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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是我国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说起司马光，大家一般都能想到两件事：砸缸和编撰《资治通鉴》。司马光从小聪颖过人，六岁时由父亲亲自为他启蒙，七岁便开始学习《左氏春秋》，且能领会书中意思，十五岁便“于书无所不通”了。聪颖如此，司马光仍旧十分努力，每日苦读，凡有所学几乎是“终身不忘”。司马光年轻的时候就对史学书籍感兴趣，二十岁时赴科举考试，一举中第，但随后不久他的父母相继病逝，他回乡丁忧。没有官场纷扰，司马光潜心读书，每有感想便作文评论古今。又因为在家乡接触了真实的下层社会生活，了解了很多下层社会生活的实际情况，他在评论古人时，也在总结历代统治者为政的利弊得失。
司马光在阅读史书过程中发现自《春秋》之后，大部分史书卷帙浩大，普通人倾尽全力也难以掌握大概，很多人于是选择易懂的来读，繁难的典籍势必会渐渐无人问津。鉴于此，司马光生出了编写一本简明扼要的史书的念头，他曾对好友刘恕说：“予欲托始于周威烈王，韩、赵、魏为诸侯，下迄五代，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成一家书。”宋英宗对司马光历时两年编纂的《通志》一书赞赏有加，加之英宗自己也深爱历史，便下诏命司马光编历代君臣事迹，可以接续《通志》，由司马光自己选助手、挑地方。司马光选择了几位英才，第一位就是他曾经对其发感慨的刘恕，后又有刘窸、范祖禹加入其中。在制定了总则之后几人根据自己的专长分工，收集材料、草拟初稿之后交由司马光定夺。这样先作从目，后修长编，最后勒定成书的编纂模式被后人戏称为司马光修书三部曲，但这样一来，书稿的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都得到了保证。英宗病逝，神宗即位后初读司马光编纂的文章便大有感慨，认为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亲自写了一篇序文，并赐书名《资治通鉴》。
司马光耗费三十余年的心血，编著了这部二百九十四卷，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迄周世宗显德六年，跨度达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资治通鉴》集众家之长，广泛性非常大，正史、别史、杂史均有涉猎;跨越千余年，成书三百万字，除政治史之外，经济、文化、天文、历法、地理等诸多内容均有记述，且叙事准确，简明而完备。梁启超对《资治通鉴》的评价是：“文章技术，不在司马迁之下。”由此可见，《资治通鉴》既是中国编年体史书的一部巨著，同时也是一部了不起的文学杰作。
这篇《北魏孝文帝令用正音》即选自《资治通鉴》，与大家比较熟悉的另外一篇《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有异曲同工之妙。纵观世界政治史，治与乱都是交叠发生，但从发展来看，治是平稳地发展，乱则是动荡地发展，无论怎样，历史的车轮都在滚滚向前。赵武灵王摒弃宽袍大袖，推行胡服、鼓励骑射，来加强本国的防御能力。北魏孝文帝作为一位在历史上非常出名的政治家，他在位期间大力推行汉化改革。五岁即位，祖母冯太后着力对其培养，孝文帝二十四岁亲政，亲政后不久便做出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迁都洛阳。北魏达官贵人多为鲜卑人，他们世代居于北方，不愿到洛阳，迁都阻力非常之大。孝文帝为了能顺利达到迁都的目的，遂采取了“骗”的手段，假称出兵伐南齐，亲率20万大军及文武官员从平城向南进发。到达洛阳后，即下令暂时停留，他巡视汉魏晋故城殿址，察看洛河桥及太学的汉魏石经，时正值雨季，大军从平城到洛阳，士兵经过长途跋涉，疲惫不堪，众大臣纷纷跪于马前劝阻。孝文帝说，南征不可说停就停，形同儿戏;若不南征，只有定都洛阳。群臣无奈，只得同意。
定都洛阳后，孝文帝加大了汉化改革的力度。生活习惯首当其冲，孝文帝先下诏禁止鲜卑人穿民族服装，一律改着汉服。不到一年，又禁止说鲜卑话，但考虑到实际情况，暂规定以三十岁为界，三十岁以上暂时不做要求，三十岁以下的，在朝上必须说汉话，否则就要降职免官。
在这里北魏孝文帝用了“正音”这个说法，从《说文》来看“正，是也”，“政，正也”，正音即通行的标准语音。但于民族来说，中原的标准语音并不能代表鲜卑族的标准语音，但从发展来说，北魏孝文帝在自己的一系列改革中敏锐地发现了追随中原脚步的好处。不管是迁都、易服还是改姓、通婚等等，都加强了鲜卑民族对先进中原文化的了解，在一系列操作之后，鲜卑从原始的奴隶制社会顺利过渡到了封建社会。而语言的作用不能忽视，语言是贯穿于生活各个层面的，而且语言的发展也有其不平衡性，在中原地区发展到非常完善的汉语相较于鲜卑话优势非常明显。学习使用汉语对汲取汉民族千百年来积存下来的为国为政经验、科学技术成果、文学艺术成果等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
北魏孝文帝的魄力，司马光选取历史事件的独到与客观的眼光，都值得我们思考，中国的文人们、思想家们喜欢思考“舍得”二字，其实这也是一种辩证关系，权衡舍与得。司马光舍弃的是繁冗，保留的是可以作为借鑒的有意义的历史事件，并以此构建出了一定时期内的历史发展大框架;北魏孝文帝舍弃的是民族发展过程中取得的成就，求取的是更先进的文化、政治体制和科学艺术，并以此为基础谋求民族更大的发展。赵武灵王也是如此，赵武灵王不过早北魏孝文帝百余年，但他为了加强战斗力，胡服骑射，与北魏孝文帝所取之道相悖，但也是不折不扣为了边防稳定着想。以此种种为鉴，《资治通鉴》才多了那么多被人称赞的理由。
毛滂（1056——约1124），字泽民，衢州江山（今浙江江山）人。北宋词人。生于“天下文宗儒师”世家，父亲维瞻、伯父维藩、叔父维甫皆为进士。北宋元丰二年（1079），与西安（今浙江衢州）赵英结为伉俪。毛滂自幼酷爱诗文词赋，但他一生仕途不得志。元丰三年（1080）随父赴筠州（今江西高安），结识苏辙。七年出任郢州（今湖北钟祥）县尉。哲宗元佑间为杭州法曹，曾受苏轼赏识，苏轼赞其“文词雅健，有超世之韵”，荐之于朝。绍圣间为衢州推官。元符元年（1098） 改授武康县令，居舍名“尽心堂”，改建易名为“东堂”，在狱讼事毕的闲暇时吟咏其间，因以为号。崇宁、大观间为祠部副郎。宣和初以言语得罪，贬真定通判。蔡京当政时，他曾献谀词以求进用。宣和年间后期出京任秀州知州。
毛滂作品被时人评为“豪放恣肆”，“自成一家”。其诗“有风发泉涌之致，颇为豪放不羁”，其文“大气盘礴，汪洋恣肆，得二苏之一鳞半甲”，其词则“潇洒明润”“情韵特胜”。其《东堂词》内容丰富、情韵特胜，其中涉及情事的词作约40 首，占毛滂词作的五分之一;其娱乐词书写士大夫文人的闲情逸趣，达到了清超绝俗的境界，影响深远;其闲适词，标举高雅的生活情趣，展示其闲适自得和忘怀世事的洒脱情怀，甚或有意无意地张扬其离经叛道的个性，潇洒的生活作风、高雅的名士风范，为其赢得了不少后世士人的追慕;他寄情山水，自得其乐，几乎每到一地，都留下了脍炙人口的吟咏佳作;其咏物词作颇多，尤喜咏梅、月这类高雅脱俗之物。
民国薛砺若将北宋词分为柳永、苏轼、秦观、贺铸、毛滂五大家，称毛滂为“潇洒派之宗祖”。毛滂含英咀华，善于吸收他人长处，形成以潇洒、疏俊为主，而又兼豪迈、深婉、深沉等多样化的风格。他的词风“与贺方回适得其反，贺氏浓艳，毛则以清疏见长;贺词沈郁，毛则以空灵自适”，词作“有耆卿之清幽，而无其婉腻;有东坡之疏爽，而无其豪纵;有少游之明畅，而无其柔媚”。有的词作豪放，如“吸尽百川天上去，看长虹，携酒上高台，与君开壮怀”;而为妻子及亲友所作之词，又婉约有李清照风格，如“何处风来摇碧户。卷帘凝望，淡烟疏柳，翡翠穿花去……恁独坐、凭阑处，试问绿窗秋到否。”
司马光在阅读史书过程中发现自《春秋》之后，大部分史书卷帙浩大，普通人倾尽全力也难以掌握大概，很多人于是选择易懂的来读，繁难的典籍势必会渐渐无人问津。鉴于此，司马光生出了编写一本简明扼要的史书的念头，他曾对好友刘恕说：“予欲托始于周威烈王，韩、赵、魏为诸侯，下迄五代，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成一家书。”宋英宗对司马光历时两年编纂的《通志》一书赞赏有加，加之英宗自己也深爱历史，便下诏命司马光编历代君臣事迹，可以接续《通志》，由司马光自己选助手、挑地方。司马光选择了几位英才，第一位就是他曾经对其发感慨的刘恕，后又有刘窸、范祖禹加入其中。在制定了总则之后几人根据自己的专长分工，收集材料、草拟初稿之后交由司马光定夺。这样先作从目，后修长编，最后勒定成书的编纂模式被后人戏称为司马光修书三部曲，但这样一来，书稿的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都得到了保证。英宗病逝，神宗即位后初读司马光编纂的文章便大有感慨，认为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亲自写了一篇序文，并赐书名《资治通鉴》。
司马光耗费三十余年的心血，编著了这部二百九十四卷，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迄周世宗显德六年，跨度达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资治通鉴》集众家之长，广泛性非常大，正史、别史、杂史均有涉猎;跨越千余年，成书三百万字，除政治史之外，经济、文化、天文、历法、地理等诸多内容均有记述，且叙事准确，简明而完备。梁启超对《资治通鉴》的评价是：“文章技术，不在司马迁之下。”由此可见，《资治通鉴》既是中国编年体史书的一部巨著，同时也是一部了不起的文学杰作。
这篇《北魏孝文帝令用正音》即选自《资治通鉴》，与大家比较熟悉的另外一篇《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有异曲同工之妙。纵观世界政治史，治与乱都是交叠发生，但从发展来看，治是平稳地发展，乱则是动荡地发展，无论怎样，历史的车轮都在滚滚向前。赵武灵王摒弃宽袍大袖，推行胡服、鼓励骑射，来加强本国的防御能力。北魏孝文帝作为一位在历史上非常出名的政治家，他在位期间大力推行汉化改革。五岁即位，祖母冯太后着力对其培养，孝文帝二十四岁亲政，亲政后不久便做出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迁都洛阳。北魏达官贵人多为鲜卑人，他们世代居于北方，不愿到洛阳，迁都阻力非常之大。孝文帝为了能顺利达到迁都的目的，遂采取了“骗”的手段，假称出兵伐南齐，亲率20万大军及文武官员从平城向南进发。到达洛阳后，即下令暂时停留，他巡视汉魏晋故城殿址，察看洛河桥及太学的汉魏石经，时正值雨季，大军从平城到洛阳，士兵经过长途跋涉，疲惫不堪，众大臣纷纷跪于马前劝阻。孝文帝说，南征不可说停就停，形同儿戏;若不南征，只有定都洛阳。群臣无奈，只得同意。
定都洛阳后，孝文帝加大了汉化改革的力度。生活习惯首当其冲，孝文帝先下诏禁止鲜卑人穿民族服装，一律改着汉服。不到一年，又禁止说鲜卑话，但考虑到实际情况，暂规定以三十岁为界，三十岁以上暂时不做要求，三十岁以下的，在朝上必须说汉话，否则就要降职免官。
在这里北魏孝文帝用了“正音”这个说法，从《说文》来看“正，是也”，“政，正也”，正音即通行的标准语音。但于民族来说，中原的标准语音并不能代表鲜卑族的标准语音，但从发展来说，北魏孝文帝在自己的一系列改革中敏锐地发现了追随中原脚步的好处。不管是迁都、易服还是改姓、通婚等等，都加强了鲜卑民族对先进中原文化的了解，在一系列操作之后，鲜卑从原始的奴隶制社会顺利过渡到了封建社会。而语言的作用不能忽视，语言是贯穿于生活各个层面的，而且语言的发展也有其不平衡性，在中原地区发展到非常完善的汉语相较于鲜卑话优势非常明显。学习使用汉语对汲取汉民族千百年来积存下来的为国为政经验、科学技术成果、文学艺术成果等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
北魏孝文帝的魄力，司马光选取历史事件的独到与客观的眼光，都值得我们思考，中国的文人们、思想家们喜欢思考“舍得”二字，其实这也是一种辩证关系，权衡舍与得。司马光舍弃的是繁冗，保留的是可以作为借鑒的有意义的历史事件，并以此构建出了一定时期内的历史发展大框架;北魏孝文帝舍弃的是民族发展过程中取得的成就，求取的是更先进的文化、政治体制和科学艺术，并以此为基础谋求民族更大的发展。赵武灵王也是如此，赵武灵王不过早北魏孝文帝百余年，但他为了加强战斗力，胡服骑射，与北魏孝文帝所取之道相悖，但也是不折不扣为了边防稳定着想。以此种种为鉴，《资治通鉴》才多了那么多被人称赞的理由。
毛滂（1056——约1124），字泽民，衢州江山（今浙江江山）人。北宋词人。生于“天下文宗儒师”世家，父亲维瞻、伯父维藩、叔父维甫皆为进士。北宋元丰二年（1079），与西安（今浙江衢州）赵英结为伉俪。毛滂自幼酷爱诗文词赋，但他一生仕途不得志。元丰三年（1080）随父赴筠州（今江西高安），结识苏辙。七年出任郢州（今湖北钟祥）县尉。哲宗元佑间为杭州法曹，曾受苏轼赏识，苏轼赞其“文词雅健，有超世之韵”，荐之于朝。绍圣间为衢州推官。元符元年（1098） 改授武康县令，居舍名“尽心堂”，改建易名为“东堂”，在狱讼事毕的闲暇时吟咏其间，因以为号。崇宁、大观间为祠部副郎。宣和初以言语得罪，贬真定通判。蔡京当政时，他曾献谀词以求进用。宣和年间后期出京任秀州知州。
毛滂作品被时人评为“豪放恣肆”，“自成一家”。其诗“有风发泉涌之致，颇为豪放不羁”，其文“大气盘礴，汪洋恣肆，得二苏之一鳞半甲”，其词则“潇洒明润”“情韵特胜”。其《东堂词》内容丰富、情韵特胜，其中涉及情事的词作约40 首，占毛滂词作的五分之一;其娱乐词书写士大夫文人的闲情逸趣，达到了清超绝俗的境界，影响深远;其闲适词，标举高雅的生活情趣，展示其闲适自得和忘怀世事的洒脱情怀，甚或有意无意地张扬其离经叛道的个性，潇洒的生活作风、高雅的名士风范，为其赢得了不少后世士人的追慕;他寄情山水，自得其乐，几乎每到一地，都留下了脍炙人口的吟咏佳作;其咏物词作颇多，尤喜咏梅、月这类高雅脱俗之物。
民国薛砺若将北宋词分为柳永、苏轼、秦观、贺铸、毛滂五大家，称毛滂为“潇洒派之宗祖”。毛滂含英咀华，善于吸收他人长处，形成以潇洒、疏俊为主，而又兼豪迈、深婉、深沉等多样化的风格。他的词风“与贺方回适得其反，贺氏浓艳，毛则以清疏见长;贺词沈郁，毛则以空灵自适”，词作“有耆卿之清幽，而无其婉腻;有东坡之疏爽，而无其豪纵;有少游之明畅，而无其柔媚”。有的词作豪放，如“吸尽百川天上去，看长虹，携酒上高台，与君开壮怀”;而为妻子及亲友所作之词，又婉约有李清照风格，如“何处风来摇碧户。卷帘凝望，淡烟疏柳，翡翠穿花去……恁独坐、凭阑处，试问绿窗秋到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