、要酒，吃饱喝足后告诉老板他没钱怎么办，老板说“好说”之后挥手便上来三个男人，将马松一阵好弄，叉出了酒馆，马松额头顶着一个青包找到我要了五块钱要回去结账，一手拿着钱一手提了块砖头，就在老板伸手接钱的时候马松一砖头把他闷了下去。
如同一个男子，他伫立在人生的中途，将他挑起的一系列事端编撰出一种大气浪漫的结局而存心再弄出来一着马后炮。这样的招数已不在乎能否打到语言革命的战场上去。那里没有“第三代人”，没有“莽汉主义”，因为这些已成为过去，代之而起的是现今人数更为众多的理论肇事和学术殴斗。我一向认为，后者和我的行为无关，而前者一边使我过时一边又使我为了诗歌革命的胜利而不断成为无法无天的语言新手、艺术童子，恋爱中的小老虎、写作上的初生牛犊之类。
我们曾行遍大江南北，去侦察和卧底，乘着酒劲和青春期，会见了最强硬无理的男人和最软弱无力的女人。我们曾打入了时间的内部，发现了“莽汉主义”没有时代背景也没有历史意义，英雄好汉也没有背景和意义，美女佳人也没有背景和意义，他们只是一种极端的搞法——对庸夫俗子、丑恶嘴脸和平凡生活反他妈。只是这种搞法是彻底和天生的，曾使我们在涉川跨河、穿州过府的漫漫长路上一直感到一股刺鼻的劲儿！
我也曾公开站出来在英雄们中间硬做不符合英雄标准的英雄，在美女面前硬挺挺地要做不符合爱人形状的爱人，并伸出手不问青红皂白要她掏出藏得死死的爱情。这一切，活生生地楔入了我的生活和命中，也楔入了这个世界以及别人的生活和命中，因为它这一切就是“莽汉”的行为，因为它们就是作为诗人的“莽汉”们最真诚的诗。
正因这一切，我不想知道我从哪里来，我不想知道我要到哪里去，我如今爬到办公桌前坐下想批评几个时间的受害者，这就是万夏、胡冬、马松、二毛、梁乐等，我同时作自我批评，因为这几个人和我一样，是空间的肇事者。六个二十岁的人，可以随便找一个地方撕道口子，再用硬物、异物把它搞大，把它变成无边的战场。
1984年1月，胡冬写了《女人》，万夏写了《红瓦》；二月，李亚伟与万夏像所有写诗级别不高的人一样，见面就谈诗歌，战场就出现了，从胡冬提出的“好汉诗”、“妈妈的诗”到后来成为事实的“莽汉主义”诗歌，几乎在一个月之内就一锤定音。
记得杨黎跟我谈起过，1984年2月出现过一次“一诗定天下”的情况，这就是胡冬的《我想乘上一艘慢船到巴黎去》，对于作为诗人的胡冬来说确是如此，对于作为后现代诗歌文本从时间和影响上在中国大陆的出现我认为也是如此。我还没发现同期有另外引起人们注意的这类长诗。事隔七年后，胡冬用亲身经历完成了《慢船》的航线及诗中有关的对巴黎各地的参观，有力地印证了我曾说过的一句话：“莽汉主义”不完全是诗歌，“莽汉主义”更多地存在于莽汉行为。作者们写作和读书的时间相当少，精力和文化被更多地用在各种动作上。最初是吃喝和追逐女色，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去喝酒，从一个省到另一个省去追女人。某天我意外地发现这些行为与上山下乡的知青生活是一脉相承的，它是对“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会大有作为”等号召的过时的响应，如同当初知青们今天翻过一匹山去一个生产队把某个知青的家当吃光，明天坐车到另一个公社去打一场架，把那里的五朵金花摘他妈两三朵。
80年代万夏的奇装异服及发型花哨是相当有名的，他不能代表英国服装师及纽约夜生活中的玩意儿，他不属于资产阶级，但他可以代表莽汉主义的理论。他最可以上纲上线的是1985年夏天的一次行动，晚上9点，他从酒桌边站起来，径直越过了长江，大约在深夜12点，他爬上了对岸一座山的顶峰，他要在那里点燃大火与几个在涪陵城中喝酒的朋友“联络”，但是后来，他被当地民兵扣押了起来，因为从他的外表或是行为上看都像是从乌云里空降下来的特务。这是一次无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发生的误会，误会的原因是他的这种艺术在无产阶级阵营中暂时还没有，但到这个阶级丰富了自己的艺术内容后，万夏刚大有隐名埋姓的模样，尤其是无产阶级因为利用资产阶级而对其进行大量吸收的情况发生后，万夏则更不容易作为一种诗歌精神而被人心领神会，因为万夏这个时候像是封建主义糟粕。落后也引人注目，这是万夏时髦的根本，即使他不想要这种时髦。
我今天谈论万夏，是抱着对“文化大革命”持批判态度来进行的诗歌意识的摸底。1986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检阅三百万红卫兵，万夏6岁、我5岁，两个小男孩，被革命的光辉照得红彤彤。我们没有得到主席的检阅，大串连的列车中也没有我们，武斗的时候我们在哈着腰捡子弹壳。我们当时目不识丁，但能背语录，从大人的腋下和胯裆下往前挤，从而出席各种批斗会。我8岁时去河边钓鱼，跟一个三十几岁的男性街坊蹲在河边，他多次给我吹嘘他老婆如何骚、搞起来多么的舒服，弄得我压抑不住，不住地对他说好话，要他把老婆让出来我搞一次。他一副嘲笑的面孔，说那是筷子搞茶盅。革命行动拒绝了我，革命的行动就这样拒绝了热烈的孩子，但我牢牢记住了长大后要批判的对象，那就是封、资、修，那就是权威。
1992年6月，胡冬重提了八年前发生在中国的他有着切身体会的“莽汉事件”，但我认为对于一种行为占相当成分的诗歌，要么是使这种诗歌马上流行起来，风靡一时、覆盖天下，要么就留着今后写回忆录，座谈或讲座等于把这种诗歌上交给了符号、把行为上交给了风中的法庭，它重不重视、驳不驳回是另一回事。但我们愿意继续作案，因为“莽汉主义”是系列行为过程，如同在人生旅程的一个中途，一次失贞、初恋，或者一次创造以及一次破坏。我们到了下一站，20岁、25岁、29岁，我们匆匆前行，走得飞快，成为时光的受害者和二十世纪末的原告。我们对时间提起公诉，同时收审了空间；我们留下了事实，也留下了把柄。那是与诗有关的行为：语言和声音。我们不需要理论裁决。
柏桦对我谈到过“诗人不能忽视他面临的事实”。这很重要，是态度问题，态度不端正可以把文化搞邪、把人搞假。这种人可以以次充好地流行一阵、甚至风光异常，不过问题就有了结论，这是我们常见的那种被“轻浮”害了一生的人。杨黎曾经谈到过流行口语的问题，认为“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下出现了一个口语彻底书面化的时代。当时，我们在谈“莽汉”，但是他主要谈的是毛泽东，他认为废除古文以后中国一直没有出现成熟的现代汉语文本，鲁迅的语言不是完全的现代汉语，沈从文的也不是，只有到了《毛泽东选集》才形成了一个标志。它堪称现代汉语的一个里程碑，統一了新社会的口径、约定了口气和表达感情的方位，新一代人民用起来也相当方便，报纸、电影、讲话、恋爱等都采用的是这种语法和修辞。当时，资产阶级现代语言理论还未大量出现在大陆，现在大量来了我们也无所谓，我们胸有成竹。而且，我们还要说，“站队站错了不要紧，站过来就好了。” 当年上山下乡当知青的人，早在1984年前就通通回了城、安了家。但看起来“莽汉”是至今还在插队落户的人，只是把农村换成了文字，我们也将大有作为。我曾经在十一二岁的时候跟着当知青的姐姐一起当了一阵很小很小的小知青，如今我感到仍在上山下乡，成了一个老知青。我领会了教育要革命以及再教育的重要性，我拒绝了语言上的任何招工和参军。
马松一会儿在舞厅打鼓，一会儿长途贩运羊毛衫，大刊大报等知青点根本找不到他，他以流窜的方式进行插队，他不是现在所说的行走在祖国各地的盲流。他大步流星地走着，看见别人才是盲流。“莽汉主义”重要的一面就在于此，它就是中国的流浪汉诗歌、现代汉语的行吟诗歌。行为和语言占有同样重要的成分，只要马松还在打架和四处投宿，只要马松还在追逐良家女子以及不停地发疯，只要马松还在流浪，莽汉主义诗歌就在不断问世。他一旦掏点什么给你看就一定会精彩之极，有时是匕首、火药枪，有时是美女照、春药，有时是伤口和脓疮。他经过反复行吟和修改而后打印出来的诗歌只读给他称为“兄弟”的一等朋友或称为“哥们”的二等朋友听，三等熟人四等陌生人通通为“瓜娃子”和“傻？菖”。我是他的“血兄”和从古代就离乡背井被“旧社会”活活分开后来又在大学和诗歌里相逢而抱头痛哭的“亲兄弟”，我和他的每次见面完全是因为这个世界木已成舟或是生米煮成了熟饭。我甚至还见过他的几个女朋友，属于初恋而今又下落不明的那个女子在谈话中被称为大老婆，以后这几个全是“小”的，但都是些极标致的娘们，马松给她们都起了外号，一个叫偷油婆，一个叫擀面杖，另外一个叫打屁虫，它们相反使人想起马松诗中优美的语言、奇异的景象和辛酸的童话世界。
万夏、胡冬于1984年三四月就停止了作为一种模式的莽汉诗。马松之后，跑步而来的是二毛和梁乐等。几个瘦高个闪开了，两个小个子莽汉猫腰冲来绝对是为了便于躲避艺术秋波的射击和高级的审美眼光，为莽汉诗增加了胃口和大鱼大肉般的收成，他们一度成为“莽汉”创作的坚实力量。我这里不仅要指出“莽汉主义”的广泛性问题，我还要提及的是“莽汉”精神不同程度地出现在整个这一代人的梦想、生活或诗歌中。欧阳江河、柏桦、张枣和周伦佑，当然还有号称“莽汉”第一兄弟的杨黎和刘太亨、宋渠宋炜、以及许多根本就不写也不读诗的“莽汉”，我心里有数，这一代人有一个很共同的东西，一天到晚都觉得金钱、美女等唾手可得，结果这些东西从未搞上手过，其中一些家伙就时不时地拿出莽汉诗来读，好像我不久就要把这些东西发给他们一样！
莽汉诗歌最明显的倾向就是粗暴语言，其诱惑力一边来自撒旦一边来自上帝，它既是美神又是魔鬼，而且更多的时候是和魔鬼乱来，因为美神已在酒馆、树下被彻底地亲够了，因为莽汉主义并不主动扎根于某一特定的人文景观，它扎根于青春、热血、疾病以及厚脸皮中，莽汉主义的最大愿望就是要翻山越岭，用汉字拆掉汉字，要大口大口吃掉喜马拉雅山、用举起的生殖器打倒人类旺盛的生殖欲。
其实，还有一个人参与了本篇文章的写作，这就是刘太亨，他告诉了我本文的主要细节以及“莽汉主义”行为和诗歌的差距问题。诗歌是莽汉寄给语言的会诊单，又是语言寄给诗人、酒和伤口的案例，是给全世界美女的加急电报而且不要回电，因为我们的荷尔蒙在应该给我们方向感的时候正在打瞌睡。因此诗人看见其中很多东西难以成为事实，它使“莽汉”动作永远发生在诗歌的路上，幽默的产生只不过是跑过来帮着赶路的第三只脚，但还是走不拢！诗人撵不上诗歌，他看见脚下的路老是绊脚，低头发现那是现代汉语，上面垃圾太多，但他仍不停地走，自己也成了垃圾。他思考过语言、破坏过诗歌，但这个人已经不是我，也不是万夏、胡冬或者马松等人，这个人举止行动一团火红，对一切诗歌底料有着狂放无度的慷慨。那一年，我写了一首关于20岁生日的诗，我发现一群东西朝世界走来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這就是20岁的人，因为“我们和古人一起跑步而来/我们扛着情诗/我们穿着油画穿着虎皮背心/后面跟着调皮的读者、打铁匠和大脚农妇”、“我们两岁时就挽起袖子自己养活自己/我们走到一百岁时也要剩一颗门牙，好用来笑”、“我们来了，乘坐着地球/这辆公共汽车，这架儿童棺材/我们来了，和李白和鲁迅/和大蜥蜴和翼手龙/我们做着广播体操来了”。那真是一个诗不够写的年代，命也不够我们用来活，因为古文不够用，所以早就废除了它；因为头脑不够灵光，所以早就割掉了辫子；因为精神不够用，所以我们四肢发达；因为八国联军也想到清朝来插队落户，所以胡冬要乘慢船到巴黎去反插队。他去了，只留下马松在长江边没有钱。那是一个夏天的夜晚，在武汉，马松走进一家酒馆点菜、要酒，吃饱喝足后告诉老板他没钱怎么办，老板说“好说”之后挥手便上来三个男人，将马松一阵好弄，叉出了酒馆，马松额头顶着一个青包找到我要了五块钱要回去结账，一手拿着钱一手提了块砖头，就在老板伸手接钱的时候马松一砖头把他闷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