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觉得在宋代的文学里，我非常喜欢他们自己可以转换角色，转来转去一点都不冲突，所有的分裂忽然都和解了。
　　词对他们来讲本来就是一个玩赏的东西，是游戏之物，上班没有人写词的，都是下了班去找一些歌妓唱歌，这时你还要说那么正经八百的东西，实在大可不必，这个时候他就会释放出另外一个我来。
　　宋徽宗比较麻烦，每天都在那边写词，忘掉皇帝的角色了。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完美的人格。
　　我最喜欢的中国知识分子大概都在北宋，南宋有点不行。欧阳修、王安石这些人，都可以进退不失据，就是因为他们都有一种对人格的完美要求，他们做官不是为谁做的，是因为自己的理想，所以他们非常清楚做官与不做官之间的分寸。
　　苏东坡不会被下放了，就不做事了，因为你要做的事情更多，你有更多的机会去跟人接触。他贬到岭南，觉得荔枝很好吃，那荔枝很好吃对于一个做官的人也很重要，它意味着人活着不全都是政治的内容，有一天你不能够从事政治的时候，你还有别的事情可以做，比如说写一篇洋洋洒洒的文章，告诉人家荔枝多好吃。苏东坡以前很少与人谈到荔枝，因为这是南方水果，因此他很好奇地写起荔枝来。
　　这我觉得是宋朝最可爱的部分，它不像唐朝，唐朝一切东西都是要大，而它可以小。小不见得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东西。他可以很愉快地去写生命里小小的一个事件，一点小小的经验，这个部分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完全”。
　　“完全”是他把春天的灿烂、秋天的萧瑟都看到了，所以“完全”是另一种美学，我们在现实中常常在比较，比较当中很少有“完全”，因为比较之后一定有一个结论，是要其一，不要其二。可“完全”是说生命中这些东西本来就都在，雄壮是一种美，可是微小也是一种美，没有人规定雄壮的美会影响到微小的美。“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可以是一种美，宋代画家画的一片叶子上的草虫，也可以是一种美。
　　各位如果有机会可以到台北故宫去看《草虫瓜实图》，画了一个瓜，瓜上面有一片叶子，上面还有非常小的一个蚱蜢，画得那么美，很多人都在那里盯着那个草虫看，让你感觉到一个小小昆虫的生命也是一种美。
　　宋代的文人他让你看到“小了”；唐诗里小的东西不多，一看都是“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你看到“长河落日圆”，你就不一定看得到昆虫。可宋朝是可以静观万物的，静观万物是因为你有了一个对自己生命的信心，你可以看到生命来来去去，你有更大的包容，你不去做比较和分辨。这个时代既有范宽在画《溪山行旅图》，那么大气魄的山水，而同时又有花鸟画家在画非常小的一些小虫。
　　大和小都是一种宇宙世界，当然这个背后有一个非常深的哲学背景，就是我们刚才一直讲的理学这个东西，理学现在常常变成我们讲的一种很教条的东西了，大家对于宋明理学好像不太有好感，可是我觉得北宋的理学，其实是一个生命之学，周敦颐、张载，他们在谈生命之学。谈生命中的宽容，谈在拿掉所有外在的权力、财富之后，人怎么样才能像一个人，这些问题是他们关心的问题。
　　为什么我喜欢北宋的知识分子？因为我觉得北宋的知识分子最像人了。这个说法有点奇怪，知识分子当然都是人。我的意思是说历史上知识分子很难做自己，反而一直在文化里被扭曲着，尤其是在政权当中，他被扭曲以后回不来。可是宋朝的知识分子可以回来做自己，可以回来做自我，而这种自我的释放使得宋朝在文化的创造力上，产生了一种我们叫做“平淡天真”的东西。宋朝的美学最喜欢讲的字是“平淡天真”，就是不要做作，也不要刻意，率性为之。
　　各位如果去台北故宫看到《寒食帖》，你会觉得宋朝人写字绝对不像唐朝人那样规规矩矩地写楷书，他可以随意，写错字就点一点，再改一改就好了，没有人规定一个伟大的书法里没有错字。所以《寒食帖》里错字都可以存在，他觉得错了为什么一定要再写一次呢，生命里面的错误让别人看到会这么难堪吗？这个字错了，他把它圈掉，旁边又补上一个字，这些在书法中都出现了，所以黄庭坚、苏东坡的书法里充满涂改的部分，书法的美学因此从一个官方的很正式的规格转成为性情的流露。就是说所谓的艺术是可以看到你的真性情，你的真性情里面是什么就是什么，不要去掩盖它。
　　我在前面曾讲到宋代的文人崇尚理学，其实这样的一个哲学，它也与后蜀跟南唐有关，渗透了它们某种非常奇特的流浪感。我用到了一个很特殊的词汇——“流浪感”。我讲的“流浪”，意思是说一种生命的不定形式，是说我可能在旅途当中。
　　我们介绍过《春江花月夜》，那就是一个旅途当中的流浪感，可是更大的流浪，有一点像佛经里面说的“流浪生死”，就是生命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的流浪之感，这个流浪之感使我讲的那个生命的不定性会产生真正的惆怅跟愁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