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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类学百年发展历程中，始终伴随着对心理学学科理论和实践资源的汲取，随着心理学逐渐对以往科学主义、本质主义的扬弃，将现象学、认知论纳入到学科反思、人类学研究也开辟了注重个体内在化情绪的人类学研究，形成了如今颇受瞩目的情绪人类学领域。阐释学大师格尔兹对于情绪关注的研究，启发后辈学者，心理人类学正越来越多地将情绪作为研究的对象，以揭示他者文化蕴藏的深意。
【关键词】情绪；阐释主义；心理学
【作 者】马威，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讲师，人类学博士。武汉，430070
【中图分类号】C912.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6)03-0060-007
The Review of Development of Emotional Anthropology in the past 50 YearsThe Trend of Psychological AnthropologyMa Wei
Abstract: In the course of development of anthropology in the past 100 years, anthropology has absorbed continuously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psychology. With the psychology sublating gradually the science doctrine and the essence doctrine, the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brought phenomenology and cognitional theory into academic reflection. Meanwhile it started to focus on the individual internalized emotion, which helps to form the emotional anthropology field today. Geerci who is a master in interpret subject researched on emotion has inspired the younger scholars. More and more researches on emotion have been taken into the scope of psychological anthropology to reveal the inwardness of other culture.
Keywords: emotion; interpret doctrine; psychology
心理人类学创立伊始，始终与心理学发展平行前进。人类学家不断将心理学学科经验与成果应用到人类学研究领域当中，通过心理学应用手段的更新而推动人类学的发展。比如，默多克将“梦的解析”方法运用到民族志田野实践，作为建立民族志档案的一种重要指标；上个世纪40、50年代，人类学家经常利用在心理学广泛被采用的罗夏克墨迹测验和主题统觉测验来进行人类学泛文化比较研究。
与此同时，人类学还踏着心理学提供的理论基石向前迈进。功能主义创始人、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撰写的《神圣的性生活》一书，就是从人类学角度对心理学大师弗洛伊德“弑父恋母”命题进行的讨论①。同样，玛格丽特·米德在进入萨摩亚人中间展开调查之前，也是了然于心理学的“青春期叛逆”这个命题，在调查中，米德从他者文化中寻找反例，来证明青春期叛逆并不是由生理学原因造成的心理现象，而是与文化、教育、人际关系有关。在文化和谐、人际关系协调，没有过多社会紧张、压力的萨摩亚人社会，很少出现青春期叛逆的现象②。
在人类学领域兴起的“文化与人格”研究范式，作为人类学和心理学之间的桥梁，文化与人格这个研究范式所研究的正是文化对于该群体成员所产生的人格方面的影响。弗洛伊德学派的心理分析学者和心理学的行为学家一致认为儿童期对于人格形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种观点直接影响了从事“人格与文化”研究的人类学者们，他们研究某一文化类型，往往要从该文化群体的儿童养育着手，探知养育过程给予儿童人格形成方面的决定性影响。
时过境迁，“人格与文化”研究之后，人类学又历经了象征主义、结构主义、阐释主义等诸多的研究范式，关注的焦点也从“探讨人格的形成与跨文化的差异”转到了文化内部，个人对于该文化的不同解释、实践与表达。尤其是1970、1980年代阐释人类学兴起后，开始产生越来越多具有深度描写式的民族志，探讨非西方文化中情感、情绪的意涵③，在理论及文化诠释上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丰硕成果，同时，与此前“文化与人格”学派相区别，阐释主义之后的人类学不再将文化作为整体赋予个体无差别人格特征，而是关注心理情绪层面的认知与表达，使得情感、情绪研究进入人类学的视野。在新的情感、情绪与文化研究趋势下，研究者开始反省过去西方学术界二元化思考的缺陷，在多维文化研究方面思有所突破。在民族志中，对他者研究的普同性被差异性代替，追求定义式的同质化结论被个人差异多样性的开放式结构所取代。人类学研究开始深入到更加微妙的、复杂多样的他者文化内部，赋予个人以“互主体间性”的独立价值，关注个人与文化流动不拘的互动关系，而再难做出类似于“该文化怎样，则生活于该文化的个人就怎样”的推论，“国民性”、“文化模式”、“文化与人格”等研究范式就如明日黄花了。心理人类学亟待从心理学中再汲取新的养料，来满足人类学发展的新需求。
而此刻，心理学学科内部也发生着革命，从对人们认知和意识等理性层面心理研究，深入到了情绪、情感等不稳定，非理性的层面，为心理人类学的继续发展提供了足够的资源空间。
一、情绪研究在心理学领域的进展
心理学家认为任何情绪都含有以下三个部分：主观体验、生理唤起、表情行为。按照通常的理解，情绪与情感密切相关。假如要给情绪下一个大致的定义，其含义一定会涉及到人的主观情感。简明《牛津英语词典》从心理学角度给情绪下的定义是：“情绪是一种不同于认知或意志的精神上的情感或感情”④。很明显，当我们对情绪进行研究时，总会涉及到个人的、主观的情感。通常，我们把这种情感描述为愉快的或不愉快的、温和的或是强烈的、短暂的或是持续的等等。同时，针对于具体的某种情绪，人们总是将之放置于一个情境之内，外界的情境对情绪的产生有着重要的促进和干扰作用。当然，情绪产生也会连带到人们生理的一些变化以及要投射为行为的发生。考虑到情绪的多种特征，美国心理学家K·T·斯托曼对情绪下了一个定义，“情绪是情感（feeling），是与身体各部位的变化有关的身体状态；是明显的或细微的行为，它发生在特定的情境之中”。
上世纪40年代，现象学进入心理学研究后，许多学者在情绪探讨中陷入了心理学家与哲学家之间，而使心理学研究更加具有哲学味道。正是这一时期的心理学研究为情绪的人类学领域研究展开了充足的理论空间。
如彼得斯的工作为情绪研究的哲学思考开创了一个很好的局面。他提出，在情绪的心理概念化中认知受到忽视的原因在于，心理学家不断地为情绪寻求科学的社会地位。心理学由于受到露骨的行为主义缠绕而长期受到局限。当意识这类概念被引入情绪探讨时，经常被限制在对心理状态的觉知上⑤。彼得斯认为，缺乏对人的评价，就不能辨认任何一种情绪。在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著作《心理概念》一书中，现象学心理学家赖尔引入了“倾向”、“心境”等概念，把心理研究扩展到了日常生活、身份、处境层面上。并且关注情绪表达中语言中的隐喻意义，将情绪心理学研究引入到人类学所关注的意义范畴。例如，“我觉得不舒服”（I am sick）在字面上是描述我胃部的一种感觉，而在隐喻层面上，可能是我对生活的一种评价⑥。对一套话语的意义分析不仅依靠字面传达出来的信息，而且要嵌入到其文化语境中探知更深层次的意义。按赖尔认为，“我们通过一个人说什么、怎样说和说话时的姿态获得对一个人的倾向或心境的理解。我们也用同样的信息去发现自己的动机和心境”。
从跨学科角度看，情绪研究强调了情绪与社会、文化意义之关系，将情绪视为是连结心智与身体、自然与文化、个人与社会等二分论述的一个中介物。尤其是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一些研究者认为，特定的情绪概念与情绪范畴，不仅是文化与历史脉络的产物，更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例如对于特定文化的情绪范畴进行诠释，不但可以帮助我们理清较深层的心理过程，也可能帮助我们讨论这些情绪范畴如何与社会行为、社会关系产生关联。
随着这种思路重新给情绪概念进行阐释的话，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
情绪是一种在互动情景下的产物，也是个人在与他人的日常生活互动中所展演的自我的一部分，具有清楚的文化意涵。个人的情绪表达，包括口语述说及肢体展演所传递的训息，是在不同的情境脉络下被赋予了情绪范畴的文化意义，并以特定的语言及论述方式来界定与形塑情绪与社会、文化意义之关系。因此，情绪的建构是关于社会生活，而不是个人内在状态的一种呈现或反射。
至此，心理学的情绪研究已经为人类学的情绪研究准备了充分的理论资源和方法论，尤其将现象学等哲学思考引入了心理学情绪研究，反思以往心理学领域对“非理性”、“失序”等情绪研究的忽视，越来越把情绪研究放到了引领心理学认识人类感情、认知、行为等重要领域的津桥。这一切都为人类学领域进行情绪研究提供了成熟和具有重要价值的理论依据。
二、人类学研究理论范式的转型
和心理学的情绪研究一样，随着认知与符号、象征、阐释等认识论哲学思想进入到人类学研究领域，人类学和心理学等学科一样，从关注人的理性行为，进入到人的感性乃至非理性领域的研究之中。
情绪人类学研究领域重要人物梭罗蒙（Solomon）从理论上，将多种学科引入到对情绪研究的探讨中，有力地反驳了用生物学本质论研究情绪并且用生理概念描述情绪的研究方向⑦。在梭罗蒙之前的究中，一般认为，情绪是由外界刺激产生的感觉（feelings）而引起的一种心理反应，所以情绪比较被动，难于像理智一样控制，感觉（feeling）随着刺激的产生而产生，又伴随着刺激的减弱而消失，人的情绪成为了刺激物的客体。
梭罗蒙早期的情绪研究主要论文（《情绪与选择》、《在生理和感觉之上》（1976）和《情绪的理性》（1977）反驳了将感觉作为情绪核心部分的观点，他打了一个比喻：“就好像流浪狗不是由一堆虱子组成的一样，感觉也并不会成为情绪的主要构造”⑧。梭罗蒙彻底抛弃了身体感觉产生了情绪的学说，并认为不能够用强调感知的神经学和生理学途径研究情绪。梭罗蒙认为情绪也是具有理性和目的性。人们并不是遭遇突然事件而产生了情绪，而是用情绪来控制和指引行动。甚至可以说，情绪是人面对世界的立场，我们拥有情绪并且可以对此负责，人的社会化才得以充分完成。梭罗蒙认为，人们之所以经常把非理性当做是情绪的一个重要特征，情绪判断经常被人们放置在理性规范、伦理天性和自我判断之外，也经常被看作是紧急性判断，就是因为情绪经常在紧急的情况下产生，所以情绪出现了非理性和不假思索的假象，尽管如此，情绪确实深具目的性和策略性的。
梭罗蒙将情绪分析与社会背景，政治、权力、阶级与控制结合在一起，情绪分析被纳入到更大的社会领域之中，打开了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建构对话的可能性。空中小姐接受着各种包括情绪控制在内的训练，她们工作时，将“愉悦”的情绪贩卖给乘客，以获得商业利益。而工人阶级无法控制的粗暴脾气，总是和他们所遭受到的社会境遇，以及他们群体文化、抗争策略等密切相关。对于某一人群情绪的研究都将离不开其社会地位、阶级结构、文化背景的分析。
他批判本质论者，那些经常将情绪拆解为生物学的原子，并且总是要试图寻找基本的情绪单位。梭罗蒙举例说，伦理学的兴趣肯定与其他自然科学的动机大相径庭，比较亚理士多德和现代科学对情绪的定义和分类就会发现两者存在着差异，说明了对情绪的分类其实并不是客观的，而是跟研究者的学科取向与专业兴趣紧密相连。
梭罗蒙认为，情绪是一种判断，情绪也是一种有意识的表达，他强调情绪并不是属于人内在的感知，用心理学陈述为情绪与外在世界勾联，并且是一种明确而有意识的客体。因此，情绪不能够脱离它的客体而独立分析对于意识解释，一个主观视角加上清晰客体其实是错误地描述了情绪经验的结构。
在梭罗蒙之后撰写的几篇论文：《无以为豪》、《情绪：神秘之物》中，他明确地给情绪研究提供了一个现象学理论的方向，梭罗蒙称，现象学追求整体性，不能用主客、内外，或任何其他二元划分的方法去解释现象,在讨论达尔文主义理论时，梭罗蒙尤其对情绪的“态度－反应”理论提出了批评。某种情绪并不是对建议的一个态度，它是通过事件出现的多种途径进行综合判断构建起来的网络。通过现象学解说，梭罗蒙宣称，情绪是人通过对外在世界的经验而形成的某种结构。情绪的客体就是通过情绪来经验世界而产生的客体：情绪——判断的系统与其说是对世界的一系列看法，不如说是结构了我们经验的能动途径，是经验事物的手段”。梭罗蒙从哲学上为情绪的文化研究奠定了理论的基石。
随着学者们在田野经验和理论分析上的不懈努力，自然主义和实证主义研究范式退出了对情绪研究的主宰地位。在学科范式上，认知传统随着阐释学的兴趣而逐渐复兴，在情绪研究方面，认知范式的理论成果也越来越受到人类学者的关注。情绪在人类学研究领域中成为一个以文化为中心的现象，而不再是被假定的生物普遍性为本质的生理现象。在这一时期的情绪研究者笔下，原来被看成是生理本质的，人类普同具有的情绪（emotion），慢慢地被承认它的复杂性、多样性和文化差异的情绪（emotions）所取代，研究者都利用对情绪的复数运用，承认情绪并不是单一的、本质的，而是多元的，并且收到多元文化的塑造，了解情绪、分析情绪就必需要将情绪纳入到社会文化背景中。
三、人类学领域中的情绪研究
阐释人类学大师格尔兹在田野调查过程以及民族志撰写中，都将当地人的情绪作为研究的一项重要维度，加以悉心的观察并语义精心的描摹。格尔兹认为：“（文化）有信仰、表达象征和价值框架，个人据其定义他们的世界、表达他们的情感、做出他们的判断”⑨。按照他的观点，当地人的情绪表现无不与其文化脉络息息相关，当地人通过情绪表达的渠道来将自我对仪式、事件、宗教的认知充分展现，格尔兹认为，只有深入到当地人的情绪层面进行观察和描绘，才真正算得上是深度描写。
在民族志《深层游戏：关于巴厘岛斗鸡的记述》一文中，格尔兹用了非凡的笔触，细致入微地对巴厘人的“斗鸡”行为作以描述。其中，贯穿着无数围绕斗鸡而展演着的“情绪”表达，“焦虑”、“狂热”、“沮丧”、“厌恶”等等，而这些情绪都是与“斗鸡”这一深入到当地男人们社会生活的核心活动密不可分。
“如格言所说，每一个民族都热爱各自特有的暴力形式。斗鸡巴厘人对他们的暴力形式的反映：即它的面貌、它的使用、它的力量、和它的魅力的反映。在巴厘人经验的各个层面上，可以整合出这样一些主题——动物的野性、男人的自恋、对抗性的赌博、地位的竞争、众人的兴奋、血的献祭——它们的主要关联在于它们都牵涉到激情和对激情的恐惧……让我们再次引用诺思罗普·弗莱的话，如果我们看过《麦克白》可以领会到一个获取了王位却丧失了灵魂的男人的情感，那么参加斗鸡的巴厘人则能够发现平时镇静、冷漠、几乎使自我陶醉的、自成一个道德小世界的男人在受到攻击、烦扰、挑战、侮辱时，在被迫接受令人极端愤怒的结果时，在他大获全胜或一败涂地时的感觉。”⑩
正是深入情绪层面的分析，使格尔兹真正把握住当地人的文化脉络，窥情绪之斑，可以知巴厘社会等级，社会结构，人际关系的全貌，格尔兹正是凭借着情绪刻画，将巴厘文化及人文面貌剖析得入木三分。
情绪不仅能够展现社会常态状态下的文化社会生活，而且当人们情绪展现变得反常的时候，同样可以提供解读文化信息的符号。格尔兹进入中爪哇东部（1952－1954年间），在一个小镇莫佐克托（Modjokuto）遭遇到一次葬礼。在这个伊斯兰教文化主宰的社区里，这次葬礼显得非同寻常，死者的母亲突然爆发了情绪的失常，赋予葬礼以不同寻常的意味。通过对葬礼中，人们表现出来的反常情绪，格尔兹剖析了当地文化格局之外的更大背景对当地文化的影响，剖析了源于宗教改革、意识形态转型以及城乡冲突等一系列社会变迁所引发的文化危机。
“爪哇的葬礼没有悲痛欲绝的气氛，没有失控的哭泣，甚至都没有对死者弃世的礼节性的悲哭。相反，它是一个平静的、不外露的、几乎是听任其慢吞吞地进行的简单的仪式，对一种不再可能的关系的短暂的仪式化的解除。眼泪不被认可，当然也得不到鼓励，要努力去做的是将事情干完，而不是使悲痛的想法过分拖延。”
这种对于情感的控制是源于当地人对伊斯兰教宗教和宗教所规定的仪式的信奉，“爪哇人的仪式制度的全部动力在于，让人在没有激烈的感情打击的情况下渡过悲痛。就哀悼者而言，据说葬礼与葬礼后举行的仪式要产生艾克拉斯（iklas）感觉，这是一种有意的冷酷感情，一种超脱的“不在乎”状态[11]。
然而控制情感表达所要达到的效果并不总是如愿，在社会生活发生重大转型的时候，人们往往感觉失去了以往坚实的仪式带来的情感依托，“一九一零年后，在大城市那些经济与政治上业已成熟的商业阶级中，出现了伊斯兰现代注意与宗教民族主义，使大众中比较正统的成员强化了伊斯兰作为排他的、反调和性教义的意识。同样，世俗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也在文官中出现并扩展到这些城市的无产阶级中，它们增强了调和宗教模式中的前伊斯兰因素，这些派别将调和教赞誉为一种对纯粹伊斯兰教的抗衡力量，并被他们中的有些人接受为一个普遍性的宗教框架，在其中加入他们更具体的政治思想。一方面，还出现了更有自我意识的穆斯林，他们将其宗教信仰与实践更明确地置于穆罕默德普世性教义之上；另一方面兴起了更有自我意识的‘本土主义者’试图要从自己所继承的宗教传统中提出一种更具普遍性的宗教体系，减轻其更具有穆斯林特征的因素。第一种人被称为桑特里（santri），第二种人被称为阿班甘（abangan），两种人之间的冲突日益尖锐，时至今日在整个莫佐克托地区形成主要的文化特征。[12]”回到莫佐克托镇这个小背景中，“除了基督教徒与巴厘印度教徒外，所有人的婚礼都必须经由穆斯林仪式才能合法。葬礼使个人的事情，但是因为调和宗教已有着漫长的历史，所以葬礼仪式如此深入地连接了伊斯兰教习俗，以至于要举行纯粹非伊斯兰教的葬礼在世纪上已经是不可能的了”。然而，“波迈”，这一反伊斯兰教的政党组织却推行了非伊斯兰教婚礼与葬礼，并对地方政府官员和成员都形成了压力，“当地的莫丁，传统上是负责葬礼的。他指导整个葬礼的技术性细节方面知道丧家，领唱《古兰经》赞美诗，并在墓地对死者读一番老套的悼词，波迈派的地方官员指示了莫丁……当波迈成员去世时，他们只要通告死者姓名及年龄，然后回家，不要参与葬礼。”[13]这就是格尔兹遭遇葬礼发生时刻的社会背景。
于是，“伴随着他（一个大约十岁的男孩，和姨父母生活在一起，非常突然地死了）的死亡，不是爪哇通常那种匆匆进行的、感情克制但有条不紊的葬礼及下葬程序，而是引发了一个时期明显的社会紧张与严重的心理紊乱”[14]。
死者所在的姨父母家中悬挂了一个显示波迈政治象征的招贴物，前来主持葬礼的莫丁看到后，就表示按照新规定，他不能主持这一仪式了，他告诉死者家属——姨父卡曼——应该举行另外的葬礼仪式。卡曼对莫丁的拒绝感到震惊、失望和焦虑，他没有想到，自己并不明确的政治身份会遭来这样的后果。协调这件事情的过程非常繁琐，莫丁希望卡曼能够通过正式手续来表明放弃自己的政治身份，这时卡曼表现出了愤怒，他用在爪哇人中不多见的暴怒举动证明自己的态度。
葬礼就这样迟迟拖延下去，妇女们开始流露出不安的情绪，在卡曼家，格尔兹看到“两群绷着脸的人分别蹲在院子的两边，一群情绪不安的妇女，坐在五内靠近还穿着衣服的男孩尸体不远处交头接耳。”葬礼被拖延到了中午，但是由于没有莫丁在场，勉强地执行葬礼仪式的人们总是因为对仪式程序的陌生而停顿下来，尸体在屋子里停放的时间太长，人们都开始焦虑紧张，爪哇人认为，让死者的灵魂在房屋周围徘徊太久是非常危险的。
这个时候，情绪爆发终于出现了：
“卡曼的妻子，死者的姨妈，显然已经受不了了，她突然号啕大哭，这种表现是我在爪哇参加过的十几次葬礼中仅见的一次。所有的人因为这一新出现的情况而更加焦躁，……（当男孩的母亲出现在卡曼家里时）她（死者的姨妈）立刻挣脱了那些正安慰她的人，尖叫一声冲上去抱住她的姐姐。似乎是在一刹那间，两个女人突然变得歇斯底里，周围的人冲上去把两人分开……”[15]。
在整个葬礼过程中，格尔兹始终没有离开对当地人情绪起伏的观察，“对爪哇乡村生活的描述充满了多愁善感”[16]，正是葬礼中人们的情绪失控给予格尔兹一个强烈而明确的信号，证明社会文化背景是如何对处于微观层面的人们生活和文化心理造成影响，身处文化断裂中的人们又是如何用情绪失控来反映整个社会背景。通过此次非同寻常的葬礼仪式，格尔兹对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主义宗教理论进行了反思，在爪哇仪式没有“对恐惧、沮丧、道德下降的离心力起到了抗衡的作用”[17]，也没有“提供最强有力的手段整合群体受到动摇的凝聚力并重建它的信念”[18]。相反，“迅速的社会变迁已经使爪哇人的社会发生分裂，这反映在文化瓦解之中，文化的衰败已经导致了社会的分崩离析；失去了强有力的民间传统，个人之间的道德联系也就削弱了”[19]。
格尔兹将情绪作为民族志深度描写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列入了人类学研究领域，但是，他并没有将情绪作为独立的研究要素成为民族志撰写的核心。在其后的人类学家则沿着心理人类学发展轨迹，融合认知心理学和认知人类学等相关学科，发展人类学的情绪研究，为情绪人类学作为分支学科独立存在而做出了重要贡献。
女人类学家布丽格斯（Jean Briggs）20世纪60年代进入加拿大西北边境，与爱斯基摩因纽特的一支部落Uktu人共同生活，作为一个爱斯基摩家庭的养女展开调查，经过17个月的共同生活，她撰写出版了Never in Anger：Portrait of an Eskimo Family一书。布丽格斯希望在因纽特人那里能够发现，就如同在我们自身中发现一样，最深层次的行动和动机都是源于情绪——饥饿、害怕、生气、依恋等等——这些情绪通过经历塑造出来，并且因文化和个人的多样性而丰富多彩。
在情绪分类上，Uktu部落的爱分为几种，而且“爱”与“爱”之间并不等同，例如，naklik是表明对弱者的怜爱，其对象是指婴儿、宠物或者是病人；这些爱与另外一种对领袖和大人物表示的出的敬爱（niviuq）非常不同。
对当地人来说，情绪的意义不仅反映在词汇表达和分类上，情绪是人际关系的纽带，是维持当地人社会生活稳定的重要因素。布丽格斯发现，在诸如“生气”这一情绪表达上，Utku人与西方人就表现得很不相同，他们尊重群体和谐，非常注意控制情绪，他们从不试图用表达生气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尤其是晚辈，更加不能因为长辈的失误而表现生气。情绪控制对于人们来说是尊重秩序，维持社会正常运行的重要因素[20]。
Uktu人对情绪的培养和训练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布丽格斯用了一个很巧妙地方法在书中展现这种训练。她用当地人经常对儿童的发问或回答来作为章节标题，从儿童的角度来说，这些标题所涵盖的章节内容比较容易理解，“因为你是个小不点”、“你是小不点吗 ”、“你想不想和我一起生活 ”、“你象谁 ”、“我喜欢你，我不喜欢你”……成年人用这些话来引发孩子们思考文化中的核心情绪，包括对收养的意识，控制悲伤和生气两种情绪的重要性，依赖照顾和供养自己的人并且爱他们。
布丽格斯等人的作品发表之后，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工作者进入情绪研究的范畴，通过田野调查，研究非西方社会的情绪，并了解非西方社会种的特殊文化内涵。在理论及文化阐释上都获得前所未有的丰硕成果，使得情感、情绪研究进入人类学的主流。在民族志资料支持下，新的理论趋向帮助人们认识到思想不会离开情感、情绪而独立存在；而情感、情绪由文化所形塑，也不会离开理性而独立。
例如人类学者卡特林娜·露兹（Catheine Lutz）在迈克罗尼西亚（Micronesian）的伊法鲁克(Ifaluk)岛所做的研究便将情绪从过度自然化的、与身心相连的观念解构，而将情绪（emotions）视为理性的实践[22]。伊法鲁克（Ifaluk）人有一个很强的情绪观念，称为“正当的生气”，在当地语言中被称为“Song”，来指人们对有悖伦常的行为所作出的情绪反映。这种观念对于维系整个岛屿人际关系的和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那里，暴力事件很少发生。与英语中的生气意义不同：它是一个社会性而不是属于个人的概念，而且其中并不包含烦恼的意思，通过闲谈碎语，Song的感觉在人群之中彼此传递，其他人则会害怕这个生气的人会采取什么样的行为。于是对“生气”结果的期待能够刺激整个岛屿的社会信息形成一个整体，分享并为了平息它人们加强交流的频度。当某人用暴力挑战了社会价值，他会激起Song头领的愤怒。他是岛屿社会道德的最后仲裁人，情绪引领与Ifaluk的政治领导权紧密结合，形成了岛屿的最高权威。当制度化的生气在等级结构内向下流动的时候，低等级的人们也可以利用Song来冒犯并挑战权威结构。
通过学者们的田野调查实践和符号学、认知学等理论结合，情绪与文化研究理念已经颇为成熟，文化建构说占据了情绪人类学研究领域的核心。同时，情绪人类学的研究外延则扩展到了几乎人类学可以触及的各个范畴，研究者进入社会文化的多个层面。多维度视角的研究特征即丰富了情绪人类学的理论内涵，同时，也是更为重要的是，人类学家正是通过多元的途径来印证了情绪由多元文化构建，并通过多元文化表达的核心特征。
注释：
①【英】马林诺夫斯基著.何勇译.神圣的性生活.北京：知识出版社.1998年.
②【美】玛格丽特·米德著.周晓红、李姚军译.萨摩亚人的成年.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83－184页。
③胡台丽、许木柱、叶光辉主编.情感、情绪与文化：台湾社会的文化心理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2002.第9页。
④【美】K·T·斯托曼著.张燕云译.情绪心理学.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页。
⑤【美】K·T·斯托曼著.张燕云译.情绪心理学.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84－185页。
⑥【美】K·T·斯托曼著.张燕云译.情绪心理学.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94页。
⑦Solomon, Robert.2003. Not Passion's Slave: Emotions and Choice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⑧Solomon, Robert.2003. Not Passion's Slave: Emotions and Choice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Pp.30.
⑨
克利福德·格尔茨著，韩莉译，《文化的解释》，上海：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176－177页。
⑩ 克利福德·格尔茨著，韩莉译，《文化的解释》，上海：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530页。
[11]克利福德·格尔茨著，韩莉译，《文化的解释》，上海：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186页。
[12]克利福德·格尔茨著，韩莉译，《文化的解释》，上海：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181－182页。
[13]克利福德·格尔茨著，韩莉译，《文化的解释》，上海：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185-186页。
[14]克利福德·格尔茨著，韩莉译，《文化的解释》，上海：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179页。
[15]克利福德·格尔茨著，韩莉译，《文化的解释》，上海：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191－192页。
[16]克利福德·格尔茨著，韩莉译，《文化的解释》，上海：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198页。
[17][18][19]克利福德·格尔茨著，韩莉译，《文化的解释》，上海：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197页。
[20] Briggs,J.L.(1970). Never in Anger: Portrait of an Eskimo Family. 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1]Lutz, C.(1990). “Morality, Domination and Understandings of 'Justifiable Anger' among the Ifaluk.” In Everyday Understanding: Social and Scientific Implications. Edited by Gün R. Semin and Kenneth J. Gergen, p. 204-26. London: Sage..
〔责任编辑：陈家柳〕
【关键词】情绪；阐释主义；心理学
【作 者】马威，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讲师，人类学博士。武汉，430070
【中图分类号】C912.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6)03-0060-007
The Review of Development of Emotional Anthropology in the past 50 YearsThe Trend of Psychological AnthropologyMa Wei
Abstract: In the course of development of anthropology in the past 100 years, anthropology has absorbed continuously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psychology. With the psychology sublating gradually the science doctrine and the essence doctrine, the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brought phenomenology and cognitional theory into academic reflection. Meanwhile it started to focus on the individual internalized emotion, which helps to form the emotional anthropology field today. Geerci who is a master in interpret subject researched on emotion has inspired the younger scholars. More and more researches on emotion have been taken into the scope of psychological anthropology to reveal the inwardness of other culture.
Keywords: emotion; interpret doctrine; psychology
心理人类学创立伊始，始终与心理学发展平行前进。人类学家不断将心理学学科经验与成果应用到人类学研究领域当中，通过心理学应用手段的更新而推动人类学的发展。比如，默多克将“梦的解析”方法运用到民族志田野实践，作为建立民族志档案的一种重要指标；上个世纪40、50年代，人类学家经常利用在心理学广泛被采用的罗夏克墨迹测验和主题统觉测验来进行人类学泛文化比较研究。
与此同时，人类学还踏着心理学提供的理论基石向前迈进。功能主义创始人、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撰写的《神圣的性生活》一书，就是从人类学角度对心理学大师弗洛伊德“弑父恋母”命题进行的讨论①。同样，玛格丽特·米德在进入萨摩亚人中间展开调查之前，也是了然于心理学的“青春期叛逆”这个命题，在调查中，米德从他者文化中寻找反例，来证明青春期叛逆并不是由生理学原因造成的心理现象，而是与文化、教育、人际关系有关。在文化和谐、人际关系协调，没有过多社会紧张、压力的萨摩亚人社会，很少出现青春期叛逆的现象②。
在人类学领域兴起的“文化与人格”研究范式，作为人类学和心理学之间的桥梁，文化与人格这个研究范式所研究的正是文化对于该群体成员所产生的人格方面的影响。弗洛伊德学派的心理分析学者和心理学的行为学家一致认为儿童期对于人格形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种观点直接影响了从事“人格与文化”研究的人类学者们，他们研究某一文化类型，往往要从该文化群体的儿童养育着手，探知养育过程给予儿童人格形成方面的决定性影响。
时过境迁，“人格与文化”研究之后，人类学又历经了象征主义、结构主义、阐释主义等诸多的研究范式，关注的焦点也从“探讨人格的形成与跨文化的差异”转到了文化内部，个人对于该文化的不同解释、实践与表达。尤其是1970、1980年代阐释人类学兴起后，开始产生越来越多具有深度描写式的民族志，探讨非西方文化中情感、情绪的意涵③，在理论及文化诠释上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丰硕成果，同时，与此前“文化与人格”学派相区别，阐释主义之后的人类学不再将文化作为整体赋予个体无差别人格特征，而是关注心理情绪层面的认知与表达，使得情感、情绪研究进入人类学的视野。在新的情感、情绪与文化研究趋势下，研究者开始反省过去西方学术界二元化思考的缺陷，在多维文化研究方面思有所突破。在民族志中，对他者研究的普同性被差异性代替，追求定义式的同质化结论被个人差异多样性的开放式结构所取代。人类学研究开始深入到更加微妙的、复杂多样的他者文化内部，赋予个人以“互主体间性”的独立价值，关注个人与文化流动不拘的互动关系，而再难做出类似于“该文化怎样，则生活于该文化的个人就怎样”的推论，“国民性”、“文化模式”、“文化与人格”等研究范式就如明日黄花了。心理人类学亟待从心理学中再汲取新的养料，来满足人类学发展的新需求。
而此刻，心理学学科内部也发生着革命，从对人们认知和意识等理性层面心理研究，深入到了情绪、情感等不稳定，非理性的层面，为心理人类学的继续发展提供了足够的资源空间。
一、情绪研究在心理学领域的进展
心理学家认为任何情绪都含有以下三个部分：主观体验、生理唤起、表情行为。按照通常的理解，情绪与情感密切相关。假如要给情绪下一个大致的定义，其含义一定会涉及到人的主观情感。简明《牛津英语词典》从心理学角度给情绪下的定义是：“情绪是一种不同于认知或意志的精神上的情感或感情”④。很明显，当我们对情绪进行研究时，总会涉及到个人的、主观的情感。通常，我们把这种情感描述为愉快的或不愉快的、温和的或是强烈的、短暂的或是持续的等等。同时，针对于具体的某种情绪，人们总是将之放置于一个情境之内，外界的情境对情绪的产生有着重要的促进和干扰作用。当然，情绪产生也会连带到人们生理的一些变化以及要投射为行为的发生。考虑到情绪的多种特征，美国心理学家K·T·斯托曼对情绪下了一个定义，“情绪是情感（feeling），是与身体各部位的变化有关的身体状态；是明显的或细微的行为，它发生在特定的情境之中”。
上世纪40年代，现象学进入心理学研究后，许多学者在情绪探讨中陷入了心理学家与哲学家之间，而使心理学研究更加具有哲学味道。正是这一时期的心理学研究为情绪的人类学领域研究展开了充足的理论空间。
如彼得斯的工作为情绪研究的哲学思考开创了一个很好的局面。他提出，在情绪的心理概念化中认知受到忽视的原因在于，心理学家不断地为情绪寻求科学的社会地位。心理学由于受到露骨的行为主义缠绕而长期受到局限。当意识这类概念被引入情绪探讨时，经常被限制在对心理状态的觉知上⑤。彼得斯认为，缺乏对人的评价，就不能辨认任何一种情绪。在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著作《心理概念》一书中，现象学心理学家赖尔引入了“倾向”、“心境”等概念，把心理研究扩展到了日常生活、身份、处境层面上。并且关注情绪表达中语言中的隐喻意义，将情绪心理学研究引入到人类学所关注的意义范畴。例如，“我觉得不舒服”（I am sick）在字面上是描述我胃部的一种感觉，而在隐喻层面上，可能是我对生活的一种评价⑥。对一套话语的意义分析不仅依靠字面传达出来的信息，而且要嵌入到其文化语境中探知更深层次的意义。按赖尔认为，“我们通过一个人说什么、怎样说和说话时的姿态获得对一个人的倾向或心境的理解。我们也用同样的信息去发现自己的动机和心境”。
从跨学科角度看，情绪研究强调了情绪与社会、文化意义之关系，将情绪视为是连结心智与身体、自然与文化、个人与社会等二分论述的一个中介物。尤其是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一些研究者认为，特定的情绪概念与情绪范畴，不仅是文化与历史脉络的产物，更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例如对于特定文化的情绪范畴进行诠释，不但可以帮助我们理清较深层的心理过程，也可能帮助我们讨论这些情绪范畴如何与社会行为、社会关系产生关联。
随着这种思路重新给情绪概念进行阐释的话，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
情绪是一种在互动情景下的产物，也是个人在与他人的日常生活互动中所展演的自我的一部分，具有清楚的文化意涵。个人的情绪表达，包括口语述说及肢体展演所传递的训息，是在不同的情境脉络下被赋予了情绪范畴的文化意义，并以特定的语言及论述方式来界定与形塑情绪与社会、文化意义之关系。因此，情绪的建构是关于社会生活，而不是个人内在状态的一种呈现或反射。
至此，心理学的情绪研究已经为人类学的情绪研究准备了充分的理论资源和方法论，尤其将现象学等哲学思考引入了心理学情绪研究，反思以往心理学领域对“非理性”、“失序”等情绪研究的忽视，越来越把情绪研究放到了引领心理学认识人类感情、认知、行为等重要领域的津桥。这一切都为人类学领域进行情绪研究提供了成熟和具有重要价值的理论依据。
二、人类学研究理论范式的转型
和心理学的情绪研究一样，随着认知与符号、象征、阐释等认识论哲学思想进入到人类学研究领域，人类学和心理学等学科一样，从关注人的理性行为，进入到人的感性乃至非理性领域的研究之中。
情绪人类学研究领域重要人物梭罗蒙（Solomon）从理论上，将多种学科引入到对情绪研究的探讨中，有力地反驳了用生物学本质论研究情绪并且用生理概念描述情绪的研究方向⑦。在梭罗蒙之前的究中，一般认为，情绪是由外界刺激产生的感觉（feelings）而引起的一种心理反应，所以情绪比较被动，难于像理智一样控制，感觉（feeling）随着刺激的产生而产生，又伴随着刺激的减弱而消失，人的情绪成为了刺激物的客体。
梭罗蒙早期的情绪研究主要论文（《情绪与选择》、《在生理和感觉之上》（1976）和《情绪的理性》（1977）反驳了将感觉作为情绪核心部分的观点，他打了一个比喻：“就好像流浪狗不是由一堆虱子组成的一样，感觉也并不会成为情绪的主要构造”⑧。梭罗蒙彻底抛弃了身体感觉产生了情绪的学说，并认为不能够用强调感知的神经学和生理学途径研究情绪。梭罗蒙认为情绪也是具有理性和目的性。人们并不是遭遇突然事件而产生了情绪，而是用情绪来控制和指引行动。甚至可以说，情绪是人面对世界的立场，我们拥有情绪并且可以对此负责，人的社会化才得以充分完成。梭罗蒙认为，人们之所以经常把非理性当做是情绪的一个重要特征，情绪判断经常被人们放置在理性规范、伦理天性和自我判断之外，也经常被看作是紧急性判断，就是因为情绪经常在紧急的情况下产生，所以情绪出现了非理性和不假思索的假象，尽管如此，情绪确实深具目的性和策略性的。
梭罗蒙将情绪分析与社会背景，政治、权力、阶级与控制结合在一起，情绪分析被纳入到更大的社会领域之中，打开了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建构对话的可能性。空中小姐接受着各种包括情绪控制在内的训练，她们工作时，将“愉悦”的情绪贩卖给乘客，以获得商业利益。而工人阶级无法控制的粗暴脾气，总是和他们所遭受到的社会境遇，以及他们群体文化、抗争策略等密切相关。对于某一人群情绪的研究都将离不开其社会地位、阶级结构、文化背景的分析。
他批判本质论者，那些经常将情绪拆解为生物学的原子，并且总是要试图寻找基本的情绪单位。梭罗蒙举例说，伦理学的兴趣肯定与其他自然科学的动机大相径庭，比较亚理士多德和现代科学对情绪的定义和分类就会发现两者存在着差异，说明了对情绪的分类其实并不是客观的，而是跟研究者的学科取向与专业兴趣紧密相连。
梭罗蒙认为，情绪是一种判断，情绪也是一种有意识的表达，他强调情绪并不是属于人内在的感知，用心理学陈述为情绪与外在世界勾联，并且是一种明确而有意识的客体。因此，情绪不能够脱离它的客体而独立分析对于意识解释，一个主观视角加上清晰客体其实是错误地描述了情绪经验的结构。
在梭罗蒙之后撰写的几篇论文：《无以为豪》、《情绪：神秘之物》中，他明确地给情绪研究提供了一个现象学理论的方向，梭罗蒙称，现象学追求整体性，不能用主客、内外，或任何其他二元划分的方法去解释现象,在讨论达尔文主义理论时，梭罗蒙尤其对情绪的“态度－反应”理论提出了批评。某种情绪并不是对建议的一个态度，它是通过事件出现的多种途径进行综合判断构建起来的网络。通过现象学解说，梭罗蒙宣称，情绪是人通过对外在世界的经验而形成的某种结构。情绪的客体就是通过情绪来经验世界而产生的客体：情绪——判断的系统与其说是对世界的一系列看法，不如说是结构了我们经验的能动途径，是经验事物的手段”。梭罗蒙从哲学上为情绪的文化研究奠定了理论的基石。
随着学者们在田野经验和理论分析上的不懈努力，自然主义和实证主义研究范式退出了对情绪研究的主宰地位。在学科范式上，认知传统随着阐释学的兴趣而逐渐复兴，在情绪研究方面，认知范式的理论成果也越来越受到人类学者的关注。情绪在人类学研究领域中成为一个以文化为中心的现象，而不再是被假定的生物普遍性为本质的生理现象。在这一时期的情绪研究者笔下，原来被看成是生理本质的，人类普同具有的情绪（emotion），慢慢地被承认它的复杂性、多样性和文化差异的情绪（emotions）所取代，研究者都利用对情绪的复数运用，承认情绪并不是单一的、本质的，而是多元的，并且收到多元文化的塑造，了解情绪、分析情绪就必需要将情绪纳入到社会文化背景中。
三、人类学领域中的情绪研究
阐释人类学大师格尔兹在田野调查过程以及民族志撰写中，都将当地人的情绪作为研究的一项重要维度，加以悉心的观察并语义精心的描摹。格尔兹认为：“（文化）有信仰、表达象征和价值框架，个人据其定义他们的世界、表达他们的情感、做出他们的判断”⑨。按照他的观点，当地人的情绪表现无不与其文化脉络息息相关，当地人通过情绪表达的渠道来将自我对仪式、事件、宗教的认知充分展现，格尔兹认为，只有深入到当地人的情绪层面进行观察和描绘，才真正算得上是深度描写。
在民族志《深层游戏：关于巴厘岛斗鸡的记述》一文中，格尔兹用了非凡的笔触，细致入微地对巴厘人的“斗鸡”行为作以描述。其中，贯穿着无数围绕斗鸡而展演着的“情绪”表达，“焦虑”、“狂热”、“沮丧”、“厌恶”等等，而这些情绪都是与“斗鸡”这一深入到当地男人们社会生活的核心活动密不可分。
“如格言所说，每一个民族都热爱各自特有的暴力形式。斗鸡巴厘人对他们的暴力形式的反映：即它的面貌、它的使用、它的力量、和它的魅力的反映。在巴厘人经验的各个层面上，可以整合出这样一些主题——动物的野性、男人的自恋、对抗性的赌博、地位的竞争、众人的兴奋、血的献祭——它们的主要关联在于它们都牵涉到激情和对激情的恐惧……让我们再次引用诺思罗普·弗莱的话，如果我们看过《麦克白》可以领会到一个获取了王位却丧失了灵魂的男人的情感，那么参加斗鸡的巴厘人则能够发现平时镇静、冷漠、几乎使自我陶醉的、自成一个道德小世界的男人在受到攻击、烦扰、挑战、侮辱时，在被迫接受令人极端愤怒的结果时，在他大获全胜或一败涂地时的感觉。”⑩
正是深入情绪层面的分析，使格尔兹真正把握住当地人的文化脉络，窥情绪之斑，可以知巴厘社会等级，社会结构，人际关系的全貌，格尔兹正是凭借着情绪刻画，将巴厘文化及人文面貌剖析得入木三分。
情绪不仅能够展现社会常态状态下的文化社会生活，而且当人们情绪展现变得反常的时候，同样可以提供解读文化信息的符号。格尔兹进入中爪哇东部（1952－1954年间），在一个小镇莫佐克托（Modjokuto）遭遇到一次葬礼。在这个伊斯兰教文化主宰的社区里，这次葬礼显得非同寻常，死者的母亲突然爆发了情绪的失常，赋予葬礼以不同寻常的意味。通过对葬礼中，人们表现出来的反常情绪，格尔兹剖析了当地文化格局之外的更大背景对当地文化的影响，剖析了源于宗教改革、意识形态转型以及城乡冲突等一系列社会变迁所引发的文化危机。
“爪哇的葬礼没有悲痛欲绝的气氛，没有失控的哭泣，甚至都没有对死者弃世的礼节性的悲哭。相反，它是一个平静的、不外露的、几乎是听任其慢吞吞地进行的简单的仪式，对一种不再可能的关系的短暂的仪式化的解除。眼泪不被认可，当然也得不到鼓励，要努力去做的是将事情干完，而不是使悲痛的想法过分拖延。”
这种对于情感的控制是源于当地人对伊斯兰教宗教和宗教所规定的仪式的信奉，“爪哇人的仪式制度的全部动力在于，让人在没有激烈的感情打击的情况下渡过悲痛。就哀悼者而言，据说葬礼与葬礼后举行的仪式要产生艾克拉斯（iklas）感觉，这是一种有意的冷酷感情，一种超脱的“不在乎”状态[11]。
然而控制情感表达所要达到的效果并不总是如愿，在社会生活发生重大转型的时候，人们往往感觉失去了以往坚实的仪式带来的情感依托，“一九一零年后，在大城市那些经济与政治上业已成熟的商业阶级中，出现了伊斯兰现代注意与宗教民族主义，使大众中比较正统的成员强化了伊斯兰作为排他的、反调和性教义的意识。同样，世俗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也在文官中出现并扩展到这些城市的无产阶级中，它们增强了调和宗教模式中的前伊斯兰因素，这些派别将调和教赞誉为一种对纯粹伊斯兰教的抗衡力量，并被他们中的有些人接受为一个普遍性的宗教框架，在其中加入他们更具体的政治思想。一方面，还出现了更有自我意识的穆斯林，他们将其宗教信仰与实践更明确地置于穆罕默德普世性教义之上；另一方面兴起了更有自我意识的‘本土主义者’试图要从自己所继承的宗教传统中提出一种更具普遍性的宗教体系，减轻其更具有穆斯林特征的因素。第一种人被称为桑特里（santri），第二种人被称为阿班甘（abangan），两种人之间的冲突日益尖锐，时至今日在整个莫佐克托地区形成主要的文化特征。[12]”回到莫佐克托镇这个小背景中，“除了基督教徒与巴厘印度教徒外，所有人的婚礼都必须经由穆斯林仪式才能合法。葬礼使个人的事情，但是因为调和宗教已有着漫长的历史，所以葬礼仪式如此深入地连接了伊斯兰教习俗，以至于要举行纯粹非伊斯兰教的葬礼在世纪上已经是不可能的了”。然而，“波迈”，这一反伊斯兰教的政党组织却推行了非伊斯兰教婚礼与葬礼，并对地方政府官员和成员都形成了压力，“当地的莫丁，传统上是负责葬礼的。他指导整个葬礼的技术性细节方面知道丧家，领唱《古兰经》赞美诗，并在墓地对死者读一番老套的悼词，波迈派的地方官员指示了莫丁……当波迈成员去世时，他们只要通告死者姓名及年龄，然后回家，不要参与葬礼。”[13]这就是格尔兹遭遇葬礼发生时刻的社会背景。
于是，“伴随着他（一个大约十岁的男孩，和姨父母生活在一起，非常突然地死了）的死亡，不是爪哇通常那种匆匆进行的、感情克制但有条不紊的葬礼及下葬程序，而是引发了一个时期明显的社会紧张与严重的心理紊乱”[14]。
死者所在的姨父母家中悬挂了一个显示波迈政治象征的招贴物，前来主持葬礼的莫丁看到后，就表示按照新规定，他不能主持这一仪式了，他告诉死者家属——姨父卡曼——应该举行另外的葬礼仪式。卡曼对莫丁的拒绝感到震惊、失望和焦虑，他没有想到，自己并不明确的政治身份会遭来这样的后果。协调这件事情的过程非常繁琐，莫丁希望卡曼能够通过正式手续来表明放弃自己的政治身份，这时卡曼表现出了愤怒，他用在爪哇人中不多见的暴怒举动证明自己的态度。
葬礼就这样迟迟拖延下去，妇女们开始流露出不安的情绪，在卡曼家，格尔兹看到“两群绷着脸的人分别蹲在院子的两边，一群情绪不安的妇女，坐在五内靠近还穿着衣服的男孩尸体不远处交头接耳。”葬礼被拖延到了中午，但是由于没有莫丁在场，勉强地执行葬礼仪式的人们总是因为对仪式程序的陌生而停顿下来，尸体在屋子里停放的时间太长，人们都开始焦虑紧张，爪哇人认为，让死者的灵魂在房屋周围徘徊太久是非常危险的。
这个时候，情绪爆发终于出现了：
“卡曼的妻子，死者的姨妈，显然已经受不了了，她突然号啕大哭，这种表现是我在爪哇参加过的十几次葬礼中仅见的一次。所有的人因为这一新出现的情况而更加焦躁，……（当男孩的母亲出现在卡曼家里时）她（死者的姨妈）立刻挣脱了那些正安慰她的人，尖叫一声冲上去抱住她的姐姐。似乎是在一刹那间，两个女人突然变得歇斯底里，周围的人冲上去把两人分开……”[15]。
在整个葬礼过程中，格尔兹始终没有离开对当地人情绪起伏的观察，“对爪哇乡村生活的描述充满了多愁善感”[16]，正是葬礼中人们的情绪失控给予格尔兹一个强烈而明确的信号，证明社会文化背景是如何对处于微观层面的人们生活和文化心理造成影响，身处文化断裂中的人们又是如何用情绪失控来反映整个社会背景。通过此次非同寻常的葬礼仪式，格尔兹对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主义宗教理论进行了反思，在爪哇仪式没有“对恐惧、沮丧、道德下降的离心力起到了抗衡的作用”[17]，也没有“提供最强有力的手段整合群体受到动摇的凝聚力并重建它的信念”[18]。相反，“迅速的社会变迁已经使爪哇人的社会发生分裂，这反映在文化瓦解之中，文化的衰败已经导致了社会的分崩离析；失去了强有力的民间传统，个人之间的道德联系也就削弱了”[19]。
格尔兹将情绪作为民族志深度描写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列入了人类学研究领域，但是，他并没有将情绪作为独立的研究要素成为民族志撰写的核心。在其后的人类学家则沿着心理人类学发展轨迹，融合认知心理学和认知人类学等相关学科，发展人类学的情绪研究，为情绪人类学作为分支学科独立存在而做出了重要贡献。
女人类学家布丽格斯（Jean Briggs）20世纪60年代进入加拿大西北边境，与爱斯基摩因纽特的一支部落Uktu人共同生活，作为一个爱斯基摩家庭的养女展开调查，经过17个月的共同生活，她撰写出版了Never in Anger：Portrait of an Eskimo Family一书。布丽格斯希望在因纽特人那里能够发现，就如同在我们自身中发现一样，最深层次的行动和动机都是源于情绪——饥饿、害怕、生气、依恋等等——这些情绪通过经历塑造出来，并且因文化和个人的多样性而丰富多彩。
在情绪分类上，Uktu部落的爱分为几种，而且“爱”与“爱”之间并不等同，例如，naklik是表明对弱者的怜爱，其对象是指婴儿、宠物或者是病人；这些爱与另外一种对领袖和大人物表示的出的敬爱（niviuq）非常不同。
对当地人来说，情绪的意义不仅反映在词汇表达和分类上，情绪是人际关系的纽带，是维持当地人社会生活稳定的重要因素。布丽格斯发现，在诸如“生气”这一情绪表达上，Utku人与西方人就表现得很不相同，他们尊重群体和谐，非常注意控制情绪，他们从不试图用表达生气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尤其是晚辈，更加不能因为长辈的失误而表现生气。情绪控制对于人们来说是尊重秩序，维持社会正常运行的重要因素[20]。
Uktu人对情绪的培养和训练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布丽格斯用了一个很巧妙地方法在书中展现这种训练。她用当地人经常对儿童的发问或回答来作为章节标题，从儿童的角度来说，这些标题所涵盖的章节内容比较容易理解，“因为你是个小不点”、“你是小不点吗 ”、“你想不想和我一起生活 ”、“你象谁 ”、“我喜欢你，我不喜欢你”……成年人用这些话来引发孩子们思考文化中的核心情绪，包括对收养的意识，控制悲伤和生气两种情绪的重要性，依赖照顾和供养自己的人并且爱他们。
布丽格斯等人的作品发表之后，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工作者进入情绪研究的范畴，通过田野调查，研究非西方社会的情绪，并了解非西方社会种的特殊文化内涵。在理论及文化阐释上都获得前所未有的丰硕成果，使得情感、情绪研究进入人类学的主流。在民族志资料支持下，新的理论趋向帮助人们认识到思想不会离开情感、情绪而独立存在；而情感、情绪由文化所形塑，也不会离开理性而独立。
例如人类学者卡特林娜·露兹（Catheine Lutz）在迈克罗尼西亚（Micronesian）的伊法鲁克(Ifaluk)岛所做的研究便将情绪从过度自然化的、与身心相连的观念解构，而将情绪（emotions）视为理性的实践[22]。伊法鲁克（Ifaluk）人有一个很强的情绪观念，称为“正当的生气”，在当地语言中被称为“Song”，来指人们对有悖伦常的行为所作出的情绪反映。这种观念对于维系整个岛屿人际关系的和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那里，暴力事件很少发生。与英语中的生气意义不同：它是一个社会性而不是属于个人的概念，而且其中并不包含烦恼的意思，通过闲谈碎语，Song的感觉在人群之中彼此传递，其他人则会害怕这个生气的人会采取什么样的行为。于是对“生气”结果的期待能够刺激整个岛屿的社会信息形成一个整体，分享并为了平息它人们加强交流的频度。当某人用暴力挑战了社会价值，他会激起Song头领的愤怒。他是岛屿社会道德的最后仲裁人，情绪引领与Ifaluk的政治领导权紧密结合，形成了岛屿的最高权威。当制度化的生气在等级结构内向下流动的时候，低等级的人们也可以利用Song来冒犯并挑战权威结构。
通过学者们的田野调查实践和符号学、认知学等理论结合，情绪与文化研究理念已经颇为成熟，文化建构说占据了情绪人类学研究领域的核心。同时，情绪人类学的研究外延则扩展到了几乎人类学可以触及的各个范畴，研究者进入社会文化的多个层面。多维度视角的研究特征即丰富了情绪人类学的理论内涵，同时，也是更为重要的是，人类学家正是通过多元的途径来印证了情绪由多元文化构建，并通过多元文化表达的核心特征。
注释：
①【英】马林诺夫斯基著.何勇译.神圣的性生活.北京：知识出版社.1998年.
②【美】玛格丽特·米德著.周晓红、李姚军译.萨摩亚人的成年.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83－184页。
③胡台丽、许木柱、叶光辉主编.情感、情绪与文化：台湾社会的文化心理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2002.第9页。
④【美】K·T·斯托曼著.张燕云译.情绪心理学.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页。
⑤【美】K·T·斯托曼著.张燕云译.情绪心理学.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84－185页。
⑥【美】K·T·斯托曼著.张燕云译.情绪心理学.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94页。
⑦Solomon, Robert.2003. Not Passion's Slave: Emotions and Choice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⑧Solomon, Robert.2003. Not Passion's Slave: Emotions and Choice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Pp.30.
⑨
克利福德·格尔茨著，韩莉译，《文化的解释》，上海：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176－177页。
⑩ 克利福德·格尔茨著，韩莉译，《文化的解释》，上海：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530页。
[11]克利福德·格尔茨著，韩莉译，《文化的解释》，上海：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186页。
[12]克利福德·格尔茨著，韩莉译，《文化的解释》，上海：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181－182页。
[13]克利福德·格尔茨著，韩莉译，《文化的解释》，上海：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185-186页。
[14]克利福德·格尔茨著，韩莉译，《文化的解释》，上海：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179页。
[15]克利福德·格尔茨著，韩莉译，《文化的解释》，上海：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191－192页。
[16]克利福德·格尔茨著，韩莉译，《文化的解释》，上海：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198页。
[17][18][19]克利福德·格尔茨著，韩莉译，《文化的解释》，上海：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197页。
[20] Briggs,J.L.(1970). Never in Anger: Portrait of an Eskimo Family. 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1]Lutz, C.(1990). “Morality, Domination and Understandings of 'Justifiable Anger' among the Ifaluk.” In Everyday Understanding: Social and Scientific Implications. Edited by Gün R. Semin and Kenneth J. Gergen, p. 204-26. London: 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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