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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变,是火的艺术,对于瓷绘艺术是天赐良机。
瓷绘艺术更多的是采用窑变产生的不可预知的自然变化肌理,从而达到特殊的艺术效果,神秘而唯一。窑变即天工,也人巧,因此,艺术的效果常出人意料又在意想之中,这也是窑变最具艺术魅力并耐人寻味之处。
我以新意象思维出发,使绘画创作过程充满玄机。重要的是摆脱了以往的传统思维模式和笔墨定式,使绘画过程更加自由,用激情的笔触与有序的肌理自然交融,使釉色在气韵中涌动,绘画的过程中没有矫揉造作之气,画面随时都可能出现新的面貌,获得思维上的灵感和灵动而鲜活形象。如果将此法善用,应物随形,取色应时,机巧有序,随势应变,这每一次的创作都是因“窑变”而成为艺术形式上的飞跃,成为独一无二的作品。
创新求变是当今绘画探讨的课题。从顾恺之“以形写神、神形兼备”的论述到倪瓒的“逸笔草草聊写胸中之意气”,再从苏轼“胸有成竹”之说到郑板桥的“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的理论提升,都表现出“意在笔先,趣在法外”的中国绘画的传统品评原则。
绘画之事,不仅动手,更是一个思辨的过程,是意象传递不断深化再由意境不断升华的过程。思辨,如同窑变,创作的过程就是精神炉火的煅烧过程,窑温决定了作品的高度和硬度。绘画有画前立意构思,希望观者感受到并尊重原始创意,有的则注意绘画过程中的偶发性,从中随机应变,画意在过程中诞生,瓷绘则更能体现这一过程;再者,就是追求作品完成之后的妙悟,不是用作品直白地表示,而是更强调作品与观者互动的视觉效果,诱发观者的思维让其作品完善,求得画外音、象外象的效果,这种意象的表达是不求形似、但求神似的新意象绘画从精神上的自然开放。
瓷绘艺术是借以自然之形态重塑自然,在这样自然而然的创作中,让不同的靈性在某个临界点上出现境化,心境与物镜最神圣的契合。通过窑变的作品远视整体,去感受意念主导的山脉走势;细观局部,具体可见自由创作的痕迹,一块颜色,一点肌理,随性而自然。那些莫须有的形与色,真正能引导观众产生出属于自己的心灵臆想,进入灵魂遐想的天地,其作品将发人深省、直指人性,那么艺术家与作品以及观众彼此将有所激发互动,其中灵性的脉冲使我们对于生命的真谛有了惊鸿一瞥。
真正吸引人的是作品灵魂的部分,激动人心的是艺术家把握的自然灵性的机缘,给作品注入生命。窑变是瓷画艺术的独特手段,从有意到无意,从有形到无形,经过炉火的高温炼就,人造天成,一次又一次在不断地轮回与转化,每一步从思维到煅烧都是动态的和开放的,无不体现出一种艺术生命自由鲜活的态势。窑变“随由人作,宛若天开”,由此展开的每一次新意象瓷绘艺术创作都会有它独一无二的新面貌。
讲意境、重表达,是中国绘画特征之一。瓷绘艺术借以新意象思维的传递,是将流动的意境定位于画面,使视觉在有形与无形之间游走,记录时间未知的神秘,启动心灵空间的延展。由思维方式的不同到绘画材料的不同,由瓷釉窑变所形成的画面介质的偶发与天然,可以肯定地说瓷绘艺术作品是独一无二的。
总与书相关
8月30日《山西文学》主编鲁顺民先生在微信上说:今晨,我们敬爱的师长,《山西文学》原主编、著名文艺理论家、作家李国涛(高岸)先生辞世,终年八十七岁……
加入编辑团队后,发现先生的名字列在杂志“学术顾问”的名单上,以我之前对先生的侧面了解,这“顾问”是够格的。由于要在微信上发一篇以编辑部名义发出的纪念文章,而我偏偏又不够怀念的资格(在我来编辑部前四五年,先生因身体原因已不再写文和投稿),所以只能临时收集先生和杂志社的交往史。在信息检索过程中,发现先生从1980年办刊起就是杂志的作者,先后撰稿二十余篇;而最为感动的是,2010年到2012年,也即先生进入八十岁后,还在杂志上发表了六篇文章。2009年先生发过一篇《忆〈名作欣赏〉里的一幅画》,在开头先生说:“我曾与《名作欣赏》有过不少联系,所以也比较注意它。记得《名作欣赏》2000年第2期的内封上,登过一幅美国当代画家安德鲁斯·怀斯的名画,题为《炒栗子》……”于是先生开始回忆这幅画给他带来的审美愉悦。在这篇文章中我看到了先生读者和作者的双重身份,看到了先生一边为杂志写稿影响读者,一边享受读者的阅读权力。而先生离世的遗憾在这种追溯中也得到缓和,毕竟杂志曾让先生的一部分“小文章,大道理”(苏华先生语)得以传播,而杂志上的文章也曾让先生激动不已、浮想联翩,他们曾经在精神上相伴多年,这是一本杂志和一位文人最完满的友谊了。
最近集中向一批“70后”“80后”年轻学人约稿,在信中我“先入之见”地以为这些我的同龄人没有听过《名作欣赏》,所以总是先洋洋洒洒地介绍一番。而最先回信的两位学人打消了我的这种顾虑,中山大学的许健老师在微信中告诉我,小时候,就经常翻阅母亲订阅的《名作欣赏》,我的约稿信勾起了她的阅读记忆。当天晚上就收到了许老师的稿子,我想她小时候和杂志建立的缘分就这样续上了。博士毕业于中山大学的汤达老师在回信中说,他大学时代经常在图书馆看《名作欣赏》,看到我的约稿信很是激动,表示要准备一篇理想的稿子交给我。我的约稿信,成为这两位曾经的读者向作者跨越的桥梁,我高兴地看到他们在一本杂志上的身份转换,从接受者向输出者的转变。他们将以另一种形式参与进杂志的生命中来,杂志也以另一种形式参与进他们的精神生命中来。
说到这里,想起了李国涛先生晚年出过的一本书《总与书相关》,那就把书名借过来作为手记的标题吧。
瓷绘艺术更多的是采用窑变产生的不可预知的自然变化肌理,从而达到特殊的艺术效果,神秘而唯一。窑变即天工,也人巧,因此,艺术的效果常出人意料又在意想之中,这也是窑变最具艺术魅力并耐人寻味之处。
我以新意象思维出发,使绘画创作过程充满玄机。重要的是摆脱了以往的传统思维模式和笔墨定式,使绘画过程更加自由,用激情的笔触与有序的肌理自然交融,使釉色在气韵中涌动,绘画的过程中没有矫揉造作之气,画面随时都可能出现新的面貌,获得思维上的灵感和灵动而鲜活形象。如果将此法善用,应物随形,取色应时,机巧有序,随势应变,这每一次的创作都是因“窑变”而成为艺术形式上的飞跃,成为独一无二的作品。
创新求变是当今绘画探讨的课题。从顾恺之“以形写神、神形兼备”的论述到倪瓒的“逸笔草草聊写胸中之意气”,再从苏轼“胸有成竹”之说到郑板桥的“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的理论提升,都表现出“意在笔先,趣在法外”的中国绘画的传统品评原则。
绘画之事,不仅动手,更是一个思辨的过程,是意象传递不断深化再由意境不断升华的过程。思辨,如同窑变,创作的过程就是精神炉火的煅烧过程,窑温决定了作品的高度和硬度。绘画有画前立意构思,希望观者感受到并尊重原始创意,有的则注意绘画过程中的偶发性,从中随机应变,画意在过程中诞生,瓷绘则更能体现这一过程;再者,就是追求作品完成之后的妙悟,不是用作品直白地表示,而是更强调作品与观者互动的视觉效果,诱发观者的思维让其作品完善,求得画外音、象外象的效果,这种意象的表达是不求形似、但求神似的新意象绘画从精神上的自然开放。
瓷绘艺术是借以自然之形态重塑自然,在这样自然而然的创作中,让不同的靈性在某个临界点上出现境化,心境与物镜最神圣的契合。通过窑变的作品远视整体,去感受意念主导的山脉走势;细观局部,具体可见自由创作的痕迹,一块颜色,一点肌理,随性而自然。那些莫须有的形与色,真正能引导观众产生出属于自己的心灵臆想,进入灵魂遐想的天地,其作品将发人深省、直指人性,那么艺术家与作品以及观众彼此将有所激发互动,其中灵性的脉冲使我们对于生命的真谛有了惊鸿一瞥。
真正吸引人的是作品灵魂的部分,激动人心的是艺术家把握的自然灵性的机缘,给作品注入生命。窑变是瓷画艺术的独特手段,从有意到无意,从有形到无形,经过炉火的高温炼就,人造天成,一次又一次在不断地轮回与转化,每一步从思维到煅烧都是动态的和开放的,无不体现出一种艺术生命自由鲜活的态势。窑变“随由人作,宛若天开”,由此展开的每一次新意象瓷绘艺术创作都会有它独一无二的新面貌。
讲意境、重表达,是中国绘画特征之一。瓷绘艺术借以新意象思维的传递,是将流动的意境定位于画面,使视觉在有形与无形之间游走,记录时间未知的神秘,启动心灵空间的延展。由思维方式的不同到绘画材料的不同,由瓷釉窑变所形成的画面介质的偶发与天然,可以肯定地说瓷绘艺术作品是独一无二的。
总与书相关
8月30日《山西文学》主编鲁顺民先生在微信上说:今晨,我们敬爱的师长,《山西文学》原主编、著名文艺理论家、作家李国涛(高岸)先生辞世,终年八十七岁……
加入编辑团队后,发现先生的名字列在杂志“学术顾问”的名单上,以我之前对先生的侧面了解,这“顾问”是够格的。由于要在微信上发一篇以编辑部名义发出的纪念文章,而我偏偏又不够怀念的资格(在我来编辑部前四五年,先生因身体原因已不再写文和投稿),所以只能临时收集先生和杂志社的交往史。在信息检索过程中,发现先生从1980年办刊起就是杂志的作者,先后撰稿二十余篇;而最为感动的是,2010年到2012年,也即先生进入八十岁后,还在杂志上发表了六篇文章。2009年先生发过一篇《忆〈名作欣赏〉里的一幅画》,在开头先生说:“我曾与《名作欣赏》有过不少联系,所以也比较注意它。记得《名作欣赏》2000年第2期的内封上,登过一幅美国当代画家安德鲁斯·怀斯的名画,题为《炒栗子》……”于是先生开始回忆这幅画给他带来的审美愉悦。在这篇文章中我看到了先生读者和作者的双重身份,看到了先生一边为杂志写稿影响读者,一边享受读者的阅读权力。而先生离世的遗憾在这种追溯中也得到缓和,毕竟杂志曾让先生的一部分“小文章,大道理”(苏华先生语)得以传播,而杂志上的文章也曾让先生激动不已、浮想联翩,他们曾经在精神上相伴多年,这是一本杂志和一位文人最完满的友谊了。
最近集中向一批“70后”“80后”年轻学人约稿,在信中我“先入之见”地以为这些我的同龄人没有听过《名作欣赏》,所以总是先洋洋洒洒地介绍一番。而最先回信的两位学人打消了我的这种顾虑,中山大学的许健老师在微信中告诉我,小时候,就经常翻阅母亲订阅的《名作欣赏》,我的约稿信勾起了她的阅读记忆。当天晚上就收到了许老师的稿子,我想她小时候和杂志建立的缘分就这样续上了。博士毕业于中山大学的汤达老师在回信中说,他大学时代经常在图书馆看《名作欣赏》,看到我的约稿信很是激动,表示要准备一篇理想的稿子交给我。我的约稿信,成为这两位曾经的读者向作者跨越的桥梁,我高兴地看到他们在一本杂志上的身份转换,从接受者向输出者的转变。他们将以另一种形式参与进杂志的生命中来,杂志也以另一种形式参与进他们的精神生命中来。
说到这里,想起了李国涛先生晚年出过的一本书《总与书相关》,那就把书名借过来作为手记的标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