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待桌上一盘菜，可用化学家的态度，检测其钙铁锌硒；也可用美食家的态度，评品其形色香味。西方的文学批评传统颇有点像前者，说观念，说技术，说规律性，说流派和主义，从亚里士多德一路下来多是这类招式，一直到现代中国文科院系的几乎全盘照搬。
　　比较而言，中国古代批评家则多是感觉重于逻辑，综合重于分析，审美重于公理，见诸七零八落的微观型诗论、文论、点评、眉批等。前辈们似乎乐于点打和游击，说气，说神，说意，说味，说境，说韵，像王国维谈的“有我之境、无我之境”，就没法纳入西方各种主义的框架。即便最有体系模样的《文心雕龙》，也离欧式公理化标尺太远。
　　两种传统各有得失，好比钙铁锌硒是要的，形色香味也是要的。两者可互为补充和照应。只是当下批评界大多对本土传统资源盲目已久，偏见已深，汲收太少，实为一大遗憾。以至很多科班才子眼下的拿手好戏，不过是操几枚时髦的主义标签治天下，却一不小心就把狗屎混同佳肴——这也难怪，谁说狗屎里就不能淘出一点钙铁锌硒？你能说他们的化学分子式毫无道理？
　　西方的东西要好好学，要好好用，这是对的。但如果因此而丢弃自家审美传统，则未免可惜。不少人脑袋西化，或自以为肩膀上有了个西化脑袋，其实洋文半生不熟，原著更没读过几本，只是从译著里贩来几枚标签，在作家们额上贴来贴去，差不多是专营文化洋包装进口。一个女作家出了作品，往往要给她贴个标签“女权主义”。她的女权在哪里？骂骂男人就一定是女权？一个作家写了荒诞，往往也要给他贴个标签“荒诞派”。他的荒诞与鲁迅的、蒲松龄的、《山海经》的可有区别？到底是好荒诞还是坏荒诞、真荒诞还是伪荒诞、精荒诞还是粗荒诞、洋荒诞还是土荒诞……是否也值得说说？
　　“主义”通常是个大口袋，滥用就是无用。谁写了社会现实，就鉴之为“现实主义”，其实神话和寓言里也少不了现实元素。谁要是写到社会阴暗面，就鉴之为“批判现实主义”，其实作家笔下很难没有一点不平之鸣。
　　更懒惰、更廉价、更可乐的说辞是“新現实主义”“新写实主义”一类。须知这世界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拦也拦不住，谁想不新都不行，谁想写出文学中的高仿古董都不大可能。一个“新”字能说明什么？我们夸一场球赛，夸一个脸蛋，夸一棵树，夸一桌菜……夸上一个“新”字就算高明？这些东西“新”不“新”的又如何？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竹峰是可贵的异类，其写作是我期待已久的一种勇敢尝试，一种重建中国文章之审美传统的可贵立言。他志在传承本土遗产，另辟批评新局，谈墨趣，谈韵致，谈风骨，谈意境，在精微处看智慧，在总体上见心性，对中国文学批评的实践和理论别有深刻体会，给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新的方法。竹峰还由文及人，由人及人境与人生，遍及草木虫鱼、日月山川、衣食住行、天道人心，于字里行间重申“功夫在诗外”（陆游语）的文学观，包括体悟“大块假我以文章”（李白语）之浩瀚古意和美意——不失为文章之道的又一要旨。
　　写法就是活法——这与西方人说的“文学即人学”几乎异曲同工。中国先贤从来就主张“文与人一”，于是他们相信文章不是写出来的，而是作者们活出来的，不过是一种生活态度、生活方式、生活环境、生活经验与感受的自然留痕，因此各种笔墨不是血管里流出来的血，就是水管里流出来的水（鲁迅语）。这与西方上个世纪新批评主义的文本论，即封闭性的文本崇拜和文本折腾，同样拉开了足够距离。
　　顺祝竹峰一再活出回肠荡气的精彩文章。
　　韩少功，作家，现居海口。主要著作有《马桥词典》《山南水北》《日夜书》等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