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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金融城的崛起源于自治传统与自由竞争，没有伦敦金融城市长的允许，女王不能随意进入金融城，正是权力的自我节制为资本的自由竞逐提供了广阔空间。
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访华期间表示，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应当拥有一种全球货币，中国应当通过伦敦这样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发展人民币。而伦敦对金融变革的嗅觉与灵活性，是其历经百年风雨而不衰的根源所在，大英帝国的荣光不再，但是它最重要的历史遗迹——伦敦金融城依然引领世界金融改革的浪潮。18世纪，伦敦在阿姆斯特丹的肩膀上成为与巴黎并驾齐驱的贸易与金融中心，而拿破仑战争不仅摧毁了“海上马车夫”（荷兰）复兴的最后希望，也将伦敦推上了“金融金字塔”的巅峰。金融城自治的传统、银行体系间的自由竞争加上国家间的霸权争夺，最终锻造了伦敦金融城的金刚不坏之身，时至今日，伦敦金融城依然可以与美国华尔街分庭抗礼。伦敦金融城的崛起也是大英帝国兴衰荣辱的隐秘逻辑，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伦敦金融城的崛起之路令人常思常新。
“金融城”初长成
拿破仑曾讥讽英国是“小店主”国家，最终这位皇帝在滑铁卢大败，帝国陨灭，而英国则登上了世界权力的巅峰。殊不知，法国在欧洲大陆的扩张帮助英国荡平了欧洲其他可能的挑战者，尤其是阿姆斯特丹，1795年荷兰并入法国之后，阿姆斯特丹再也没有复苏的可能性了，未来金融中心的竞逐只可能发生在巴黎和伦敦之间。
聪明的猫没有教给老虎上树的本领，所以猫依然是老虎的师傅，而伦敦则将阿姆斯特丹的本事悉数学到家。17世纪引领欧洲金融风骚的非阿姆斯特丹莫属，而伦敦只是一个贸易中心。17世纪末，英国发生了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件是光荣革命，1688年荷兰的威廉入主英国，实现了权力的和平更迭，更重要的是，王室财政变成了国家财政，以国家信用为基础发行公债，改变了政府的融资方式，并为债券市场的发展创造了机会；第二件就是1694年英格兰银行成立，这是现代中央银行的雏形，使英国建立了一个完整的货币市场。
公债体系和货币市场是伦敦金融城崛起的制度基础，当然这些制度创新的初衷并非为了金融市场的发展，而是给政府提供更方便、廉价的融资，那个时候，欧洲诸国不断地进行着战争这种烧钱的游戏。每一次战争都会带来债券市场的膨胀，“军需”带来的市场可以转化为民用，银行家、贸易商都可以参与其中。
在欧洲国家发展历史中，权力与资本之间的博弈一直没有停止过，如果权力压倒了资本，那就会产生“朕即国家”这样的集权式的政府，比如法国；如果资本压倒了权力，就会出现城市共和国，如意大利地区；实现两者相对平衡的是英国，伦敦金融城只是大伦敦市的一部分，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189年，而1215年著名的《大宪章》则为权力和资本之间的博弈确立了规则，金融城内实行自治管理，政府不能随意干涉，而英国的国王们也愿意与商人合伙做生意。没有这种政治承诺，金融交易很难进行。1698年一些债券交易商人被另一些人赶出了皇家交易厅，因为他们在交易的时候太吵闹了，这些债券交易商就在伦巴第大街一带进行交易，到1773年的时候，已经形成规模并更名为“证券交易所”，如同美国的华尔街一样，看似无心插柳，实则频繁交易的必然结果。
伦敦首先是一个自由贸易的港口，处在欧洲、美洲与亚洲构成的贸易网络的枢纽之地，无论是直接贸易还是转口贸易都在成倍增加。要做贸易就需要海上运输，与海运业务并行的是海上保险业务的发展。一些航海家经常光顾一家名为爱德华·劳埃德的客栈，在这里进行交易和拍卖，随着参与者的增多，这家客栈就变成了会员俱乐部，海上保险几乎都在这里进行，1773年这家客栈就在皇家交易厅开始交易了。
与贸易发展并行的是票据交易的繁荣，依靠庞大的殖民地交易，伦敦在贸易融资方面超过了阿姆斯特丹，而法国大革命则使伦敦在政府借债领域独领风骚。1794年的时候伦敦最大的银行巴林兄弟公司与荷兰的霍普公司合作为欧洲政府进行融资，一开始巴林兄弟公司只是配角，因为缺少这方面的经验。到1803年的时候，巴林兄弟公司就成为主力了，为美国购买路易斯安那进行融资，其方法就是巴林兄弟公司接受美国的国债，同时向法国支付金块，要知道，英法两国此时处于对抗之中，巴林兄弟公司岂不是“卖国”？而这恰恰是伦敦金融市场的魅力所在，越来越多的政府跑到伦敦金融市场进行融资，战败之后的法国需要支付7亿法郎的赔款，巴林兄弟公司“拔刀相助”，承接法国债券的发行，当时的法国首相黎塞留公爵感慨道：欧洲有六大力量：英国、法国、普鲁士、奥地利、俄国和巴林兄弟公司。
伦敦金融城“风生水起”，包括欧洲最著名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也在伦敦安家落户，到1815年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可以与巴林家族平分秋色了。
金融“双城记”
拿破仑深知英国的实力，在他当皇帝期间，法国也建立了中央银行，即法兰西银行，与英格兰银行一争高下。战争结束之后，欧洲大陆可以与伦敦抗衡的也只有巴黎了，而1871年的普法战争则终结了巴黎与伦敦的双城竞逐，伦敦可以“一骑绝尘”了。
1821年英国确立了金本位制度，与之相伴的是英国开始风行自由贸易制度，这两项制度被认为是19世纪经济繁荣与稳定的“谜底”。金本位制是政府实行的一项深谋远虑的政策，它终结了货币市场的暴利与动荡，因此引起了金融城的抵制，而当时的保守党领袖威廉姆·霍姆基森给首相利物浦勋爵上书称：英格兰银行会使伦敦成为全世界最大的黄金交易市场，伦敦将成为世界货币交易的结算地。此后的历史证明了英国政府的远见，当然，等到金本位制一统天下之后，伦敦金融城才有指点江山的能力。
19世纪的伦敦金融城依然建基于贸易之上，主要的就业机会还是由商业创造的，直到1911年，金融行业（银行）提供了17%的职位。在自由贸易的大旗之下，伦敦在国际贸易中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强化，在全球贸易量中占有的份额从1850年的20%上升到1860年的25%，而法国则只有英国的一半左右。巴黎的地理位置不如伦敦，但是19世纪40年代兴起的铁路建设高潮则给巴黎提供了扭转颓势的机会。铁路修建需要大规模的融资，这是一个债券发展的新机会，到19世纪60年代，巴黎发行的债券规模与伦敦不相上下，在巴黎发行债券的国家倾向于将本国的货币与巴黎挂钩，1865年法国与意大利、比利时和瑞士这几个国家建立了拉丁货币联盟，一种名字叫作“埃居”的银币作为各国的通用货币，一百多年后的1979年，欧洲统一货币单位也叫“埃居”，这当然是后话了。对于法国的倡议和挑战，伦敦方面也比较认可，唯一的异议是，英镑是更合适的基准货币。
巴黎挑战伦敦的计划是当时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勃勃雄心的体现，1871年普法战争，拿破仑三世成了俘虏，法国要赔偿50亿法郎，战争赔款虽不至于让法国破产，但使巴黎的融资发债能力大打折扣，更要害的是，俾斯麦带领德国接受了金本位制，加入了英国的大合唱。此后40年中，英国主导的金本位一统天下，伦敦金融城成为全世界财富大厦的调度枢纽。
伦敦金融城的崛起源于自治传统与自由竞争，没有伦敦金融城市长的允许，女王不能随意进入金融城，正是权力的自我节制为资本的自由竞逐提供了广阔空间。
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访华期间表示，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应当拥有一种全球货币，中国应当通过伦敦这样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发展人民币。而伦敦对金融变革的嗅觉与灵活性，是其历经百年风雨而不衰的根源所在，大英帝国的荣光不再，但是它最重要的历史遗迹——伦敦金融城依然引领世界金融改革的浪潮。18世纪，伦敦在阿姆斯特丹的肩膀上成为与巴黎并驾齐驱的贸易与金融中心，而拿破仑战争不仅摧毁了“海上马车夫”（荷兰）复兴的最后希望，也将伦敦推上了“金融金字塔”的巅峰。金融城自治的传统、银行体系间的自由竞争加上国家间的霸权争夺，最终锻造了伦敦金融城的金刚不坏之身，时至今日，伦敦金融城依然可以与美国华尔街分庭抗礼。伦敦金融城的崛起也是大英帝国兴衰荣辱的隐秘逻辑，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伦敦金融城的崛起之路令人常思常新。
“金融城”初长成
拿破仑曾讥讽英国是“小店主”国家，最终这位皇帝在滑铁卢大败，帝国陨灭，而英国则登上了世界权力的巅峰。殊不知，法国在欧洲大陆的扩张帮助英国荡平了欧洲其他可能的挑战者，尤其是阿姆斯特丹，1795年荷兰并入法国之后，阿姆斯特丹再也没有复苏的可能性了，未来金融中心的竞逐只可能发生在巴黎和伦敦之间。
聪明的猫没有教给老虎上树的本领，所以猫依然是老虎的师傅，而伦敦则将阿姆斯特丹的本事悉数学到家。17世纪引领欧洲金融风骚的非阿姆斯特丹莫属，而伦敦只是一个贸易中心。17世纪末，英国发生了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件是光荣革命，1688年荷兰的威廉入主英国，实现了权力的和平更迭，更重要的是，王室财政变成了国家财政，以国家信用为基础发行公债，改变了政府的融资方式，并为债券市场的发展创造了机会；第二件就是1694年英格兰银行成立，这是现代中央银行的雏形，使英国建立了一个完整的货币市场。
公债体系和货币市场是伦敦金融城崛起的制度基础，当然这些制度创新的初衷并非为了金融市场的发展，而是给政府提供更方便、廉价的融资，那个时候，欧洲诸国不断地进行着战争这种烧钱的游戏。每一次战争都会带来债券市场的膨胀，“军需”带来的市场可以转化为民用，银行家、贸易商都可以参与其中。
在欧洲国家发展历史中，权力与资本之间的博弈一直没有停止过，如果权力压倒了资本，那就会产生“朕即国家”这样的集权式的政府，比如法国；如果资本压倒了权力，就会出现城市共和国，如意大利地区；实现两者相对平衡的是英国，伦敦金融城只是大伦敦市的一部分，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189年，而1215年著名的《大宪章》则为权力和资本之间的博弈确立了规则，金融城内实行自治管理，政府不能随意干涉，而英国的国王们也愿意与商人合伙做生意。没有这种政治承诺，金融交易很难进行。1698年一些债券交易商人被另一些人赶出了皇家交易厅，因为他们在交易的时候太吵闹了，这些债券交易商就在伦巴第大街一带进行交易，到1773年的时候，已经形成规模并更名为“证券交易所”，如同美国的华尔街一样，看似无心插柳，实则频繁交易的必然结果。
伦敦首先是一个自由贸易的港口，处在欧洲、美洲与亚洲构成的贸易网络的枢纽之地，无论是直接贸易还是转口贸易都在成倍增加。要做贸易就需要海上运输，与海运业务并行的是海上保险业务的发展。一些航海家经常光顾一家名为爱德华·劳埃德的客栈，在这里进行交易和拍卖，随着参与者的增多，这家客栈就变成了会员俱乐部，海上保险几乎都在这里进行，1773年这家客栈就在皇家交易厅开始交易了。
与贸易发展并行的是票据交易的繁荣，依靠庞大的殖民地交易，伦敦在贸易融资方面超过了阿姆斯特丹，而法国大革命则使伦敦在政府借债领域独领风骚。1794年的时候伦敦最大的银行巴林兄弟公司与荷兰的霍普公司合作为欧洲政府进行融资，一开始巴林兄弟公司只是配角，因为缺少这方面的经验。到1803年的时候，巴林兄弟公司就成为主力了，为美国购买路易斯安那进行融资，其方法就是巴林兄弟公司接受美国的国债，同时向法国支付金块，要知道，英法两国此时处于对抗之中，巴林兄弟公司岂不是“卖国”？而这恰恰是伦敦金融市场的魅力所在，越来越多的政府跑到伦敦金融市场进行融资，战败之后的法国需要支付7亿法郎的赔款，巴林兄弟公司“拔刀相助”，承接法国债券的发行，当时的法国首相黎塞留公爵感慨道：欧洲有六大力量：英国、法国、普鲁士、奥地利、俄国和巴林兄弟公司。
伦敦金融城“风生水起”，包括欧洲最著名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也在伦敦安家落户，到1815年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可以与巴林家族平分秋色了。
金融“双城记”
拿破仑深知英国的实力，在他当皇帝期间，法国也建立了中央银行，即法兰西银行，与英格兰银行一争高下。战争结束之后，欧洲大陆可以与伦敦抗衡的也只有巴黎了，而1871年的普法战争则终结了巴黎与伦敦的双城竞逐，伦敦可以“一骑绝尘”了。
1821年英国确立了金本位制度，与之相伴的是英国开始风行自由贸易制度，这两项制度被认为是19世纪经济繁荣与稳定的“谜底”。金本位制是政府实行的一项深谋远虑的政策，它终结了货币市场的暴利与动荡，因此引起了金融城的抵制，而当时的保守党领袖威廉姆·霍姆基森给首相利物浦勋爵上书称：英格兰银行会使伦敦成为全世界最大的黄金交易市场，伦敦将成为世界货币交易的结算地。此后的历史证明了英国政府的远见，当然，等到金本位制一统天下之后，伦敦金融城才有指点江山的能力。
19世纪的伦敦金融城依然建基于贸易之上，主要的就业机会还是由商业创造的，直到1911年，金融行业（银行）提供了17%的职位。在自由贸易的大旗之下，伦敦在国际贸易中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强化，在全球贸易量中占有的份额从1850年的20%上升到1860年的25%，而法国则只有英国的一半左右。巴黎的地理位置不如伦敦，但是19世纪40年代兴起的铁路建设高潮则给巴黎提供了扭转颓势的机会。铁路修建需要大规模的融资，这是一个债券发展的新机会，到19世纪60年代，巴黎发行的债券规模与伦敦不相上下，在巴黎发行债券的国家倾向于将本国的货币与巴黎挂钩，1865年法国与意大利、比利时和瑞士这几个国家建立了拉丁货币联盟，一种名字叫作“埃居”的银币作为各国的通用货币，一百多年后的1979年，欧洲统一货币单位也叫“埃居”，这当然是后话了。对于法国的倡议和挑战，伦敦方面也比较认可，唯一的异议是，英镑是更合适的基准货币。
巴黎挑战伦敦的计划是当时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勃勃雄心的体现，1871年普法战争，拿破仑三世成了俘虏，法国要赔偿50亿法郎，战争赔款虽不至于让法国破产，但使巴黎的融资发债能力大打折扣，更要害的是，俾斯麦带领德国接受了金本位制，加入了英国的大合唱。此后40年中，英国主导的金本位一统天下，伦敦金融城成为全世界财富大厦的调度枢纽。
伦敦金融城的崛起源于自治传统与自由竞争，没有伦敦金融城市长的允许，女王不能随意进入金融城，正是权力的自我节制为资本的自由竞逐提供了广阔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