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遗山对李杜苏黄诗风之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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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元遗山是继杜甫之后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又一集大成的杰出诗人。本文主要探讨了其对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四大家诗风的师法与承继。元遗山的诗作不仅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因素,而且从各方面对前辈名家的精华均有吸收。他是在兼收并蓄、转益多师,无体不工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总体风格,具有承先启后之功的宗匠。
  关键词:元遗山 李杜苏黄 继承
  元遗山是继杜甫之后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又一集大成的杰出诗人。过去文学史上讲现实主义传统,关注历史上忧国忧民的作家和作品,元遗山称得上是金元之际的代表作家,这是毫无疑异的。但是从文化史的广阔背景下,从古代诗歌递相祖述的继承关系上,来考察元遗山的诗歌创作成就,认识其集大成的特点却有所忽略。其实,元遗山的诗作不仅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因素,而且从各方面对前辈名家的精华均有吸收。他是在兼收并蓄、转益多师,无体不工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总体风格,具有承先启后之功的宗匠。
  古代诗歌到唐代极为繁荣,形成发展的顶峰,复经北宋诸大家发扬蹈厉,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又向广度与深度开拓。到金元之际,诗歌的创新已为强弩之末,难以为继。故元遗山言:“诗与文同源而别派,文固难,诗为尤难。”(《双溪集序》)在这种形势下,遗山知难而上,以诗为专门之学,孜孜精进不已,获得了极高的成就。“只知诗到苏黄尽,沧海横流却是谁?”翁方纲评曰,读此“乃知遗山之力争上游,非语言笔墨所能尽者矣”。又曰:“至于遗山所自处,则似乎在东坡,而东坡又若不足尽之。盖所谓乾坤清气,隐隐自负,居然有集大成之想。”(《石洲诗话》卷七、卷五)元遗山的诗歌创作事实上是达到了“集大成”水准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元遗山具备了主客观两方面的条件。客观上,正如赵翼所言“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而主观上,则如遗山自言“我诗初不工,研磨出艰辛”,是他长期磨炼、苦心经营、含英咀华、博采众长的结果。这里,例举遗山诗四首,略做浅要评析,以窥见遗山如何师法前人、熔铸己作而卓然自成大家的。
  一
  桃花红深李花白,昨日成团今日拆。歌声满耳何处来,杨柳青旗洛阳陌。拊君背,握君手,朝钟暮鼓无了期,世事于人竟何有?青青镜中发,忽忽成白首。六国印,何如负郭二顷田?千载名,不及即时一杯酒!(《九月七日梦中作诗续以末后二句》)
  这首诗,有鲜明的李白清雄奔放的风格特色,按诗意应作于金亡之后。
  遗山青年时期是“有志于世”“雅以气节自许,不甘落人后”的。但作为一介文土,擔任一名史官,在山河破碎、国破家亡的战乱年代,不可能挽狂澜于既倒。他目睹金廷的腐朽黑暗政治,激起强烈愤懑。金亡之后,又被蒙古军羁管于聊城三年,成为累臣,受尽亡国辱身之苦,故面对大好春光的季节,不禁生风景无殊、山河变异之慨。诗的首二句以景起兴,有民歌风,为竹枝词句,这是李白古风常见的句法。发语率然,却即景生情。次二句承之,以他人的歌乐、桃李凋谢的可哀作对比,感韶光易逝而人世无常,家国之痛,自在言外。继之写对朋友的劝慰,以“世事于人竟何有”为反语,做小结束。他人之歌衬托出自身哀感,劝友亦即自劝,如李白“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梦游天姥吟留别》),“江东风光不借人,枉杀落花空自春”(《醉后赠从甥高镇》),“天津三月时,千门桃与李。朝为断肠花,暮逐东流水。前水复后水,古今相续流。新人非旧人,年年桥上游”(《古风》其十八)等诗意。接下来,“青青镜中发,忽忽成白首”,流光不再人已老,正由李白《将进酒》“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秋浦歌》其十七“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化来。由人及己,知国事无望,抱负难展,遂悟功名虚幻,不如安贫知命,饮酒自乐,亦李白金樽尽欢,一醉方休诗意:“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将进酒》),“作人不倚将军势,饮酒岂顾尚书期”(《扶风豪士歌》),“持盐把酒但饮之,莫学夷齐事高洁”(《梁甫吟》),“惟愿当歌对酒时,月光长照金樽里”(《把酒问月》)。然而,旷达不免苦闷,酣饮岂可消忧,正是“举杯消愁愁更愁”的心灵写照。全诗一气呵成,于自然流动中见感情波澜的起伏,而无杜甫往复含蓄的曲折。忧从中来,喷薄而出,由外而内,借景抒怀,淋漓尽致,直陈胸臆。李白清雄奔放的诗风,达到了神情毕肖的境界。遗山好友李治称他为李白后身(见《元遗山全集》序),非虚言也。
  不过,遗山此诗也有不同于李白诗之处,即李白诗中少有消沉凄楚之音,即便苦闷之极亦非绝望,总高扬着济世救民的志气,如《将进酒》“天生我材必有用”,《梁甫吟》“欲济苍生未应晚”之类;而遗山此诗则精神黯然,救国之志完全隐于言外。这当是遗山于亡国后受制于蒙古军,颇有生死之危的客观环境使然。但遗山并未“心死”,他一生以“出死以为民”为念,化为了九死不悔、至老不衰的实际行动。遗山这方面积极向上的精神表露,求诸其他篇什,仍是不胜枚举的。
  二
  绛阙遥天霁景开,金明高树晚风回。长虹下饮海欲竭,老雁叫群秋更哀。劫火有时归变灭,神嵩何计得飞来?穷途自觉无多泪,莫傍残阳望吹台。(《雨后丹凤门登眺》)
  这首诗有杜甫七律“沉郁顿挫”的典型风格,作于金亡前二年。时蒙古军围攻汴京,金哀宗遣使乞和,蒙古军暂退。诗人登丹凤门远望,见兵火之余,疮痍满目,虑及国势衰颓,沦亡不免,心中哀痛欲绝,遂作是诗。近人吴闽生评曰:“此等处沉痛入骨,是遗山独绝处,乃从杜公得来。”赵翼亦曰:“遗山七言律则更沉挚悲凉,自成声调。唐以来律诗之可歌可泣者,少陵十数联外,绝无嗣响;遗山则往往有之。”(《瓯北诗话》)指的正是像这首诗一类的佳作。
  全诗亦即景抒情,但无李白直接痛快的宣泄,而是以喻见意,融情入景。首二句之阙即丹凤门;“金明”,池名,宫苑小湖。言眺望所见,秋霁空明,晚风高树,含秋风黍稷之感。颔联咏长虹饮海,有不祥之兆,喻山河将生沧桑之变;复以老雁叫群,益令人凄怆,是诗人耳闻目睹,以主观观照景物,联想国事,悲感深入一层。颈联再折一层,纯以诗人心境出之,所谓“神来气来”,思潮汹涌。劫火,佛家言世界末日之大水火风之灾,此隐喻战争浩劫暂息的宁静,预示着更严重的国难将临。因汴京四无屏障,故诗人幻想嵩山飞来有以护卫。这种层层递进、曲折往复的章法,多见于杜诗《秋兴八首》《诸将》《咏怀古迹》《登高》等七律名篇。后半部分承前四句而转意,心事浩茫,忧国忧民,知人力之不逮,盼神力之可拯,而绝望之悲,自在言外。结尾云:“穷途自觉无多泪,莫傍残阳望吹台。”吹台,遗山旧日游乐地,其《九日读书山》诗云:“往年在南都,闲闲(指赵秉文)主文衡。九月登吹台,追随尽名卿。”悲而泪尽,途穷无计,昔日游乐之盛不复见,今日国难当头,何堪回首!悲愤绵绵无尽,莫有底止。而“残阳”与“霁景”呼应,回扣首句,尤显结构谨严,整饬凝练。全诗感慨悲凉,情景交融,实中藏虚,用笔曲折,得杜甫七律神髓,倘置之杜集,是可以乱真的。   遗山之诗,得力于杜甫为多,后人称其为“少陵嫡派”。遗山宗杜也溢于言表,称“古雅难将子美亲”,“少陵自有连城璧”(《论诗三十首》),“万古诗坛子美家”(《过三乡望女几村追辛敬之》)。他尊崇杜甫,一是认为杜诗有深切的生活体验。杜甫经历战乱,辛苦流离,深入社会,能知民生疾苦,心存社稷,而且观察事物,真切细致,所以“眼处心生句自神”,尤其是杜甫夔州以后的诗,有感人至深的艺术力量。二是杜甫诗融会百家,学识综博,能汲取古人精华,化为自身血肉,而避免种种弊病,所以“谓杜诗为无一字无来处亦可也,谓不从古人中来亦可也”。遗山编有《杜诗学》一书,此类见解在《杜诗学引》和其他一些文章中多有表述,而他的创作实践也主要是沿着杜甫的路子走的,何况遗山本人的遭际也同杜甫相类。如果讲二人的不同,只是由于遗山亲遭了亡国之痛,他的诗有时在沉郁悲凉、感慨激越方面比杜甫犹有过之而已。
  三
  西窗鸟声千种好,树影离离动微风。青山满前掩书坐,欲话怀抱无人同。花枝不笑绿鬓改,尊酒自与黄金空。少年乐事总消歇,落日澹澹天无穷。(《西窗》)
  这首诗是闲适之作,有苏轼诗行云流水般豪放自然的风格。
  遗山宗杜,同时也赏爱苏诗。他评苏诗引唐诗僧皎然语“性情之外,不知有文字”,又云“东坡圣处,非有意于文字为工,不得不然之为工也”。(《新轩乐府引》)遗山还手编《东坡诗雅》《东坡乐府集选》,作《学东坡移居八首》等诗,可见对苏诗的喜爱。苏诗在金代流布极广,所谓“苏学盛于北,金人之尊苏,不独文也。所以士大夫无不沾丐一得”(《石湖诗话》卷五)。这是当时文坛风气,不独遗山为然。不过,苏学作为一种学术思想是以儒学为宗、兼采释道的杂学,体现在文学内容上,东坡诗便具有种种新生面,不单为载道之言。东坡在北宋党争中遭受打击,贬官海南,政治上不得意,颇以禅学自宽,求得心理平衡,熬过了磨难。所以他的诗有浓厚的禅味,能够放情物外,自得其乐,风格上显得豪放达观。这一点既不同于李白,也不同于杜甫。李白诗有道家风,动不动就要上天入地,同博大真人作汗漫游;杜甫则以儒业自任,面对现实,力求“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东坡介乎两者之间,出世入世,互为表里。政治上信念不改,但态度灵活,知可为而为,知不可为则不为,豪放中有安适。诗文创作也主张顺乎自然,既有法度,又能“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这是他得力于禅学的结果。遗山的这首诗同样抒发了这种安常处顺的生活态度。诗意描写面对鸟声、树影、微风、青山、花枝、尊酒,寂然自得其乐。岁月无穷,鬓毛生白;黄金有尽,逐乐无方,便悟出了“少年乐事总消歇,落日澹澹天无穷”的哲理。既然大自然才是永恒的,人生行乐是暂时的,那就不必妄求,乐天知命,安于现状吧。全诗没有什么难解的句子,语言畅达自然,意尽而止,这不是东坡为文的“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吗?
  不过,东坡诗豪放自适,却并非一味消极避世。正如李白、杜甫具有不同的人生理想却又始终关注现实一样,东坡也是难于忘情世事的。东坡对人生、自然,充满热烈的爱,他诗笔描绘的景物也洋溢着生命力。所以东坡诗动态感很强,比喻丰富、贴切而新鲜,如他的《百步洪》《读孟郊诗》《石鼓歌》等篇,读之便觉形象密集、万象森罗、琳琅满目而又痛快利落,处处显得活泼泼的,令人惊喜不置、神清气爽。遗山这首《西窗》偏于表达物我无竞、容与自然的情调,在形象描绘上不像东坡诗那样富丽多姿。但遗山诗作中也不乏可以与东坡诗媲美的佳篇,如《赤壁图》《游黄华山》《过晋阳故城书事》《涌金亭示同游诸君》等篇,其笔力的雄俊、意象的丰赡、境界的開阔及笔法的开合变化,亦可谓“追东坡而轶放翁”(王士禛语)了。
  应当指出的是,遗山虽爱赏东坡,却不以学东坡为满足。他认为,东坡诗犹有“不能近古之恨”。所谓“近古”,是指归于雅正。雅正就是“温柔敦厚,蔼然仁义之言”“以诚为本”。他曾在“学诗自警”中提出二十九条不宜于诗的弊病,以律己律人(见《杨叔能小亨集引》),又在《论诗绝句》中言:“曲学虚荒小说欺,俳谐怒骂岂诗宜?今人合笑古人拙,除却雅言都不知。”这些话虽非专责东坡,却于东坡不无微词。这是继承杜甫“别裁伪体亲风雅”“风流儒雅亦吾师”的儒家诗教而来的。可是,这样一来,诗便成了“载道”的工具,又与“性情之外,不知有文字”之说发生矛盾。试想,东坡之所以为东坡,正在于他有真性情,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从而形成具有个性化的独特风格。如果东坡成了“醇儒”,就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创新。遗山自己的创作实践,其实与他所悬的标的也不全符合。比如他反对“俳谐怒骂”,却也写过骂人的诗(骂得对不对又当别论)。总之,遗山本人也非“醇儒”,不过比东坡“儒”的味道浓一些而已。这种矛盾现象,也是时代使然,因为二人均处在儒学吸收释道向理学转化、发展的阶段,不能不受风气的习染和熏陶。
  四
  海棠一株春一国,燕燕莺莺作寒食,千古万古开元日。三郎搦管仰面吹,天公大笑嗔不得。宁王天人玉不如,番绰乐句不可无。官腰不按《羽衣》谱,疾舞底用牧猪奴?风声水声清都,梦中令人羡华胥。何时却并宫墙听?恨不将身作李暮!(《题商孟卿家明皇合曲图》)
  这首诗是师法黄庭坚风格特色的佳作。
  黄庭坚是宗杜的,极力称赞杜诗与韩愈文“无一字无来处”。他开创江西诗派,自认是杜甫的门徒。黄庭坚又是虔诚的禅家弟子,儒教与禅学的融合影响到诗风,贯彻到创作实践中,黄庭坚提出了“点铁成金”“脱胎换骨”的艺术主张,即取前人成句,改头换面,翻出新意;或师前人诗意,另铸新词,讲究炼字、炼句、炼意,章法精严。这种诗法容易发生扯古人、堆垛故实的流弊,江西诗派也确实有这种通病。但黄庭坚本人并非只善于钻故纸堆,做文字游戏。他的诗具有杜诗“老成”的骨力、谨严的结构,传达出奇幻精警、峭拔幽深的意境,给人新鲜之感。遗山同时代的诗人王若虚指责黄氏“特剽窃之黠者耳”(《滹南诗话》),遗山是耳熟能详的。但遗山的父亲元德明却称“近世唯山谷最知子美”(《杜诗学引》),家学渊源,影响亦深。遗山则有所折衷,他很尊重山谷却鄙薄江西诸子,所以《论诗绝句》中云:“论诗宁下涪翁拜,不作江西社里人。”又云:“只知诗到苏黄尽,沧海横流却是谁?”大有继苏黄而起,横扫千军的气概。在创作中,遗山对黄诗的优长多有吸收,并不排斥。此点钱锺书先生在《谈艺录》中言之凿凿,是可信的。就上引这首诗来看,便有师承黄诗法度的明显体现。这是一首题画诗,画中是唐玄宗宫中合乐的欢乐场景。诗中典实甚多,须略做注析。“海棠”,喻杨贵妃,见《冷斋夜话》《太真外传》中有玄宗称贵妃醉眠态“岂是妃子醉,真海棠睡未足耳”之句。“燕燕莺莺”,指宫女歌伎,由东坡“诗人老去莺莺在,公子归来燕燕忙”句化来。“寒食”由白居易《霓裳羽衣歌》“舞时寒食春风天”句化来。“三郎”即玄宗。“天公大笑”用李白《梁甫吟》“帝旁投壶多玉女,三时大笑开电光”句。“宁王天人”,指贵妃。番绰即黄番绰,宫中乐师。“牧猪奴”,指安禄山,玄宗指其为“猪龙”,语原出《晋书·陶侃传》。清都,帝之所居,见《列子·周穆王》。华胥,见《列子·黄帝篇》:“黄帝昼寝而梦游华胥氏之国。”李谟事见元稹《连昌宫词》 “李谟压笛傍宫墙”句及自注。全诗取《开天传信记》《杨太真外传》所载玄宗与贵妃游乐事。诗中几乎无一句无典实,而巧为弥合,织为一体,如无缝天衣。纯以旁衬隐喻手法,极言玄宗开元盛极之时游乐。但杂以“千古万古开元日”,微讽居安忘危之甚,实非久计。“天公大笑嗔不得”,隐喻玄宗作乐忘形必将后悔不及。“牧猪奴”,点出安禄山已生反侧之心而玄宗竟无察觉,以反语出之,意味深长。结尾四句为杜甫“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那得几回闻”的暗讥,意谓人间不应有此乐而玄宗行之,将乐极生悲。通篇章法紧凑曲折,细针密线,句句有言外言、味外味,句法矫健警策,绝无闲笔,结句尤耐人咀嚼。诗人确切的命意完全通过暗示影射出来,寄寓遥深,并有立体的形象感,而无直露浅率之病。近人高步瀛评此诗曰“神似山谷”,是十分贴切的。前人评遗山诗亦云“凌轹苏黄”“追配苏黄”,以此诗论,遗山是当之无愧的。
  黄庭坚的诗诚然也有毛病,那就是钱锺书先生所云,忽视社会生活的源泉活水,题材较狭窄,与人民群众的疾苦离得很远,而且过分追求形式,读其诗不免为隔雾看花。但从审美价值而言,黄诗有独到的造诣,可为今天的创作提供借鉴。(《宋诗选注·序》)时下一些现代派所谓“意识流”“象征法”的手段,在黄诗中均可寻见端倪。遗山师法山谷,能够逼真、神似,说明他深知个中三昧,探骊得珠。遗山诗也有喜用前人成句的毛病,个人创作亦多复句之累,这在今天看来,是不足取的。不过,在诗人那个时代,这种情况似不犯忌,反倒是一种才情的表露,因为从孔子传下来的“述而不作”的作风长期影响文坛,古人原不以为病的。但这又与“语必己出”“惟陈言之务去”的创新精神形成矛盾对立。古代诗人就是在这种矛盾中挣扎着曲折前进的。我们今天赞赏创新精神,对古人却应以历史主义态度对待,无须苛责。
  本文所举四首诗,可说明遗山师法李杜苏黄四大家风格特色的造诣,以概见遗山对前辈诗人集大成的成就。当然,遗山取法前人,范围不限于此四家,如遗山《种松》诗效白居易新乐府,《饮酒》效陶渊明,《愚轩为赵宜之赋》效韩愈,《赠答张教授仲文》效李贺,《采杞》效陈子昂《感遇》诸篇,《出都》效李商隐,等等,均形神逼肖,如出一手。但这种继承又非单纯模仿复制,每首诗均有诗人自己的本色在,即妙在似与不似之间,而其中始终贯穿着思想内涵上的忧国忧民,同艺术形式上的真淳雅洁相统一的主线。遗山《论诗绝句》言:“撼树蚍蜉自觉狂,书生技痒爱论量。老来留得诗千首,却被何人校短长?”就此,宗廷辅《古今论诗绝句》评曰:“予谓先生诗语,磊落慷慨,其自谦处正其自负处。”我以为,对遗山诗歌创作成就的全面评价,随着研讨的深入,相信会有公正的定论,正不必问其自谦自负与否。本文谨以一愚之见,就教于方家和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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