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另一个水瓶座的“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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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大雁塔/我们又能知道什么/我们爬上去/看看四周的风景/然后再下来
  ——韩东《有关大雁塔》
  有关蔡东,我又能知道些什么?我们一南一北,相隔很远(北京和深圳直线距离2372公里)。我们相识四年,统共见面不过三回(或是百十人的大会,或是三四人的小聚)。她主业是教师,业余写小说;我主业是编辑,业余写评论(当然这也并非我的业余“主业”,而只是我能堂而皇之宣称的那一个)。我痴长三岁,我们都是水瓶座,而直到相识四年后的不久前,我才知道我们的生日竟是同一天(缘分啊,缘分,不能免俗地感叹了一句)。
  有关作家蔡东的传记资料,我所知就是如此而已了,我顶多还知道她家乡的城市、她就读的大学和她任教的学校——我并不比作为读者的你们知道得更多(所以,想听八卦的你们,这回难免要失望了)。但我仿佛又是“知道”蔡东的。我的这份自信,是缘于一份自认为典型“水瓶”之间的默契——据说,水瓶是这么一种奇怪的星座,飘忽不定,酷爱自由,具有自我独立运转的本领。水瓶交友识人,不是靠喋喋不休的语言,而是靠着略带神秘色彩的“领悟”。多年前,同为水瓶座的导师曾引述比利时神秘主义作家梅特林克的话“我与你相知未深,因为你我未尝同处寂静之中”,如一道划过夜空的闪电,使我从此对人与人之间的“沉默”有了坦然的背负。
  “他也走进来,跟她并排站着。她说,我想起来了,以前读过的古诗都活了,有自己的气息和体态了,我好像一下子能回到古时候,亲眼看见写诗的那些人了。你看看,唐朝的月亮,不也是这一个吗?他说,我知道,不用多说了。他们两人,心领神会,他们两人和月亮,也心领神会。久远古老的月光,雪一样轻盈地落在他们的身体上,又化成了水般流向地面。”
  在去年名列各大“小说榜”的短篇小说《朋霍费尔从五楼纵身一跃》中,蔡东以如此诗意的笔触写了这对夫妻昔日的恩爱一幕。并非你侬我侬,蜜语甜言,而就是这份花前月下“同处寂静”的“心领神会”,成为妻子在逃避眼下过于滞重的现实时,心灵所反复召回的记忆,它“清澈地浮在无数个模糊晦暗的日子上面”,它同时也一再提醒并唤起妻子对失智丈夫的爱、道义、责任、勇气……并阻止她实施用绳索捆绑丈夫,独自去享受自由时光的“海德格尔行动”。我相信这份“同处寂静”的默契与安稳,就是这位深陷泥淖的妻子所认定的心灵的价值、爱情的价值;我也“庸俗唯星座论”地相信,这是一个“水瓶”才能写出来的细节,它对另一个“水瓶”可谓一击即中。
  如同蔡东多篇小说所探究的,《朋霍费尔从五楼纵身一跃》也是关于人生的近乎无解的困境,所谓苦海无边,却无法回头是岸。因为对于芸芸众生来说,这困境无尽无岸。《往生》最初在《人民文学》上发表时,卒篇于康萍心肌梗死,“突然,她的身体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盈,像是,到家了。她闭上双眼,悲喜交加,万籁俱寂。”相比公公的屈辱求存,这速死竟像是一种福气和运气。然而,小说在收入选集后,结局却变成了康萍被丈夫及时救活。“她瘫在丈夫怀里,听到他喊,你得活着,你得活着。恍惚间,遥远的天空中也传来恶作剧般地叫喊声,让她活着,让她活着!她接上了一口气,悲喜交加,原来,还是走不了,还要熬下去。熬下去。”同一个词“悲喜交加”,意思却全拧了:对于前者来说,死了竟然是“喜”——终于“回家了”,解脱了;对于后者,“没死”反倒成了“悲”——“走不了”,还得“熬下去”。这两个结局到底哪个更残酷?
  在读完蔡东的《无岸》后,我曾经写下这样一段文字:“这是一个梦醒了却无路可走的现实绝境;是想逃避却无处逃避,想退让也无可退让,强者为王的现代丛林;是欲在此处找回自由和尊严,便会在他处丧失自由和尊严的‘守恒’结构。这便是‘无岸’:一个个卑微生命的‘无岸’人生,一代又一代人的‘无岸’人生。”我知道蔡东喜欢我的这段评述,因为这也是一份“领悟”。而读完《朋霍费尔从五楼纵身一跃》,我又领悟到,生命的永恒困境,不仅是因为生命的短暂与脆弱,人性的残忍与软弱,也因為“不忍”与“爱”,因为责任与(不)自由。在万众沸腾的演唱会现场,妻子亲吻了丈夫,仿佛又唤回了爱情,重温了失落已久的爱的感觉。然而,这也意味着她仍得继续“熬下去”,继续周而复始的怨怼、挣扎、悔恨,继续她对于生活重厄的并不甘心,也并不坦然的背负。然而,反过来说,这一个热吻,这一个身处喧闹、事实上却仍是“同处寂静”的默契,将与十年前那个月夜的默契一样,成为妻子“反抗绝望”的最重要的勇气。“爱一个人是什么感觉?”、“好像突然有了软肋,也突然有了铠甲。”
  “只为了一个人一生中仅持续了五分钟的热吻”,刘小枫在《沉重的肉身》中曾以这个比喻来形容波兰导演基斯洛夫斯基的叙事伦理,“基斯洛夫斯基对生命既悲观、又热情,他的叙事抱慰个体在生命悖论中的挣扎,即便一个人对自己的美好生活的追求在无从避免的生活悖论中被撕成了碎片,也依然是美好的人生。”、“在如此受苦、悲观、绝望中,个人的生命仍然可能是热情的,有意义的。”从2011年的《往生》到2016年的《朋霍费尔从五楼纵身一跃》,在相似的题材中,蔡东的叙事伦理愈发清晰。如果说《往生》中的康萍只是并没有找到多少意义地苦熬下去,那么《朋霍费尔从五楼纵身一跃》中的妻子周素格却仍然在生命困局中,寻找着热情与意义,在荒无人迹处重新寻找路。或许可以说,蔡东的写作本身才是一场“海德格尔行动”,她所思考的,不是生存,而是存在。在海德格尔那里,对“存在”的思考,也即对“意义之在”的思考。
  蔡东的小说最打动我的,是那份纠结,她竟然有本事能把这份纠结镂刻得如此揪心扯肺,荡气回肠。她绝不服膺于“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之类的朴素辩证法,她有一种“打破砂锅问到底”、拷问真相的执拗与坚忍的才华。蔡东笔下最常用的“人设”,是那些早早地自认失败、从人生的战场上退居二线的中年男女,是那些努力压制着热情和欲望以维持着人生脆弱平衡的“闲云野鹤”,是那些无时无刻不在“表演”又时时刻刻以布莱希特似的间离效果、反省观看着自己拙劣表演的人生舞台上的末流演员们。他们是《无岸》中的柳萍与童家羽,是《净尘山》中的劳玉与张亭轩,是《出入》中的林君和杨牧,是《我想要的一天》中的麦思与高羽……他们身上无疑有着作者本人,有着我,有着我们这些思想大于行动的自命清高的读书人的影子,而蔡东却勇敢地瞄准了他们——“就像没人知道,她的闲云野鹤当得有多无奈,在她平和敦厚的外表下,她是多么好胜,她有多少愤懑、嫉妒和计较……”(《无岸》)、“他一直不愿向妻子坦白,他也被众多男版的李卫红包围狙击着,现实里的朋友,以及传说中的青年才俊,都是一种令人沮丧的提醒,甚至是令人心悸的警报,不管认不认识,一想起他们存在着,于他就是如影随形的压力。”(《出入》)、“她和高羽貌似主动又充满痛苦的坚守,霎时变得滑稽可笑。心底张皇,哪里安稳过,不过是无抵抗的腐烂罢了。”(《我想要的一天》)……这些在出入进退之间彷徨于无地的软弱的好人们,蔡东喜爱他们,同时也解剖他们——我们。鲁迅所谓“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在蔡东的纠结中,我领悟到了一种我所没有的勇敢。我愿向她学习这份勇敢。
  四年前,从《人民文学》上读到《往生》,一时惊艳,不知蔡东何许人也,甚至不知是老是少,是男是女;打听到她的QQ号,便加了表达倾慕,并约稿。半年后,蔡东认真地写来了,经我的同事付小悦之手,发表于《光明日报》作品版,是为《出入》。四年来,QQ换成微信,我们偶尔聊上几句。有关蔡东,我的了解似乎并没有多少增长,我们是边界如此清晰的“文友”。但有关蔡东,我似乎又领悟了很多,她在这四年来总共发表了不过五六篇小说,我篇篇爱读。我愿做她的理想读者。
  (责任编辑:李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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