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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斌的困惑
工作上,生物制药这个专业,要想找个好工作并不容易,老家没什么国际知名药企;若进研究院,得博士学位;去民企吧,又不甘心。思前想后,小斌把心一横,还得继续念书,离开老家,到北上广去。
27岁那年,小斌如愿考上北大生命科学学院的博士,跟着导师一起做关于生化制剂方面的课题。2014年,31岁的小斌本该博士毕业了,结果导师接了个国外的项目,手里缺人干活,因此要她延毕一年继续做课题。小斌虽然有点郁闷,但心里又暗自庆幸可以再拖一年。
毕业去哪儿?小斌想留在高校当老师,北大是留不成的,小斌打着如意算盘让导师推荐。得有事业编,这样过几年就能解决户口,挺稳定,也不错。可小斌又觉得,一个月四五千元的工资,在北京如何生活?何况工资将来的涨幅也很有限,北京物价又这么高……
回老家?不可能,难道自己当年的折腾竟成了笑话?眼下发愁的不只是未来去向,明年小斌就32岁了,仍在单身中。一次学术交流的场合中,小斌认识了洋博士小楠,听她讲述自己的故事后,小斌惊出一声冷汗。小斌重新修改了自己的人生规划,打算趁这最后一年多参加一些研究生的活动,“或许能遇见个靠谱师弟呢?”
洋博士该何去何从?
小楠今年37岁了,没错,不是27,是37。至今未婚,也没有谈过恋爱,是从没谈过!小楠目前在美国攻读国际政治学博士学位,如果不出意外的话,40岁之前可以毕业。是的,40岁之前。什么?奇怪?有什么奇怪的,她隔壁的越南同学40岁才开始读博。不过,小楠说:“我和她不一样。”
小楠21岁本科毕业,因为觉得自己本科院校不够好(地方的二本),她考上北京一家985院校,读国际政治专业。两年半的时间,小楠跟着导师阅读了大量专业文献,也了解到不少国际政治和外交学的理论知识。毕业之后,本可以留校做学生工作,但小楠心有不甘,她嫌那份工作发挥不了自己的专长,“当初选择国际政治,就是为了日后能做一些和国际交流相关的工作,如果毕业之后做学工的话,何苦花三年半时间考研、读研?不如思政专业毕业后直接留校,也能做这份工作。”小楠跟研究生时的导师联系,没想到导师一百个乐意,就这样小楠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这一读又是四年。四年间,小楠参加了不少学术会议和国际论坛,参加的越多,小楠越发觉得自己的水平实在有限,同样是博士生,那些在港台和国外读书的博士无论专业素质还是中英文表达能力都远胜自己。更可怕的是,小楠发现,近年来系里新招聘的老师基本上都有海外背景。小楠开始懊恼,自己当初为什么不出国?拿个国外的博士文凭回国找教职会容易得多,而像自己这样国内院校毕业的博士好多都去中学教书了。
小楠爸妈都是知识分子,态度开明,支持小楠的学术追求,并不催她结婚。于是在读博士的最后两年里,小楠开始疯狂学英语,新东方上了三轮,红宝书背了七八遍,研究计划和论文改了又改,终于在博士毕业答辩之前拿到了美国SUNY的offer。没错,就是纽约州立大学。“别问我排名。”小楠说,“其实到了博士阶段,所谓学校排名基本没什么用,关键看你跟的导师是不是足够牛。这一切,等你读博士的时候就自然都知道了。”
到美国那年,小楠30岁,本以为学校坐落在纽约华尔街边,周围高楼林立。没想到纽约州和纽约市完全是两个概念,学校其实是在离纽约市300多公里的一个小镇上,不通飞机不通火车,想出去只有坐班车或者开车。
来到学校后,导师让小楠从First Year Grad(也就是研一)读起。小楠脑袋都炸了,她在国内已经博士毕业了,为什么来这边还要从研一开始读?听了几堂课下来,小楠完全接受了导师的安排,“首先是语言关难过,就算研一的课我都不能保证自己全听得懂。其次,这里的课堂很强调学生表达自己的观点,常进行英文讨论和演讲,这些都是我此前从未接触过的……”导师告诉小楠,正常情况下,6年后她可以拿到博士学位。小楠听得肝儿颤:“6年,我的天啊,这明明是让我重读一遍硕士加博士!现在想想,的确就是重读一遍……”
读到第5年时,突感身体不适,小楠申请停学回家做检查。医生告诉她,由于长期较大的精神压力加上国外水土不服,导致她体质严重下降,内分泌紊乱,建议她应尽快准备生育。医生“警告”已经35岁的小楠,如果错过了这个生育时段,将来可能会面临不育的危险。小楠这才意识到自己这么多年一直专心学术,完全忽略了自己还要结婚生育的事情。父母也为她深深担忧。小楠一度想到放弃学业回国,马上结婚生子。可冷静下来想想,自己当时去美国到底为了什么呢?这5年又做了些什么呢?还有一年就毕业了,如果现在放弃,那么这么多年的努力就白废了,再说美国的医疗水平不错,应该能治好自己的病。于是小楠咬牙回到了美国。
回到美国后,小楠全力以赴准备博士论文,一边联系医生治病。可事情远远没有那么理想。美国医生告诉小楠,“病可以治,但你已经37岁,属于高龄产妇,需要连续7个月以上进行药物干预治疗,从备孕到怀孕需要全程配合激素调节,费用大概是3万多美金。”小楠当时就傻了:不但因为钱,还因为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我和谁备孕?我连个男朋友都没有啊,从恋爱到结婚,谈何容易?难道我要为了生孩子现找对象?想想自己这些年真是太荒唐了!”
明年毕业之后,小楠计划在美国找工作,凭借自己的科研经历和学术能力,她相信要找一所普通大学任教不难。但说起找对象的事,小楠就犯难了,以她所在的学校为例,刚来学校时,整个校园只有不到100个中国留学生。在她读书的5年里,这个数字至少翻了10倍,但留学生的年龄偏小,很多高中生一毕业就被父母送出了国,小楠能找的只有实验室的男博士。“他们比我小不说,还有大把的师妹可供选择,哪轮得到我。”小楠苦笑,连镇上华人餐馆老板的孩子20出头都结婚了,没念过大学,还娶了个美国大妞。人家两口子做淘宝代购,生活也蛮滋润。“有时候一想,命运弄人,谁叫我自己选择了如此呢?我不打算结婚了,真的!一个人挺好,我们有个英国教授就是一辈子独身,家里两只猫,也挺幸福的……”
超越当下
有人说每张PHD文凭的背后都有一顶博士帽装不下的苦水。除了科研压力外,也许博士们当下面临的压力很大程度上并不来自于社会——当周围环境已经足够宽容,当社会价值观已经足以接受大龄博士做出的种种选择之时,他们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仍然来自于自身,内心中无法摆脱学生与成年人这两种角色的内在冲突,无法逃离世俗眼光和价值观的羁绊。
不断有人为大龄博士们支招,比如先结婚后读博,边读博边物色对象,家庭第一论文第二,先生孩子后生论文,等等——可是在真正读博士的过程中,总会发现现实并不总会那么理想,当今博士生的科研压力、可供选择的结婚对象的稀缺程度、个人学术生涯发展问题与年龄问题等等,都会影响到大龄博士们的婚姻选择。
我常常会听到博士朋友发出感叹:青春易逝,而学海无涯。
心灵再强大也总有脆弱的时候,要想坚定不移地在博士的道路上走下去,首先要寻找到在心灵脆弱时能够一次又一次支撑起自己的力量。
而这种力量,究竟该从哪里找寻呢?
工作上,生物制药这个专业,要想找个好工作并不容易,老家没什么国际知名药企;若进研究院,得博士学位;去民企吧,又不甘心。思前想后,小斌把心一横,还得继续念书,离开老家,到北上广去。
27岁那年,小斌如愿考上北大生命科学学院的博士,跟着导师一起做关于生化制剂方面的课题。2014年,31岁的小斌本该博士毕业了,结果导师接了个国外的项目,手里缺人干活,因此要她延毕一年继续做课题。小斌虽然有点郁闷,但心里又暗自庆幸可以再拖一年。
毕业去哪儿?小斌想留在高校当老师,北大是留不成的,小斌打着如意算盘让导师推荐。得有事业编,这样过几年就能解决户口,挺稳定,也不错。可小斌又觉得,一个月四五千元的工资,在北京如何生活?何况工资将来的涨幅也很有限,北京物价又这么高……
回老家?不可能,难道自己当年的折腾竟成了笑话?眼下发愁的不只是未来去向,明年小斌就32岁了,仍在单身中。一次学术交流的场合中,小斌认识了洋博士小楠,听她讲述自己的故事后,小斌惊出一声冷汗。小斌重新修改了自己的人生规划,打算趁这最后一年多参加一些研究生的活动,“或许能遇见个靠谱师弟呢?”
洋博士该何去何从?
小楠今年37岁了,没错,不是27,是37。至今未婚,也没有谈过恋爱,是从没谈过!小楠目前在美国攻读国际政治学博士学位,如果不出意外的话,40岁之前可以毕业。是的,40岁之前。什么?奇怪?有什么奇怪的,她隔壁的越南同学40岁才开始读博。不过,小楠说:“我和她不一样。”
小楠21岁本科毕业,因为觉得自己本科院校不够好(地方的二本),她考上北京一家985院校,读国际政治专业。两年半的时间,小楠跟着导师阅读了大量专业文献,也了解到不少国际政治和外交学的理论知识。毕业之后,本可以留校做学生工作,但小楠心有不甘,她嫌那份工作发挥不了自己的专长,“当初选择国际政治,就是为了日后能做一些和国际交流相关的工作,如果毕业之后做学工的话,何苦花三年半时间考研、读研?不如思政专业毕业后直接留校,也能做这份工作。”小楠跟研究生时的导师联系,没想到导师一百个乐意,就这样小楠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这一读又是四年。四年间,小楠参加了不少学术会议和国际论坛,参加的越多,小楠越发觉得自己的水平实在有限,同样是博士生,那些在港台和国外读书的博士无论专业素质还是中英文表达能力都远胜自己。更可怕的是,小楠发现,近年来系里新招聘的老师基本上都有海外背景。小楠开始懊恼,自己当初为什么不出国?拿个国外的博士文凭回国找教职会容易得多,而像自己这样国内院校毕业的博士好多都去中学教书了。
小楠爸妈都是知识分子,态度开明,支持小楠的学术追求,并不催她结婚。于是在读博士的最后两年里,小楠开始疯狂学英语,新东方上了三轮,红宝书背了七八遍,研究计划和论文改了又改,终于在博士毕业答辩之前拿到了美国SUNY的offer。没错,就是纽约州立大学。“别问我排名。”小楠说,“其实到了博士阶段,所谓学校排名基本没什么用,关键看你跟的导师是不是足够牛。这一切,等你读博士的时候就自然都知道了。”
到美国那年,小楠30岁,本以为学校坐落在纽约华尔街边,周围高楼林立。没想到纽约州和纽约市完全是两个概念,学校其实是在离纽约市300多公里的一个小镇上,不通飞机不通火车,想出去只有坐班车或者开车。
来到学校后,导师让小楠从First Year Grad(也就是研一)读起。小楠脑袋都炸了,她在国内已经博士毕业了,为什么来这边还要从研一开始读?听了几堂课下来,小楠完全接受了导师的安排,“首先是语言关难过,就算研一的课我都不能保证自己全听得懂。其次,这里的课堂很强调学生表达自己的观点,常进行英文讨论和演讲,这些都是我此前从未接触过的……”导师告诉小楠,正常情况下,6年后她可以拿到博士学位。小楠听得肝儿颤:“6年,我的天啊,这明明是让我重读一遍硕士加博士!现在想想,的确就是重读一遍……”
读到第5年时,突感身体不适,小楠申请停学回家做检查。医生告诉她,由于长期较大的精神压力加上国外水土不服,导致她体质严重下降,内分泌紊乱,建议她应尽快准备生育。医生“警告”已经35岁的小楠,如果错过了这个生育时段,将来可能会面临不育的危险。小楠这才意识到自己这么多年一直专心学术,完全忽略了自己还要结婚生育的事情。父母也为她深深担忧。小楠一度想到放弃学业回国,马上结婚生子。可冷静下来想想,自己当时去美国到底为了什么呢?这5年又做了些什么呢?还有一年就毕业了,如果现在放弃,那么这么多年的努力就白废了,再说美国的医疗水平不错,应该能治好自己的病。于是小楠咬牙回到了美国。
回到美国后,小楠全力以赴准备博士论文,一边联系医生治病。可事情远远没有那么理想。美国医生告诉小楠,“病可以治,但你已经37岁,属于高龄产妇,需要连续7个月以上进行药物干预治疗,从备孕到怀孕需要全程配合激素调节,费用大概是3万多美金。”小楠当时就傻了:不但因为钱,还因为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我和谁备孕?我连个男朋友都没有啊,从恋爱到结婚,谈何容易?难道我要为了生孩子现找对象?想想自己这些年真是太荒唐了!”
明年毕业之后,小楠计划在美国找工作,凭借自己的科研经历和学术能力,她相信要找一所普通大学任教不难。但说起找对象的事,小楠就犯难了,以她所在的学校为例,刚来学校时,整个校园只有不到100个中国留学生。在她读书的5年里,这个数字至少翻了10倍,但留学生的年龄偏小,很多高中生一毕业就被父母送出了国,小楠能找的只有实验室的男博士。“他们比我小不说,还有大把的师妹可供选择,哪轮得到我。”小楠苦笑,连镇上华人餐馆老板的孩子20出头都结婚了,没念过大学,还娶了个美国大妞。人家两口子做淘宝代购,生活也蛮滋润。“有时候一想,命运弄人,谁叫我自己选择了如此呢?我不打算结婚了,真的!一个人挺好,我们有个英国教授就是一辈子独身,家里两只猫,也挺幸福的……”
超越当下
有人说每张PHD文凭的背后都有一顶博士帽装不下的苦水。除了科研压力外,也许博士们当下面临的压力很大程度上并不来自于社会——当周围环境已经足够宽容,当社会价值观已经足以接受大龄博士做出的种种选择之时,他们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仍然来自于自身,内心中无法摆脱学生与成年人这两种角色的内在冲突,无法逃离世俗眼光和价值观的羁绊。
不断有人为大龄博士们支招,比如先结婚后读博,边读博边物色对象,家庭第一论文第二,先生孩子后生论文,等等——可是在真正读博士的过程中,总会发现现实并不总会那么理想,当今博士生的科研压力、可供选择的结婚对象的稀缺程度、个人学术生涯发展问题与年龄问题等等,都会影响到大龄博士们的婚姻选择。
我常常会听到博士朋友发出感叹:青春易逝,而学海无涯。
心灵再强大也总有脆弱的时候,要想坚定不移地在博士的道路上走下去,首先要寻找到在心灵脆弱时能够一次又一次支撑起自己的力量。
而这种力量,究竟该从哪里找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