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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人的关怀”是课程改革的价值追求，那么，现代德育至关重要的一条是：隐蔽德育的教育意图，淡化被教育者的受教育意识，以实现人的最大自由与最大尊重。苏霍姆林斯基说过：“教育者的教育意图越是隐蔽，就越是能为教育的对象所接受，就越能转化成教育对象自己的内心要求。”
所谓隐蔽德育意图，就是德育工作者在充分理解德育内涵的基础上，在工作中尽可能不表露自己的目的，改变当前学生总是以被动、应付的态度去接受德育的状况，淡化他们受教育者的角色意识，使他们在充分的自主意识的支配下，自觉自愿或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德育的内容，从而实现学校德育的目的。
改进学校德育策略、隐蔽教育意图的依据是学校德育在教育内容上，存在着教育信息的片面性、表面性和急功近利性，过于直白和彰显。在教育方法上，存在主客体颠倒、明显的形式化和功利主义的倾向。不是从社会实际、青年学生的身心特征和他们的需要出发确定方法、手段，而是简单地把学生作为教育对象进行说教。在教育过程中，漠视学生在知、情、意、行各方面的差异，无法真正将教育要求转化为学生的信念和行为品质，反而使学生产生逆反心理。
如何实践隐蔽教育意图的德育呢?
一、教育关系：虚实有无，相生相资
在传统的学校德育中，德育工作者处于居高临下的地位，学生往往只是按教师的意图，被动地答问、讨论、辨析、选择。教师常以社会道德法官的角色对学生的回答作判断，而不是站在与学生平等的角度上去讨论、引导，这种状况必然会引起学生的逆反心理。现代社会复杂多变的政治经济态势，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以及多元化、多样化的文化观念形态，正在动摇成年人的知识权威地位。教育工作者要放下“为师”的架子，尽力使自己和学生处于“水乳”状态，消除双方之间存在的心理距离与对立情绪，在德育过程中与学生共同学习、探讨和研究。有时，教师不妨多向学生们学习，从某种程度上说，学习的过程也是教育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应避免自己成为某些正式的职务或权力的体现者。
对不同思想观念的自主的、独立的分析和比较是建立正确的价值观的重要环节。个体总是在权衡价值的相对强度或正误的过程中，决定自己相应的价值取向。因而可以适应学生要求，使其独立自主地探索个人发展、人际关系以及个人与社会关系，把现实生活中不同价值观的冲突、社会道德困惑中的问题和思想道德教育目标、内容巧妙地结合起来，融道德教育于社会调查与实践中，于不同思想体系的比较和讨论中。把道德教育的目标、内容变成学生自我探索、自我获得的过程。通过精心组织的调查、实践、讨论和分析，学生会从自己的观察、辩论和选择中激发出正确的理想和信念，构建起正确的价值观体系。这样的调查和实践活动，虽然在设计和操作上较之教育者单向说教要复杂得多，效果也要慢一些，但是其影响是真实、牢固和持久的。
以一则处理优秀生犯错的事件为例。
“老师，首先要郑重地向你道歉(鞠躬)……我们给你捅了这么大的娄子，你却不骂我们，大家心里都很内疚!因为我们的不成熟，给你丢脸了，很对不起!……但是今天又出事了，男生们将篮球告别仪式提早了一些，定在了不合适的时间(自修课)，错是肯定的，可他们并不是故意这么做的，最后一次了，可能太心急了吧。老师你千万不要生气啊……我们知道你生气是替我们着急，替我们担心，我们一定会加油的，以后只给你长脸，再不给你丢脸了，‘旭梅’班是最强的!晚安，阿梅姐!”这是我2008年1月9日23:56接到的短信。那天晚上收到三条类似的短信，还有一些不具名的小纸片。
学生说的“大娄子”是在打球事件的前一天，我班学生公然不下楼做课间操，理由是：太冷!学校领导不体谅咱们的冷，咱们就可以不体谅学校的做操规定，不下去做操!操场上好不醒目的一片空地呀!校长和政教处的老师那个气啊，让全班当着全校同学的面儿，单独站在操场中央做了一遍操，好好展览了一番，14班臭名从此尽人皆知。“犯罪”领袖：全体班委。
过了一天，自修课擅自外出打球者，班委成员又占半数。
这是高三第一学期末。
学生在静待我的拍案。我应该怎么办?高三了，学生向学的心思还是比较一致的，强压政策也不是行不通，问题是强压之后的衍生问题恐怕更令人棘手。思量再三，我没有拍案。
结果出乎意料，学生“罪犯”们第二天找我申请了一个时间，挨个儿地到讲台前自我批斗了一番。然后，类似的事件再也没有出现过。
这样的事件与结果发生在这个班，并不奇怪。这个班是浙江省重点中学的文科班，是一个个性突出的“愤青”群体。他们的优秀毋庸置疑，他们的“棱角”更是无与伦比，他们有着中国传统文人坚硬的脊骨，不爱吃“服从命令”那一套。但他们也有着传统文人的文化内省力，他们把自己给说服了，这次事件，德育的主体不是我。奥妙何在?
任何一个班级都会有班规，虽然每个班规的范畴与内容都差不多，但不可能有完全相同的两个班级。认同度的差别是一个关键。所谓的认同度就是班规制定伊始，是否发自于大部分同学的真心，是否维护大部分同学的利益，是否保持公平执行的一贯性。
首先，纪检委员，同学们称之为“阿心”，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这是一个基本保障。
其次，班主任的态度。纪律与惩罚，是领导力中最关键的因素。美国有一个小学教师约翰逊，提倡惩罚教育，他教育的第一步就是跟孩子们签订一份惩罚合同，凡触犯了合同上的规定的孩子就要接受相应的惩罚，结果他的班级不仅在生活习惯上，而且在学业上都取得了远非他班可比的成绩。惩罚教育当然并不绝对好，但它却传达了一个教育意识，即犯错误必须承担责任——如何承担责任是另外一回事。韩国张炳惠博士就曾经和她的三个孩子约定，爱护家庭，就要尊重家庭的生活习惯，如果错过了约定的吃饭时间，那么你就要接受吃不上饭的惩罚而毫无怨言，因为那是你的错。
我在高二接班的时候碰到过一件类似的棘手的事。班里有两位女生，高一因为洗头每天晚自修迟到，班主任屡次提醒无效，请家长做工作亦无效，最后冲突升级，学生不理班主任，也不再专心读书，成绩一落千丈。家长碰到这样的事肯定会对孩子说，老师说的是对的，你就不应该迟到!孩子准会反对：我洗头也是对的，谁让学校时间安排得这么紧?为什么一定是我错!家长一听一准火：叫你听老师的你没听见呀!好，完了，事情僵住了，两女生跟班主任闹崩了。现在这两个班归我管了，怎么办?班规制定后的第一周，我让班干部开了个班会，跟同学们说明班规草稿张贴一周，有意见请在原文处修改，不用具名。一周过去了，基本没人修改——学生根本没把班规放在眼里，高一时懒散惯了，知道那不过是 个形同虚设的家伙——这样最好，我名正言顺地把学生们自己定的班规宣读了一遍后宣布开始实施。第二天就抓到了那两个女生。我让她们来到我办公室，她们等着我发飚，我却让她们自己说。她们没料到主宾颠倒的处境，一下子说不出话来。我问按班规如何处置，她们说不知道。于是我告诉她们不知者无罪，这件事拉倒，明天你们好好学了班规照班规行事。第二天晚自修，我早早地在教室等，她们没有迟到。我又让她们来到我办公室，告诉她们，因为她们的表现，我要表扬她们，她们不知所措地笑了。我说其实我知道你们的高一，但我更希望你们明白，爱美没有错，讲卫生的习惯更不是错，但在不合适的时间和场合做了再美的事，也许它就错了。“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所以我要表扬你们。她们又笑了。第二天早晨，我在全班同学面前表扬了两位女生，实践了我的诺言。由此，全班同学知道，我是一个定了规矩就算话的人。而那两个女生，再没迟到过。
再回到“娄子事件”。温州中学的学生都是优秀生，班干部在“优秀”方面没有什么特殊性，但其职务使事件性质升了级，学生们在静观我的态度。说实在的，做操事件后我其实挺生气，坐在办公室里想怎么着也得去大光其火一番的，结果班长一行抢先来办公室找我了：“老师，这事儿我们一定是有错的，但我们觉得学校太不讲理了，所以我们跟你认错，不跟学校认错!”这些可不是头脑简单的学生呐，他们遵守班规认错来了，可你要批评他们还得讲出一个道道来!简单地惩罚是没有效果的，学生找上门儿来了，说明“明明白白”的惩罚才能算是有效的教育。“那好，你们说说学校的问题在哪儿，完了，再说说自己有没有问题。我听听再说。”学生七嘴八舌一说就把自己的问题暴露了。“你们今天跟这个体育老师说，明天跟那个体育老师说，究竟有没有跟主管做操的政教处或校长或体育组负责老师沟通过?”我提出问题。学生们低下了头：“老师，我们其实没有好好沟通过，意气用事了点儿。”说完，一个找政教处道歉去了，另一个找阿心登记错误、接受惩罚去了，剩下班长，表态说这事儿得跟全班同学分析一下，全班都得扣两分!
因为以上总总，打球事件才会出现开头的结果。
这件事中，学生是德育的主体，他们完全有德育能力，因此，班主任过多过显的德育行为非但不能达成德育目标，反而会刺激学生走向认识的误区。教育要有效，不是简单使用惩罚，让学生明白错误所在并有所修正，才是真正有效的惩罚。
二、教育手段：自然化与情境化
所谓自然化和情境化，即要求学校德育的信息输出，应融于学校的一切活动中，尽可能以自然的方式，在学习、社会实践甚至娱乐中，在看似自然的表面下昭示教育的内涵，减少刻意的人为的痕迹，注重创设情境和氛围以促使个体产生内在的需要和情感上的共鸣，从而主动地去实现教育的目的。道理是赤裸而明白的，但道理的赤裸表达有时却难以让人接受。特别是在一切都讲究包装的现代社会，有时候，含蓄比直白更容易深入人心，隐蔽教育意图的潜移默化常常能取得更好的教育效果，而高昂的口号和画蛇添足的议论则往往会让人大扫其兴，功亏一篑。
事实上，通过文化媒介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思想是西方宣传的拿手好戏，哪一部美国影片不在宣扬它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优越性?毛泽东就曾说过宣传要群众喜闻乐见。思想教育能否深入人心，关键在于它是否能够激发人的情绪，拨动人的心弦。对特定的德育目标的实现或内容的输出，也要强调有具体的情境或情感氛围。如当要求学生完成某一既定的任务时，不仅仅只是要求学生立即按教师的要求去做，而应创设一定的情境或情感氛围，让学生自己亲身感受到从事这项任务的必要性，使其深有感触，达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境地。激发人的内心需要是一切心理活动的前提，有了需要，才会形成态度，完成行为选择。激发需要，就要通过具体的事例来创设情境，渲染氛围。教育家卢梭曾说过：“千万不要干巴巴地同年轻人讲什么理论。如果你想使他们懂得你所讲的道理，你就要用一种东西去标示它。应当使思想的语言通过他的心，才能为他们所了解。”
我的学生杨正曾经让我深深触动。
2007年8月，美国来电话，手机里是杨正高扬兴奋的声音：“老师，下学年我到你班!”
我应如何面对他?——一个成绩基本徘徊在班级末10名之内却兴奋地要来“遭遇”我的学生，一个总是以他的“时尚”执拗地使学校政教工作为难、负面号召力极强的“炸弹”，一个持有美国绿卡、根本不需努力也可以出国的“富家子弟”。如果我抛弃了他，就抛弃了一个孩子对我的信赖和希望，也等于抛弃了他所带领的一大批的“他们”。
那高扬兴奋的声音，我无论如何不能拒绝……
两年后，2009年6月，又是那高扬兴奋的声音：“老师，我考了515+10，上了二本!我终于考上大学了!”我能体会他此刻的兴奋，他以自己的努力，向所有曾经怀疑甚至轻视他的人证明了他自己。更重要的，他获得了自我实现的体验。
他是如何做到的?韩国张炳惠博士说：“激发潜能是自我实现的最优选择。”唤起并尊重他的个性化的潜能是至关重要的。
在普通人眼里，看到更多的是杨正公子哥儿的表象，那些表象，足以把他定位在一个游手好闲的浪荡公子的角色上，他也因此成为政教处头疼的重点教育对象；而政教处对他的屡屡关注，恰恰成就了他在学生中一呼百应的地位。因而，不能以大众化的方法去对待他。
首先肯定，他并不是一无是处的，一个学期的相处使我对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我以为他是一个“叛逆的隐者”。也许是他的外表太过个性，使得他长久以来一直成为学校教育的重点改造对象；而在长久的被改造的过程中他也渐渐习惯了与主流教育对立的姿态而使自己更加边缘化。其实他作文写得不错，看得出读过一些书；钢笔字不羁得漂亮；喜欢油画，能辨认我衣服上莫奈的《睡莲》。可以说，他是一个综合素质不错的学生，但他需要一些适时的肯定和引导。我看得出，他喜欢我在课堂上读他的范文，我就抓住机会常读，慢慢地，他的作文里开始出现我所推荐书目中的内容了，再慢慢地，他开始向我提问、跟我探讨。当这一切在他那里慢慢自然起来时，我邀请他当我们班的宣传委员，他没有拒绝，第一期黑板报出来了，竟然是一壁的睡莲!全班同学都惊呆了!他第一次同时得到了同伴与非同伴的认可。班委改选的时候，他获得了全票，留住了宣传委员的职位。他仍然个性着他的外表，但他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入到班级生活中来。艺术节的时候，意想不到的是，他带领我班二十余位同学走上了舞台，他那形似杰克逊的造型与舞艺，引来台下阵阵尖叫，这个节目，获得了艺术节文艺汇演的二等奖。如果不是他对“美”的独特赏鉴，他不会拥有这些与“美”相关的素质与潜能；如果我死死揪住他关注外表美的生活习惯而不深入了解，不提供展示他的审美素质的平台，那他今天可能仍是一个被讥为徒有其表的浪荡子。
教育，不一定非是义正辞严的批评，如果你的时机与表达不对，义正辞严也会成为孩子未来的杀手；教育也未必是痛心疾首的严厉，祖训“严师出高徒”更多的是在说明规定性上的说一不二，而不是态度上的疾言厉色。个性差异殊远的孩子们让我更加意会：教育，是一个宏伟的目标，却只能在细微处长流而成；关注细节的差异就是关注个性，关注个体的差异就是关注“这一个”的当下之于未来发展的可能性。
德育是一个系统工程，其质量取决于系统的诸项有机要素的作用程度。作为德育工程的实施者，光有好的材料(德育内容)是不够的，它还取决于构建工程的工艺技术——德育的策略与方法的好坏。德育的效果和质量在于受教育者是否接受了教育的内容，并表现出相应的、期望之中的认识、情感、态度和行为。当教育意图被隐蔽，教育色彩被“淡化”之后，德育的内涵更加丰富了，过程显得更轻松，效果更明显。“淡化”教育色彩的过程，也是德育自觉自为的过程，当德育工作者把“淡化”教育真正落在实处，德育就渐渐接近了它的本质。
(栏目编辑 张国胜)
所谓隐蔽德育意图，就是德育工作者在充分理解德育内涵的基础上，在工作中尽可能不表露自己的目的，改变当前学生总是以被动、应付的态度去接受德育的状况，淡化他们受教育者的角色意识，使他们在充分的自主意识的支配下，自觉自愿或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德育的内容，从而实现学校德育的目的。
改进学校德育策略、隐蔽教育意图的依据是学校德育在教育内容上，存在着教育信息的片面性、表面性和急功近利性，过于直白和彰显。在教育方法上，存在主客体颠倒、明显的形式化和功利主义的倾向。不是从社会实际、青年学生的身心特征和他们的需要出发确定方法、手段，而是简单地把学生作为教育对象进行说教。在教育过程中，漠视学生在知、情、意、行各方面的差异，无法真正将教育要求转化为学生的信念和行为品质，反而使学生产生逆反心理。
如何实践隐蔽教育意图的德育呢?
一、教育关系：虚实有无，相生相资
在传统的学校德育中，德育工作者处于居高临下的地位，学生往往只是按教师的意图，被动地答问、讨论、辨析、选择。教师常以社会道德法官的角色对学生的回答作判断，而不是站在与学生平等的角度上去讨论、引导，这种状况必然会引起学生的逆反心理。现代社会复杂多变的政治经济态势，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以及多元化、多样化的文化观念形态，正在动摇成年人的知识权威地位。教育工作者要放下“为师”的架子，尽力使自己和学生处于“水乳”状态，消除双方之间存在的心理距离与对立情绪，在德育过程中与学生共同学习、探讨和研究。有时，教师不妨多向学生们学习，从某种程度上说，学习的过程也是教育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应避免自己成为某些正式的职务或权力的体现者。
对不同思想观念的自主的、独立的分析和比较是建立正确的价值观的重要环节。个体总是在权衡价值的相对强度或正误的过程中，决定自己相应的价值取向。因而可以适应学生要求，使其独立自主地探索个人发展、人际关系以及个人与社会关系，把现实生活中不同价值观的冲突、社会道德困惑中的问题和思想道德教育目标、内容巧妙地结合起来，融道德教育于社会调查与实践中，于不同思想体系的比较和讨论中。把道德教育的目标、内容变成学生自我探索、自我获得的过程。通过精心组织的调查、实践、讨论和分析，学生会从自己的观察、辩论和选择中激发出正确的理想和信念，构建起正确的价值观体系。这样的调查和实践活动，虽然在设计和操作上较之教育者单向说教要复杂得多，效果也要慢一些，但是其影响是真实、牢固和持久的。
以一则处理优秀生犯错的事件为例。
“老师，首先要郑重地向你道歉(鞠躬)……我们给你捅了这么大的娄子，你却不骂我们，大家心里都很内疚!因为我们的不成熟，给你丢脸了，很对不起!……但是今天又出事了，男生们将篮球告别仪式提早了一些，定在了不合适的时间(自修课)，错是肯定的，可他们并不是故意这么做的，最后一次了，可能太心急了吧。老师你千万不要生气啊……我们知道你生气是替我们着急，替我们担心，我们一定会加油的，以后只给你长脸，再不给你丢脸了，‘旭梅’班是最强的!晚安，阿梅姐!”这是我2008年1月9日23:56接到的短信。那天晚上收到三条类似的短信，还有一些不具名的小纸片。
学生说的“大娄子”是在打球事件的前一天，我班学生公然不下楼做课间操，理由是：太冷!学校领导不体谅咱们的冷，咱们就可以不体谅学校的做操规定，不下去做操!操场上好不醒目的一片空地呀!校长和政教处的老师那个气啊，让全班当着全校同学的面儿，单独站在操场中央做了一遍操，好好展览了一番，14班臭名从此尽人皆知。“犯罪”领袖：全体班委。
过了一天，自修课擅自外出打球者，班委成员又占半数。
这是高三第一学期末。
学生在静待我的拍案。我应该怎么办?高三了，学生向学的心思还是比较一致的，强压政策也不是行不通，问题是强压之后的衍生问题恐怕更令人棘手。思量再三，我没有拍案。
结果出乎意料，学生“罪犯”们第二天找我申请了一个时间，挨个儿地到讲台前自我批斗了一番。然后，类似的事件再也没有出现过。
这样的事件与结果发生在这个班，并不奇怪。这个班是浙江省重点中学的文科班，是一个个性突出的“愤青”群体。他们的优秀毋庸置疑，他们的“棱角”更是无与伦比，他们有着中国传统文人坚硬的脊骨，不爱吃“服从命令”那一套。但他们也有着传统文人的文化内省力，他们把自己给说服了，这次事件，德育的主体不是我。奥妙何在?
任何一个班级都会有班规，虽然每个班规的范畴与内容都差不多，但不可能有完全相同的两个班级。认同度的差别是一个关键。所谓的认同度就是班规制定伊始，是否发自于大部分同学的真心，是否维护大部分同学的利益，是否保持公平执行的一贯性。
首先，纪检委员，同学们称之为“阿心”，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这是一个基本保障。
其次，班主任的态度。纪律与惩罚，是领导力中最关键的因素。美国有一个小学教师约翰逊，提倡惩罚教育，他教育的第一步就是跟孩子们签订一份惩罚合同，凡触犯了合同上的规定的孩子就要接受相应的惩罚，结果他的班级不仅在生活习惯上，而且在学业上都取得了远非他班可比的成绩。惩罚教育当然并不绝对好，但它却传达了一个教育意识，即犯错误必须承担责任——如何承担责任是另外一回事。韩国张炳惠博士就曾经和她的三个孩子约定，爱护家庭，就要尊重家庭的生活习惯，如果错过了约定的吃饭时间，那么你就要接受吃不上饭的惩罚而毫无怨言，因为那是你的错。
我在高二接班的时候碰到过一件类似的棘手的事。班里有两位女生，高一因为洗头每天晚自修迟到，班主任屡次提醒无效，请家长做工作亦无效，最后冲突升级，学生不理班主任，也不再专心读书，成绩一落千丈。家长碰到这样的事肯定会对孩子说，老师说的是对的，你就不应该迟到!孩子准会反对：我洗头也是对的，谁让学校时间安排得这么紧?为什么一定是我错!家长一听一准火：叫你听老师的你没听见呀!好，完了，事情僵住了，两女生跟班主任闹崩了。现在这两个班归我管了，怎么办?班规制定后的第一周，我让班干部开了个班会，跟同学们说明班规草稿张贴一周，有意见请在原文处修改，不用具名。一周过去了，基本没人修改——学生根本没把班规放在眼里，高一时懒散惯了，知道那不过是 个形同虚设的家伙——这样最好，我名正言顺地把学生们自己定的班规宣读了一遍后宣布开始实施。第二天就抓到了那两个女生。我让她们来到我办公室，她们等着我发飚，我却让她们自己说。她们没料到主宾颠倒的处境，一下子说不出话来。我问按班规如何处置，她们说不知道。于是我告诉她们不知者无罪，这件事拉倒，明天你们好好学了班规照班规行事。第二天晚自修，我早早地在教室等，她们没有迟到。我又让她们来到我办公室，告诉她们，因为她们的表现，我要表扬她们，她们不知所措地笑了。我说其实我知道你们的高一，但我更希望你们明白，爱美没有错，讲卫生的习惯更不是错，但在不合适的时间和场合做了再美的事，也许它就错了。“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所以我要表扬你们。她们又笑了。第二天早晨，我在全班同学面前表扬了两位女生，实践了我的诺言。由此，全班同学知道，我是一个定了规矩就算话的人。而那两个女生，再没迟到过。
再回到“娄子事件”。温州中学的学生都是优秀生，班干部在“优秀”方面没有什么特殊性，但其职务使事件性质升了级，学生们在静观我的态度。说实在的，做操事件后我其实挺生气，坐在办公室里想怎么着也得去大光其火一番的，结果班长一行抢先来办公室找我了：“老师，这事儿我们一定是有错的，但我们觉得学校太不讲理了，所以我们跟你认错，不跟学校认错!”这些可不是头脑简单的学生呐，他们遵守班规认错来了，可你要批评他们还得讲出一个道道来!简单地惩罚是没有效果的，学生找上门儿来了，说明“明明白白”的惩罚才能算是有效的教育。“那好，你们说说学校的问题在哪儿，完了，再说说自己有没有问题。我听听再说。”学生七嘴八舌一说就把自己的问题暴露了。“你们今天跟这个体育老师说，明天跟那个体育老师说，究竟有没有跟主管做操的政教处或校长或体育组负责老师沟通过?”我提出问题。学生们低下了头：“老师，我们其实没有好好沟通过，意气用事了点儿。”说完，一个找政教处道歉去了，另一个找阿心登记错误、接受惩罚去了，剩下班长，表态说这事儿得跟全班同学分析一下，全班都得扣两分!
因为以上总总，打球事件才会出现开头的结果。
这件事中，学生是德育的主体，他们完全有德育能力，因此，班主任过多过显的德育行为非但不能达成德育目标，反而会刺激学生走向认识的误区。教育要有效，不是简单使用惩罚，让学生明白错误所在并有所修正，才是真正有效的惩罚。
二、教育手段：自然化与情境化
所谓自然化和情境化，即要求学校德育的信息输出，应融于学校的一切活动中，尽可能以自然的方式，在学习、社会实践甚至娱乐中，在看似自然的表面下昭示教育的内涵，减少刻意的人为的痕迹，注重创设情境和氛围以促使个体产生内在的需要和情感上的共鸣，从而主动地去实现教育的目的。道理是赤裸而明白的，但道理的赤裸表达有时却难以让人接受。特别是在一切都讲究包装的现代社会，有时候，含蓄比直白更容易深入人心，隐蔽教育意图的潜移默化常常能取得更好的教育效果，而高昂的口号和画蛇添足的议论则往往会让人大扫其兴，功亏一篑。
事实上，通过文化媒介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思想是西方宣传的拿手好戏，哪一部美国影片不在宣扬它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优越性?毛泽东就曾说过宣传要群众喜闻乐见。思想教育能否深入人心，关键在于它是否能够激发人的情绪，拨动人的心弦。对特定的德育目标的实现或内容的输出，也要强调有具体的情境或情感氛围。如当要求学生完成某一既定的任务时，不仅仅只是要求学生立即按教师的要求去做，而应创设一定的情境或情感氛围，让学生自己亲身感受到从事这项任务的必要性，使其深有感触，达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境地。激发人的内心需要是一切心理活动的前提，有了需要，才会形成态度，完成行为选择。激发需要，就要通过具体的事例来创设情境，渲染氛围。教育家卢梭曾说过：“千万不要干巴巴地同年轻人讲什么理论。如果你想使他们懂得你所讲的道理，你就要用一种东西去标示它。应当使思想的语言通过他的心，才能为他们所了解。”
我的学生杨正曾经让我深深触动。
2007年8月，美国来电话，手机里是杨正高扬兴奋的声音：“老师，下学年我到你班!”
我应如何面对他?——一个成绩基本徘徊在班级末10名之内却兴奋地要来“遭遇”我的学生，一个总是以他的“时尚”执拗地使学校政教工作为难、负面号召力极强的“炸弹”，一个持有美国绿卡、根本不需努力也可以出国的“富家子弟”。如果我抛弃了他，就抛弃了一个孩子对我的信赖和希望，也等于抛弃了他所带领的一大批的“他们”。
那高扬兴奋的声音，我无论如何不能拒绝……
两年后，2009年6月，又是那高扬兴奋的声音：“老师，我考了515+10，上了二本!我终于考上大学了!”我能体会他此刻的兴奋，他以自己的努力，向所有曾经怀疑甚至轻视他的人证明了他自己。更重要的，他获得了自我实现的体验。
他是如何做到的?韩国张炳惠博士说：“激发潜能是自我实现的最优选择。”唤起并尊重他的个性化的潜能是至关重要的。
在普通人眼里，看到更多的是杨正公子哥儿的表象，那些表象，足以把他定位在一个游手好闲的浪荡公子的角色上，他也因此成为政教处头疼的重点教育对象；而政教处对他的屡屡关注，恰恰成就了他在学生中一呼百应的地位。因而，不能以大众化的方法去对待他。
首先肯定，他并不是一无是处的，一个学期的相处使我对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我以为他是一个“叛逆的隐者”。也许是他的外表太过个性，使得他长久以来一直成为学校教育的重点改造对象；而在长久的被改造的过程中他也渐渐习惯了与主流教育对立的姿态而使自己更加边缘化。其实他作文写得不错，看得出读过一些书；钢笔字不羁得漂亮；喜欢油画，能辨认我衣服上莫奈的《睡莲》。可以说，他是一个综合素质不错的学生，但他需要一些适时的肯定和引导。我看得出，他喜欢我在课堂上读他的范文，我就抓住机会常读，慢慢地，他的作文里开始出现我所推荐书目中的内容了，再慢慢地，他开始向我提问、跟我探讨。当这一切在他那里慢慢自然起来时，我邀请他当我们班的宣传委员，他没有拒绝，第一期黑板报出来了，竟然是一壁的睡莲!全班同学都惊呆了!他第一次同时得到了同伴与非同伴的认可。班委改选的时候，他获得了全票，留住了宣传委员的职位。他仍然个性着他的外表，但他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入到班级生活中来。艺术节的时候，意想不到的是，他带领我班二十余位同学走上了舞台，他那形似杰克逊的造型与舞艺，引来台下阵阵尖叫，这个节目，获得了艺术节文艺汇演的二等奖。如果不是他对“美”的独特赏鉴，他不会拥有这些与“美”相关的素质与潜能；如果我死死揪住他关注外表美的生活习惯而不深入了解，不提供展示他的审美素质的平台，那他今天可能仍是一个被讥为徒有其表的浪荡子。
教育，不一定非是义正辞严的批评，如果你的时机与表达不对，义正辞严也会成为孩子未来的杀手；教育也未必是痛心疾首的严厉，祖训“严师出高徒”更多的是在说明规定性上的说一不二，而不是态度上的疾言厉色。个性差异殊远的孩子们让我更加意会：教育，是一个宏伟的目标，却只能在细微处长流而成；关注细节的差异就是关注个性，关注个体的差异就是关注“这一个”的当下之于未来发展的可能性。
德育是一个系统工程，其质量取决于系统的诸项有机要素的作用程度。作为德育工程的实施者，光有好的材料(德育内容)是不够的，它还取决于构建工程的工艺技术——德育的策略与方法的好坏。德育的效果和质量在于受教育者是否接受了教育的内容，并表现出相应的、期望之中的认识、情感、态度和行为。当教育意图被隐蔽，教育色彩被“淡化”之后，德育的内涵更加丰富了，过程显得更轻松，效果更明显。“淡化”教育色彩的过程，也是德育自觉自为的过程，当德育工作者把“淡化”教育真正落在实处，德育就渐渐接近了它的本质。
(栏目编辑 张国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