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晚上与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用完晚餐后，我与孙恒走在皮村的路上，要回新工人剧场准备晚上的“国庆联欢晚会”的表演。我问孙恒这几年搞下来，到底觉得艺术(歌唱)这件事能够对社区与工人起什么用的作用?他简单的说，首先可以唱出他们的心声，其次可以增加认同而争取权利。短短的回答就是他在2002年遇到许元后，成立新工人艺术团努力的总结。
　　这是我此生第一次参加“国庆”联欢晚会，不在天安门广场，也不用经过透视安检机检查随收行李，自然也没有前大街的假胡同、国际连锁品牌商店和麦当劳。我穿过黄昏时拥挤的，打工者为打工者提供买卖的街道，进到了新工人剧场。孩童华服出场，精神不输国家晚会的表演者，孙恒的曲子“我的吉他会唱歌”开了头，百人挤在帐篷剧院里持续约莫两个小时，新工人艺术团的人轮流表演，工人之家和同心互惠商店的工作人员上台唱歌，社区巡守和妈妈舞蹈表演，也在场的台湾农村武装青年的阿达被邀请上台唱了两首歌。表演无论精采与否台下工人总一片热乎。贯穿整场的基调是“虽然祖国对我们不够好，但我们是热爱祖国的”。这是他们自己的联欢活动，祖国这招牌好像用来打招呼的，就好像城市里摊贩要跟城管打招呼一样。打工者来自四面八方，名符其实的“全国联欢”。场内民族主义的强度对于在台湾生活的我显得如此生疏遥远。中国三亿工人打造了城市，打造全世界的便宜商品、打造了城市与商品之间的连结，在劳力付出之馀，现在还要打造自己的娱乐、自己的学校、自己的博物馆、自己的商店，自己的家。在晚会里头的一个有奖问答让我印象深刻，尽管奖品只是一瓶可乐。主持人说：“各位知道十一假期加班期间的工资怎么算嘛?”答案是：前三天三倍，后四天两倍。
　　是啊，祖国忽略我了，但是这是我(雯苦的工人)唯一的祖国!法律是有的，但工资不一定能拿到。这里的人们可能比京城广场上拥挤的游客还需要祖国。表演完走出新工人剧场，社区居民在广场的人们打著乒乓和羽球，旁边是他们自己亲手建立的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以及一个二手回收商品店，前者努力收集研究并制作了了打工者的历史以及共产党建国以来的工人政策，那一张张的各种证件看得我胆颤心惊；后者则集满了各地捐来的物资，重新整理后让社区工人可以便宜购买，满足日常生活所需，每个月都要好几台小巴才能拉回来。许多北京附近的高校学生都来此当义工，孙恒每周都要接见各种团体与媒体，光是今天，就有来自加拿大的香港人、台湾乐手与媒体、联合国组织以及北京当地媒体的朋友。北京高级的小区也未必有这样的社区生活与公共性。这在中国是被承认与关注的典范了，从他们的实验小学有全国与世界各地NGO的办公室可见一般。
　　皮村原有居民只有一千人，但外地打工的人口有一万多人，他们胼手胝足维系生活，拿著月薪人民币一千五左右的工资在六环飞机跑道下努力存活。有个河北老乡笑著说，这里再拆下去盖大楼，把我们往外推，我们很快就可以住回家乡了。
　　皮村的社区活动中心对街的砖房挂著标语：“世界打工是一家，工会就是咱的家”，工人悲惨的处境是跨国际的，对反的文化亦同。皮村与日本、台湾、香港有很长的交流历史。
　　日本的樱井大造在十几年前就在台湾台北的三重市的河堤旁开始“帐篷戏”，这一待就十几年。帐篷戏本来是将六零年代日本与美国签订“安保条约”后所引发的抗争意識以戏剧的形式重新拉回到民众里头。樱井大造几乎每年在台湾都有重要的演出，透过经验交流也培育出台湾自己的帐篷戏剧团一“台湾海笔子”。2007年秋天，樱井大造到皮村演出，留下所搭建的帐篷，2008年新工人综艺团准备搞个“工人艺术节”，遂将留下的帐篷打造成现在的新工人剧场，并以“自己搭台，自己唱戏”的理念动手就干了起来，也邀请了同样以倡导工人权利的香港音乐团体“噪音合作社”参加。之后，台湾的黑手拿卡西、锺乔的差事剧团，樱井大造与台湾海笔子就来皮村演出过，而新工人综艺团也来过台北演出，联系出一个跨越丽岸三地的特殊的文化力量。
　　三地都曾是世界生产装配线上最重要的基地，香港作为亚太商业运转承包中心，台湾为弹性生产与分工契约的核心，中国则是世界的工厂。三地的财富与大楼皆由工人撑起，三地的贫穷也皆由工人自己承担。这个共同攸關联系的感受，是理解后八九重要的线索。亦即，由柴契尔一雷根政权在七零年代开始推行的新自由主义在九零往全球扩张时，两岸三地年轻知识分子经过八九年懵懂的巨大冲击，又在九零年代末目睹了工人面临困难，贫富差距拉大，公共福利不足等，前后一起发出不平之声。这是一个反对资产阶级复僻的连结行动。如知名批判地理学者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对新自由主义最简单扼要的批评：“这是二战后资产阶级复辟，让全球的贫富差距回到一战之前。”就是这种历经新自由主义痛苦洗刷的过程中，两岸三地真正相遇了。
　　台湾的黑手那卡西成立于1996年，刚开始的成员由台湾大学的研究生和工会的成员开始(我还权充了一阵子贝斯手)。经后学运的政治文化冲击，那肘台湾的青年文化生猛有力，批判活力四射，除了选择登上狭义政治圈的学运份子外，许多青年选择在民间、社会团体与媒体上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在文化上更是兴起一波文化运动，摇滚祭、电影节、另类媒体、国际噪音表演、抗议美术馆人事案与反对城中违建区被迫迁运动同时发生，大规模的都市社会运动与文化节庆结夥出现，扩张了文化介入政治社会的多样面貌，从94到99年间，可说台湾青年文化最扰动丰沛的时期，黑手那卡西的出现代表了这波文化运动与工人运动连带的成果。2000年后，黑手那卡西逐渐由工会里的干部和工人取代原本知识份子的组成，并发展成NGO的形式，由纯粹的音乐团体变成工人综合艺术文化发展团体，在各个层面连接了上社会运动和工人权利的推广。例如积极参与工伤协会、台湾国际家庭互助协会、日日春(性工作者权益团体)、青年乐生(反政府迫迁疗养院的青年组织)、台湾国际劳工协会(TIWA)等组织，并参与每年十一月在台北举行的工人秋斗游行。黑手那卡西现在是复声的(multl-voices)，从单纯唱出“男劳工”心声的团体，变成了各种社会弱势群体声音的制作团队，其包含了性工作者对于中产阶级道德压迫的歌声、反迫迁者对于政府荒谬政策的反驳之声、新移民家庭渴望平等对待的声音。
　　香港“噪音合作社”则成立于1998年，成员来自香港的基层组织，当时第一次听到女主声音的景象我仍然记忆犹深，那时她在公共广场唱起了<再见萤火虫>，宁谧动人。这首歌就是献给在1993年十一月，深圳葵涌致丽玩具CHCO发生大火，烧死了八十几人女工的。后来这个香港老板遂舍弃了香港工人，选择在其他发展中地区建厂，为欧美的孩子们生产玩具，他们的第一张专辑中 的另一首歌<无法无天>则是献给在香港争取居留权的人们，这不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全球化经验”嘛?在2005年香港举办WTO首长会议的时候，香港的大学生联合组织“八楼”制作了“越过不义线创录革命声”(Sound Out Louder……Crossthe Unjust Line Anit-WTO CD)一套双CD，收录了诗人、文学家与乐手的反对WTO组织的声音与创作，其中噪音合作社的Billy与林静都参与其中。在抗议的那段时间，成员Billy创作的几乎是抗议期间每天游行的主题曲。之后，他们也常出现在其他抗议场合，或因不同社会事件需要而创作歌曲。
　　孙恒也许没有想到当初脱离苦闷的结果会变得如此“正面”。他在1998年决心离开稳定的音乐老师工作，觉得学校苦闷，音乐教育死板，便到全国城市流浪，打工唱歌。边流浪边唱著，直到他2002年遇到许元与一千志向相同的朋友，便开始新的路途，为“自己”唱歌，除了出专辑外，他们也策划了两个工人剧，还发行了DVD版本。这样一唱十年，还唱出了各式各样的自主机构与成绩。新工人综艺团的故事现下看来是个成功的样本。他们全国各地都有巡演，邀约不断，理解中国急需的这样的抚慰系统并不恰当，更重要是，像孙恒这样的年轻人能找到一种缝隙，将寻求解放的渴望，流浪与自己兴趣，身分结合起来的志业，这志业成为后八九少数的可行选择。新工人综艺团到现在为止初步计算超过了500场表演，20万人次的参观群众，这可能比光鲜亮丽的摇滚歌手听众还多。光是第一张专辑就销售超过了四万张，专辑销售馀款则拿来建立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孙恒与工人之家的经验也被中国其他省分，邀请他去帮忙“规划”一个打工社区。
　　这些“自己干”文化，乃是后八九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可以联系三地年轻人的共同话语。
　　与此完全不同的故事，则是来自我在伊比利亚艺术中心一场破报见会上听到的。一位从太原来的朋友，说在八九之后，北京待不下去了，于是回到家乡，资讯贫乏日子烦闷，于是藉由手抄身边仅有的摇滚乐史，就这样在朋友之间流传开来，连现任“当代艺术＆投资”的执行副总编董冰峰都读过。对八九发生之际正值高中或初上大学的他们来说，普遍对系统不信任，对艺术教育不信任，每个人都不懂摇滚乐是啥，每个人都努力听著，“不一样”变成生活姿态，统领著生活方式。打口带与手抄书变成重要理解“邪恶帝国”与外在资讯的来源，领著他们走过青涩，打发苦闷。从台湾来的流行音乐则弥补了摇滚乐外所有的缺口。
　　这段地下史在颜峻与郝舫的疏理下有精采的细节，连左小祖咒都曾在汕头走过货，听说还差点掉了命。在巨大的气压下，他们恍若不从音乐或者文本中想像无以谋生。打口带某种程度也让中国的主体问题浮现，打口带上的摇滚终究是西方的，那中国的呢?八九之后，“使馆艺术”与“公寓艺术”变成两个重要的艺术出口。“使馆艺术”指得是那时个英、美、意大使馆人员，常邀请中国艺术家到他们国内展出，带动了艺术家看见世界的机会，也开始让世界认识中国艺术家。相反的，“公寓艺术”则指还带发掘，苦闷的躲在公寓内创作，展览就是邀请亲朋好友同乐的聚会。
　　圆明园的那段历史，或者艾未未在东村的事迹，特别是1994年至1999年所编的中国前卫艺术《黑皮书》、《白皮书》、《灰皮书》对这代搞艺术的人来说无疑是个冲击。
　　若说打口带打开了渠道，使馆艺术带动了全球化，那到了九零年代末，台湾魔岩唱片公司则收割了成果，一举让亚洲与全世界认识了中国摇滚。窦唯、张楚与何勇，佩著红星，来自左岸，变成对抗主流明星庸俗歌曲的利剑。特别是何勇在香港红勘体育场直接呛声对干著香港的四大天王，被台湾与香港的年轻人视为摇滚纯真性之代表。崔建更是全球华人反文化的偶像，对于台湾犹如早期的罗大佑。殊不知，这是他们开始接触资本主义坟墓的序曲。地底爬出的怪兽们蜂拥而出，在地表上找寻吞噬自己肉身的机会。
　　艺术市场亦同，随著四个现代化与“发展就是硬道理”的指示，在北京奥运的前八年间，艺术市场火红的不得了，实验艺术有条件走出公寓，九七年数位摄相机普及，物质带动了艺术表现，摄影艺术、纪录片、独立电影也开始起步，谁都是艺术家，谁都是艺评家，也谁都不信。艺术繁荣的景象就如世界工厂一座座在中国建立起来一样。党在学习、国家在学习、艺术在学习、艺术批评家也在学习，谁在浪头上站稳了一分钟，谁就可能赢得市场。七九八变成热门景点，宋庄盖起来万米平方的豪华工作室，还间接带动了台湾艺术家(同是华人)的市场。透过商业繁荣来说服贫穷的人民多等一会儿，迟早会临到他们吃香喝辣，会爬上了楼，二手玫瑰在那首<允许部分艺术家先富起来>乃是描写这个政策最好的说明。现在，国际上都看到中国艺术家，然而他们可是从那些“先进国家”最讨厌的盗版中吸取养分，在山寨中学习崛起的。
　　真正的问题总是被置换的。后现代性置换了现代性中的民主理性，留下了现代大楼与恐怖的美术馆越大越好的运动。发展置换了平等，留下了贫富悬殊的困境。商业杂志置换了手抄本，大款替代了纯真性，而我们视张楚后来的隐居与窦唯的坏脾气为失败者。舌头解散，北京的先锋要嘛到了更深的山里，要么躲在丽江。北京骄傲的国际赛事与超大型的艺术展置换了城市公众运输不足。而中国站起来了置换了所有问题。董冰峰说：“没有真正的问题。中国鲜少谈论其他国家。中国从没有主体性到自我(ego)过大。”
　　历史皱摺中总是充满了各种替代。在八九前后台湾知识青年努力找寻左翼养分与鲁迅，而中国则是耳朵塞满台湾民歌和“自由主义”，台湾的知识青年历经发达资本的残酷而痛批在“国家发展主义”中牺牲的社会成本，中国则在渴望自由的时候迷糊给“新自由主义”上了身，台湾恐惧著民粹与民族主义的伤杀性，而中国低头太久大得太快来不及注意。彼此需要对方的养分，但误解很大。
　　历史总是一种宰制下的当前(apresent)，除非我们有更好的线索与勇气，探究其中的皱摺，那些被吸入与消失的，隐藏与出现的，冲突与矛盾的，我们才有能力探究当前的复数(presents)，才能知道当前不是命定，而是构造而成。才能够真正理解另类的选择意味着什么?如尼采所言说的：历史工作不是揭开神秘面纱，而是推倒阻碍我们前进的石头。
　　那么，也许我们得先钻进那历史的皱摺中瞧见彼此与自己的身影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