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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鸿”是她一辈子生活的关键词。老人纤瘦却从容，眼睛里溢满了慈爱与安详。她说话的速度很慢，而且由于听力已经不太好，与人交流主要是靠右耳的助听器和看人嘴型，采访有时需要借助纸笔“交谈”，但这并不影响她思维的清晰表达，从中透露出的真情催人泪下。顺着她的思路，让你渐渐走近一代大师徐悲鸿与一个真实的廖静文。
潇湘淑女与画坛大师的邂逅
1923年，廖静文出生在湖南浏阳县(今浏阳市)社港一个贫苦知识分子家庭。6岁时全家迁居长沙，先后在长沙市十一小学、周南女中读书。
2005年4月，周南中学建校100周年。这一年，周南中学北京校友会提议开办女生部，并考虑将女生部命名为“蔡畅班”、“开慧班”、“警予班”、“静文班”等。谈到这里，廖静文马上谦和地说：“不要谈我，我没做什么，我微不足道。要多谈革命先烈，比如向警予，在就义的前一天，国民党派她的同学、国民党高官的夏太太来劝降，向警予宁死不屈，劝降的夏太太都被感动的流泪了。第二天向警予就英勇就义了，这就叫共产党员，要多谈这些人。”当校友请求她题词时，廖静文带着病体用颤抖的手为母校周南题写：“三湘七泽有斐声——贺母校周南百年华诞。”
在参加北京校友会时，她深情回忆：“我1935年12岁时进周南读初中，1941年18岁时高中毕业，共6年时间，我整个青少年在周南度过。我不能忘记朱剑凡先生(校长)，周南是我通向人生的桥梁，金色的桥梁。在那里我形成了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是周南精神指引我怎么做。”
接着，她风趣地说：“1993年，我受台湾教育基金会邀请，在台湾举办‘悲鸿画展’9天时间，所有活动及进餐都排不过来，周南校友会请吃饭，基金会没安排，我不同意。别的饭可以不吃，周南校友会的饭一定要吃。谁都不在乎吃饭，主要是大家谈谈心回忆回忆我们在周南的情况。”她的话，搏得到会130多位老大姐的热烈掌声。
她还记得：“(20世纪)30年代周南学生没有畏惧，为了反对日本侵略，我们上街游行、发传单、喊口号、嗓子都喊哑了。周南不愧革命的摇蓝。每次谈到周南的革命家，我就要流泪了。我们要永远继承周南传统，永远发扬革命家的精神。”说到这里，廖静文眼中满含泪水。
廖静文和徐悲鸿相遇时很年轻，只有19岁。“我们的相识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本来我在长沙有名的周南女中读书，高二时还是学生会主席，我的理想是考大学像居里夫人一样从事化学研究，虽然当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湖南商学院，可我不想去上，而是想到广西去上学。没想到因为战乱，等我到了广西才发现错过了报名期，只好在‘抗战文艺演出团’找了份唱歌的工作。因为不满他们把几个从沦陷区来的姐妹裁掉，我打抱不平未果后执意要离开。几个月后，看到报纸上面登着‘重庆美术学院的筹备处在桂林招考图书管理员’的消息，我就去报名了。当时只招一个人，但是参加考试的有好几十人，我想我肯定不是他们的竞争对手。后来接到一个通知叫我去口试，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当时已有相当大名气的悲鸿。他告诉我这次笔试我的成绩是最好的，100分。他问我为什么想去重庆，我就实话说想去那儿上大学，说完便后悔。谁愿意要一个不安心工作的人呢?没想到先生还鼓励我说：‘人要有大志向，很好。’我一下觉得他这人很大度，一点也不自私。”
“相识就这样偶然。那时我还是一个女学生的模样，穿着蓝布旗袍，梳着没有烫过的短发。而他已经是一位47岁的‘老人’了。”说着，廖静文还仔细地描述了对徐悲鸿的第一印象：“那时他的头发已经斑白，面色有点憔悴，但是他脸的轮廓非常美。当时我完全把他当成一位长者、一位老师来看待。”
那时他们住在重庆磐溪，徐悲鸿与发妻蒋碧薇所生的女儿徐静斐这样回忆第一次见到廖静文的情景：他们一群人到青城山去写生，那时的廖静文细细长长的个子，长得很漂亮，十分文静，常常一个人坐到黄果树下静静地看书。
廖静文说自己做梦也没想到会嫁给他，“我一心想上大学，我的偶像是居里夫人，还想当个作家。当时悲鸿到处奔波，家庭已经破裂，我出于尊敬和同情对他生活上多加照顾，绝不是‘第三者’，感情慢慢变成爱情那是以后的事”。
工作之余，廖静文总愿意帮助徐悲鸿处理一些工作和生活上的琐事。这时，徐悲鸿已和妻子分居8年，过着寂寞孤独的生活。在朝夕相处之间，廖静文的心里渐渐萌发了一种很特别的感情，直到那么一天，她突然意识到，这便是爱慕之情。， 那天晚上，她听见徐悲鸿在院子里走来走去，也披件大衣下去了。她关心地说了句：“我觉得您好像有很多痛苦。”被说中心事，徐悲鸿沉重地说：“小鬼。你不要管我的事情了。我已经告诉过你，我8年无家可归了。”廖静文心疼地说：“你一定会冷的。”随手把大衣披在了他的身上。
第二天，廖静文病了，感冒发烧，只有徐悲鸿一个人知道病因：她把大衣给他，自己反倒着凉了。所以，每天徐悲鸿都要到廖静文床前探望她，摸摸她的头，给她量体温。而每天，廖静文都在盼望着他的到来中度过。
一种不同寻常的感情在两人之间蔓延开来。把轻纱捅破的是廖静文。有一次，天快黑了，徐悲鸿还没有来，她等了又等，想到他大概把自己忘了，便再也忍不住，伤心地哭起来。正好这时，徐悲鸿来了，廖静文不知哪来的勇气，直直地说：“我哭是因为你今天没有来。”简单的表白深深地感染了徐悲鸿，两个心灵相通的人走到了一起。
“他说他喜欢我单纯。很多人给他介绍对象，，他都不要，他要一个单纯的人。”廖静文回忆说：“他比我大28岁，我跟他结婚经过了很多困难。我们恋爱好几年，悲鸿跟我讲，如果你家里反对怎么办呢，我说那我就不结婚，在你身边照顾你。悲鸿说，你知道吗，不结婚就没有社会地位。我不懂，悲鸿说，你什么都不懂，都不要，你真像一张白纸一样。”提起那段时光，廖静文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光彩。她说，那是她一生中最轻松、最快乐的一段时光。
这一年，廖静文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成都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化学专业。“我读书时，悲鸿说，我可以等你4年，如果4年后你爱上了别人我也毫无怨言。人生像个谜，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与他的相遇，改变了我的一生。”
甜蜜而苦涩的感情生活不堪回首
爱情是纯朴而甜蜜的，但是这场爱情伴随的多是悲苦。那时候，徐悲鸿的身体一直很不好。1944年，他身患严重的肾病和高血压，医生甚至下了病危通知。“爱情使我牵挂，为了照顾病中的悲鸿，我放弃了学业。”徐悲鸿住院时，都是廖静文陪在身边。“他住院时我们没什么钱，他剩的饭菜我就拿到医院外面吃，为不让他知道，还要说是在外面吃过好的了，有时候一面吃一面眼泪就掉下来了……”
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读书时，廖静文不乏追求者。她的一个同学十分不解，写信给她，说你爱这么一个人，为的是什么?廖静文淡然：什么都不为，因为一 份爱情，因为徐悲鸿这个人。
徐悲鸿在她眼中很了不起。在徐悲鸿身边工作的日子，廖静文看到了他为中国美术事业奉献着无比的热情，看到了他对学生的培养和关心，看到了学生对他发自内心的尊敬。“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真正的艺术家……他对祖国感情很深，常紧锁着眉头忧心国家的命运；他爱憎分明，人也非常仗义直爽。”廖静文看在眼中。渐渐萌发了在这个孤独的艺术家身边照顾他的想法。然而，年龄问题一直是阻碍两个人发展的绊脚石。“那个时候，我的家庭是很好的，我父亲、我姐姐都强烈地反对我和他的婚姻。和悲鸿在一起不容易，经过了很多困难，很多苦难。”
1945年底，廖静文和徐悲鸿结婚前，徐悲鸿为了和蒋碧薇解除早已名存实亡的婚姻关系，答应给蒋碧薇100万元和100幅画。“尽管悲鸿当时月收入才3000元，一向忍让的他还是答应了蒋碧薇，可她竟又将28幅悲鸿的作品退回要求重画，甚至想自己到画室随意挑选。悲鸿无奈，只得先在许多画上题上一些字，表明是送给我的，实在是怕她拿走。事实上蒋手中的画有许多都被她卖掉了。为了还清她索要的画债悲鸿当时日夜作画，拼命工作，终于积劳成疾。”廖静文认为，没有那一段日子的操劳，悲鸿后来也不会英年早逝。
“他离婚都把钱用光了，我们结婚时连一个新的被子也没买。结婚以后，悲鸿非常省俭，他爱画爱到骨髓里面去了，有点钱都要去买画，买齐白石的，傅抱石的，现代的有成就的画他都买。他学生有困难的时候他也去帮助学生，而他自己过很苦的生活。我跟悲鸿在一起没有过过好的生活，也没有穿过很好的衣服。他都是去旧货市场买鞋子来穿。平时穿西装都是买旧的。我也是一直买旧衣服穿，我都听他的。”廖静文说，悲鸿可以出手大方地接济朋友和学生，可以一掷千金地购买书画，对自己却是简朴到近乎苛刻的程度。
结婚半年后，徐悲鸿担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一职，廖静文随他来到北平，并先后生下一儿一女。一家4口的生活慢慢步入正轨。当时，廖静文很辛苦，她每天不仅要料理家务，还要照顾徐悲鸿的生活并且在他工作上遇到困难的时候，给予强大的支持。但是廖静文觉得非常愉快。也很满足。然而幸福的日子只维持了7年，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1953年9月，徐悲鸿突发脑溢血去世，那时廖静文才刚满30岁，仅仅和他度过7年的婚姻生活。“悲鸿是开会的时候脑溢血死的，他太累了。他把他的一生都献给国家。可惜他死得太早了，58岁。他死了以后我在他的身上摸到了3块水果糖，就是他预备带回家给我和小孩吃的。当时我撕心裂肺地哭，我不能接受这个事实。我觉得我们曾经一起走过很多艰难与共的道路，一起甘苦与共的，他怎么能丢下我走掉呢?我当时连死的心都有了，恨不得自己也跟他去了。我拿着这3块水果糖，紧紧地握在手里。”廖静文说：“有人说过，有的人死了，但他还活着。我感觉悲鸿就是这样的。我觉得他还活着，他没有死，因为这么多人还在怀念他，纪念他，我也感到很欣慰。”她说，我经常在梦里见到他。“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太短了，我真希望有天堂或是黄泉，我能再看到他。”没有人能够知道，当年他们的生活是怎样的简朴和节省，他们都把省下的钱都用来帮助那些穷学生和购买书籍，徐悲鸿临死才穿上一双新皮鞋。
为将来生活计，徐悲鸿以廖静文的名义买了房，并将部分精品题上了“静文爱妻存”落款。然而。在徐悲鸿去世当天，廖静文就把存放他作品和藏品的房间钥匙交给了时任文化部部长的茅盾，把家藏的徐悲鸿本人留下的1250幅作品，和他收藏的唐朝以来历代名家书画作品1000余件，以及各种珍贵图书、碑帖等1万余件文物全部无偿捐献给国家——尽管亲朋好友善意相劝“应为自己留下一些作品和藏品呀”、“要为孩子考虑，为以后的生活留些依靠和保障啊”，可廖静文没有丝毫犹豫：“这些作品和藏品耗尽了悲鸿毕生的心血，凝聚了他对国家和人民深沉的爱。我能据为己有吗，不能，决不能!”
“当时一个画画的比利时男爵曾跟我说，丈夫死后妻子可以捐出自己继承的遗产，但是没有权利支配子女继承的遗产，而是要等他们成年以后自己决定，但当时我们国家根本没有继承法，而且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我就运用了中国人最古老的传统：家长制。我说捐就捐了。”日后，廖静文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此说：“我这样做，也是实现悲鸿生前的意愿。悲鸿生前不止一次对我说过，他是为了我们的国家而保存这些作品的。他曾经竭尽全力收购和保护它们，惟恐它们流失到国外去。他是人民的艺术家，他的作品和他的收藏都应该属于人民。”
日后，廖静文虽然从来没想过会得到“全国文物保护先进工作者”的称号，但对于这个称号，她是受之无愧的。
自从失去徐悲鸿后，不少关心她的好友问廖静文是否再组织新的家庭，她都坚决拒绝了，说“我这一辈子只会爱悲鸿一个人”，谁知有一个人却偏偏进入了她的生命。
一天，廖静文带孩子去大连的姐姐家，在火车上结识了一位在金州服役的黄姓军官，孩子们很喜欢这个高大英俊的叔叔。而他也对廖静文产生了好感，于是，他和她们一家成了朋友。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他终于鼓足勇气向她表明爱意。“他多次写信向我表白，说他非常敬重悲鸿，想分担我的责任，我都拒绝了。我明确告诉他我心中容不下另一个男人，可他并不死心。”廖静文被他的真诚感动，于是接受了他的感情，但是，她也一再强调，徐悲鸿永远活在她的心中。他表示理解，于是。他们结婚了。
然而，婚后的生活并不幸福。“事实证明，我们是不相容的，因为我的工作、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围绕悲鸿而存在的，包括家里的摆设，孩子们与我交谈的内容，他永远感觉到自己是个外人。这个家的男主人其实还是悲鸿，任何人都无法替代。曾经沧海难为水，我想，我这一辈子，为悲鸿而活才踏实，他是个大海，已经融入到我生命的最深处，我至死也不会遗忘他。”廖静文对徐悲鸿的思念与日俱增，她感觉对方并没有像承诺的那样，理解并尊重她对悲鸿的感情。在失望中，他们离婚了。回忆起这段感情，廖静文坦陈：“这是我一生最遗憾的一件事。”
生命和情感跟：纪念馆紧紧相连
1954年，廖静文把自己位于北京火车站附近的房子捐出来当成徐悲鸿纪念馆的馆舍。后因修建地铁，徐悲鸿纪念馆迁址。
当年，她自己则把两个孩子放在家中，进入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读书，目的是为徐悲鸿写一本传记。“当时每走一步都是很沉重的，第一是我很悲痛，丈夫刚刚死，第二就是我的两个孩子那么小，放在家里，我不能照顾他们，我必须住校。在上课的时候有时候听着讲，听着听着这眼泪就把书打湿了，书上就一大片眼泪。”
“悲鸿的一生深深地感动着我，为了让他的精神影响更多的人，我要为悲鸿写本书。在我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徐悲鸿纪念馆亟需人手，我毅然退学回到纪念馆。我把整个生命都放在了纪念馆。从1957年徐悲 鸿纪念馆建成，一直到今天，再也没有离开过纪念馆，一生的精力都放在了这里，保护、研究、宣传悲鸿的艺术。”据悉：《我的回忆——徐悲鸿一生》自1982年出版后，迄今已加印10多次，发行80多万册，还被译成英、法、日、俄等多种文字。
保护徐悲鸿留下的作品和收藏被廖静文看作是自己的生命，在最困难的“文革”时期，徐悲鸿的作品要被销毁。“‘文革’时，红卫兵老来打我，好几次几乎把我打死，一次打得我休克了，拿凉水泼了很久才回过神来。”一次廖静文无意间听到几个人说，“这堆破纸要它们干吗，干脆烧了算了”，她心急如焚，赶快让家里人送信到中南海，去找周恩来总理。“那时我满身是伤，只能趴在床上写信。周总理知道后，就迅速派人把这批作品转移到了故宫。”当时廖静文也不知道这些作品被保护到哪里了，但她知道只要总理过问了，它们就一定会得到很好的保护。一颗悬着的心这才放下了，原来“总理想办法把馆里所有的收藏送到故宫太和殿旁的一个大殿里锁起来，一放就是13年。因为那里面太潮湿了，等再拿出来的时候几乎都发霉了，一些油画上的色块也掉了下来”。日后，廖静文为修复那些珍贵的油画而作自己的努力。
在“文革”浩劫中，原徐悲鸿纪念馆被毁。怎样更好地保护悲鸿画作，是廖静文的心头大事。她思前想后，下了决心：必须重建徐悲鸿纪念馆，让悲鸿的作品有容身之所、展出之地!可是怎么建?找谁建?在那个年代，这谈何容易?
廖静文想到了毛泽东主席。在徐悲鸿去世时，毛泽东曾给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廖静文写过一封亲笔信。询问有没有什么困难，当时她没提任何要求。现在她决定立即给毛主席写信，向主席提这惟一要求——重建徐悲鸿纪念馆!
“很快，主席作了指示，一个专门的修建工作小组迅速成立。周总理尽管当时在重病之中，还特别关心这件事，几次问秘书，徐悲鸿纪念馆建成了没有。”当年，一个接一个的困难，又一次摆在这个柔弱女子面前。“盖馆的时候，我跑了10年，求了好多人。首先是选址，看了好多房子，好不容易选中的几处都莫名其妙地泡汤了，最后终于确定了现在的馆址(新街口北大街)。因为我们是国家立项建馆的，这里原来住的36户人家就要搬家。当时政府分给搬迁户的房子在城外，这里的老百姓不愿搬。我每天早上一起床连饭都不吃，就找房管局负责人，求他给我们城内的房子。房管局的人都说，这老太太有精神病啊，天天一早就站到这里来了……后来那个负责人终于动了怜悯之心，给出了城内的36套房子，这才腾出地方来。”
困难还不止这些。“房子拆了，还要有设计员设计，要有施工队施工。要动手盖了，没有材料，我又跑到市建委，领导说，不止你们一家，已经有20多家都没有材料停工了。后来实在等不及了，我就找到市房修二公司经理冯光斗，我说你到故宫保存画的地方去看一看，好多画都发霉了，锁在那里13年了，我看着实在心疼啊。这个冯光斗不错，他看了以后就拍板：材料我们先给你垫上，以后材料批下来再还我们。”
1983年，徐悲鸿纪念馆终于建成了，廖静文已步人花甲之年。一些了解纪念馆修建过程的人感慨地说，没有廖静文，就没有这座纪念馆；这座纪念馆，甚至可以说是用她的眼泪盖成的。
在“文革”中，被放置在故宫的油画不少颜色剥落，出现龟裂。廖静文心疼得不得了，直掉泪。
迅速请专家鉴定：严重损坏的27幅、一般损坏的52幅。廖静文马上着手修复。我国当时的修复技术落后，修复这类大型油画有很大难度，廖静文就通过在法国留学的儿子找来卢浮宫油画修复专家；修复需要大量资金，为了尽量减少费用，她和儿子对法国专家发动情感攻势，陪他们在华游览，讲了资金的困难和修复的决心，最后和这些专家成了朋友，也使费用减少到最低。
经过法国专家的精心修复，《田横五百士》、《傒我后》等大型油画先后修复完好。由中国油画学会会长詹建俊教授等4位专家组成的专家组对此进行了深入检测和鉴定，对修复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一些专家感佩地说，修复得太成功了!你们真是把这些珍贵的画作抢救回来了!
徐悲鸿纪念馆建成后，她天天到馆，风雨不误。馆里的大小事务她都亲自过问，中外来访的朋友和观众，她只要有时间，都会热情接待。她还在馆内建起了“徐悲鸿画室”，聘请美院教授执教，为国家培养艺术人才。此外，每年纪念馆都要挤些钱捐给“希望工程”，扶助那些贫困家庭的孩子……
耄耋之年守望不老的真情
“两个孩子都是从小学习画画和钢琴，我每个礼拜都要雇一辆三轮车，带他们去老师那里上课，很少缺席。孩子从小就没有父亲是很可怜的。两个孩子都很努力，学习上从没有让我操过心，很少需要督促，从小学到高中再到大学，成绩一直很好。”
“文革”时，廖静文挨红卫兵批斗时，“要我承认我是特务，悲鸿也是特务。因为悲鸿那么穷怎么能够去外国留学的，就说是国民党特务。说我呢，这么年轻嫁给他，一定是政治上有勾结的，也是特务，就打我，要我写出悲鸿是特务。你想，如果承认了，我对得起自己，对得起悲鸿吗?坚决不承认的后果就是被打得昏迷了几次，痰里都渗出血丝了”。被折腾得死去活来的廖静文心灰意冷时也想到了触电，“但是每一次我走近电灯的时候，我就好像听见孩子在叫妈妈，我觉得我要忍受下来，一听见孩子们叫妈妈的声音，我的女儿还没高中毕业，儿子刚上大学，他们那么小就没有了父亲。不能再没有母亲，为了我的儿女我也要咬咬牙活下去，就这样没有死，最终熬过了那段黑暗的岁月”。廖静文回忆说：“对于悲鸿的去世，我除了怀念，更多的是追悔。那一天，他连续出席了一整天的会，最后又去参加一个国际文化交流宴会，突发了脑溢血，我接到电话赶过去时他已经被人们扶着躺在了沙发上，看见我，他说：‘孩子们怎么没来?’这是我听到的他的最后一句话。在医院守了3天，他昏迷了，一句话没说就走了……我知道他很惦记两个年幼的孩子。即使为了悲鸿，我也要用尽全力。”
廖静文和徐悲鸿的两个孩子徐庆平和徐芳芳曾分别在法国和美国留学，一个学习艺术，一个学习管理。如今，女儿徐芳芳在美国定居，没在她身边。徐庆平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徐悲鸿美术学院院长、徐悲鸿纪念馆副馆长。她也没有和儿子住在一起，一个人独立生活。
言及徐悲鸿与蒋碧薇所生的两个孩子，廖静文说：“悲鸿与蒋碧薇生的两个孩子一个比我小4岁，一个比我小6岁，我们非常要好，他们对我都以‘寄母’相称，不是‘继母’。按悲鸿江苏老家的习俗，‘寄母’指寄养在别人家的孩子对女主人的称呼，我爱悲鸿，就一定会对他的孩子好。当年他女儿见我那么不易地跟着悲鸿过苦日子就非常同情我，因为她母亲一直生活得很阔绰。”
自18岁离开家乡湖南后。廖静文曾4次回家乡：第一次是1959年回家埋葬父亲，当时她36岁：第二次是1994年浏阳社港建镇时她受邀返乡：第三次是2001年 湖南省博物馆在长沙举办徐悲鸿画展；第四次是2005年参加在家乡举行的齐白石艺术节。“我祖母、父母和大哥都葬在长沙县东乡的双江村。回家乡时，我曾带儿子来到了亲人墓前，我是为了还债而去，我在墓前放声痛哭。人都是爱自己的故乡的。我虽然在北京，但我的心常常飞到了家乡的大山上。故土难离呀!但年纪大了。要回来很难哟!”
廖静文住在离徐悲鸿纪念馆很远的西郊，但每天仍然坚持上班，依旧每天往返于家与纪念馆之间。每天早上7点多起床，然后到纪念馆上班，她总是先走到徐悲鸿铜像前喃喃自语：“悲鸿，我又来陪你了……”
她说，自己平时没有什么娱乐，因为听力不太好，所以不能看电视和听音乐，有时看看书报，散散步，有时画画中国画。“悲鸿很喜欢我唱歌，悲鸿在的时候我经常唱。原来我还喜欢打打乒乓球，不过现在老了，打不动了。”在孤单寂寞的时候，她常常阅读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的小说，还尝试着学作旧体诗。有时，她会坐在家中，静静聆听儿子弹奏的钢琴，在琴声中追忆徐悲鸿往日的温情话语。
在廖静文家里，惟一挂在墙上的字画就是一幅徐悲鸿的肖像油画。她每天走在屋子里反反复复地看着挂在墙中央的悲鸿像，总觉得挂在那儿不合适，反复地调换位置，自己总也不满意。一次，她又将画像拿下来，自己去往墙上钉，结果把腿摔坏了。当朋友去看她时，大家就责怪她：“为什么自己上去钉，不让阿姨去钉?”她说：“阿姨60多岁了，如果把她摔坏了，我不得养她一辈子啊?”大家全笑了。“60多岁的都怕摔坏了，80岁的就不怕摔坏了吗?”廖静文也微微地笑了。这时，大家都释然：她对徐悲鸿的情份太重了，或许只有将徐悲鸿的像时时刻刻放在她心上才能安心，也只有她亲手钉在墙上她才放心。
在徐悲鸿纪念馆的几个陈列室，陈列着徐悲鸿的主要作品数百幅。从素描到油画再到书法不一。其中有一幅徐悲鸿于1926年在法国所作的作品《箫声》，图画上描绘的是一个吹箫的女孩，通过萧声来表达在国外的他当时对祖国的思念。“我觉得这幅作品无论是从描绘技术，还是色彩、主题表达等各个方面都是无可挑剔的，这是我心里认为的悲鸿最有价值的一幅作品。”廖静文还说：“我最喜欢《田横五百士》、《愚公移山》、《漓江春雨》、《群马》等作品，前两幅都寓意了在当时的黑暗统治下，中国人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尤其是1940年创作的《愚公移山》是抗战最艰苦的时候他在印度创作的。《漓江春雨》则打破传统的山水画法，用大量的不同层次的水墨表现烟雨蒙蒙的桂林山水，这在当时绝对是创新，尽管现在成了许多人都会用到的画法。而悲鸿最有名的是画马，他用黑白明暗的墨块来塑造形体，融进了西方素描的技巧，这种画马的方式在中国是前无古人的。”
廖静文坦言，徐悲鸿作为绘画大师在中国美术史上做出的最大贡献“有两点最明显，其一他主张用画素描来打基本功，他本人就画过上千张人体素描：其二是洋为中用，主张传统绘画手法的变革。经过不懈摸索，他这个从农村小河边走出来的人最终走向了世界，在国际上产生了一定影响后又回到中国，全面推行新式绘画教育，对复兴祖国美术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我不敢想像中国美术史上没有悲鸿”。
“灯灰已入夜，无计细相思。魂已随君去，追随弗不离。”这是徐悲鸿早年赠给廖静文的一首小诗。半个多世纪了，他们就是这样魂魄相守，不离不散，为艺术倾注了毕生心血。作为“中国近代美术之父”徐悲鸿的妻子，廖静文一直是徐悲鸿纪念馆馆长，她的生活处处都烙上了徐悲鸿的印痕。
“由于悲鸿的画是属于国家的，每次他的作品出来展览都要得到政府的批准，而且都要保险，最高保险价是一张1000万元。我们已经给悲鸿办了好几十次画展，去了好多城市，还有国外，但每个城市只去一次。悲鸿的画影响了很多人，他的学生都继承了他的精神。”每次开展览，廖静文都会亲自选画。廖静文对所有画作视如珍宝：“平时都是放在恒温仓库里，这些画都很娇贵，自然光里的紫外线就能伤害到，展览一次就会受伤一次，所以每年都要花费很多钱来保护。”每次遇到徐悲鸿的作品展出，她都会亲自到场“审查”，生怕展馆条件不好。对画作有影响。
“悲鸿走了，但是他的画、他的精神依然活着。”廖静文对纪念馆充满深情，她说：“我死了，就在纪念馆的旁边挖个坑，把我的骨灰埋在里边，我要永远守着这个馆。没有别的，我就希望这个馆越建越好，在美术界还能够产生悲鸿在的时候一样的影响。”
“我现在最盼望什么呢?就是中国人说的‘地下黄泉’，所有的人死了以后都要在那里相见。我希望我死了以后，可以和悲鸿在‘地下黄泉’相见。你不知道我有多么想再看见他。再看见他的时候，我会靠在他的胸脯上，向他诉说我这几十年来是怎么度过的，是怎么样想念他的。我要把我的痛苦都告诉他。”她说，每年的清明节去扫墓的时候都会和悲鸿说说话：“我觉得悲鸿在等我。每次我到他墓前的时候，好像能透过大理石看见他的面容，还是那么清楚。”
的确，廖静文老了，毕竟已步入耄耋之年。岁月不饶人，然而她的爱情没有老，在徐悲鸿离开她后的半个多世纪的光阴里，她每一天都在为心爱的男人而活着，守望一辈子的真情。
潇湘淑女与画坛大师的邂逅
1923年，廖静文出生在湖南浏阳县(今浏阳市)社港一个贫苦知识分子家庭。6岁时全家迁居长沙，先后在长沙市十一小学、周南女中读书。
2005年4月，周南中学建校100周年。这一年，周南中学北京校友会提议开办女生部，并考虑将女生部命名为“蔡畅班”、“开慧班”、“警予班”、“静文班”等。谈到这里，廖静文马上谦和地说：“不要谈我，我没做什么，我微不足道。要多谈革命先烈，比如向警予，在就义的前一天，国民党派她的同学、国民党高官的夏太太来劝降，向警予宁死不屈，劝降的夏太太都被感动的流泪了。第二天向警予就英勇就义了，这就叫共产党员，要多谈这些人。”当校友请求她题词时，廖静文带着病体用颤抖的手为母校周南题写：“三湘七泽有斐声——贺母校周南百年华诞。”
在参加北京校友会时，她深情回忆：“我1935年12岁时进周南读初中，1941年18岁时高中毕业，共6年时间，我整个青少年在周南度过。我不能忘记朱剑凡先生(校长)，周南是我通向人生的桥梁，金色的桥梁。在那里我形成了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是周南精神指引我怎么做。”
接着，她风趣地说：“1993年，我受台湾教育基金会邀请，在台湾举办‘悲鸿画展’9天时间，所有活动及进餐都排不过来，周南校友会请吃饭，基金会没安排，我不同意。别的饭可以不吃，周南校友会的饭一定要吃。谁都不在乎吃饭，主要是大家谈谈心回忆回忆我们在周南的情况。”她的话，搏得到会130多位老大姐的热烈掌声。
她还记得：“(20世纪)30年代周南学生没有畏惧，为了反对日本侵略，我们上街游行、发传单、喊口号、嗓子都喊哑了。周南不愧革命的摇蓝。每次谈到周南的革命家，我就要流泪了。我们要永远继承周南传统，永远发扬革命家的精神。”说到这里，廖静文眼中满含泪水。
廖静文和徐悲鸿相遇时很年轻，只有19岁。“我们的相识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本来我在长沙有名的周南女中读书，高二时还是学生会主席，我的理想是考大学像居里夫人一样从事化学研究，虽然当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湖南商学院，可我不想去上，而是想到广西去上学。没想到因为战乱，等我到了广西才发现错过了报名期，只好在‘抗战文艺演出团’找了份唱歌的工作。因为不满他们把几个从沦陷区来的姐妹裁掉，我打抱不平未果后执意要离开。几个月后，看到报纸上面登着‘重庆美术学院的筹备处在桂林招考图书管理员’的消息，我就去报名了。当时只招一个人，但是参加考试的有好几十人，我想我肯定不是他们的竞争对手。后来接到一个通知叫我去口试，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当时已有相当大名气的悲鸿。他告诉我这次笔试我的成绩是最好的，100分。他问我为什么想去重庆，我就实话说想去那儿上大学，说完便后悔。谁愿意要一个不安心工作的人呢?没想到先生还鼓励我说：‘人要有大志向，很好。’我一下觉得他这人很大度，一点也不自私。”
“相识就这样偶然。那时我还是一个女学生的模样，穿着蓝布旗袍，梳着没有烫过的短发。而他已经是一位47岁的‘老人’了。”说着，廖静文还仔细地描述了对徐悲鸿的第一印象：“那时他的头发已经斑白，面色有点憔悴，但是他脸的轮廓非常美。当时我完全把他当成一位长者、一位老师来看待。”
那时他们住在重庆磐溪，徐悲鸿与发妻蒋碧薇所生的女儿徐静斐这样回忆第一次见到廖静文的情景：他们一群人到青城山去写生，那时的廖静文细细长长的个子，长得很漂亮，十分文静，常常一个人坐到黄果树下静静地看书。
廖静文说自己做梦也没想到会嫁给他，“我一心想上大学，我的偶像是居里夫人，还想当个作家。当时悲鸿到处奔波，家庭已经破裂，我出于尊敬和同情对他生活上多加照顾，绝不是‘第三者’，感情慢慢变成爱情那是以后的事”。
工作之余，廖静文总愿意帮助徐悲鸿处理一些工作和生活上的琐事。这时，徐悲鸿已和妻子分居8年，过着寂寞孤独的生活。在朝夕相处之间，廖静文的心里渐渐萌发了一种很特别的感情，直到那么一天，她突然意识到，这便是爱慕之情。， 那天晚上，她听见徐悲鸿在院子里走来走去，也披件大衣下去了。她关心地说了句：“我觉得您好像有很多痛苦。”被说中心事，徐悲鸿沉重地说：“小鬼。你不要管我的事情了。我已经告诉过你，我8年无家可归了。”廖静文心疼地说：“你一定会冷的。”随手把大衣披在了他的身上。
第二天，廖静文病了，感冒发烧，只有徐悲鸿一个人知道病因：她把大衣给他，自己反倒着凉了。所以，每天徐悲鸿都要到廖静文床前探望她，摸摸她的头，给她量体温。而每天，廖静文都在盼望着他的到来中度过。
一种不同寻常的感情在两人之间蔓延开来。把轻纱捅破的是廖静文。有一次，天快黑了，徐悲鸿还没有来，她等了又等，想到他大概把自己忘了，便再也忍不住，伤心地哭起来。正好这时，徐悲鸿来了，廖静文不知哪来的勇气，直直地说：“我哭是因为你今天没有来。”简单的表白深深地感染了徐悲鸿，两个心灵相通的人走到了一起。
“他说他喜欢我单纯。很多人给他介绍对象，，他都不要，他要一个单纯的人。”廖静文回忆说：“他比我大28岁，我跟他结婚经过了很多困难。我们恋爱好几年，悲鸿跟我讲，如果你家里反对怎么办呢，我说那我就不结婚，在你身边照顾你。悲鸿说，你知道吗，不结婚就没有社会地位。我不懂，悲鸿说，你什么都不懂，都不要，你真像一张白纸一样。”提起那段时光，廖静文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光彩。她说，那是她一生中最轻松、最快乐的一段时光。
这一年，廖静文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成都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化学专业。“我读书时，悲鸿说，我可以等你4年，如果4年后你爱上了别人我也毫无怨言。人生像个谜，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与他的相遇，改变了我的一生。”
甜蜜而苦涩的感情生活不堪回首
爱情是纯朴而甜蜜的，但是这场爱情伴随的多是悲苦。那时候，徐悲鸿的身体一直很不好。1944年，他身患严重的肾病和高血压，医生甚至下了病危通知。“爱情使我牵挂，为了照顾病中的悲鸿，我放弃了学业。”徐悲鸿住院时，都是廖静文陪在身边。“他住院时我们没什么钱，他剩的饭菜我就拿到医院外面吃，为不让他知道，还要说是在外面吃过好的了，有时候一面吃一面眼泪就掉下来了……”
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读书时，廖静文不乏追求者。她的一个同学十分不解，写信给她，说你爱这么一个人，为的是什么?廖静文淡然：什么都不为，因为一 份爱情，因为徐悲鸿这个人。
徐悲鸿在她眼中很了不起。在徐悲鸿身边工作的日子，廖静文看到了他为中国美术事业奉献着无比的热情，看到了他对学生的培养和关心，看到了学生对他发自内心的尊敬。“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真正的艺术家……他对祖国感情很深，常紧锁着眉头忧心国家的命运；他爱憎分明，人也非常仗义直爽。”廖静文看在眼中。渐渐萌发了在这个孤独的艺术家身边照顾他的想法。然而，年龄问题一直是阻碍两个人发展的绊脚石。“那个时候，我的家庭是很好的，我父亲、我姐姐都强烈地反对我和他的婚姻。和悲鸿在一起不容易，经过了很多困难，很多苦难。”
1945年底，廖静文和徐悲鸿结婚前，徐悲鸿为了和蒋碧薇解除早已名存实亡的婚姻关系，答应给蒋碧薇100万元和100幅画。“尽管悲鸿当时月收入才3000元，一向忍让的他还是答应了蒋碧薇，可她竟又将28幅悲鸿的作品退回要求重画，甚至想自己到画室随意挑选。悲鸿无奈，只得先在许多画上题上一些字，表明是送给我的，实在是怕她拿走。事实上蒋手中的画有许多都被她卖掉了。为了还清她索要的画债悲鸿当时日夜作画，拼命工作，终于积劳成疾。”廖静文认为，没有那一段日子的操劳，悲鸿后来也不会英年早逝。
“他离婚都把钱用光了，我们结婚时连一个新的被子也没买。结婚以后，悲鸿非常省俭，他爱画爱到骨髓里面去了，有点钱都要去买画，买齐白石的，傅抱石的，现代的有成就的画他都买。他学生有困难的时候他也去帮助学生，而他自己过很苦的生活。我跟悲鸿在一起没有过过好的生活，也没有穿过很好的衣服。他都是去旧货市场买鞋子来穿。平时穿西装都是买旧的。我也是一直买旧衣服穿，我都听他的。”廖静文说，悲鸿可以出手大方地接济朋友和学生，可以一掷千金地购买书画，对自己却是简朴到近乎苛刻的程度。
结婚半年后，徐悲鸿担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一职，廖静文随他来到北平，并先后生下一儿一女。一家4口的生活慢慢步入正轨。当时，廖静文很辛苦，她每天不仅要料理家务，还要照顾徐悲鸿的生活并且在他工作上遇到困难的时候，给予强大的支持。但是廖静文觉得非常愉快。也很满足。然而幸福的日子只维持了7年，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1953年9月，徐悲鸿突发脑溢血去世，那时廖静文才刚满30岁，仅仅和他度过7年的婚姻生活。“悲鸿是开会的时候脑溢血死的，他太累了。他把他的一生都献给国家。可惜他死得太早了，58岁。他死了以后我在他的身上摸到了3块水果糖，就是他预备带回家给我和小孩吃的。当时我撕心裂肺地哭，我不能接受这个事实。我觉得我们曾经一起走过很多艰难与共的道路，一起甘苦与共的，他怎么能丢下我走掉呢?我当时连死的心都有了，恨不得自己也跟他去了。我拿着这3块水果糖，紧紧地握在手里。”廖静文说：“有人说过，有的人死了，但他还活着。我感觉悲鸿就是这样的。我觉得他还活着，他没有死，因为这么多人还在怀念他，纪念他，我也感到很欣慰。”她说，我经常在梦里见到他。“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太短了，我真希望有天堂或是黄泉，我能再看到他。”没有人能够知道，当年他们的生活是怎样的简朴和节省，他们都把省下的钱都用来帮助那些穷学生和购买书籍，徐悲鸿临死才穿上一双新皮鞋。
为将来生活计，徐悲鸿以廖静文的名义买了房，并将部分精品题上了“静文爱妻存”落款。然而。在徐悲鸿去世当天，廖静文就把存放他作品和藏品的房间钥匙交给了时任文化部部长的茅盾，把家藏的徐悲鸿本人留下的1250幅作品，和他收藏的唐朝以来历代名家书画作品1000余件，以及各种珍贵图书、碑帖等1万余件文物全部无偿捐献给国家——尽管亲朋好友善意相劝“应为自己留下一些作品和藏品呀”、“要为孩子考虑，为以后的生活留些依靠和保障啊”，可廖静文没有丝毫犹豫：“这些作品和藏品耗尽了悲鸿毕生的心血，凝聚了他对国家和人民深沉的爱。我能据为己有吗，不能，决不能!”
“当时一个画画的比利时男爵曾跟我说，丈夫死后妻子可以捐出自己继承的遗产，但是没有权利支配子女继承的遗产，而是要等他们成年以后自己决定，但当时我们国家根本没有继承法，而且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我就运用了中国人最古老的传统：家长制。我说捐就捐了。”日后，廖静文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此说：“我这样做，也是实现悲鸿生前的意愿。悲鸿生前不止一次对我说过，他是为了我们的国家而保存这些作品的。他曾经竭尽全力收购和保护它们，惟恐它们流失到国外去。他是人民的艺术家，他的作品和他的收藏都应该属于人民。”
日后，廖静文虽然从来没想过会得到“全国文物保护先进工作者”的称号，但对于这个称号，她是受之无愧的。
自从失去徐悲鸿后，不少关心她的好友问廖静文是否再组织新的家庭，她都坚决拒绝了，说“我这一辈子只会爱悲鸿一个人”，谁知有一个人却偏偏进入了她的生命。
一天，廖静文带孩子去大连的姐姐家，在火车上结识了一位在金州服役的黄姓军官，孩子们很喜欢这个高大英俊的叔叔。而他也对廖静文产生了好感，于是，他和她们一家成了朋友。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他终于鼓足勇气向她表明爱意。“他多次写信向我表白，说他非常敬重悲鸿，想分担我的责任，我都拒绝了。我明确告诉他我心中容不下另一个男人，可他并不死心。”廖静文被他的真诚感动，于是接受了他的感情，但是，她也一再强调，徐悲鸿永远活在她的心中。他表示理解，于是。他们结婚了。
然而，婚后的生活并不幸福。“事实证明，我们是不相容的，因为我的工作、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围绕悲鸿而存在的，包括家里的摆设，孩子们与我交谈的内容，他永远感觉到自己是个外人。这个家的男主人其实还是悲鸿，任何人都无法替代。曾经沧海难为水，我想，我这一辈子，为悲鸿而活才踏实，他是个大海，已经融入到我生命的最深处，我至死也不会遗忘他。”廖静文对徐悲鸿的思念与日俱增，她感觉对方并没有像承诺的那样，理解并尊重她对悲鸿的感情。在失望中，他们离婚了。回忆起这段感情，廖静文坦陈：“这是我一生最遗憾的一件事。”
生命和情感跟：纪念馆紧紧相连
1954年，廖静文把自己位于北京火车站附近的房子捐出来当成徐悲鸿纪念馆的馆舍。后因修建地铁，徐悲鸿纪念馆迁址。
当年，她自己则把两个孩子放在家中，进入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读书，目的是为徐悲鸿写一本传记。“当时每走一步都是很沉重的，第一是我很悲痛，丈夫刚刚死，第二就是我的两个孩子那么小，放在家里，我不能照顾他们，我必须住校。在上课的时候有时候听着讲，听着听着这眼泪就把书打湿了，书上就一大片眼泪。”
“悲鸿的一生深深地感动着我，为了让他的精神影响更多的人，我要为悲鸿写本书。在我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徐悲鸿纪念馆亟需人手，我毅然退学回到纪念馆。我把整个生命都放在了纪念馆。从1957年徐悲 鸿纪念馆建成，一直到今天，再也没有离开过纪念馆，一生的精力都放在了这里，保护、研究、宣传悲鸿的艺术。”据悉：《我的回忆——徐悲鸿一生》自1982年出版后，迄今已加印10多次，发行80多万册，还被译成英、法、日、俄等多种文字。
保护徐悲鸿留下的作品和收藏被廖静文看作是自己的生命，在最困难的“文革”时期，徐悲鸿的作品要被销毁。“‘文革’时，红卫兵老来打我，好几次几乎把我打死，一次打得我休克了，拿凉水泼了很久才回过神来。”一次廖静文无意间听到几个人说，“这堆破纸要它们干吗，干脆烧了算了”，她心急如焚，赶快让家里人送信到中南海，去找周恩来总理。“那时我满身是伤，只能趴在床上写信。周总理知道后，就迅速派人把这批作品转移到了故宫。”当时廖静文也不知道这些作品被保护到哪里了，但她知道只要总理过问了，它们就一定会得到很好的保护。一颗悬着的心这才放下了，原来“总理想办法把馆里所有的收藏送到故宫太和殿旁的一个大殿里锁起来，一放就是13年。因为那里面太潮湿了，等再拿出来的时候几乎都发霉了，一些油画上的色块也掉了下来”。日后，廖静文为修复那些珍贵的油画而作自己的努力。
在“文革”浩劫中，原徐悲鸿纪念馆被毁。怎样更好地保护悲鸿画作，是廖静文的心头大事。她思前想后，下了决心：必须重建徐悲鸿纪念馆，让悲鸿的作品有容身之所、展出之地!可是怎么建?找谁建?在那个年代，这谈何容易?
廖静文想到了毛泽东主席。在徐悲鸿去世时，毛泽东曾给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廖静文写过一封亲笔信。询问有没有什么困难，当时她没提任何要求。现在她决定立即给毛主席写信，向主席提这惟一要求——重建徐悲鸿纪念馆!
“很快，主席作了指示，一个专门的修建工作小组迅速成立。周总理尽管当时在重病之中，还特别关心这件事，几次问秘书，徐悲鸿纪念馆建成了没有。”当年，一个接一个的困难，又一次摆在这个柔弱女子面前。“盖馆的时候，我跑了10年，求了好多人。首先是选址，看了好多房子，好不容易选中的几处都莫名其妙地泡汤了，最后终于确定了现在的馆址(新街口北大街)。因为我们是国家立项建馆的，这里原来住的36户人家就要搬家。当时政府分给搬迁户的房子在城外，这里的老百姓不愿搬。我每天早上一起床连饭都不吃，就找房管局负责人，求他给我们城内的房子。房管局的人都说，这老太太有精神病啊，天天一早就站到这里来了……后来那个负责人终于动了怜悯之心，给出了城内的36套房子，这才腾出地方来。”
困难还不止这些。“房子拆了，还要有设计员设计，要有施工队施工。要动手盖了，没有材料，我又跑到市建委，领导说，不止你们一家，已经有20多家都没有材料停工了。后来实在等不及了，我就找到市房修二公司经理冯光斗，我说你到故宫保存画的地方去看一看，好多画都发霉了，锁在那里13年了，我看着实在心疼啊。这个冯光斗不错，他看了以后就拍板：材料我们先给你垫上，以后材料批下来再还我们。”
1983年，徐悲鸿纪念馆终于建成了，廖静文已步人花甲之年。一些了解纪念馆修建过程的人感慨地说，没有廖静文，就没有这座纪念馆；这座纪念馆，甚至可以说是用她的眼泪盖成的。
在“文革”中，被放置在故宫的油画不少颜色剥落，出现龟裂。廖静文心疼得不得了，直掉泪。
迅速请专家鉴定：严重损坏的27幅、一般损坏的52幅。廖静文马上着手修复。我国当时的修复技术落后，修复这类大型油画有很大难度，廖静文就通过在法国留学的儿子找来卢浮宫油画修复专家；修复需要大量资金，为了尽量减少费用，她和儿子对法国专家发动情感攻势，陪他们在华游览，讲了资金的困难和修复的决心，最后和这些专家成了朋友，也使费用减少到最低。
经过法国专家的精心修复，《田横五百士》、《傒我后》等大型油画先后修复完好。由中国油画学会会长詹建俊教授等4位专家组成的专家组对此进行了深入检测和鉴定，对修复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一些专家感佩地说，修复得太成功了!你们真是把这些珍贵的画作抢救回来了!
徐悲鸿纪念馆建成后，她天天到馆，风雨不误。馆里的大小事务她都亲自过问，中外来访的朋友和观众，她只要有时间，都会热情接待。她还在馆内建起了“徐悲鸿画室”，聘请美院教授执教，为国家培养艺术人才。此外，每年纪念馆都要挤些钱捐给“希望工程”，扶助那些贫困家庭的孩子……
耄耋之年守望不老的真情
“两个孩子都是从小学习画画和钢琴，我每个礼拜都要雇一辆三轮车，带他们去老师那里上课，很少缺席。孩子从小就没有父亲是很可怜的。两个孩子都很努力，学习上从没有让我操过心，很少需要督促，从小学到高中再到大学，成绩一直很好。”
“文革”时，廖静文挨红卫兵批斗时，“要我承认我是特务，悲鸿也是特务。因为悲鸿那么穷怎么能够去外国留学的，就说是国民党特务。说我呢，这么年轻嫁给他，一定是政治上有勾结的，也是特务，就打我，要我写出悲鸿是特务。你想，如果承认了，我对得起自己，对得起悲鸿吗?坚决不承认的后果就是被打得昏迷了几次，痰里都渗出血丝了”。被折腾得死去活来的廖静文心灰意冷时也想到了触电，“但是每一次我走近电灯的时候，我就好像听见孩子在叫妈妈，我觉得我要忍受下来，一听见孩子们叫妈妈的声音，我的女儿还没高中毕业，儿子刚上大学，他们那么小就没有了父亲。不能再没有母亲，为了我的儿女我也要咬咬牙活下去，就这样没有死，最终熬过了那段黑暗的岁月”。廖静文回忆说：“对于悲鸿的去世，我除了怀念，更多的是追悔。那一天，他连续出席了一整天的会，最后又去参加一个国际文化交流宴会，突发了脑溢血，我接到电话赶过去时他已经被人们扶着躺在了沙发上，看见我，他说：‘孩子们怎么没来?’这是我听到的他的最后一句话。在医院守了3天，他昏迷了，一句话没说就走了……我知道他很惦记两个年幼的孩子。即使为了悲鸿，我也要用尽全力。”
廖静文和徐悲鸿的两个孩子徐庆平和徐芳芳曾分别在法国和美国留学，一个学习艺术，一个学习管理。如今，女儿徐芳芳在美国定居，没在她身边。徐庆平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徐悲鸿美术学院院长、徐悲鸿纪念馆副馆长。她也没有和儿子住在一起，一个人独立生活。
言及徐悲鸿与蒋碧薇所生的两个孩子，廖静文说：“悲鸿与蒋碧薇生的两个孩子一个比我小4岁，一个比我小6岁，我们非常要好，他们对我都以‘寄母’相称，不是‘继母’。按悲鸿江苏老家的习俗，‘寄母’指寄养在别人家的孩子对女主人的称呼，我爱悲鸿，就一定会对他的孩子好。当年他女儿见我那么不易地跟着悲鸿过苦日子就非常同情我，因为她母亲一直生活得很阔绰。”
自18岁离开家乡湖南后。廖静文曾4次回家乡：第一次是1959年回家埋葬父亲，当时她36岁：第二次是1994年浏阳社港建镇时她受邀返乡：第三次是2001年 湖南省博物馆在长沙举办徐悲鸿画展；第四次是2005年参加在家乡举行的齐白石艺术节。“我祖母、父母和大哥都葬在长沙县东乡的双江村。回家乡时，我曾带儿子来到了亲人墓前，我是为了还债而去，我在墓前放声痛哭。人都是爱自己的故乡的。我虽然在北京，但我的心常常飞到了家乡的大山上。故土难离呀!但年纪大了。要回来很难哟!”
廖静文住在离徐悲鸿纪念馆很远的西郊，但每天仍然坚持上班，依旧每天往返于家与纪念馆之间。每天早上7点多起床，然后到纪念馆上班，她总是先走到徐悲鸿铜像前喃喃自语：“悲鸿，我又来陪你了……”
她说，自己平时没有什么娱乐，因为听力不太好，所以不能看电视和听音乐，有时看看书报，散散步，有时画画中国画。“悲鸿很喜欢我唱歌，悲鸿在的时候我经常唱。原来我还喜欢打打乒乓球，不过现在老了，打不动了。”在孤单寂寞的时候，她常常阅读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的小说，还尝试着学作旧体诗。有时，她会坐在家中，静静聆听儿子弹奏的钢琴，在琴声中追忆徐悲鸿往日的温情话语。
在廖静文家里，惟一挂在墙上的字画就是一幅徐悲鸿的肖像油画。她每天走在屋子里反反复复地看着挂在墙中央的悲鸿像，总觉得挂在那儿不合适，反复地调换位置，自己总也不满意。一次，她又将画像拿下来，自己去往墙上钉，结果把腿摔坏了。当朋友去看她时，大家就责怪她：“为什么自己上去钉，不让阿姨去钉?”她说：“阿姨60多岁了，如果把她摔坏了，我不得养她一辈子啊?”大家全笑了。“60多岁的都怕摔坏了，80岁的就不怕摔坏了吗?”廖静文也微微地笑了。这时，大家都释然：她对徐悲鸿的情份太重了，或许只有将徐悲鸿的像时时刻刻放在她心上才能安心，也只有她亲手钉在墙上她才放心。
在徐悲鸿纪念馆的几个陈列室，陈列着徐悲鸿的主要作品数百幅。从素描到油画再到书法不一。其中有一幅徐悲鸿于1926年在法国所作的作品《箫声》，图画上描绘的是一个吹箫的女孩，通过萧声来表达在国外的他当时对祖国的思念。“我觉得这幅作品无论是从描绘技术，还是色彩、主题表达等各个方面都是无可挑剔的，这是我心里认为的悲鸿最有价值的一幅作品。”廖静文还说：“我最喜欢《田横五百士》、《愚公移山》、《漓江春雨》、《群马》等作品，前两幅都寓意了在当时的黑暗统治下，中国人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尤其是1940年创作的《愚公移山》是抗战最艰苦的时候他在印度创作的。《漓江春雨》则打破传统的山水画法，用大量的不同层次的水墨表现烟雨蒙蒙的桂林山水，这在当时绝对是创新，尽管现在成了许多人都会用到的画法。而悲鸿最有名的是画马，他用黑白明暗的墨块来塑造形体，融进了西方素描的技巧，这种画马的方式在中国是前无古人的。”
廖静文坦言，徐悲鸿作为绘画大师在中国美术史上做出的最大贡献“有两点最明显，其一他主张用画素描来打基本功，他本人就画过上千张人体素描：其二是洋为中用，主张传统绘画手法的变革。经过不懈摸索，他这个从农村小河边走出来的人最终走向了世界，在国际上产生了一定影响后又回到中国，全面推行新式绘画教育，对复兴祖国美术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我不敢想像中国美术史上没有悲鸿”。
“灯灰已入夜，无计细相思。魂已随君去，追随弗不离。”这是徐悲鸿早年赠给廖静文的一首小诗。半个多世纪了，他们就是这样魂魄相守，不离不散，为艺术倾注了毕生心血。作为“中国近代美术之父”徐悲鸿的妻子，廖静文一直是徐悲鸿纪念馆馆长，她的生活处处都烙上了徐悲鸿的印痕。
“由于悲鸿的画是属于国家的，每次他的作品出来展览都要得到政府的批准，而且都要保险，最高保险价是一张1000万元。我们已经给悲鸿办了好几十次画展，去了好多城市，还有国外，但每个城市只去一次。悲鸿的画影响了很多人，他的学生都继承了他的精神。”每次开展览，廖静文都会亲自选画。廖静文对所有画作视如珍宝：“平时都是放在恒温仓库里，这些画都很娇贵，自然光里的紫外线就能伤害到，展览一次就会受伤一次，所以每年都要花费很多钱来保护。”每次遇到徐悲鸿的作品展出，她都会亲自到场“审查”，生怕展馆条件不好。对画作有影响。
“悲鸿走了，但是他的画、他的精神依然活着。”廖静文对纪念馆充满深情，她说：“我死了，就在纪念馆的旁边挖个坑，把我的骨灰埋在里边，我要永远守着这个馆。没有别的，我就希望这个馆越建越好，在美术界还能够产生悲鸿在的时候一样的影响。”
“我现在最盼望什么呢?就是中国人说的‘地下黄泉’，所有的人死了以后都要在那里相见。我希望我死了以后，可以和悲鸿在‘地下黄泉’相见。你不知道我有多么想再看见他。再看见他的时候，我会靠在他的胸脯上，向他诉说我这几十年来是怎么度过的，是怎么样想念他的。我要把我的痛苦都告诉他。”她说，每年的清明节去扫墓的时候都会和悲鸿说说话：“我觉得悲鸿在等我。每次我到他墓前的时候，好像能透过大理石看见他的面容，还是那么清楚。”
的确，廖静文老了，毕竟已步入耄耋之年。岁月不饶人，然而她的爱情没有老，在徐悲鸿离开她后的半个多世纪的光阴里，她每一天都在为心爱的男人而活着，守望一辈子的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