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17日的红辣椒网站上，刊载了简·沙里斯的文章，题为《反对机器的科學家们》，在文中，沙里斯对当年英国科学社会责任协会的科学家们反对科技滥用的激进历史进行了评述。
　　沙里斯指出，当下科学和技术所造成的社会后果已经非常清楚：新的技术被用来增强政府的监控能力、新型武器层出不穷、碳排放问题日益严重、大学日益企业化、基因技术和人工智能对健康护理和生态环境的影响日渐显著、气候变化持续成为热门话题……面对这些紧迫议题，我们或许能看到针对单个问题的抗议组织，但五十年前，我们能看到英国科学社会责任协会（该协会创立时有一千多人，英国皇家学会院士和诺贝尔奖获得者这样的顶级科学家也都是其会员），它试图对当时刚刚开始冒头的科技滥用问题给出总的解决方案，并尝试将科学家们组织起来，以承担起对科学的集体的和个体的责任。它希望科学家们的工作是能够有广泛辩论的，这样公众能够知情且积极参与。
　　1960年代末，正逢欧美高校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之际，英国科学社会责任协会即与学生运动争取民主的倾向为盟，它质疑医疗机构中的层级制、吁求企业机构的社会问责机制、反对大学里的军事研究、对“绿色革命”的消极后果持关切态度。该协会对于当时正在发展的核技术尤其关注，它积极呼吁消除核武器，并严厉谴责生化武器的研发;协会里的科学家们发表大量文章，来论证知识、技术与企业生产之间的社会关系。而该协会关注的另一重心，就是帮助科学工作者、工会成员和其他活动分子组织各种活动小组。比如，1975年，它组织了“女性科学小组”，另外，它还组织了其他小组来讨论科学的使用与滥用、科学与艺术、健康与疾病中的社会因素、核废料处理以及社会—生物学等问题。
　　但到了1970年代，协会内部分歧渐生：有人主张，协会的定位应该是公众科学信息的引介者和权威判断者;有人主张，应该旗帜鲜明地与革命工人阶级运动联合。虽然为了尽可能消除分歧，协会内部做了多方协调，但其分裂之势已经不可避免：到1990年代初，协会终于宣告解散。
　　沙里斯认为，时至今日，英国科学社会责任协会的遗产依然值得我们继承——它所关心的诸多议题，依然还是我们今天必须面对的严峻问题，但今天我们已经没有这样一个试图对诸多议题取全盘关照态度的科学家组织了。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情境其实更加险恶：技术变革框定我们的思考及回应的程度越发加强、借助技术的政府控制越发集权、无人机的威胁天天都有，但为什么意识到这些问题并且试图加以回应的，却往往并不是科学家们呢？我们这个时代具有批判精神的科学家们又在哪里呢？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必须严肃面对和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