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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汤原游击队民生团事件的过程进行详细考证，对相关各方的责任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对事件中的夏云阶所犯错误和应负责任进行探讨，并对夏云阶、朝鲜革命同志、下江抗联的历史作用进行论述。
[关键词]民生团；夏云阶；汤原；下江
[中图分类号]K26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36121（2017）04004306
夏云阶，亦名夏云杰。1903年生，山东沂水人，1932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汤原中心县委军事委员、书记，汤原反日游击大队、总队政治委员，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军长，北满临时省委执委、军事部长，东北抗日联军代理副总司令。
一、汤原游击总队民生团事件始末
1934年秋，日伪强化保甲制，组建各保甲自卫团，支持有实力的汉奸地主组建私人武装，通过密集的武装据点切断游击队的给养。这些武装成为游击队的主要战斗对象。
1934年12月4日深夜，夏云阶伤愈归队，率部袭击二道岗地主武装的途中，遭到日本关东军第18联队留守队伏击，腿部负重伤。在他两次受伤养病的过程中，游击队的领导弱化，行动不力，给养也出现了困难。特别是他为了止痛开始吸食鸦片。1935年2月，经格节河区朝鲜族党员中医金浩京治疗伤愈，但毒瘾已经形成，继续吸食鸦片。这导致总队内外尤其是朝鲜族同志议论纷纷，猜忌、悲观的情绪弥漫全队，危机四伏。
此时满洲省委派学生党员田学文代理夏云阶的政委工作。田学文给省委关于汤原游击队肃清反革命民生团的报告中总结为：民生团是队伍里的派争分子悲观的估计革命形势，投靠日帝，为了消灭地方党的组织和党的基本队伍而纠合起来的反革命组织。[1]405
夏云阶在关于游击队、义勇军和民生团问题给省委的报告对民生团事件的过程做了较为全面的叙述。他分析认为，队员赵东国表现异常。早在组建游击队时，他从鹤立民会（1）跑来要求加入，夏云阶不想收他，但是朝鲜族队员都说他好，于是就留下了。不久他谎称有病请假回家养病。夏云阶1933年10月曾到山外与县委商量接应张传福起义，这时眼线告知夏云阶队内有人“一月三次向日本报告”。夏云阶通过组织告知游击队，如果赵东国归队就扣留，但游击队朝鲜族领导并没有扣留再次到游击队的赵东国。夏云阶联系到确立以政委为核心的领导体制时，被划为派争分子的队员并不诚恳接受，工作中不向上级提供方案和建议，背后搞小团体活动，造成政治思想工作混乱。再联系到在哈受训期间，省委领导谈到的东满民生团问题，估计队内一定有民生团组织。[1]390
此后，夏云阶秘密给县委去信，要求派党团负责人到队“考察过去的派争分子，规定把几个最坏的分子实行拷问。”他和田学文、张兴德等人来到县委后，戴鸿宾带马队到鹤立民会将赵东国抓到二道岗。赵东国招认，在1932年中秋大搜捕期间，投降了民会，然后假装逃跑来到游击队充当奸细。还招出以参谋长李仁根为总头目的十七名朝鲜族队员组成的民生团组织，而这些人恰好都是过去县委认定的派争分子。夏云阶、田学文将这些人羁押，对其中六人进行询问，他们承认在夏云阶第一次养伤期间私自召开一次会议，讨论夏云阶抽大烟的问题，并决定由职位最高的参谋长李仁根出面规劝夏云阶忌烟，加强对内思想工作，但对民生团组织的指控十七人全部否认。据当事人金宗瑞回忆：东屋南炕上有夏云阶、戴鸿宾、张兴德、崔用成、老朴，地下有两三个人。北炕梢上有地方上新近來参加的赵东国，头冲里躺着……后来把我带到最西边小马架房子，门外有岗哨，进屋一看有李亮洙、金成敦、裴仁基，共有四五个人，已经被看管。后来，被捆绑的赵东国也带到我们屋里来了，没有解开捆绑，他在炕头上躺着。这天夜里赵东国出去小便时，挣开绳子跑了。第二天早饭后，夏云阶、戴鸿宾、张兴德、老朴四人来到外边，叫出李亮洙、裴仁基、金成敦和我四人，夏云杰给我们讲，其意思是你们都是抛家出来为抗日的革命人，初次犯错误原谅你们，以后不要胡思乱想，克服困难安心抗日，所以把你们送到第三军去工作，到三军好好改造思想、好好工作。告诉金承杰负责送到三军，路途上听从金承杰指挥。
在这种情况下，悲剧还是发生了。根据其他朝鲜族当事人回忆分析，可以认定赵东国指控的十七人中的十五人，分别是参谋长李仁根，一中队长柳东振、指导员金相奎，二中队长崔显默、三中队长裴敬天、指导员金成宽，司务长马德山、副官徐光海，以及黄龙吉、吴玉光、金宗瑞、李洪洙、朴东善、李学忠、权龙满。其中前六人为骨干。李在德回忆的八人中，崔清洙、金成杰不在上述名单之列。[2]77按金宗瑞回忆，金成杰是押送人员，应不在名单之中。被指控的应该是崔清洙。李仁根、柳东振及妻子李恩淑、崔显默、金浩京夫妇等6人被处决。还规定朝鲜族队员不得担任领导职务，不准在队里说朝鲜语，派人监视行动。
悲剧使全队上下离心离德。以一中队指导员金正国、二中队指导员金成宽为首的所谓派争分子对此不服。许多游击队员拒绝执行夏云阶的命令，插枪不干了。四中队长张传福、副官徐光海、文武队冯治纲带领统战部队离开总队分别单独活动。县委与总队的关系断绝。全队党员仅剩20多人，半数队员抽起大烟。
1934年6月5日，田学文在西北沟战斗中牺牲，夏云阶成为孤家寡人。他召开群众大会，检讨自己的错误也于事无补。在总队几乎陷入绝境的情况下，夏云阶写信向省委汇报情况，请求处分。留守的省委常委、团省委书记小骆指示，汤原军政要团结一致、同心协力，共同克服危机。并找到在“老来好兵变”中受重伤在哈尔滨医院养病的原汤原游击队长杨树明返回汤原，协助夏云阶继续肃清民生团。
1934年7月初，杨树明来到汤原后，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最后认定，夏云阶对游击队发生危机负主要责任。但是考虑到他的巨大贡献、崇高威望、实际需要，决定夏云阶继续领导游击总队。7月中旬，夏云阶深刻检讨后，在小兴安岭深山老道庙倒悬戒毒成功，重新赢得了同志们的信任，朝鲜族干部回到原岗位，出走的部队全部归来，民生团事件彻底结束，总队危机彻底解除。 原来所谓民生团成员经过这次血的教训，逐步转变观念，消除了小团体和极端民主化的心态，成长为整个东北抗联的骨干力量。其中马德山、徐光海、吴玉光、裴敬天、裴成春、权龙满等走上了师团级领导岗位。到明山队工作的金正国后来成长为十一军政治部主任。
二、汤原游击总队民生团事件分析
有学者认为，在处理此次事件中，由于夏云阶和田学文缺乏经验，错误地估计了队内的情况，未能区分敌我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误认为叛徒、特务分子赵东国在游击队进行的破坏活动是日本特务组织民生团的作用，仅凭感觉，未经进一步核实，草率处理，发生了肃反扩大化，伤害了部分持有不同意见的好同志，也一度影响了全队官兵的革命积极性，应该认真地吸取这一历史教训。[3]48这个结论并不确实。
从党组织看，北方会议召开到东北抗联退入苏联的十年间，東北党组织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一直被王明的教条主义、机会主义所摆布。这条依附苏联、照搬苏联、丧失自我的路线，导致东北革命在政治上忽左忽右，组织上混乱不堪，军事上不切实际，指挥上幼稚极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抗战遭受巨大挫折的主要内部原因。满洲省委脱离基层，坐而论道，机械执行王明路线。县委怀疑群众，不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用组织手段强行给朝鲜族革命者戴上了派争分子的帽子。危机出现后，满洲省委没有吸取东满教训，定性为敌我矛盾，使悲剧不可逆转。事后，留守省委的小洛仍认为：夏云阶、田学文“并未把反民生团的斗争开展到全队伍及全党、全团、全反日会中去。”[1]445可见省委的意见才是造成危机的根源。
一是，从朝鲜族队员看，汤原建党到危机爆发期间，始终没有彻底根除小团体和极端民主化观念。特别是骨干成员每每遇到重大决策时不顾政治组织纪律，以老资格与党军主要负责人争论不休。当党组织决策出现失误、革命形势不利、领导者出现错误时，他们不通过正常的组织程序加以纠正来补位，而是拆台。寻找党军主要负责人的一切弱点在群众中公开，进行背后攻击。当偏激的观点被打击后，他们成群结队形成小团体，脱离领导，造成隔阂。
夏云阶成功组建汤原反日游击队，朝鲜族党团员和革命群众是当时绝对的主力。据冯仲云回忆：“有了武装，发展起来了，部队却闹极端民主，打仗时还开支部会。”特别是省委决定游击队实行政委负责制，直接影响了总队长、参谋长、中层军政主官自由行使权力，成为民生团事件的导火索。夏云阶离队，反讨伐不利，使问题显现。朝鲜族同志当面背后指责夏云阶抽大烟将导火索点燃。悲剧发生后，有些同志依然以老资格在背后说三道四，鼓动县委和基层群众反对夏云阶，导致党军上下一片混乱。
二是，从日寇情报部门看，利用了中朝革命者之间的隔阂及党组织、领导者的错误，在内部搞破坏活动。夏云阶判断赵东国是日本奸细是正确的。因为很少在游击队的赵东国除了日伪渠道不可能非常详细地了解民生团，也招不出几乎与夏、田二人判断一致的口供。而十七名嫌疑人均否认民生团组织存在，这证明赵东国的诬陷。赵东国从事奸细活动套路很清晰，一是在统战部队中公开夏云阶的错误和缺点，鼓动他们劫掠、打骂群众。二是在基本队中利用民族感情挑拨是非，公开反对夏云阶。三是利用游击队混乱局面诬陷游击队朝鲜族骨干，造成自相残杀。达到目的后，赵东国趁乱逃跑，充当日寇翻译、密探，带领日伪搜捕革命同志。1935年7月5日，赵东国被三名太平川自卫队员在他自家的烟馆枪击，重伤而死。[1]418
三是，从夏云阶自身的错误看，杨树明将队员反映的情况归纳为十条：一是将五支枪送给统战部队；二是无力反击民生团（2）的攻击；三是经济上过于不清楚；四是脱离群众，工作态度消极，方法粗暴；五是抽大烟，影响游击队形象和威信；六是信朋友不信群众；七是群众不听总队领导；八是未解决民生团冬装；九是任命士兵流氓陈绍宾为参谋长；十是干涉队长戴鸿宾行使权力。[1]437并没有将处决李仁根等六人一事列在其中，说明即使是朝鲜族队员也未因此事归罪于夏云阶。
日本《昭和十年哈尔滨总领事年报》也有记载：在汤原游击队中，夏云阶吸鸦片，令全体队员使用纯粹土匪的暗语（前记东北反日总队编制表第四中队以下缺少偶数番号部队，这就是反映了土匪习惯的特点（3）。队员中很多人对夏的行为不满，特别是在朝鲜族队员中甚至有的已在酝酿怎样驱逐他。到本年三月，从汤原县鹤立冈方面绑架一名人质，夏主张割下人质的耳朵，当时游击队参谋长李仁根极力反对。因此，夏云阶借口李仁根是民生团予以枪杀，进而企图消灭李仁根部下全部朝鲜族队员。朝鲜族队员在三月下旬逃到方正县，通过赵尚志部下，将此情况报告省委。起初，省委否认这一事实，但以后省委下达指示，令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对已土匪化的汤原游击队予以积极的鼓励。从此，赵尚志谋划整肃汤原游击队的策略。[4]320
从上述记载中，可以看到日本方面对汤原游击总队面上的情况有较为全面的了解，而且对三军的动向也有了解。这说明在游击总队和三军的下层有日本的耳目。将赵东国说成是人质无疑是为掩盖他的真实身份。至于夏云阶要割赵东国的耳朵，但是我方文件没有记载，在当事人金宗瑞、李在德的回忆中也都没提及。这可能是赵东国为讨要功劳编造的谎话。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就是“有的朝鲜族同志已在酝酿怎样驱逐夏云阶”。这也是处决事件发生后，朝鲜族同志没有追究夏云阶责任的根本原因。
从队员反映情况来看，夏云阶吸食鸦片是一个严重错误，其余九个问题均可视为夏云阶吸食鸦片和双方愤怒情绪的衍生，作为罪状是得不到支持的。但鸦片止痛是当时东北最普遍采取的做法，也是当时条件下唯一能做到的办法，省委领导也知情。而李仁根等不做群众思想政治工作，在其养病期间就此发难，是不顾客观实际的不负责任的偏激做法，给了奸细可乘之机。夏云阶病愈后仍未戒毒这个错误，曾召开群众大会检讨，并写信向省委请求解除自己的领导职务。而他的这些做法没有得到朝鲜族队员的谅解，为其戒毒创造条件，反而揪住小辫子不放，继续寻找问题，使危机不断扩大化。在日伪残酷讨伐面前，游击队毫无动作，失去了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夏云阶内外交困、心情更加焦躁，戒毒只能是奢谈。 一是，五支枪送给统战部队的问题。夏云阶一手扶持起来的冯治纲文武队，实质上就是游击队的一部分。但是为了给其他统战部队做榜样，夏云阶决定文武队保留报号，暂不编入游击队。还未上队的刘铁石将家里仅有的五支枪送给游击队[5]25后，夏云阶将枪转送给配合作战的文武队。这本无可厚非，但也被朝鲜族同志列为罪状。
二是，无力反击民生团的攻击；脱离群众，工作态度消极，方法粗暴；信朋友不信群众；群众不听总队领导；任命士兵流氓陈绍宾为参谋长等五个问题，和经济上过于不清楚、未解决民生团冬装等两个问题，都是一个问题的不同方面，显然是朝鲜族同志在极端情绪下的对抗，并且单方面夏云阶的责任强调，而没有检讨自己在造成不团结局面和经济困难问题上应负的责任。
三是，干涉队长戴鸿宾行使权力这个问题，就是朝鲜族同志强词夺理。对此，省委已经明确政治委员是游击队的最高领导，对队长行使权力加以监督和调整是政委应有的职责和权力。相反，如果夏云阶不“干涉队长戴鸿宾行使权力”，就是失职行为。
当时满洲省委、汤原县委、游击总队以及小骆、杨树明、周云峰、老柳（4）对处决李仁根等均表示支持，还指责田学文、夏云阶在解决民生团问题上做得不够彻底。1960年，冯仲云回忆此事时说：“他发现朝鲜族内有民生团奸细，枪毙了几个朝鲜族人，队伍巩固了。”因此，在处决六名同志这个问题上，满洲省委及代理政委田学文要负主要责任。而夏云阶没有按照省委指示和田学文、周云峰建议将斗争扩大化。并为了求得汤原游击总队的重生，毫无怨言地承担下民生团事件所有的责任，表现出一个党员的政治担当。
在事件中，游击队与县委之间關系紧张也不是夏云阶的责任。从领导体制看，游击总队由省委直接领导。县委只有支持配合的任务，没有领导总队的权力。危机发生后，县委在给省委的信中，将二者互不通气的原因总结为“省委不信（县委）”和“他们（总队）的情况不向县委汇报”。[1]432可以看出县委并没有按照省委要求将自己摆在配合的位置上。同时县委书记周云峰不去协助解决问题，反而“一切工作放下不做，专门骂老夏”。[1]445据时任县委委员刘忠民回忆，周云峰在县委内部也是不和谐因素。因此，这个矛盾主要是周云峰没有摆正配角位置造成的。后来，周云峰被捕叛变，引发巴木东大搜捕，表明其政治品质的极端恶劣。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成立后，周云峰请求到部队工作，立即被任命为六军三团政治部主任。这说明夏云阶对周云峰并没有个人成见。
关于日本情报部以游击总队所属小队单数编号为据提出的游击队匪化问题，是不成立的。这种编号方式是为扩大声势而常用的方式，与后来抗联部队编团、编师的目的是一样的。仅仅因为东北绺子（5）曾经使用这种方式，就得出游击队匪化的结论，显然是不充分的。
至于有人质疑，为什么除东满和汤原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其他部队没有民生团这个问题？其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其他部队不是省委认定的派争分子为主要力量建立的，不存在派争问题，也自然没有转化为民生团的前提条件，而不是其他部队的主要领导人政策水平超越夏云阶。因奸细问题导致的误判误杀、错判错杀现象在东北抗联部队中几乎都出现过，许多案例危害程度也不弱于汤原民生团事件。
三、对夏云阶同志的评价
汤原游击总队危机最终的妥善处理，使夏云阶在思想更加成熟，视野更加宽阔，政治领导和军事指挥能力得到提高。1935年12月，他与赵尚志、李延禄会师后，在政治军事上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先后作为主要力量协助赵尚志成功召开了东北反日联军军政联席扩大会议（汤原会议）、珠河汤原县委、三六军党委联席会议（珠汤会议），建立了统一的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联军以及北满临时省委。他还亲手创建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和东北抗联第六军，开辟了汤东、汤西、依东抗日游击区，建设了抗联小兴安岭后方基地。并率领六军取得辉煌战绩，成为东北抗联主力部队之一。[6]40同时他妥善处理六军内部以及进入下江地区友军的关系，赢得了广泛的拥护和爱戴。特别是六军这支以工农为基础的东北抗日主力军，不论在军事实力上，还是政策水平、根据地建设上，在十一个军都是名列前茅。
在部队性质问题上，就连日本情报部门都认为：汤原新的游击队是由于有大批金矿工人和农民加入义勇军而成立的。多数中小地主加入反日联盟并拥护义勇军。汤原游击队从服从国民党指挥、以地主资产阶级和富农为基础的旧吉林军这种部队，变为国民党影响较小，以农民、小资产阶级以及工人为基础的反日义勇军方向转变。[4]319
在对六军实力评价上，赵尚志在《关于东北抗日游击队过去与现状的略述》中写到：各军人数不等，除一、二、三军人数武器有相差不多的情形外，六军飞跃般的发展到将及同等的地位。[7]322
在执行群众路线、统战政策上，冯仲云回忆：冯治纲、张传福部队结合起来，便有了这样的特点：抗联六军同汤原地方群众关系好；队员质量高，纪律性强；领导有力。
在根据地建设上，日本关东宪兵队警务部称汤原县为“满洲第一赤化地区”。冯仲云给出了最光荣的评价：六军与当地人民的关系是非常密切，几乎成了汤原县的子弟兵，汤原县为抗日斗争中最有光荣历史的一个县，这个抗日游击区曾支持了六、七年之久，差不多每家都有光荣的牺牲者，六军所受该县人民的拥护和帮助特别多，因此，六军几乎是北满抗日中基干部队数量上最多的一个军。[8]46
三江省公署警务厅昭和十一年八月情报显示：夏云阶匪每天实行两小时训练，食物为高粱、小米，士兵的薪俸每月一元五角。到目前为止，在汤原亮子河金矿已无一间房子。然而在该地方约二十余华里处有小房子十余间。此处是他盘踞之地，并且是病人的疗养所。[4]350
1936年11月21日，夏云阶遭到伪汤原县治安队的伏击，大腿根部被击中，伤及内脏。26日壮烈牺牲。弥留之际，他仍再三嘱咐身边的战友、妻女，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把抗日民族解放事业进行到底，充分体现他对共产主义、爱国主义理想和信念至死不渝的追求。[6]70 [注释]
（1）亲日组织，头目为指认鹤立冈十二烈士的特务李广镐。
（2）这里指汤原游击总队朝鲜族队员。
（3）指当时游击队8个小队番号是1、2、3、5、7、9、11、13。
（4）周云峰之后的继任县委书记。
（5）有名号的土匪队伍。如“老来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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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张磊.东北抗联教导旅在抗战后期斗争中的作用及历史贡献[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1）：17-21.
[责任编辑]王立国
The Whole Story of the People's Livelihood Group Event in Tangyuan Guerrilla Corps
——And the Historical Achievements and Status of Xia Yunjie in Chinese People's War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in Northeast China
YU Yongkui
（Research Center of the Northeast AntiJapanese Amalgamated Army Tangyuan Research Office，Tangyuan， Heilongjiang， 154700， 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conducts detailed research into， the emergence of group conflicts of Tangyuan county committee and its evolution into the livelihood group event of the guerrilla corps， and deeply analyzes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related partie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mistakes made by Xia Yunjie and his corresponding responsibilities and demonstrates the positive effects on Xia Yunjie， Korean comrades and allied forces in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Keywords：people's livelihood group； Xia Yunjie； Tangyuan；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关键词]民生团；夏云阶；汤原；下江
[中图分类号]K26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36121（2017）04004306
夏云阶，亦名夏云杰。1903年生，山东沂水人，1932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汤原中心县委军事委员、书记，汤原反日游击大队、总队政治委员，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军长，北满临时省委执委、军事部长，东北抗日联军代理副总司令。
一、汤原游击总队民生团事件始末
1934年秋，日伪强化保甲制，组建各保甲自卫团，支持有实力的汉奸地主组建私人武装，通过密集的武装据点切断游击队的给养。这些武装成为游击队的主要战斗对象。
1934年12月4日深夜，夏云阶伤愈归队，率部袭击二道岗地主武装的途中，遭到日本关东军第18联队留守队伏击，腿部负重伤。在他两次受伤养病的过程中，游击队的领导弱化，行动不力，给养也出现了困难。特别是他为了止痛开始吸食鸦片。1935年2月，经格节河区朝鲜族党员中医金浩京治疗伤愈，但毒瘾已经形成，继续吸食鸦片。这导致总队内外尤其是朝鲜族同志议论纷纷，猜忌、悲观的情绪弥漫全队，危机四伏。
此时满洲省委派学生党员田学文代理夏云阶的政委工作。田学文给省委关于汤原游击队肃清反革命民生团的报告中总结为：民生团是队伍里的派争分子悲观的估计革命形势，投靠日帝，为了消灭地方党的组织和党的基本队伍而纠合起来的反革命组织。[1]405
夏云阶在关于游击队、义勇军和民生团问题给省委的报告对民生团事件的过程做了较为全面的叙述。他分析认为，队员赵东国表现异常。早在组建游击队时，他从鹤立民会（1）跑来要求加入，夏云阶不想收他，但是朝鲜族队员都说他好，于是就留下了。不久他谎称有病请假回家养病。夏云阶1933年10月曾到山外与县委商量接应张传福起义，这时眼线告知夏云阶队内有人“一月三次向日本报告”。夏云阶通过组织告知游击队，如果赵东国归队就扣留，但游击队朝鲜族领导并没有扣留再次到游击队的赵东国。夏云阶联系到确立以政委为核心的领导体制时，被划为派争分子的队员并不诚恳接受，工作中不向上级提供方案和建议，背后搞小团体活动，造成政治思想工作混乱。再联系到在哈受训期间，省委领导谈到的东满民生团问题，估计队内一定有民生团组织。[1]390
此后，夏云阶秘密给县委去信，要求派党团负责人到队“考察过去的派争分子，规定把几个最坏的分子实行拷问。”他和田学文、张兴德等人来到县委后，戴鸿宾带马队到鹤立民会将赵东国抓到二道岗。赵东国招认，在1932年中秋大搜捕期间，投降了民会，然后假装逃跑来到游击队充当奸细。还招出以参谋长李仁根为总头目的十七名朝鲜族队员组成的民生团组织，而这些人恰好都是过去县委认定的派争分子。夏云阶、田学文将这些人羁押，对其中六人进行询问，他们承认在夏云阶第一次养伤期间私自召开一次会议，讨论夏云阶抽大烟的问题，并决定由职位最高的参谋长李仁根出面规劝夏云阶忌烟，加强对内思想工作，但对民生团组织的指控十七人全部否认。据当事人金宗瑞回忆：东屋南炕上有夏云阶、戴鸿宾、张兴德、崔用成、老朴，地下有两三个人。北炕梢上有地方上新近來参加的赵东国，头冲里躺着……后来把我带到最西边小马架房子，门外有岗哨，进屋一看有李亮洙、金成敦、裴仁基，共有四五个人，已经被看管。后来，被捆绑的赵东国也带到我们屋里来了，没有解开捆绑，他在炕头上躺着。这天夜里赵东国出去小便时，挣开绳子跑了。第二天早饭后，夏云阶、戴鸿宾、张兴德、老朴四人来到外边，叫出李亮洙、裴仁基、金成敦和我四人，夏云杰给我们讲，其意思是你们都是抛家出来为抗日的革命人，初次犯错误原谅你们，以后不要胡思乱想，克服困难安心抗日，所以把你们送到第三军去工作，到三军好好改造思想、好好工作。告诉金承杰负责送到三军，路途上听从金承杰指挥。
在这种情况下，悲剧还是发生了。根据其他朝鲜族当事人回忆分析，可以认定赵东国指控的十七人中的十五人，分别是参谋长李仁根，一中队长柳东振、指导员金相奎，二中队长崔显默、三中队长裴敬天、指导员金成宽，司务长马德山、副官徐光海，以及黄龙吉、吴玉光、金宗瑞、李洪洙、朴东善、李学忠、权龙满。其中前六人为骨干。李在德回忆的八人中，崔清洙、金成杰不在上述名单之列。[2]77按金宗瑞回忆，金成杰是押送人员，应不在名单之中。被指控的应该是崔清洙。李仁根、柳东振及妻子李恩淑、崔显默、金浩京夫妇等6人被处决。还规定朝鲜族队员不得担任领导职务，不准在队里说朝鲜语，派人监视行动。
悲剧使全队上下离心离德。以一中队指导员金正国、二中队指导员金成宽为首的所谓派争分子对此不服。许多游击队员拒绝执行夏云阶的命令，插枪不干了。四中队长张传福、副官徐光海、文武队冯治纲带领统战部队离开总队分别单独活动。县委与总队的关系断绝。全队党员仅剩20多人，半数队员抽起大烟。
1934年6月5日，田学文在西北沟战斗中牺牲，夏云阶成为孤家寡人。他召开群众大会，检讨自己的错误也于事无补。在总队几乎陷入绝境的情况下，夏云阶写信向省委汇报情况，请求处分。留守的省委常委、团省委书记小骆指示，汤原军政要团结一致、同心协力，共同克服危机。并找到在“老来好兵变”中受重伤在哈尔滨医院养病的原汤原游击队长杨树明返回汤原，协助夏云阶继续肃清民生团。
1934年7月初，杨树明来到汤原后，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最后认定，夏云阶对游击队发生危机负主要责任。但是考虑到他的巨大贡献、崇高威望、实际需要，决定夏云阶继续领导游击总队。7月中旬，夏云阶深刻检讨后，在小兴安岭深山老道庙倒悬戒毒成功，重新赢得了同志们的信任，朝鲜族干部回到原岗位，出走的部队全部归来，民生团事件彻底结束，总队危机彻底解除。 原来所谓民生团成员经过这次血的教训，逐步转变观念，消除了小团体和极端民主化的心态，成长为整个东北抗联的骨干力量。其中马德山、徐光海、吴玉光、裴敬天、裴成春、权龙满等走上了师团级领导岗位。到明山队工作的金正国后来成长为十一军政治部主任。
二、汤原游击总队民生团事件分析
有学者认为，在处理此次事件中，由于夏云阶和田学文缺乏经验，错误地估计了队内的情况，未能区分敌我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误认为叛徒、特务分子赵东国在游击队进行的破坏活动是日本特务组织民生团的作用，仅凭感觉，未经进一步核实，草率处理，发生了肃反扩大化，伤害了部分持有不同意见的好同志，也一度影响了全队官兵的革命积极性，应该认真地吸取这一历史教训。[3]48这个结论并不确实。
从党组织看，北方会议召开到东北抗联退入苏联的十年间，東北党组织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一直被王明的教条主义、机会主义所摆布。这条依附苏联、照搬苏联、丧失自我的路线，导致东北革命在政治上忽左忽右，组织上混乱不堪，军事上不切实际，指挥上幼稚极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抗战遭受巨大挫折的主要内部原因。满洲省委脱离基层，坐而论道，机械执行王明路线。县委怀疑群众，不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用组织手段强行给朝鲜族革命者戴上了派争分子的帽子。危机出现后，满洲省委没有吸取东满教训，定性为敌我矛盾，使悲剧不可逆转。事后，留守省委的小洛仍认为：夏云阶、田学文“并未把反民生团的斗争开展到全队伍及全党、全团、全反日会中去。”[1]445可见省委的意见才是造成危机的根源。
一是，从朝鲜族队员看，汤原建党到危机爆发期间，始终没有彻底根除小团体和极端民主化观念。特别是骨干成员每每遇到重大决策时不顾政治组织纪律，以老资格与党军主要负责人争论不休。当党组织决策出现失误、革命形势不利、领导者出现错误时，他们不通过正常的组织程序加以纠正来补位，而是拆台。寻找党军主要负责人的一切弱点在群众中公开，进行背后攻击。当偏激的观点被打击后，他们成群结队形成小团体，脱离领导，造成隔阂。
夏云阶成功组建汤原反日游击队，朝鲜族党团员和革命群众是当时绝对的主力。据冯仲云回忆：“有了武装，发展起来了，部队却闹极端民主，打仗时还开支部会。”特别是省委决定游击队实行政委负责制，直接影响了总队长、参谋长、中层军政主官自由行使权力，成为民生团事件的导火索。夏云阶离队，反讨伐不利，使问题显现。朝鲜族同志当面背后指责夏云阶抽大烟将导火索点燃。悲剧发生后，有些同志依然以老资格在背后说三道四，鼓动县委和基层群众反对夏云阶，导致党军上下一片混乱。
二是，从日寇情报部门看，利用了中朝革命者之间的隔阂及党组织、领导者的错误，在内部搞破坏活动。夏云阶判断赵东国是日本奸细是正确的。因为很少在游击队的赵东国除了日伪渠道不可能非常详细地了解民生团，也招不出几乎与夏、田二人判断一致的口供。而十七名嫌疑人均否认民生团组织存在，这证明赵东国的诬陷。赵东国从事奸细活动套路很清晰，一是在统战部队中公开夏云阶的错误和缺点，鼓动他们劫掠、打骂群众。二是在基本队中利用民族感情挑拨是非，公开反对夏云阶。三是利用游击队混乱局面诬陷游击队朝鲜族骨干，造成自相残杀。达到目的后，赵东国趁乱逃跑，充当日寇翻译、密探，带领日伪搜捕革命同志。1935年7月5日，赵东国被三名太平川自卫队员在他自家的烟馆枪击，重伤而死。[1]418
三是，从夏云阶自身的错误看，杨树明将队员反映的情况归纳为十条：一是将五支枪送给统战部队；二是无力反击民生团（2）的攻击；三是经济上过于不清楚；四是脱离群众，工作态度消极，方法粗暴；五是抽大烟，影响游击队形象和威信；六是信朋友不信群众；七是群众不听总队领导；八是未解决民生团冬装；九是任命士兵流氓陈绍宾为参谋长；十是干涉队长戴鸿宾行使权力。[1]437并没有将处决李仁根等六人一事列在其中，说明即使是朝鲜族队员也未因此事归罪于夏云阶。
日本《昭和十年哈尔滨总领事年报》也有记载：在汤原游击队中，夏云阶吸鸦片，令全体队员使用纯粹土匪的暗语（前记东北反日总队编制表第四中队以下缺少偶数番号部队，这就是反映了土匪习惯的特点（3）。队员中很多人对夏的行为不满，特别是在朝鲜族队员中甚至有的已在酝酿怎样驱逐他。到本年三月，从汤原县鹤立冈方面绑架一名人质，夏主张割下人质的耳朵，当时游击队参谋长李仁根极力反对。因此，夏云阶借口李仁根是民生团予以枪杀，进而企图消灭李仁根部下全部朝鲜族队员。朝鲜族队员在三月下旬逃到方正县，通过赵尚志部下，将此情况报告省委。起初，省委否认这一事实，但以后省委下达指示，令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对已土匪化的汤原游击队予以积极的鼓励。从此，赵尚志谋划整肃汤原游击队的策略。[4]320
从上述记载中，可以看到日本方面对汤原游击总队面上的情况有较为全面的了解，而且对三军的动向也有了解。这说明在游击总队和三军的下层有日本的耳目。将赵东国说成是人质无疑是为掩盖他的真实身份。至于夏云阶要割赵东国的耳朵，但是我方文件没有记载，在当事人金宗瑞、李在德的回忆中也都没提及。这可能是赵东国为讨要功劳编造的谎话。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就是“有的朝鲜族同志已在酝酿怎样驱逐夏云阶”。这也是处决事件发生后，朝鲜族同志没有追究夏云阶责任的根本原因。
从队员反映情况来看，夏云阶吸食鸦片是一个严重错误，其余九个问题均可视为夏云阶吸食鸦片和双方愤怒情绪的衍生，作为罪状是得不到支持的。但鸦片止痛是当时东北最普遍采取的做法，也是当时条件下唯一能做到的办法，省委领导也知情。而李仁根等不做群众思想政治工作，在其养病期间就此发难，是不顾客观实际的不负责任的偏激做法，给了奸细可乘之机。夏云阶病愈后仍未戒毒这个错误，曾召开群众大会检讨，并写信向省委请求解除自己的领导职务。而他的这些做法没有得到朝鲜族队员的谅解，为其戒毒创造条件，反而揪住小辫子不放，继续寻找问题，使危机不断扩大化。在日伪残酷讨伐面前，游击队毫无动作，失去了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夏云阶内外交困、心情更加焦躁，戒毒只能是奢谈。 一是，五支枪送给统战部队的问题。夏云阶一手扶持起来的冯治纲文武队，实质上就是游击队的一部分。但是为了给其他统战部队做榜样，夏云阶决定文武队保留报号，暂不编入游击队。还未上队的刘铁石将家里仅有的五支枪送给游击队[5]25后，夏云阶将枪转送给配合作战的文武队。这本无可厚非，但也被朝鲜族同志列为罪状。
二是，无力反击民生团的攻击；脱离群众，工作态度消极，方法粗暴；信朋友不信群众；群众不听总队领导；任命士兵流氓陈绍宾为参谋长等五个问题，和经济上过于不清楚、未解决民生团冬装等两个问题，都是一个问题的不同方面，显然是朝鲜族同志在极端情绪下的对抗，并且单方面夏云阶的责任强调，而没有检讨自己在造成不团结局面和经济困难问题上应负的责任。
三是，干涉队长戴鸿宾行使权力这个问题，就是朝鲜族同志强词夺理。对此，省委已经明确政治委员是游击队的最高领导，对队长行使权力加以监督和调整是政委应有的职责和权力。相反，如果夏云阶不“干涉队长戴鸿宾行使权力”，就是失职行为。
当时满洲省委、汤原县委、游击总队以及小骆、杨树明、周云峰、老柳（4）对处决李仁根等均表示支持，还指责田学文、夏云阶在解决民生团问题上做得不够彻底。1960年，冯仲云回忆此事时说：“他发现朝鲜族内有民生团奸细，枪毙了几个朝鲜族人，队伍巩固了。”因此，在处决六名同志这个问题上，满洲省委及代理政委田学文要负主要责任。而夏云阶没有按照省委指示和田学文、周云峰建议将斗争扩大化。并为了求得汤原游击总队的重生，毫无怨言地承担下民生团事件所有的责任，表现出一个党员的政治担当。
在事件中，游击队与县委之间關系紧张也不是夏云阶的责任。从领导体制看，游击总队由省委直接领导。县委只有支持配合的任务，没有领导总队的权力。危机发生后，县委在给省委的信中，将二者互不通气的原因总结为“省委不信（县委）”和“他们（总队）的情况不向县委汇报”。[1]432可以看出县委并没有按照省委要求将自己摆在配合的位置上。同时县委书记周云峰不去协助解决问题，反而“一切工作放下不做，专门骂老夏”。[1]445据时任县委委员刘忠民回忆，周云峰在县委内部也是不和谐因素。因此，这个矛盾主要是周云峰没有摆正配角位置造成的。后来，周云峰被捕叛变，引发巴木东大搜捕，表明其政治品质的极端恶劣。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成立后，周云峰请求到部队工作，立即被任命为六军三团政治部主任。这说明夏云阶对周云峰并没有个人成见。
关于日本情报部以游击总队所属小队单数编号为据提出的游击队匪化问题，是不成立的。这种编号方式是为扩大声势而常用的方式，与后来抗联部队编团、编师的目的是一样的。仅仅因为东北绺子（5）曾经使用这种方式，就得出游击队匪化的结论，显然是不充分的。
至于有人质疑，为什么除东满和汤原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其他部队没有民生团这个问题？其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其他部队不是省委认定的派争分子为主要力量建立的，不存在派争问题，也自然没有转化为民生团的前提条件，而不是其他部队的主要领导人政策水平超越夏云阶。因奸细问题导致的误判误杀、错判错杀现象在东北抗联部队中几乎都出现过，许多案例危害程度也不弱于汤原民生团事件。
三、对夏云阶同志的评价
汤原游击总队危机最终的妥善处理，使夏云阶在思想更加成熟，视野更加宽阔，政治领导和军事指挥能力得到提高。1935年12月，他与赵尚志、李延禄会师后，在政治军事上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先后作为主要力量协助赵尚志成功召开了东北反日联军军政联席扩大会议（汤原会议）、珠河汤原县委、三六军党委联席会议（珠汤会议），建立了统一的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联军以及北满临时省委。他还亲手创建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和东北抗联第六军，开辟了汤东、汤西、依东抗日游击区，建设了抗联小兴安岭后方基地。并率领六军取得辉煌战绩，成为东北抗联主力部队之一。[6]40同时他妥善处理六军内部以及进入下江地区友军的关系，赢得了广泛的拥护和爱戴。特别是六军这支以工农为基础的东北抗日主力军，不论在军事实力上，还是政策水平、根据地建设上，在十一个军都是名列前茅。
在部队性质问题上，就连日本情报部门都认为：汤原新的游击队是由于有大批金矿工人和农民加入义勇军而成立的。多数中小地主加入反日联盟并拥护义勇军。汤原游击队从服从国民党指挥、以地主资产阶级和富农为基础的旧吉林军这种部队，变为国民党影响较小，以农民、小资产阶级以及工人为基础的反日义勇军方向转变。[4]319
在对六军实力评价上，赵尚志在《关于东北抗日游击队过去与现状的略述》中写到：各军人数不等，除一、二、三军人数武器有相差不多的情形外，六军飞跃般的发展到将及同等的地位。[7]322
在执行群众路线、统战政策上，冯仲云回忆：冯治纲、张传福部队结合起来，便有了这样的特点：抗联六军同汤原地方群众关系好；队员质量高，纪律性强；领导有力。
在根据地建设上，日本关东宪兵队警务部称汤原县为“满洲第一赤化地区”。冯仲云给出了最光荣的评价：六军与当地人民的关系是非常密切，几乎成了汤原县的子弟兵，汤原县为抗日斗争中最有光荣历史的一个县，这个抗日游击区曾支持了六、七年之久，差不多每家都有光荣的牺牲者，六军所受该县人民的拥护和帮助特别多，因此，六军几乎是北满抗日中基干部队数量上最多的一个军。[8]46
三江省公署警务厅昭和十一年八月情报显示：夏云阶匪每天实行两小时训练，食物为高粱、小米，士兵的薪俸每月一元五角。到目前为止，在汤原亮子河金矿已无一间房子。然而在该地方约二十余华里处有小房子十余间。此处是他盘踞之地，并且是病人的疗养所。[4]350
1936年11月21日，夏云阶遭到伪汤原县治安队的伏击，大腿根部被击中，伤及内脏。26日壮烈牺牲。弥留之际，他仍再三嘱咐身边的战友、妻女，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把抗日民族解放事业进行到底，充分体现他对共产主义、爱国主义理想和信念至死不渝的追求。[6]70 [注释]
（1）亲日组织，头目为指认鹤立冈十二烈士的特务李广镐。
（2）这里指汤原游击总队朝鲜族队员。
（3）指当时游击队8个小队番号是1、2、3、5、7、9、11、13。
（4）周云峰之后的继任县委书记。
（5）有名号的土匪队伍。如“老来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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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立国
The Whole Story of the People's Livelihood Group Event in Tangyuan Guerrilla Corps
——And the Historical Achievements and Status of Xia Yunjie in Chinese People's War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in Northeast China
YU Yongkui
（Research Center of the Northeast AntiJapanese Amalgamated Army Tangyuan Research Office，Tangyuan， Heilongjiang， 154700， 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conducts detailed research into， the emergence of group conflicts of Tangyuan county committee and its evolution into the livelihood group event of the guerrilla corps， and deeply analyzes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related partie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mistakes made by Xia Yunjie and his corresponding responsibilities and demonstrates the positive effects on Xia Yunjie， Korean comrades and allied forces in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Keywords：people's livelihood group； Xia Yunjie； Tangyuan；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