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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是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的最新动向与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结合的产物。本文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性别观切入，分析传统忠实观念包含的性别隐喻，展现女性主义译者对“忠实”的再度阐释。同时对于出现的个别问题，比如研究对象单一、缺少实例等提出建议。
【关键词】女性翻译 性别 忠实
前言
女性主义翻译研究是女性运动、女性主义理论和翻译研究结合的产物。女权运动自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美国兴起，至今已经走过200多年的发展历程。兴起后，在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伍（Elizabeth Cady Stanton）和弗吉尼亚·沃尔夫（Virginia Woolf）等一大批女权运动先驱的引领下，大量的社会性别研究中心和机构应运而生，女性主义理论也随之建立，采用各种方式实现女性从边缘地位到中心地位的转变。
与女性主义运动在社会各层面产生的影响相比，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翻译研究中产生的作用，不得不说有大小巫之别。但是，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对于翻译学研究也确有重要的贡献： 提出了一个长期遭受忽视的事实一一在评价翻译的各种因素的探讨中，性别从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译者的性别，同译者的民族、阶级、政治观点等因素相比，绝不是无足轻重的。事实上，人们在谈论译者时，对于译者的性别，一直作了笼统的处理，并始终把男性译者作为默认值。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正是在这一点上，向人们提出了警告，并从多方面多角度进行讨论和研究。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可以看作是解构父权中心、为处于边缘的女性说话的理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使人们进一步从性别的角度去理解翻译的复杂性，从而把翻译的语言转换置于后结构主义语境中去考察，有利于我们发现传统译论中存在的盲点和误区。
“忠实”这一概念在历来的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中根深蒂固，在所有关于翻译的可能性的探讨之中，可以说居于核心位置。英国翻译理论家乔治。斯坦纳在总结西方两千多年来的翻译理论时甚至认为所有的翻译理论不过是围绕着可以怎样忠实或应该怎样忠实这个“单一的老问题”转来转去。当翻译领域的后现代思潮来临，当女性主义翻译与解构主义开始碰撞并结合，女性主义译者将忠实观念——传统翻译研究的基本理论基点之一彻底解构。本文试图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重点关注的性别切入，揭示传统忠实观念包含的性别隐喻，展现女性主义译者对“忠实”的再度阐释过程，以期为翻译研究的认识论和实践论带来新的视角。
一
自16世纪开始，文学创作被视作男性的特权，女性只允许翻译。翻译仅限于宗教文本，仅能参与的文学活动就是从事圣经的翻译。女性借翻译之名反映女性意识，表达女性诉求。
然而，传统研究将翻译女性化和翻译边缘化，在以往的翻译阐述中长期存在对女性的歧视性表述，如论及译本与原本的关系时，经常引用“漂亮的女人不忠实，忠实的女人不漂亮”之说法。这一譬喻使用社会中性别歧视的语言来喻说翻译的忠实问题，将性别歧视扩充到翻译研究领域，并暗示了翻译研究中隐藏的许多二元对立的概念，如创作与翻译、原文与译文、作者与译者等等。其中，前者常被视为权威性的、强壮的、生产性的，后者则是地位低下的，有缺陷的、附属的；前者应该主宰后者，后者则必须服从前者，忠实于前者；原创是完美的，翻译总是有欠缺的；原作是强壮而具有生产力的男性，译本则是低弱派生的女性。不仅是翻译活动而且译文，甚至译者都被视为是从属和歪曲的模仿。
如西蒙（Simon，1996：1）所述：“译者和女人在他们各自的层级上都是弱者形象，译者是作者的侍女，女人则比男人低下”巧妙揭示了历史上翻译话语中长期存在的性别隐喻。这为翻译研究的女性主义视角提供了隐喻的思维框架进行思考，传统翻译观遭到了解构，比如忠实观、原文的终极权威性，去除神化，重新构建历史，重写翻译成为新的目标。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要求彻底颠覆传统译论中的二元对立（文本与译本的对立）和原著中心主义思想，解构父权话语，打破男权中心，反对包括等效动态对等在内的传统忠实观。在女性主义译者看来，忠实的对象既非作者，也非读者，而是写作方案（writing project），即作者与译者都参与进来的方案。（Simon，1996：2） 译者可以利用翻译即翻译时使用的语言作为文化干预的手段，一种创造性的实践，参与文本意义的创造来抵制并改变父权话语的支配性结构。
二
“从性别角度看，忠实有时界定了翻译（女性）与原文的关系，特别是与原文作者（男性）的关系……。”所以，女性主义译者为了确保其译本的本源性，竭尽全力颠覆并取代作者的地位，争夺父性之权力，以期根据自己身份认同的意识形态调整翻译的“忠实”观念。
传统上讲，翻译是建立在西方哲学有关实在、再现及知识的观念之上的。西方社会的理性秩序以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为基础，相互对立的两类事物内容确定，界限分明，彼此相对形成意义。语言也被认为是二元对称的单位结构。语言中的所指和能指相互分离，能指反映所指，意义是确定一致的，人们可以通过语言直接透视到那背后的实在。
到了18世纪末，这种语言工具论出现了问题，语言表征出现危机。人们终于发现语言不再是透明的了，对于日益变化的现实世界和人类的内心世界，语言再也不能“控制流动不定、无从捉摸的现实”。在随后的20世纪60年代，西方文论界崛起的解构主义思潮，更是对于当代译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解构主义代表人物德里达认为，意义产生于一种能指与其他能指的横向开放性关系，不存在词与物一对一的纵向联系模式。人们对意义的确立不过是语言因其不同的排列而生出的效果。因此符号的意义并非自足，而是在与别的符号形成的对立、差异和对比中显现出来的。语言是一张无限伸展的网，网上的成分不断交换和循环，没有一个成分受到绝对的限定。因此，对于具体的翻译情境，原文本语言的意义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处于与译者，读者，译入文化的相互影响之下，依时依境发生改变。法国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在描述读者与文本的关系、分析文本的意义时，明确宣称“作者死了！”在他看来，一部作品的文本一旦完成，其中的语言符号就开始起作用，读者自己通过对文本符号的解读，解释、探究和阐明文本的意义。至于作者，此时他已经没有发言权。 把上述观点引入翻译的研究，把译者也看作是一名读者（尽管是非常特殊的读者），我们会发现，以上观点让我们对翻译有了新的认识。长期以来，我们已经习惯了在译作的封面只见得到原作者的姓名，而不见译者姓名的现象；我们更习惯了一边手捧某位翻译者（如傅雷）的译作，一边自称正在阅读某原作家（如巴尔扎克）的著作。显然，在很多人心中，译者是不存在的。
事实上，无论从翻译实践的角度，还是从当代文化理论的角度，原作者已经“不在了”“退居一旁”，是译者创造了译作，也是译者使原作得到了再生。翻译作为一种跨语言、跨文化和国界，更多时候甚至跨越了时代的阅读行为，它的产品——译文，不正是译者运用自身创造力“制造”出来的吗？
由以上可以得出，传统译学中的忠实本身蕴含了认识论的暴力，从属于男性话语的意识形态建构，此种忠实观念具有历史性。加之语言本身并不是永恒不变，是可以改变的，所以女性主义译者对于忠实概念的阐释也就具备了某种存在的合理性。
通过对概念的再度阐释，女性主义译者才可放开手脚挪用翻译话语来建构一种女性的语言，表达自我独特的经验和心理。女性主义译者所重新解释的忠实是要服务于女性主义者女性身份建构的需要，概念背后蕴涵的是权力的争夺和斗争。
创造与叛逆历来被认为是文学翻译的特征，其实，由于忠实与创造、叛逆之间的二元对立，译者几乎从来没有在两者之间取得过平衡。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认为“翻译既然是一种文化介入和文化协调，是有意识、有目的的社会活动，是重写”。为了突出女性主义翻译的主体性及其文本翻译的政治性，在翻译实践中，她们提出了符合女性主义要求的“忠实观”强调的是翻译的主体性，即译者的创造性及主观能动性；主张以“女性主义价值观”来介入翻译文本，在翻译实践中尽兴展示女性译者的主体性，以彰显女性译者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实现女性主义者的政治目的和价值观。
三
理论上，女性主义翻译理论颠覆了传统观念，打破长久以来禁锢翻译研究的“原文-译文”的二元对立模式，推动翻译领域向前发展。实践中，女性主义翻译借忠实之力“极力提倡一种译者干预性（interventionist）的翻译实践，要求对翻译的文本进行女性主义的创造”（葛校琴，2003）。女性译者要妇占（womanhandle）她所翻译的语篇，因此不会做一个谦恭的、隐形的译者。这一切的重读和重写、性别化语言、干预性姿态都在忠实于女性主义者的写作方案的旗帜下获得颠覆的力量。
在努力颠覆原有的翻译的过程中，对女性主义理论家们而言最重要的是两个任务：第一就是跨越大西洋把法国女性主义者的理论著述译介到英美知识界；另一个便是当代女性主义的《圣经》翻译。对《圣经》作女性主义及两性兼容的语言（inclusive- language）的阐释引发了争论，不仅让人们注意到性别化语言带来的冲突性的含义，而且也加强了我们对翻译作为内容丰富的阐释活动的理解。
在翻译实践中，她们遇到了诸如怎样翻译女性身体（translating the body），文化双关语（cultural puns），和词语游戏（word play）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她们总结出了许多富有创新意义的翻译策略和方法。芙洛图（Louis von Flotow，1991）就总结了女性主义翻译实践当中的三种最主要翻译策略，即增补（supplementing）、加写前言与注脚（prefacing）、劫持（hijacking）。增补或者补偿表现了译者主动介入文本的行为；加写前言与注脚在芙洛图看来是女性主义翻译中的常规操作。这一技巧包括解释源文作者的意图，勾画译者在所译作品中采取的翻译策略等。戈达尔德在翻译尼古拉·布罗萨尔（Nicole Brossard）的小说《L’ Amer》中对源文作者创造的词语游戏进行了创造性的翻译，主动介入文本。“Amer”至少包括了三个词：mere（mother母亲），mer（sea大海），amer（bitter辛酸的）。戈达尔德将三个词汇：“ The Sea Our Mother”（大海母亲）和“Sea （S）mothers” （大海溺爱者）以及“（S） our Mothers”（辛酸母亲）结合为一个围绕大写字母“S”而形成书法游戏。左边是The，右边是e，our和mothers的竖排，组成“These Our Mothers”（这些我们的母亲）或 “These Sour Smothers” （这些辛酸的溺爱者）。有些女性主义者在自己的创作中为了表示出她们的鲜明意识形态的立场，故意创造出一些新词来以示女性性别差异。比如Mary Daly的Gyn/ Ecology（1978）中，就创造了这样一个新词：THE-RAPIST。很显然，这种双关语以及词语游戏的具体翻译问题不仅仅涉及了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根本问题还是在于文化差异的问题。有的词语游戏在一个文化中可以起到一种显示女性性别意识的功能，而放在另一个文化中这种词语游戏有可能根本不起作用。如何解决这种问题，Rachel Weissbrod （1996）提出了利用文学手法来处理：（1）即使源语中没有相对应的体裁，也要在目的语中使用各种可能的体裁样式；（2）改变源语词语游戏的一个或者多个意义，以便剩余的成分可以被压缩在一个或几个在形式上或者声音上相似的单词内；（3）改变词语游戏在源文中的类型或位置。
除此之外，她们还努力就那些将女性以及翻译贬低到次等地位的概念、话语和蕴含在背后的权力关系进行质疑，最终解除并重写翻译。女性主义译者要对《圣经》中的男性中心意识形态进行颠覆，主张女性化或性别化《圣经》的翻译。“Jesus may once again invite Peter and other apostles to be fishers of men”就应该重写为“fishers of people”，即认为所有出现男性性别特征的词汇如man/ men，sons等都应该改为people，offspring或者sons and daughters，sisters and brothers。译者署名、突现译者，“把自己对操纵文本的标记昭示天下”，也作为一种手段用以抵抗作者、原语文本的权威。女性主义专门创造了女译者（translatress）一词，突出女性译者的创造性地位。她们还采用女性常用文本类型如翻译随笔或翻译日记，或撰写翻译理论文章，对父权文类的统治予以抵制。总之，女性主义译者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方法使翻译成为女性一种强有力的表达方式。 四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为翻译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为女性争取必要的话语权做出了不可否认的贡献，对传统译学思想进行反思的同时繁荣了译学建设，但同时也因其理论的局限性而招致质疑和批评。以下提出四点。
首先，大部分女性主义翻译项目热衷于翻译女性作家的关于女性的文本。她们认为女性作家的作品就其语言方面更能表达女性经历，反映女性意识。其实，性别的对立面也能为对方说话“自我”的存在由“他者”来体现，男性作家的作品也能从另一个侧面映射出女性现状。
其次，对男性译者的女性主义翻译意识鲜有提及。例如，许渊冲作为男性译者在翻译《葬花词》时用墨积极主动，对黑暗现实进行强烈控诉，不仅充分体现了女主人公的自我意识，也反映了译者强烈的女性主义意识
再次，讨论基本集中在理论本身，对女译者翻译作品实例的研究相对匮乏。长期以来，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缺少与其他理论的对话。
最后，必须注意到，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内部也分化出各个流派，每个支流各持主张并且还会持续裂变下去。目前各派之间缺乏对话的规则和诚意，都只顾发出自己的不同声音，众声喧哗，热闹有余而沟通不足。缺乏有效的交流和沟通，她们宣扬实现女性主义目标也只能使人怀疑它的最终意图。这样的翻译很容易演变成为一种纯粹的语言和智力游戏，局限于少数女性主义精英分子，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基本精神相悖。虽说女性主义翻译的忠实张扬了翻译主体、强调翻译的政治行为特征并消除翻译实践和话语中的性别歧视，但女性主义翻译实践中出现的诸多问题还是提醒人们警惕忠实的过度解析。
结语
综上所述，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倡导的是一种差异哲学。它使我们意识到翻译是文化、政治、历史、意义等各种差异剧烈碰撞和交锋的场所。翻译致力于消除差异，但翻译又造成差异。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强调女性身份，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标扬异化策略都是这一点最好的明证。女性主义翻译研究把视线转到差异上，转到二元对立中的弱者，转到众多的他（她）者，使文化中不为人知的边缘角色被展示出来，被人们注视。
尽管女性主义所倡导的翻译给人一种矫枉过正的感觉，同时，对于政治诉求和使用语言建构现实的意味过于明显，遭到许多学者对于女性主义翻译的效果持有异见；对女性经验的过分张扬；在理论的阐述中也使用一些过激性词汇，如剥夺、侵占、劫持等，有形成新的二元对立（女/男）的趋向。值得肯定的是，女性主义翻译在寻求更广更深的交流发展，一切都有待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和方法自身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女性主义翻译和其他任何学派一样，成为我们研究翻译了解翻译的工具，为国内外译学研究做出不可估量的贡献。
参考文献：
[1]Chamberlain，Lori.Gender Metaphorics of Translation Discourses[A].In Lawrence Venuti（ed.）Rethinking Translation：Discourse，Subjectivity，Ideology[C].London
【关键词】女性翻译 性别 忠实
前言
女性主义翻译研究是女性运动、女性主义理论和翻译研究结合的产物。女权运动自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美国兴起，至今已经走过200多年的发展历程。兴起后，在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伍（Elizabeth Cady Stanton）和弗吉尼亚·沃尔夫（Virginia Woolf）等一大批女权运动先驱的引领下，大量的社会性别研究中心和机构应运而生，女性主义理论也随之建立，采用各种方式实现女性从边缘地位到中心地位的转变。
与女性主义运动在社会各层面产生的影响相比，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翻译研究中产生的作用，不得不说有大小巫之别。但是，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对于翻译学研究也确有重要的贡献： 提出了一个长期遭受忽视的事实一一在评价翻译的各种因素的探讨中，性别从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译者的性别，同译者的民族、阶级、政治观点等因素相比，绝不是无足轻重的。事实上，人们在谈论译者时，对于译者的性别，一直作了笼统的处理，并始终把男性译者作为默认值。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正是在这一点上，向人们提出了警告，并从多方面多角度进行讨论和研究。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可以看作是解构父权中心、为处于边缘的女性说话的理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使人们进一步从性别的角度去理解翻译的复杂性，从而把翻译的语言转换置于后结构主义语境中去考察，有利于我们发现传统译论中存在的盲点和误区。
“忠实”这一概念在历来的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中根深蒂固，在所有关于翻译的可能性的探讨之中，可以说居于核心位置。英国翻译理论家乔治。斯坦纳在总结西方两千多年来的翻译理论时甚至认为所有的翻译理论不过是围绕着可以怎样忠实或应该怎样忠实这个“单一的老问题”转来转去。当翻译领域的后现代思潮来临，当女性主义翻译与解构主义开始碰撞并结合，女性主义译者将忠实观念——传统翻译研究的基本理论基点之一彻底解构。本文试图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重点关注的性别切入，揭示传统忠实观念包含的性别隐喻，展现女性主义译者对“忠实”的再度阐释过程，以期为翻译研究的认识论和实践论带来新的视角。
一
自16世纪开始，文学创作被视作男性的特权，女性只允许翻译。翻译仅限于宗教文本，仅能参与的文学活动就是从事圣经的翻译。女性借翻译之名反映女性意识，表达女性诉求。
然而，传统研究将翻译女性化和翻译边缘化，在以往的翻译阐述中长期存在对女性的歧视性表述，如论及译本与原本的关系时，经常引用“漂亮的女人不忠实，忠实的女人不漂亮”之说法。这一譬喻使用社会中性别歧视的语言来喻说翻译的忠实问题，将性别歧视扩充到翻译研究领域，并暗示了翻译研究中隐藏的许多二元对立的概念，如创作与翻译、原文与译文、作者与译者等等。其中，前者常被视为权威性的、强壮的、生产性的，后者则是地位低下的，有缺陷的、附属的；前者应该主宰后者，后者则必须服从前者，忠实于前者；原创是完美的，翻译总是有欠缺的；原作是强壮而具有生产力的男性，译本则是低弱派生的女性。不仅是翻译活动而且译文，甚至译者都被视为是从属和歪曲的模仿。
如西蒙（Simon，1996：1）所述：“译者和女人在他们各自的层级上都是弱者形象，译者是作者的侍女，女人则比男人低下”巧妙揭示了历史上翻译话语中长期存在的性别隐喻。这为翻译研究的女性主义视角提供了隐喻的思维框架进行思考，传统翻译观遭到了解构，比如忠实观、原文的终极权威性，去除神化，重新构建历史，重写翻译成为新的目标。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要求彻底颠覆传统译论中的二元对立（文本与译本的对立）和原著中心主义思想，解构父权话语，打破男权中心，反对包括等效动态对等在内的传统忠实观。在女性主义译者看来，忠实的对象既非作者，也非读者，而是写作方案（writing project），即作者与译者都参与进来的方案。（Simon，1996：2） 译者可以利用翻译即翻译时使用的语言作为文化干预的手段，一种创造性的实践，参与文本意义的创造来抵制并改变父权话语的支配性结构。
二
“从性别角度看，忠实有时界定了翻译（女性）与原文的关系，特别是与原文作者（男性）的关系……。”所以，女性主义译者为了确保其译本的本源性，竭尽全力颠覆并取代作者的地位，争夺父性之权力，以期根据自己身份认同的意识形态调整翻译的“忠实”观念。
传统上讲，翻译是建立在西方哲学有关实在、再现及知识的观念之上的。西方社会的理性秩序以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为基础，相互对立的两类事物内容确定，界限分明，彼此相对形成意义。语言也被认为是二元对称的单位结构。语言中的所指和能指相互分离，能指反映所指，意义是确定一致的，人们可以通过语言直接透视到那背后的实在。
到了18世纪末，这种语言工具论出现了问题，语言表征出现危机。人们终于发现语言不再是透明的了，对于日益变化的现实世界和人类的内心世界，语言再也不能“控制流动不定、无从捉摸的现实”。在随后的20世纪60年代，西方文论界崛起的解构主义思潮，更是对于当代译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解构主义代表人物德里达认为，意义产生于一种能指与其他能指的横向开放性关系，不存在词与物一对一的纵向联系模式。人们对意义的确立不过是语言因其不同的排列而生出的效果。因此符号的意义并非自足，而是在与别的符号形成的对立、差异和对比中显现出来的。语言是一张无限伸展的网，网上的成分不断交换和循环，没有一个成分受到绝对的限定。因此，对于具体的翻译情境，原文本语言的意义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处于与译者，读者，译入文化的相互影响之下，依时依境发生改变。法国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在描述读者与文本的关系、分析文本的意义时，明确宣称“作者死了！”在他看来，一部作品的文本一旦完成，其中的语言符号就开始起作用，读者自己通过对文本符号的解读，解释、探究和阐明文本的意义。至于作者，此时他已经没有发言权。 把上述观点引入翻译的研究，把译者也看作是一名读者（尽管是非常特殊的读者），我们会发现，以上观点让我们对翻译有了新的认识。长期以来，我们已经习惯了在译作的封面只见得到原作者的姓名，而不见译者姓名的现象；我们更习惯了一边手捧某位翻译者（如傅雷）的译作，一边自称正在阅读某原作家（如巴尔扎克）的著作。显然，在很多人心中，译者是不存在的。
事实上，无论从翻译实践的角度，还是从当代文化理论的角度，原作者已经“不在了”“退居一旁”，是译者创造了译作，也是译者使原作得到了再生。翻译作为一种跨语言、跨文化和国界，更多时候甚至跨越了时代的阅读行为，它的产品——译文，不正是译者运用自身创造力“制造”出来的吗？
由以上可以得出，传统译学中的忠实本身蕴含了认识论的暴力，从属于男性话语的意识形态建构，此种忠实观念具有历史性。加之语言本身并不是永恒不变，是可以改变的，所以女性主义译者对于忠实概念的阐释也就具备了某种存在的合理性。
通过对概念的再度阐释，女性主义译者才可放开手脚挪用翻译话语来建构一种女性的语言，表达自我独特的经验和心理。女性主义译者所重新解释的忠实是要服务于女性主义者女性身份建构的需要，概念背后蕴涵的是权力的争夺和斗争。
创造与叛逆历来被认为是文学翻译的特征，其实，由于忠实与创造、叛逆之间的二元对立，译者几乎从来没有在两者之间取得过平衡。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认为“翻译既然是一种文化介入和文化协调，是有意识、有目的的社会活动，是重写”。为了突出女性主义翻译的主体性及其文本翻译的政治性，在翻译实践中，她们提出了符合女性主义要求的“忠实观”强调的是翻译的主体性，即译者的创造性及主观能动性；主张以“女性主义价值观”来介入翻译文本，在翻译实践中尽兴展示女性译者的主体性，以彰显女性译者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实现女性主义者的政治目的和价值观。
三
理论上，女性主义翻译理论颠覆了传统观念，打破长久以来禁锢翻译研究的“原文-译文”的二元对立模式，推动翻译领域向前发展。实践中，女性主义翻译借忠实之力“极力提倡一种译者干预性（interventionist）的翻译实践，要求对翻译的文本进行女性主义的创造”（葛校琴，2003）。女性译者要妇占（womanhandle）她所翻译的语篇，因此不会做一个谦恭的、隐形的译者。这一切的重读和重写、性别化语言、干预性姿态都在忠实于女性主义者的写作方案的旗帜下获得颠覆的力量。
在努力颠覆原有的翻译的过程中，对女性主义理论家们而言最重要的是两个任务：第一就是跨越大西洋把法国女性主义者的理论著述译介到英美知识界；另一个便是当代女性主义的《圣经》翻译。对《圣经》作女性主义及两性兼容的语言（inclusive- language）的阐释引发了争论，不仅让人们注意到性别化语言带来的冲突性的含义，而且也加强了我们对翻译作为内容丰富的阐释活动的理解。
在翻译实践中，她们遇到了诸如怎样翻译女性身体（translating the body），文化双关语（cultural puns），和词语游戏（word play）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她们总结出了许多富有创新意义的翻译策略和方法。芙洛图（Louis von Flotow，1991）就总结了女性主义翻译实践当中的三种最主要翻译策略，即增补（supplementing）、加写前言与注脚（prefacing）、劫持（hijacking）。增补或者补偿表现了译者主动介入文本的行为；加写前言与注脚在芙洛图看来是女性主义翻译中的常规操作。这一技巧包括解释源文作者的意图，勾画译者在所译作品中采取的翻译策略等。戈达尔德在翻译尼古拉·布罗萨尔（Nicole Brossard）的小说《L’ Amer》中对源文作者创造的词语游戏进行了创造性的翻译，主动介入文本。“Amer”至少包括了三个词：mere（mother母亲），mer（sea大海），amer（bitter辛酸的）。戈达尔德将三个词汇：“ The Sea Our Mother”（大海母亲）和“Sea （S）mothers” （大海溺爱者）以及“（S） our Mothers”（辛酸母亲）结合为一个围绕大写字母“S”而形成书法游戏。左边是The，右边是e，our和mothers的竖排，组成“These Our Mothers”（这些我们的母亲）或 “These Sour Smothers” （这些辛酸的溺爱者）。有些女性主义者在自己的创作中为了表示出她们的鲜明意识形态的立场，故意创造出一些新词来以示女性性别差异。比如Mary Daly的Gyn/ Ecology（1978）中，就创造了这样一个新词：THE-RAPIST。很显然，这种双关语以及词语游戏的具体翻译问题不仅仅涉及了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根本问题还是在于文化差异的问题。有的词语游戏在一个文化中可以起到一种显示女性性别意识的功能，而放在另一个文化中这种词语游戏有可能根本不起作用。如何解决这种问题，Rachel Weissbrod （1996）提出了利用文学手法来处理：（1）即使源语中没有相对应的体裁，也要在目的语中使用各种可能的体裁样式；（2）改变源语词语游戏的一个或者多个意义，以便剩余的成分可以被压缩在一个或几个在形式上或者声音上相似的单词内；（3）改变词语游戏在源文中的类型或位置。
除此之外，她们还努力就那些将女性以及翻译贬低到次等地位的概念、话语和蕴含在背后的权力关系进行质疑，最终解除并重写翻译。女性主义译者要对《圣经》中的男性中心意识形态进行颠覆，主张女性化或性别化《圣经》的翻译。“Jesus may once again invite Peter and other apostles to be fishers of men”就应该重写为“fishers of people”，即认为所有出现男性性别特征的词汇如man/ men，sons等都应该改为people，offspring或者sons and daughters，sisters and brothers。译者署名、突现译者，“把自己对操纵文本的标记昭示天下”，也作为一种手段用以抵抗作者、原语文本的权威。女性主义专门创造了女译者（translatress）一词，突出女性译者的创造性地位。她们还采用女性常用文本类型如翻译随笔或翻译日记，或撰写翻译理论文章，对父权文类的统治予以抵制。总之，女性主义译者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方法使翻译成为女性一种强有力的表达方式。 四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为翻译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为女性争取必要的话语权做出了不可否认的贡献，对传统译学思想进行反思的同时繁荣了译学建设，但同时也因其理论的局限性而招致质疑和批评。以下提出四点。
首先，大部分女性主义翻译项目热衷于翻译女性作家的关于女性的文本。她们认为女性作家的作品就其语言方面更能表达女性经历，反映女性意识。其实，性别的对立面也能为对方说话“自我”的存在由“他者”来体现，男性作家的作品也能从另一个侧面映射出女性现状。
其次，对男性译者的女性主义翻译意识鲜有提及。例如，许渊冲作为男性译者在翻译《葬花词》时用墨积极主动，对黑暗现实进行强烈控诉，不仅充分体现了女主人公的自我意识，也反映了译者强烈的女性主义意识
再次，讨论基本集中在理论本身，对女译者翻译作品实例的研究相对匮乏。长期以来，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缺少与其他理论的对话。
最后，必须注意到，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内部也分化出各个流派，每个支流各持主张并且还会持续裂变下去。目前各派之间缺乏对话的规则和诚意，都只顾发出自己的不同声音，众声喧哗，热闹有余而沟通不足。缺乏有效的交流和沟通，她们宣扬实现女性主义目标也只能使人怀疑它的最终意图。这样的翻译很容易演变成为一种纯粹的语言和智力游戏，局限于少数女性主义精英分子，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基本精神相悖。虽说女性主义翻译的忠实张扬了翻译主体、强调翻译的政治行为特征并消除翻译实践和话语中的性别歧视，但女性主义翻译实践中出现的诸多问题还是提醒人们警惕忠实的过度解析。
结语
综上所述，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倡导的是一种差异哲学。它使我们意识到翻译是文化、政治、历史、意义等各种差异剧烈碰撞和交锋的场所。翻译致力于消除差异，但翻译又造成差异。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强调女性身份，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标扬异化策略都是这一点最好的明证。女性主义翻译研究把视线转到差异上，转到二元对立中的弱者，转到众多的他（她）者，使文化中不为人知的边缘角色被展示出来，被人们注视。
尽管女性主义所倡导的翻译给人一种矫枉过正的感觉，同时，对于政治诉求和使用语言建构现实的意味过于明显，遭到许多学者对于女性主义翻译的效果持有异见；对女性经验的过分张扬；在理论的阐述中也使用一些过激性词汇，如剥夺、侵占、劫持等，有形成新的二元对立（女/男）的趋向。值得肯定的是，女性主义翻译在寻求更广更深的交流发展，一切都有待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和方法自身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女性主义翻译和其他任何学派一样，成为我们研究翻译了解翻译的工具，为国内外译学研究做出不可估量的贡献。
参考文献：
[1]Chamberlain，Lori.Gender Metaphorics of Translation Discourses[A].In Lawrence Venuti（ed.）Rethinking Translation：Discourse，Subjectivity，Ideology[C].Lond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