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孙连刚自己的话说，最初在草场地盖艺术空间。就是想盖个房子自己玩儿。没想到自己盖一间别人租一间，盖一间租一间，一转眼房子都租没了。现在草场地艺术区成了规模，从原本一片菜地，变成今天拥有三百多家画廊、机构的新兴艺术区。比起798，草场地艺术区的艺术气氛更加活跃和自由，亦被称为“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桥头堡”。
　　随之而来的是这里的房价也上去了，租不起草场地的年轻艺术家只能跑去更远的宋庄呆着。对宋庄的那些“贫穷艺术家”们，孙连刚开玩笑说：“宋庄那儿呆的好多都是刚来北京的艺术家，以为自己到了首都北京，其宴过一条河就河北。一不小心手机号已经变三河的号了。当然现在两极分化了'有钱人也在宋庄抢着盖上千平米的大房子。”
　　说到底。孙连刚认为现在很多人不是在做当代艺术，而是做艺术地产：“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把艺术玩儿成运动。”前段时间他参加广东惠州的一个文化产业论坛，惠州下面一个叫做龙门的县级市，人口不过几十万人。却要盖一个百里艺术走廊，这让孙连刚感叹“你们都疯了吧”。比起现在在艺术产业中所见的乱象，孙连刚认为草场地还算比较稳定，这里既有现在国内最著名的当代艺术家，又有最贵最牛逼的当代艺术家。
　　即便如此，在孙连刚眼中，当代艺术也还称不上产业。甚至中国压根儿就不存在当代艺术：“连欧洲都没有当代艺术，学过艺术史的就知道，只有纽约的当代艺术是标准的。中国在学术上没有，思想上就更没有。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干了一件事儿，就是拷贝别人。你怎么能说外国人临摹了中国人的书法，外国因此就有了书法艺术了呢?”
　　随着资本涌入中国当代艺术市场，艺术更像是被资本玩弄于股掌之间的玩物。孙连刚认为当下中国的当代艺术用两个字概括足矣，这两个字就是“娼妓”：“艺术家见面都不是问你画得怎么样，都是问你卖得怎么样。”他见过太多艺术家对商业献媚，“艺术家一见到有钱人，就跟去歌厅挑小姐一样，站也不是坐也不是，他们身上没有贵气，只有媚气。没有人爱艺术，爱的都是monev。”在孙连刚心中，如果没有一种独立的精神，就不会有艺术。“独立”这两个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难。
　　在孙连刚眼里，属于中国当代艺术的黄金年代是80年代，那时候有“星星美展”，有“八五新潮”，之后当代艺术就被资本“强奸”了——谁卖得好就迎合谁。更甚至于，他觉得中国当代艺术作品其实根本没人买，所有拍卖背后都是炒作：“都是自己炒自己，今天30万明天80万，但最终没人买单。”所以在他眼中，金融危机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影响根本不算事儿，“金融危机前就没人买，现在还是一样没人买。”
　　这些耸人听闻的观点，看上去和孙连刚当下干的事儿似乎有些自相矛盾。如果中国的当代艺术真如他所说这样不堪，那么为什么他每年还会把自己一手建起来的草场地美术馆免费提供给80后艺术家做展览?这不像是自己开了个夜总会吗?也许在孙连刚眼中，眼下所做的一切跟开夜总会真没太大区别。因为这一切就是玩儿：“我认为这些艺术家需要帮助就帮助一下，没有什么伟大的，玩得开心就好。我觉得草场地就是一个玩儿的地方，别太认真，草场地当初就是无心插柳玩儿出来的。”
　　与孙连刚的对话，又让你容易产生一个疑问：是不是爱之越深，恨之越切?孙连刚一直在强调的“我们要有自己的当代艺术”，至少这个目标绝不是单纯只靠玩儿就能玩儿出来的。“我认为中国最大的问题不是有没有当代艺术，而是中国面临着十字架，西方人只面临着对过去说NO的问题，中国则不但要跟过去说NO，还要跟西方说NO。我们的思想一定来自于我们思想的根源。”他指着墙边自己一幅还没画完的作品说道，“你看我画的周易，我画的是道。中国人的语言跟别人不一样，你不能用西方语言来拷贝我们。所以我提出一个观点：当代艺术在中国结束了，中国的当代艺术开始了了，‘中国’得放在‘当代艺术’的前面，不是当代艺术在中国，而是中国的当代艺术。”
　　“纯粹”这个词对于孙连刚来说太严肃、太装模作样了，但他又不愿意做一个“艺术娼妓”。既然草场地这笔“艺术地产”让自己不缺钱花，何不开开心心地玩儿下去。在他眼中，美食、美酒、美女、美术，都是玩儿，美术只不过是他玩儿的一部分。就像他在卢浮宫看展览，没有找到厕所，直接对着电梯撒了，一泡尿。他认为这就是一种淡然，一种不在乎，有时候这种不在乎比打你一顿更让你难受。归根结底，他觉得自己的生活才是他的艺术。
　　所以他也从来没有操心过草场地的未来。虽然他顶着草场地艺术区艺术总监的名号，虽然他是草场地不折不扣的“山大王”，虽然他也认为草场地一定会在中国艺术史上留下自己的一笔，但对于草场地未来的发展，他丝毫不关心：“只要最后还有草场地美术馆这块牌子就行。我得到这个东西是偶然，失去它是必然，我没拿它当生意做，也没拿它当艺术做。我根本就没觉得它有什么大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