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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年，我从几个诗人口中知道了“文西”这个名字。当时她的标签是“90后”女诗人，但大家似乎更愿意谈论她夸张的发型和服饰，并从中试图推断出“90后”这个新的写作群体的一些特征。好在我那时候完全不认识她，也对她的一些奇闻逸事不感兴趣。关于一个写作者，我更感兴趣的是她的作品。按照现代写作学的伦理，一个人只有在写作的时候才是一个作家（诗人），在其他的时候，他/她和普通人并无二致。后来我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读到了文西的长诗《湘西纪》，很是吃了一惊，我确实很难将这首诗和我以前通过别人之口建立起来的“90后”女诗人的形象联系起来，这首诗所展示的精神深度和宽度完全超越了年龄的限制——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所谓的代际划分对于优秀的写作者来说是多么不公平的事情。
《湘西纪》的语言诡异丰富，结构摇曳多姿，意象精彩纷呈，将一个土著部落的历史和现实形象地建构为一种诗歌形式，这几乎是一首从一开始就完成了其“自我”的诗歌。更重要的是，在“部落性”和“世界性”的角力中，文西作为拥有少数族裔身份的写作者——她是土家族人——并没有完全滑向“少数者”的保守中，而是以一种开放的姿态，将“部落”置于“世界”中进行对话。因此她的这首长诗实际上回应了“世界即部落”的重要文化人类学命题，这一点，估计目前并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而文西作为一个自觉的写作者，她应该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在写作上对之进行了强化。但更重要的一点是，《湘西纪》之所以不是一种观念的演绎而是一首成功的艺术品，在于它有一种强烈的切身感。这是诗人文西带有生命之痛和精神之疼的一首诗歌，它里面所呈现的分裂、紧张、对峙不仅仅来自图腾和象征，更是来自作为诗人文西的迷狂、混乱和清晰——是的，迷狂和清晰是如此一致地并现在一首诗歌里，借助这种切身感，文西建立了自己诗歌写作的原点和坐标轴。所以后来我看到文西翻译尼日利亚女诗人阿约（Ayo Ayoola-Amale）的诗歌的时候，我觉得这几乎是一种必然的选择，文西在阿约的诗歌里找到了一种类似的切身感——女性、少数、抵抗、对话。其中一首我很喜欢的诗是这样的：
在这个贫弱却坚强的村庄
裸露着伤痕刻绘的国土
被刺的伤口或浅或深
脑海中所有的记忆和轮廓
都被清空
文西不仅写作诗歌，同时也写小说，而且据了解，这几年以及未来写作计划的重点，是小说。虽然我不太能赞同这种“转向”，但是我依然抱有理解之心，对一个稍微有点野心的写作者来说，对不同文体的尝试可能是对创造力最好的证明。文西的小说目前我只读过三篇：《被风席卷的城市》、《契约》、《完成一场行为艺术》。
《被风席卷的城市》写一个青年男性的失败人生，他从事房产中介的工作，因为这种职业的便利，他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当然，作为一个男性，他似乎更容易和那些形形色色的人中的女性产生交集。他被第一个同居女友欺骗，他的第二个同居女友是一个妓女。小说的结尾是他被人狠狠地揍了一顿，然后无可奈何地回到自己的出租房里，对着镜子观摩自己流血的伤口。这篇小说属于当下比较流行的“现实主义+城市文学+失败青年”的题材和主题，对大都市的厌倦和恐惧，对亲密关系的渴望和追求，对自我实现的无能为力的失败感。这篇小说里面的每个人物几乎都没有鲜活的面孔，他们承担的更多的是一种功能性的符号意义。我更感兴趣的一点是，在这篇小说里，文西采用的是男性视角，但即使是在这样的视角中，依然能读出一种“自我”的投射，这个在大都市漂泊的男性在某种意义上不过是另外一个“她”;不过是，文西试图通过从“她”到“他”的转换，让小说变得更加开阔和有力量。
《契约》则可视作“他”/“她”的前史。年轻的师范毕业生回到了家乡任教，她的生命轨迹又回到了原点，她不甘心这种轮回般的安排，最后选择驾驶着一辆老掉牙的汽车离开，目的地不详。这篇小说虽然处处都传达出现实的气息，但是其最成功之处，却是营造了一种阴郁、破落和歇斯底里般的情绪。年轻的女体在逼仄的环境里生活，生命的冲动和环境的死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情绪会让我联想到“五四”时期的白话小说——往往也是年轻的主人公不堪现实的沉闷而选择反抗和出走——比如茅盾的《霜叶红于二月花》。不过是，在“五四”那个时代，因为历史的激烈变化，社会性的前景也无限开阔，而在文西们身处的这个时代，却无缘这种激荡和广阔，所以即使能从个人内在的体验中获得一种重生感，现实依然是一片泥潭。
《完成一场行为艺术》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想象之旅，它基本上是一个臆想症的产物，女主角不满足于日常生活的平庸和钝感，试图通过一场杀鱼和吃鱼的行为艺术来刺激感官;当读者正在因鲜血淋漓的行为感到兴奋且渐趋高潮之时，文西无情地将房门打开，说，这是假的——一切不过是一个家庭主妇的臆想和夢呓而已。
文西的这些小说，虽然题材各有不同，但从美学气质上看，都与她的诗歌有某种同构性。这些小说基本上都有非常现实的景观，但是这些现实的景观通过文西的叙述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形，这类似于卡尔维诺所说的“在现实上盖上了一层玻璃罩子”。通过这种“玻璃罩子”，文西的小说制造了一种“间离”的效果，从一定程度上满足了“陌生化”的要求。从叙述的角度看，文西的小说都带有一种“元小说”的味道，尤其以《完成一场行为艺术》为典型。她小说中的人物似乎和故事有一种疏离感，这既有可能是因为她的叙述还存在着不成熟的地方，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她刻意为之——我当然希望是后者。但不管如何，这使得她的小说有一种很特别的装置感，也带有鲜明的个人风格。总体而言，诗性、间离、元小说、装置，这些构成了文西这几篇小说的关键词。对一个年轻的作家来说，对这些的处理需要极高的技巧和经验，好在我总能在这些小说中读到文西独特的“切身感”，这使得这些作品具有一种朴素的感人的特质;这些特质，在我们这个时代的语境中，当然而且应该称得上是新锐和先锋。
（责任编辑：李璐）
《湘西纪》的语言诡异丰富，结构摇曳多姿，意象精彩纷呈，将一个土著部落的历史和现实形象地建构为一种诗歌形式，这几乎是一首从一开始就完成了其“自我”的诗歌。更重要的是，在“部落性”和“世界性”的角力中，文西作为拥有少数族裔身份的写作者——她是土家族人——并没有完全滑向“少数者”的保守中，而是以一种开放的姿态，将“部落”置于“世界”中进行对话。因此她的这首长诗实际上回应了“世界即部落”的重要文化人类学命题，这一点，估计目前并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而文西作为一个自觉的写作者，她应该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在写作上对之进行了强化。但更重要的一点是，《湘西纪》之所以不是一种观念的演绎而是一首成功的艺术品，在于它有一种强烈的切身感。这是诗人文西带有生命之痛和精神之疼的一首诗歌，它里面所呈现的分裂、紧张、对峙不仅仅来自图腾和象征，更是来自作为诗人文西的迷狂、混乱和清晰——是的，迷狂和清晰是如此一致地并现在一首诗歌里，借助这种切身感，文西建立了自己诗歌写作的原点和坐标轴。所以后来我看到文西翻译尼日利亚女诗人阿约（Ayo Ayoola-Amale）的诗歌的时候，我觉得这几乎是一种必然的选择，文西在阿约的诗歌里找到了一种类似的切身感——女性、少数、抵抗、对话。其中一首我很喜欢的诗是这样的：
在这个贫弱却坚强的村庄
裸露着伤痕刻绘的国土
被刺的伤口或浅或深
脑海中所有的记忆和轮廓
都被清空
文西不仅写作诗歌，同时也写小说，而且据了解，这几年以及未来写作计划的重点，是小说。虽然我不太能赞同这种“转向”，但是我依然抱有理解之心，对一个稍微有点野心的写作者来说，对不同文体的尝试可能是对创造力最好的证明。文西的小说目前我只读过三篇：《被风席卷的城市》、《契约》、《完成一场行为艺术》。
《被风席卷的城市》写一个青年男性的失败人生，他从事房产中介的工作，因为这种职业的便利，他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当然，作为一个男性，他似乎更容易和那些形形色色的人中的女性产生交集。他被第一个同居女友欺骗，他的第二个同居女友是一个妓女。小说的结尾是他被人狠狠地揍了一顿，然后无可奈何地回到自己的出租房里，对着镜子观摩自己流血的伤口。这篇小说属于当下比较流行的“现实主义+城市文学+失败青年”的题材和主题，对大都市的厌倦和恐惧，对亲密关系的渴望和追求，对自我实现的无能为力的失败感。这篇小说里面的每个人物几乎都没有鲜活的面孔，他们承担的更多的是一种功能性的符号意义。我更感兴趣的一点是，在这篇小说里，文西采用的是男性视角，但即使是在这样的视角中，依然能读出一种“自我”的投射，这个在大都市漂泊的男性在某种意义上不过是另外一个“她”;不过是，文西试图通过从“她”到“他”的转换，让小说变得更加开阔和有力量。
《契约》则可视作“他”/“她”的前史。年轻的师范毕业生回到了家乡任教，她的生命轨迹又回到了原点，她不甘心这种轮回般的安排，最后选择驾驶着一辆老掉牙的汽车离开，目的地不详。这篇小说虽然处处都传达出现实的气息，但是其最成功之处，却是营造了一种阴郁、破落和歇斯底里般的情绪。年轻的女体在逼仄的环境里生活，生命的冲动和环境的死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情绪会让我联想到“五四”时期的白话小说——往往也是年轻的主人公不堪现实的沉闷而选择反抗和出走——比如茅盾的《霜叶红于二月花》。不过是，在“五四”那个时代，因为历史的激烈变化，社会性的前景也无限开阔，而在文西们身处的这个时代，却无缘这种激荡和广阔，所以即使能从个人内在的体验中获得一种重生感，现实依然是一片泥潭。
《完成一场行为艺术》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想象之旅，它基本上是一个臆想症的产物，女主角不满足于日常生活的平庸和钝感，试图通过一场杀鱼和吃鱼的行为艺术来刺激感官;当读者正在因鲜血淋漓的行为感到兴奋且渐趋高潮之时，文西无情地将房门打开，说，这是假的——一切不过是一个家庭主妇的臆想和夢呓而已。
文西的这些小说，虽然题材各有不同，但从美学气质上看，都与她的诗歌有某种同构性。这些小说基本上都有非常现实的景观，但是这些现实的景观通过文西的叙述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形，这类似于卡尔维诺所说的“在现实上盖上了一层玻璃罩子”。通过这种“玻璃罩子”，文西的小说制造了一种“间离”的效果，从一定程度上满足了“陌生化”的要求。从叙述的角度看，文西的小说都带有一种“元小说”的味道，尤其以《完成一场行为艺术》为典型。她小说中的人物似乎和故事有一种疏离感，这既有可能是因为她的叙述还存在着不成熟的地方，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她刻意为之——我当然希望是后者。但不管如何，这使得她的小说有一种很特别的装置感，也带有鲜明的个人风格。总体而言，诗性、间离、元小说、装置，这些构成了文西这几篇小说的关键词。对一个年轻的作家来说，对这些的处理需要极高的技巧和经验，好在我总能在这些小说中读到文西独特的“切身感”，这使得这些作品具有一种朴素的感人的特质;这些特质，在我们这个时代的语境中，当然而且应该称得上是新锐和先锋。
（责任编辑：李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