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由于高三学生高考比率下降、考上大学后弃学者的出现、农村子弟考上重点大学人数减少、大学毕业生求职难等种种现象，“读书无用论”第三次登场。
　　现代社会，还有“读书无用”的论调发出，实为文明的耻辱。
　　可谬论显形前，往往以真理的面目出现，且也经历过实践的检验。
　　第一次“读书无用论”发生在“文革”时期，但1950年代之后，就已经开始造势。那个时代，政治正确排位第一，知识不但奉陪末座，反而可能招来祸端。“知识越多越反动”，是当时的流行语。相对而言，理工类与意识形态无关的学科，安全许多。王小波在《我为什么要写作》中写道：我父亲不让我们学文科，理由显而易见。在我们成长的时代里，老舍跳了太平湖，胡风关了监狱，王实味被枪毙了。以前还有金圣叹砍脑壳等等实例。
　　现在看来，“白卷英雄”张铁生的出现匪夷所思，其实不过是时代下的“蛋”，实践出的“真知”。此次反智风潮也是唯一一次受官方认可和推动的。
　　“文革”后，特别是恢复高考后，“读书无用论”就迅速烟消云散。重要原因在于，中国社会遭遇多年的重创后，对大学生等人才是绝对的刚性需求。不过，于个人而言，考上大学的价值，并不只在于可以接受高等教育，更在于可以获得城市户口、分配工作。知识，事实上，并没有独立地改变人的命运。这也为第二轮“读书无用论”埋下了伏笔。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仍然封闭而缺乏流动，城市与乡村不可逾越。历史上“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的印记，从事粮食生产的农民们因生产技术和效率低下以及被城市掠夺，而备受饥饿困扰的记忆，尤其是三年困难时期鲜少城市人饿死的记忆依然鲜明。变为城里人，有一个铁饭碗，成为亿万农民父母对孩子的期望。而在当时，升学几乎是最好的进城路径。
　　成为城市人和获得更多的知识，孰轻孰重？改革开放初期，曾短暂出现一个现象或可做注脚—一些最好的初中生，被家长鼓励考入师范中专，而不是高中从而参加高考。原因就是当时高考录取率太低升大学的把握小，而上中专可以迅速获得城市户籍、分配工作。
　　不过，大学很快展示出诱人之处。远方、大城市、更好的工作，那些美妙的想象，只有通过大学获得。
　　大学毕业就是国家干部，这才是当时改变命运隐蔽而强大的力量。
　　当国家干部的待遇相形下降，第二次“读书无用论”就随之兴起。
　　当封闭的社会逐步被打破，社会流动的加强，人们开始有了更多的机会，个体户、万元户的出现，凸显了体制内的僵化，真正的人才并不能得到对当的待遇。“造导弹的不如卖茶鸡蛋的”让知识分子愤愤不平。
　　随着社会进一步开放，更多民营企业成立、外资企业进入，释放出大量白领职位，它们需要大学生，且比体制内的待遇更灵活丰厚。接受高等教育，仍然是获得人生一般性成功的保证。读书，于是再次有用。开放产生了“读书无用论”的观点，进一步开放，又亲手消灭了这个谬论。
　　事实上，也只有在一个开放的社会，底层青年能依靠自己的学习而向上流动，才是纯粹意义的“知识改变命运”。
　　时至今日，当人们第三次怀疑读书的价值时，也可反映出人们对社会开放程度的失望。虽然城乡界限已经被最大范围地打破，但随着阶层的固化，年轻人向上流动的难度加大，出路反而窄化。“考公务员改变命运”成为更多人信奉的，已经被实践反复检验过的真理。大学扩招导致高等教育注水，又加重了人们的失望。
　　如果说，第一轮“读书无用论”是一个政治问题，第二轮“读书无用论”是一个收入分配问题，最新一次对读书的怀疑，则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社会难题。
　　药方或许众多，但让社会更加开放而合理，无疑是不可或缺的。
　　“知识改变命运”必须是一个真理，若它不能接受实践的检验，整个社会的命运，迟早将被改变。
　　（徐一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