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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说:“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来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侨寓,即侨居、寄居之意;侨寓文学,即侨寓城市的作家们创作出来的关注乡村世界的作品。如今,“侨寓文学的作者”越来越向大城市集中,虽有着对城市及城市文明的肉身依附,但他们对乡土世界的关注与表现,从未因此而停止过,他们审视乡村的视角与情感愈发复杂而多元。用“乡土文学”来框定老四的小说创作当然不合适,但用“新侨寓者”和“新侨寓文学”来指称新世纪以来那些来自乡村、扎根城市,但仍心系故乡的“老四们”及其直接或间接关注、展现新乡土风景,或呈现都市“零余者”精神处境和生命样态的作品,则仍然是合适、有效的。
老四的小说创作聚焦于身体叙事的欲望纬度,侧重在审美化的灵肉体验与搏击中呈现青年人有关青春与生命的内在律动及现实苦闷。这“律动”与“苦闷”是城市零余者们在现实世界中长期漂泊,灵肉体验持续冲突,生之不满与灵之高涨交相杂糅的必然结果。很显然,这里有郁达夫的影子,一种带有时代色彩的情欲书写与自娱自伤式的生命体验,总会从其字里行间漫溢而出。“我读郁达夫的小说,从未感觉他写的是将近一百年前的往事,那个失业在家写稿的青年,那个躲在异国出租屋里手淫和窥淫的青年,完全就是我们这个时代青年的一张张面孔。”(老四:《灵与肉在大地上厮杀(创作谈)》)“五四”时期的青年作家郁达夫与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的青年作家老四在灵肉体验与审美表达上所产生的精神共鸣充分表明:有关青年人“生的苦闷”与“性的苦闷”的书写,不仅是文学叙事的恒常母体,也是最富穿透力的生命事件。
聚焦于身体叙事及其修辞呈现,构成了老四小说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由于“人的肉体,是一种比意识更丰富、更清晰、更实在的现象”(尼采),所以,回到身体,回到感性,回到生命的切肤之痛,就成了相当一批新生代小说家处理自我与现实、自我与历史、自我与生命的修辞策略。在老四的小说中,作为欲望形态之一的“性”总会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并在文学心理学和社会学意义上得到深入表达。在此,作为小说修辞的“身体”——隐喻的身体、被表述的身体——成了再现世界的特殊而有力的方式。不过,他表达的不是劳动的身体(马克思),不是权力的身体(尼采),不是纯然欲望的身体(弗洛伊德),也不是后现代的符号化了的身体,而是建构型的带有寓言色彩的但也不乏形而下特征的身体。无论《春风沉醉的晚上》中“我”青春成长中“性”的自我觉醒与发现、“我”欲给父亲介绍温泉度假村里的姑娘以让其“开开眼界”以及与白素贞近乎生物学意义上的彼此吸引,还是《镜子之城》中“我”与林冉在角色置换中上演的一幕幕“性”事,以及以此为中心而生成的有关个体精神处境、现实境遇的拷问,都充分表明,有关欲望的体验、思考与描写,不仅作为小说思想内容生成的外在背景而存在,事实上还作为小说本体的一部分成为镜鉴生命、映照现实与反观时代的审美聚焦点。更有意义的是,其表现形式、样态、内涵也丰富多彩。比如,《今日小雪》中,小米、吴越、小雪、高欢、程知节五人彼此言语中的“性”及其相关事件,是话语(言语事件)推演并呈现的结果;《镜子之城》中,吴越、林冉、小倩、东野等人行动状态中的“性”及其内涵生成,更多是借助叙述者的充分戏剧化(突显“故事”要素)手段得以完成的。
老四的小说创作,其内在审美既不是当代都市的现代或后现代式整体观照,亦非基于新乡土世界乡愁意义上的代偿式表达,而是始终深深植根于城乡交叉地带的带有生命温度的在场式写作。他在审视与表达乡村世界时没有任何道德上的优越感,是一种身心在场方式,侧重表达当代青年人在城市中的零余体验,以及回望或置身故乡时的愤懑情怀。这种“体验”在《今日小雪》中最终演变为一场酣畅淋漓的酒事,但在你来我往的“言语事件”中,那些时时传递出来的来自乡村世界的不安与压抑,既是对“生命不堪承受之重”的表達,也是对当下乡村图景的侧面呈现。而在《镜子之城》中,由“现实之我”和“分裂之我”所传达出来的精神创伤,单就其表现样态而言,分明是一种紧贴时代脉搏并戳中现实痛点的“新伤痕”模式。这种“愤懑”在《春风沉醉的晚上》中最终化为“我爸爸”口中喷出的火焰,连同其肉身燃烧发出的火光,一同笼罩在故乡上空。很显然,他的写作带有上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文学”的某些特征,即以切身生命体验直面且介入光怪陆离的都市与乡村,以人道主义修辞表现或再现一种“反抗绝望”的时代情绪,并在此过程中竭力完成某种身份的转换与升华。我觉得,在“80后”作家群体中,继承此种传统,并转化为文学实践的根本动力,这实在是一种珍贵品质。
《今日小雪》的文体实践可圈可点。从叙述语调与情感看,它不再一味展现那种城市“小资”不痛不痒的只表达私人体验的碎片式话语,而是在或平常或诙谐的言说中处处显示来自城市底层和乡村现实的深切体验。在构思与结构处理上,它以散点(各人视角)汇聚焦点(重大问题),以平静的述说(轻松的对话)展现沉重的话题(矿难),以“酒局”(四人形成的关系网)映现“时局”(社会的整体动态),再一次展现了短篇小说这种文体在表情与表意上机动灵活、以少总多、以小映大的文体特质。在语言与表达方式上,它以对话描写为主体,并以此作为刻画人物和推进情节发展的主要表达方式;在此,不同声音与风格、不同主题与内容的话语交相辉映,充分显示了小说语言在表情达意上的精准与多元。其中,像“窝边草不是不能吃,而是吃了塞牙”、“新闻是一个战场,打着打着,战友会越来越少,大部分人不是被干死,就是做了俘虏”这类富有智性色彩的语言,都是点睛之笔。
谈及老四及其作品的价值,有两点是颇值得一提的:
其一,文学认知功能上的警示意义。当城镇化运动把一个个古老的村落夷为平地,当祖坟、祖宅变了位置或者从此杳无踪影,当千篇一律的所谓“新农村”、“新城镇”突然出现于眼前,我们有关“家”、“故乡”的记忆与寻找也突然间变得错乱无序。乡关何处,乡愁何在?这种疑问和内发式疼痛,似乎又是当下所有人共同遭遇的时代命题。我们的乡愁越来越模糊、无根,飘泊的忧伤和无根的痛感着实发生于每一位远走他乡的游子身上。城市里没有乡愁,那些山间的豪华别墅,那些遍地开花的工业区,强行将我们的乡愁隔离出去。老四以其艺术的敏感性和人道情怀,介入并呈现当代乡村现实。
其二,基于生命体验的现实感表达及其修辞呈现。新世纪以来,小说家们乐于把“文学”处理成一种碎片化的拼贴模式,希望以此反映和建构所谓的“现实”和“历史”;而以某种碎片经验,直达一种真实或历史,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我们判断文学、特别是一个小说家反映现实生活的流行模式。我觉得这是一个误区。碎片化写作有其自身局限性,越来越受到质疑。那么,老四的写作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怎样的现实感呢?他以真挚的情感整合碎片经验,在生命体验的幽微处(个体的灵肉体验)和现实生活的广阔处(新乡土与新城市的交叉地带),展现出文学介入和表现当下社会现实问题的力度;他以感性而颇富穿透力(直达本质)的内感官触摸生活,观照现实和审视生命,既有整体性的审美诉求,又体现为微观世界的细部表达。我们呼唤既有现实感又有思想性的作品出现,我觉得老四在这方面的探索与实践是卓有成效的。
老四的小说创作聚焦于身体叙事的欲望纬度,侧重在审美化的灵肉体验与搏击中呈现青年人有关青春与生命的内在律动及现实苦闷。这“律动”与“苦闷”是城市零余者们在现实世界中长期漂泊,灵肉体验持续冲突,生之不满与灵之高涨交相杂糅的必然结果。很显然,这里有郁达夫的影子,一种带有时代色彩的情欲书写与自娱自伤式的生命体验,总会从其字里行间漫溢而出。“我读郁达夫的小说,从未感觉他写的是将近一百年前的往事,那个失业在家写稿的青年,那个躲在异国出租屋里手淫和窥淫的青年,完全就是我们这个时代青年的一张张面孔。”(老四:《灵与肉在大地上厮杀(创作谈)》)“五四”时期的青年作家郁达夫与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的青年作家老四在灵肉体验与审美表达上所产生的精神共鸣充分表明:有关青年人“生的苦闷”与“性的苦闷”的书写,不仅是文学叙事的恒常母体,也是最富穿透力的生命事件。
聚焦于身体叙事及其修辞呈现,构成了老四小说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由于“人的肉体,是一种比意识更丰富、更清晰、更实在的现象”(尼采),所以,回到身体,回到感性,回到生命的切肤之痛,就成了相当一批新生代小说家处理自我与现实、自我与历史、自我与生命的修辞策略。在老四的小说中,作为欲望形态之一的“性”总会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并在文学心理学和社会学意义上得到深入表达。在此,作为小说修辞的“身体”——隐喻的身体、被表述的身体——成了再现世界的特殊而有力的方式。不过,他表达的不是劳动的身体(马克思),不是权力的身体(尼采),不是纯然欲望的身体(弗洛伊德),也不是后现代的符号化了的身体,而是建构型的带有寓言色彩的但也不乏形而下特征的身体。无论《春风沉醉的晚上》中“我”青春成长中“性”的自我觉醒与发现、“我”欲给父亲介绍温泉度假村里的姑娘以让其“开开眼界”以及与白素贞近乎生物学意义上的彼此吸引,还是《镜子之城》中“我”与林冉在角色置换中上演的一幕幕“性”事,以及以此为中心而生成的有关个体精神处境、现实境遇的拷问,都充分表明,有关欲望的体验、思考与描写,不仅作为小说思想内容生成的外在背景而存在,事实上还作为小说本体的一部分成为镜鉴生命、映照现实与反观时代的审美聚焦点。更有意义的是,其表现形式、样态、内涵也丰富多彩。比如,《今日小雪》中,小米、吴越、小雪、高欢、程知节五人彼此言语中的“性”及其相关事件,是话语(言语事件)推演并呈现的结果;《镜子之城》中,吴越、林冉、小倩、东野等人行动状态中的“性”及其内涵生成,更多是借助叙述者的充分戏剧化(突显“故事”要素)手段得以完成的。
老四的小说创作,其内在审美既不是当代都市的现代或后现代式整体观照,亦非基于新乡土世界乡愁意义上的代偿式表达,而是始终深深植根于城乡交叉地带的带有生命温度的在场式写作。他在审视与表达乡村世界时没有任何道德上的优越感,是一种身心在场方式,侧重表达当代青年人在城市中的零余体验,以及回望或置身故乡时的愤懑情怀。这种“体验”在《今日小雪》中最终演变为一场酣畅淋漓的酒事,但在你来我往的“言语事件”中,那些时时传递出来的来自乡村世界的不安与压抑,既是对“生命不堪承受之重”的表達,也是对当下乡村图景的侧面呈现。而在《镜子之城》中,由“现实之我”和“分裂之我”所传达出来的精神创伤,单就其表现样态而言,分明是一种紧贴时代脉搏并戳中现实痛点的“新伤痕”模式。这种“愤懑”在《春风沉醉的晚上》中最终化为“我爸爸”口中喷出的火焰,连同其肉身燃烧发出的火光,一同笼罩在故乡上空。很显然,他的写作带有上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文学”的某些特征,即以切身生命体验直面且介入光怪陆离的都市与乡村,以人道主义修辞表现或再现一种“反抗绝望”的时代情绪,并在此过程中竭力完成某种身份的转换与升华。我觉得,在“80后”作家群体中,继承此种传统,并转化为文学实践的根本动力,这实在是一种珍贵品质。
《今日小雪》的文体实践可圈可点。从叙述语调与情感看,它不再一味展现那种城市“小资”不痛不痒的只表达私人体验的碎片式话语,而是在或平常或诙谐的言说中处处显示来自城市底层和乡村现实的深切体验。在构思与结构处理上,它以散点(各人视角)汇聚焦点(重大问题),以平静的述说(轻松的对话)展现沉重的话题(矿难),以“酒局”(四人形成的关系网)映现“时局”(社会的整体动态),再一次展现了短篇小说这种文体在表情与表意上机动灵活、以少总多、以小映大的文体特质。在语言与表达方式上,它以对话描写为主体,并以此作为刻画人物和推进情节发展的主要表达方式;在此,不同声音与风格、不同主题与内容的话语交相辉映,充分显示了小说语言在表情达意上的精准与多元。其中,像“窝边草不是不能吃,而是吃了塞牙”、“新闻是一个战场,打着打着,战友会越来越少,大部分人不是被干死,就是做了俘虏”这类富有智性色彩的语言,都是点睛之笔。
谈及老四及其作品的价值,有两点是颇值得一提的:
其一,文学认知功能上的警示意义。当城镇化运动把一个个古老的村落夷为平地,当祖坟、祖宅变了位置或者从此杳无踪影,当千篇一律的所谓“新农村”、“新城镇”突然出现于眼前,我们有关“家”、“故乡”的记忆与寻找也突然间变得错乱无序。乡关何处,乡愁何在?这种疑问和内发式疼痛,似乎又是当下所有人共同遭遇的时代命题。我们的乡愁越来越模糊、无根,飘泊的忧伤和无根的痛感着实发生于每一位远走他乡的游子身上。城市里没有乡愁,那些山间的豪华别墅,那些遍地开花的工业区,强行将我们的乡愁隔离出去。老四以其艺术的敏感性和人道情怀,介入并呈现当代乡村现实。
其二,基于生命体验的现实感表达及其修辞呈现。新世纪以来,小说家们乐于把“文学”处理成一种碎片化的拼贴模式,希望以此反映和建构所谓的“现实”和“历史”;而以某种碎片经验,直达一种真实或历史,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我们判断文学、特别是一个小说家反映现实生活的流行模式。我觉得这是一个误区。碎片化写作有其自身局限性,越来越受到质疑。那么,老四的写作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怎样的现实感呢?他以真挚的情感整合碎片经验,在生命体验的幽微处(个体的灵肉体验)和现实生活的广阔处(新乡土与新城市的交叉地带),展现出文学介入和表现当下社会现实问题的力度;他以感性而颇富穿透力(直达本质)的内感官触摸生活,观照现实和审视生命,既有整体性的审美诉求,又体现为微观世界的细部表达。我们呼唤既有现实感又有思想性的作品出现,我觉得老四在这方面的探索与实践是卓有成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