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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3年的维也纳之行到2017年的纽约，我在记忆中搜寻与《阿黛尔》的际遇。
前年在巴黎到上海的飞机上看了一部海伦·米伦主演的电影《金衣女子》（Woman in Gold），片子很一般，演员也没什么用武之地，米伦这种老戏骨大概随便玩玩就可以交卷，吸引我从头看到底的是一个悬念，边看边使劲回忆：我到底有没有见过电影里那幅克里姆特的《阿黛尔·布洛赫-鲍尔画像》？
这是一个谜，让我忍不住钻进记忆迷宫去调查自己。
《阿黛尔》太有名，即所谓“奥地利的蒙娜丽莎”，多年来在各种媒介不断看到它的复制品，以至于自己都搞不清有没有见过真迹。图像记忆在“机械复制时代”的不靠谱真可怕。从影片揭示的时间线来看，1998年以前此画作为奥地利国宝在维也纳美景宫（Schloss Belvedere）展出，在世纪之交时它卷入“归还纳粹劫掠犹太私产”诉讼案，继承人玛利亚·阿尔特曼胜诉后，油画最终在2006年归属纽约市的一座小型美术馆——专展德奥艺术的新艺廊（Die Neue Galerie），理所当然成为镇馆之宝。
假如看过此画，一定不可能在2006年后的纽约，因为我确定没有到过新艺廊。而1998年以前我确定只去过一次维也纳——旅行记录告诉我时间是1993年夏天，如果见过此画，那一定是在美景宫。
问题转为：1993年在维也纳时，我是否去过美景宫？
维也纳的美泉宫是到过的，美景宫却不能确定。1993年在维也纳，“分离派”大画家古斯塔夫·克里姆特的作品让我看了个饱，他的一些名作，比如《吻》和《犹滴》印象中是见了真迹的，而这两幅当时和《阿黛尔》一起挂在美景宫中，只要见过《吻》，就一定到过美景宫，怎么可能漏看《阿黛尔》？
推演至此，我更糊涂了，甚至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我不仅没有到过美景宫、没有见过“金衣女子”真迹，可能连《吻》和《犹滴》也压根没有见过。我见过的只是复制品，因为它们的图像让人印象深刻，误以为见过原作。
一部电影让人钻进记忆迷宫去破案，然后勾起重访维也纳和纽约的欲望。我把美景宫和新艺廊放进了旅行计划，级别定为“必去”。倒并非有多喜欢克里姆特，好奇的是自己面对“奥地利的蒙娜丽莎”那一刻会是何种感觉——我是说，此画会具有《追忆似水年华》里那种瞬间唤回失落记忆的“马德莱娜小圆饼干”的功能吗？会不会是刺激休眠记忆的一种实验呢？
“真相时刻”终于到来，是去年六月重访维也纳时。在见到美景宫真身的那一刻，我就明白从来没有到过这里。这个发现竟然让我松了一口气。
克里姆特是美景宫的绝对主角，巴洛克式大厅里挂了好些他成熟期的作品，维也纳上流社会贵妇肖像是其中绝对主题。1900年前后的维也纳不同于巴黎、伦敦，缺少成熟的画廊和艺术中间商网络，像克里姆特这样勇于从官方体系“分离”出去的藝术家，只能靠少数富有的私人藏家提供经济来源。
维也纳1900年代的文化辉煌掩盖了当时高涨的排犹风气。我去美景宫之前看过两座犹太博物馆（犹太广场博物馆和维也纳犹太博物馆）。以前对马勒音乐中的挣扎情绪不很理解，其实他所处的时代反犹风气很厉害，肯定有影响。马勒自称三重意义上的无家可归者，“在奥地利人中间是波希米亚人，在德意志人中间是奥地利人，在所有人中间是犹太人”，即使像阿黛尔这种有钱、有地位的犹太实业家贵妇，请得到当时最好的画家为她画像，可是一旦纳粹铁蹄踏入维也纳，也保不住自家收藏的名画。
隔了不到一年，今年五月，我得到重访纽约的机会，“必去”名单上的另一项终于可以划掉了。在中央公园旁上东区86街的新艺廊，我走上旋转楼梯，走进正厅，不出所料，那幅落入纳粹手中六七十年后以1亿3，500万美元的破纪录价格卖到纽约的《金衣女子》就在那里，静静地挂在墙上：她身上的衣饰比我预想的还要金黄灿烂，无数方的、圆的、三角形的元素，融进背景中酷似日本漆器表面的泥金装饰。你说不清她是站是坐，两手有些不自然地交叉握着，像等人等了太久，眼睛里有一点抱怨的神色，好像在说：“1993年，我还在维也纳的时候，你怎么不来看我？”
前年在巴黎到上海的飞机上看了一部海伦·米伦主演的电影《金衣女子》（Woman in Gold），片子很一般，演员也没什么用武之地，米伦这种老戏骨大概随便玩玩就可以交卷，吸引我从头看到底的是一个悬念，边看边使劲回忆：我到底有没有见过电影里那幅克里姆特的《阿黛尔·布洛赫-鲍尔画像》？
这是一个谜，让我忍不住钻进记忆迷宫去调查自己。
《阿黛尔》太有名，即所谓“奥地利的蒙娜丽莎”，多年来在各种媒介不断看到它的复制品，以至于自己都搞不清有没有见过真迹。图像记忆在“机械复制时代”的不靠谱真可怕。从影片揭示的时间线来看，1998年以前此画作为奥地利国宝在维也纳美景宫（Schloss Belvedere）展出，在世纪之交时它卷入“归还纳粹劫掠犹太私产”诉讼案，继承人玛利亚·阿尔特曼胜诉后，油画最终在2006年归属纽约市的一座小型美术馆——专展德奥艺术的新艺廊（Die Neue Galerie），理所当然成为镇馆之宝。
假如看过此画，一定不可能在2006年后的纽约，因为我确定没有到过新艺廊。而1998年以前我确定只去过一次维也纳——旅行记录告诉我时间是1993年夏天，如果见过此画，那一定是在美景宫。
问题转为：1993年在维也纳时，我是否去过美景宫？
维也纳的美泉宫是到过的，美景宫却不能确定。1993年在维也纳，“分离派”大画家古斯塔夫·克里姆特的作品让我看了个饱，他的一些名作，比如《吻》和《犹滴》印象中是见了真迹的，而这两幅当时和《阿黛尔》一起挂在美景宫中，只要见过《吻》，就一定到过美景宫，怎么可能漏看《阿黛尔》？
推演至此，我更糊涂了，甚至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我不仅没有到过美景宫、没有见过“金衣女子”真迹，可能连《吻》和《犹滴》也压根没有见过。我见过的只是复制品，因为它们的图像让人印象深刻，误以为见过原作。
一部电影让人钻进记忆迷宫去破案，然后勾起重访维也纳和纽约的欲望。我把美景宫和新艺廊放进了旅行计划，级别定为“必去”。倒并非有多喜欢克里姆特，好奇的是自己面对“奥地利的蒙娜丽莎”那一刻会是何种感觉——我是说，此画会具有《追忆似水年华》里那种瞬间唤回失落记忆的“马德莱娜小圆饼干”的功能吗？会不会是刺激休眠记忆的一种实验呢？
“真相时刻”终于到来，是去年六月重访维也纳时。在见到美景宫真身的那一刻，我就明白从来没有到过这里。这个发现竟然让我松了一口气。
克里姆特是美景宫的绝对主角，巴洛克式大厅里挂了好些他成熟期的作品，维也纳上流社会贵妇肖像是其中绝对主题。1900年前后的维也纳不同于巴黎、伦敦，缺少成熟的画廊和艺术中间商网络，像克里姆特这样勇于从官方体系“分离”出去的藝术家，只能靠少数富有的私人藏家提供经济来源。
维也纳1900年代的文化辉煌掩盖了当时高涨的排犹风气。我去美景宫之前看过两座犹太博物馆（犹太广场博物馆和维也纳犹太博物馆）。以前对马勒音乐中的挣扎情绪不很理解，其实他所处的时代反犹风气很厉害，肯定有影响。马勒自称三重意义上的无家可归者，“在奥地利人中间是波希米亚人，在德意志人中间是奥地利人，在所有人中间是犹太人”，即使像阿黛尔这种有钱、有地位的犹太实业家贵妇，请得到当时最好的画家为她画像，可是一旦纳粹铁蹄踏入维也纳，也保不住自家收藏的名画。
隔了不到一年，今年五月，我得到重访纽约的机会，“必去”名单上的另一项终于可以划掉了。在中央公园旁上东区86街的新艺廊，我走上旋转楼梯，走进正厅，不出所料，那幅落入纳粹手中六七十年后以1亿3，500万美元的破纪录价格卖到纽约的《金衣女子》就在那里，静静地挂在墙上：她身上的衣饰比我预想的还要金黄灿烂，无数方的、圆的、三角形的元素，融进背景中酷似日本漆器表面的泥金装饰。你说不清她是站是坐，两手有些不自然地交叉握着，像等人等了太久，眼睛里有一点抱怨的神色，好像在说：“1993年，我还在维也纳的时候，你怎么不来看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