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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初，部分中小学生无法升学。官方解释说，不读书也可大有作为，文化技术固然重要，但“起着决定作用的，还是一个人的政治觉悟和劳动态度。”这为日后的第一次“读书无用论”的出笼，或多或少起到了铺垫作用。
毛主席让我们的孩子念书，你们为什么不让？
政府说要扫盲，我的孩子正想上学，政府又不许了。
为什么盖那么多办公室、宿舍、礼堂，不盖教室？
过去说大学毕业就失业，现在可好，高小毕业就失业了！
这是1953年，北京家长们写给市教育局的部分信件内容。
1953年8月12日北京市初中招生发榜，一些学生、家长当场哭起来，有的竟至晕倒，有的要寻死。此后五天，有4536人到市教育局提意见，市委市政府收到群众信件555封。
那年北京初中招生名额1.7万，报名3.8万，包括北京九千和外地赴京投考的1.2万高小毕业生未被录取。不仅如此，当年北京还有约1.1万适龄儿童未能入读小学，五千名初小毕业生未能升入高小。
常年战乱破坏造成的客观条件加上重工业轻文教的主观意志，读书求学难成为全国性的突出问题。
当年8月21日，北京市委就该问题及建议向中央请示报告。
两天后，中央将该报告转发各地参考，批示：“国家当前还要用最大力量从事工业建设，因而要求全部学龄儿童都能入学，全部小学毕业生都能升中学，在目前甚至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事实上是很难办到的。”
于是，对群众的宣传说服工作成为缓和矛盾的办法之一。
宣传
1953年招生期间，北京市委宣传部召集工厂、企业、机关和各区党委宣传部以及青年团、学联干部开会，组织向群众宣传解释。同时，市教育局选了20多个能力较强的干部组成问事处，专门负责对群众进行解释。
8月份升学矛盾激化后，北京市委在提交的报告中“检讨”说，虽然进行了很多解释工作，群众仍然十分不满，造成政治上的严重影响。
1957年，以初中为例，北京市计划招生4.93万人，报考人数九万，近半数人无学可上，宣传说服工作任务艰巨。
7月16日，北京市委宣传部发布《关于本市中小学毕业生升学就业问题向群众进行普遍宣传的意见》，提出7月下旬（考试结束）开始全市范围的宣传工作，宣传对象不局限于家长本人，要尽量做到人人尽知、家喻户晓。
意见要求机关（包括中央机关在内）、厂矿、各级学校等单位，由党委负责对群众的宣传工作，并由各主管部门负责检查和督促。各区委除督促和帮助基层党组织宣传外，还要抽调区级机关、中小学水平较高的干部和教师充任报告员，对市民进行宣传。
市委宣传部还召集《北京日报》、新华社北京分社、北京广播电台、《北京青年报》等媒体机构开会、研究配合宣传的问题。
以《北京日报》为例，根据《中国周刊》记者统计，当年7、8、9三个月共计发表相关文章约64篇，其中8月份发了52篇，且有四次头版头条。内容上，多为自采稿件，也有刊发新华社稿，有社论也有短评，有市领导报告，也有学生和家长来信，有诗歌也有小说，还有图片报道。
所有稿件的关键词均是中小学毕业升不了学，就去农村，从事农业，做有文化的新式农民，安心生产，愉快劳动。
解释
1957年7月25日，《北京日报》刊登了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在市人民委员会所作的《关于教育、卫生、文化工作的报告》。
在教育方面，吴晗首先说明“解放以后本市中小学教育发展很快”的现状并对“右派分子”的观点进行了抨击。吴晗其次谈到“文化教育事业是服从并服务于经济基础的，它的发展必须取决于经济建设的需要及其所提供的可能条件”，“部分中小学毕业生不能升学，而去参加劳动生产，这是今后长时期内存在的现象，也是正常的现象”，“对国家，对人民都是好事情”。
类似这样的解释在1955年7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不能升学怎么办—和初中高小毕业生谈心事》一书中有更详细的阐述。该书共53页，3.3万字，印数7.2万。
对于既然国家需要大量人才，却不能全部升学的问题，该书解释说“新中国教育的任务，是为了提高人民的劳动生产率，这首先就是教育人民要具有社会主义的劳动态度，把劳动看成光荣的事业，把劳动看成是有劳动能力的人的天赋……中小学教育的目的和任务，除了为高一级学校输送一部分新生外，就是提高广大劳动人民的文化、政治水平，为国家建设事业培养劳动后备力量。因此，只能有一部分人继续升学，是正常现象，也符合国家要求、符合中小学教育的任务和目的。”
对于为什么不能多办些学校，让更多人升学的疑问，该书解释说“国家刚开始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首先需要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以奠定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因此，国家就必须集中更多的物力、人力来建设重工业，以更多的钱来办工厂、开矿山；而文教事业，只能依照国家计划，按一定的比例来发展……因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有关六亿人民共同的最高、最根本的利益的问题。正如毛主席所说：‘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
出路
1957年7月20～25日，北京市先后进行了初高中入学考试。在此之前的17日，北京市教育局和团市委召集中学校长、团干部和各区文教科长开会，要求各校长动员考不上学的、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家在城市的自谋职业或自学。
随后的8月，整整一个月，相似的标题几乎每天都出现在《北京日报》上：
海淀区大钟寺乡开会欢迎中小学毕业生回乡生产
各地成千上万中小学毕业生决心做新一代有文化的农民
不升学就愉快地参加农业生产
别听落后话，坚决回农村
考不上学校就安心生产或自学不要被坏分子利用
感谢党和政府指明了方向—没有考上高中的学生和学生家长的两封来信
除了新闻宣传，《北京日报》还分六期连载了一篇名为《农家父女》的小说。小说的内容是：49岁的农民田老头，把闺女送到小学读书，决心供她读完中学，期望她跳出农门，不再吃苦；结果女儿却临阵变卦，放弃考试直接报名参加生产劳动。父女二人由此产生隔阂，但最终化干戈为玉帛。
吴晗也在其报告中批评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的“剥削阶级思想残余”。
而《不能升学怎么办》一书，则对读书、劳动与前途的问题做了如此解释：“并不在于能不能升学、升大学，并不在于文化技术水平的高低，而是在于他能否兢兢业业地做好自己本岗位的工作，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当然，文化技术对于提高工作效率是有不少作用，但是我们说，在根本方面起着决定作用的，还是一个人的政治觉悟和劳动态度。”
毛主席让我们的孩子念书，你们为什么不让？
政府说要扫盲，我的孩子正想上学，政府又不许了。
为什么盖那么多办公室、宿舍、礼堂，不盖教室？
过去说大学毕业就失业，现在可好，高小毕业就失业了！
这是1953年，北京家长们写给市教育局的部分信件内容。
1953年8月12日北京市初中招生发榜，一些学生、家长当场哭起来，有的竟至晕倒，有的要寻死。此后五天，有4536人到市教育局提意见，市委市政府收到群众信件555封。
那年北京初中招生名额1.7万，报名3.8万，包括北京九千和外地赴京投考的1.2万高小毕业生未被录取。不仅如此，当年北京还有约1.1万适龄儿童未能入读小学，五千名初小毕业生未能升入高小。
常年战乱破坏造成的客观条件加上重工业轻文教的主观意志，读书求学难成为全国性的突出问题。
当年8月21日，北京市委就该问题及建议向中央请示报告。
两天后，中央将该报告转发各地参考，批示：“国家当前还要用最大力量从事工业建设，因而要求全部学龄儿童都能入学，全部小学毕业生都能升中学，在目前甚至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事实上是很难办到的。”
于是，对群众的宣传说服工作成为缓和矛盾的办法之一。
宣传
1953年招生期间，北京市委宣传部召集工厂、企业、机关和各区党委宣传部以及青年团、学联干部开会，组织向群众宣传解释。同时，市教育局选了20多个能力较强的干部组成问事处，专门负责对群众进行解释。
8月份升学矛盾激化后，北京市委在提交的报告中“检讨”说，虽然进行了很多解释工作，群众仍然十分不满，造成政治上的严重影响。
1957年，以初中为例，北京市计划招生4.93万人，报考人数九万，近半数人无学可上，宣传说服工作任务艰巨。
7月16日，北京市委宣传部发布《关于本市中小学毕业生升学就业问题向群众进行普遍宣传的意见》，提出7月下旬（考试结束）开始全市范围的宣传工作，宣传对象不局限于家长本人，要尽量做到人人尽知、家喻户晓。
意见要求机关（包括中央机关在内）、厂矿、各级学校等单位，由党委负责对群众的宣传工作，并由各主管部门负责检查和督促。各区委除督促和帮助基层党组织宣传外，还要抽调区级机关、中小学水平较高的干部和教师充任报告员，对市民进行宣传。
市委宣传部还召集《北京日报》、新华社北京分社、北京广播电台、《北京青年报》等媒体机构开会、研究配合宣传的问题。
以《北京日报》为例，根据《中国周刊》记者统计，当年7、8、9三个月共计发表相关文章约64篇，其中8月份发了52篇，且有四次头版头条。内容上，多为自采稿件，也有刊发新华社稿，有社论也有短评，有市领导报告，也有学生和家长来信，有诗歌也有小说，还有图片报道。
所有稿件的关键词均是中小学毕业升不了学，就去农村，从事农业，做有文化的新式农民，安心生产，愉快劳动。
解释
1957年7月25日，《北京日报》刊登了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在市人民委员会所作的《关于教育、卫生、文化工作的报告》。
在教育方面，吴晗首先说明“解放以后本市中小学教育发展很快”的现状并对“右派分子”的观点进行了抨击。吴晗其次谈到“文化教育事业是服从并服务于经济基础的，它的发展必须取决于经济建设的需要及其所提供的可能条件”，“部分中小学毕业生不能升学，而去参加劳动生产，这是今后长时期内存在的现象，也是正常的现象”，“对国家，对人民都是好事情”。
类似这样的解释在1955年7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不能升学怎么办—和初中高小毕业生谈心事》一书中有更详细的阐述。该书共53页，3.3万字，印数7.2万。
对于既然国家需要大量人才，却不能全部升学的问题，该书解释说“新中国教育的任务，是为了提高人民的劳动生产率，这首先就是教育人民要具有社会主义的劳动态度，把劳动看成光荣的事业，把劳动看成是有劳动能力的人的天赋……中小学教育的目的和任务，除了为高一级学校输送一部分新生外，就是提高广大劳动人民的文化、政治水平，为国家建设事业培养劳动后备力量。因此，只能有一部分人继续升学，是正常现象，也符合国家要求、符合中小学教育的任务和目的。”
对于为什么不能多办些学校，让更多人升学的疑问，该书解释说“国家刚开始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首先需要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以奠定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因此，国家就必须集中更多的物力、人力来建设重工业，以更多的钱来办工厂、开矿山；而文教事业，只能依照国家计划，按一定的比例来发展……因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有关六亿人民共同的最高、最根本的利益的问题。正如毛主席所说：‘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
出路
1957年7月20～25日，北京市先后进行了初高中入学考试。在此之前的17日，北京市教育局和团市委召集中学校长、团干部和各区文教科长开会，要求各校长动员考不上学的、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家在城市的自谋职业或自学。
随后的8月，整整一个月，相似的标题几乎每天都出现在《北京日报》上：
海淀区大钟寺乡开会欢迎中小学毕业生回乡生产
各地成千上万中小学毕业生决心做新一代有文化的农民
不升学就愉快地参加农业生产
别听落后话，坚决回农村
考不上学校就安心生产或自学不要被坏分子利用
感谢党和政府指明了方向—没有考上高中的学生和学生家长的两封来信
除了新闻宣传，《北京日报》还分六期连载了一篇名为《农家父女》的小说。小说的内容是：49岁的农民田老头，把闺女送到小学读书，决心供她读完中学，期望她跳出农门，不再吃苦；结果女儿却临阵变卦，放弃考试直接报名参加生产劳动。父女二人由此产生隔阂，但最终化干戈为玉帛。
吴晗也在其报告中批评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的“剥削阶级思想残余”。
而《不能升学怎么办》一书，则对读书、劳动与前途的问题做了如此解释：“并不在于能不能升学、升大学，并不在于文化技术水平的高低，而是在于他能否兢兢业业地做好自己本岗位的工作，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当然，文化技术对于提高工作效率是有不少作用，但是我们说，在根本方面起着决定作用的，还是一个人的政治觉悟和劳动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