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驹、潘素先生将所藏晋陆机《平复帖》卷,唐杜牧之《张好好诗》卷,宋范仲淹《道服赞》卷,蔡襄《自书诗册》,黄庭坚《草书》卷等珍贵法书等共八件捐献国家,化私为公,足资楷式,特予褒扬。”
　　—— 部长沈雁冰
　　
　　1956年7月,时任文化部部长的沈雁冰颁发了这样一个褒奖令。
　　褒奖令中的“等”字,包含的另外三件作品是:宋吴琚的《杂书诗帖》、元赵孟頫的《章草千字文》、元俞和的《楷书》。在收藏界,张伯驹以眼力过人著称,他所收藏的古字画,都是精品中的精品,而这八件,连同1952年捐献给国家的《游春图》,是他三十年收藏生涯中的极品。
　　对于一个收藏家来说,送出任意一件藏品,都会忍受“割肉”般的痛苦;要将自己最珍贵的藏品悉数送出,那简直是“刮骨剔肉”了;而对醉心于藏品的收藏家来说,这样的选择,只好用上“情何以堪”四个字了。但张伯驹似乎是收藏家中的另类,他捐得洒脱,捐得愉快,捐得如释重负、如偿夙愿。
　　张伯驹曾写道:“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则是予所愿也!今还珠于民,乃终吾夙愿。”他如此说,也是如此做的。
　　1956年,张伯驹把自己珍视、珍惜、珍爱的藏品捐给了国家。1965年,他再次把三十多件珍品捐给他所任职的吉林博物馆,其中包括宋代杨婕妤的《百花图》——中国现存最早的女画家作品。《百花图》是张伯驹十分喜欢的作品,他曾写道:“我终生以书画为伴,到了晚年,身边就只有这么一件珍品,每天看看它,精神也会好些。”但就是这样一件被他视为最后的精神慰藉的作品,他也捐了出去。
　　张伯驹被誉为“天下民间第一收藏家”,却是收藏家中的另类。有人说,张伯驹颠覆了“收藏家”的概念,“收”而不“藏”,凡“收”必捐。张伯驹认为,收藏是记录历史、保存文化的一种方式;一个民族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遗产,由此得以传承、延续。或许,这样的境界,是张伯驹收藏文物的最大动力,也是他捐献文物的最重要原因。
　　张伯驹的名号很多,他名伯驹,字家骐,号丛碧,别号游春主人、好好先生。这些号和别号都是有来历的,从中可以看出他对藏品的沉醉和“痴迷”。
　　1926年,张伯驹看到康熙皇帝的御笔“丛碧山房”,一见倾心,购而藏之,越看越爱,更喜“丛碧”二字寓意繁茂葱茏,干脆自号“丛碧”,书斋也改名为“丛碧山房”。历尽曲折得到《平复帖》后,他又把自己的住所命名为平复堂。
　　张伯驹对古字画的痴迷,在当时的收藏界人所共知,北平琉璃厂不少古董商,有好东西就会先通知他。他一听到消息,就会尽快赶过去先睹为快。只要是看中的,他会想尽一切办法收藏,甚至借钱也要买。如此一来,他得到的佳品越来越多,有时欣喜难抑,无以表达,就将自己的名号一加再加。
　　他自号“好好先生”,是因为得到了杜牧的《张好好诗》。由于年代久远,唐人真迹传世极少,名诗家手迹更是寥若晨星。李白的《上阳台帖》、杜牧的《张好好诗》等真迹能传承至今,简直是奇迹。
　　杜牧的这份珍贵手迹,曾递藏于宋徽宗、贾似道,明项元汴、张孝思,清梁清标等人之手,清乾隆年间入藏内府,后被溥仪携出宫外,流散民间。张伯驹最终有幸得到,欣喜若狂,从此自号“好好先生”。
　　过了没多久,张伯驹不得不再为自己起一个别号——“游春主人”,因为他得到了被称为“中国第一画卷”的《游春图》。
　　《游春图》为历代鉴赏家所珍视,递藏于宋徽宗、贾似道,元代鲁国长公主,明内府、严嵩之手,清代经梁清标、安歧等人之手而归清内府,后溥仪携其至长春。
　　1945年,溥仪被俘,他所拥有的大批字画散失民间,引起收藏界的极大关注。北京古董商马霁川最早奔赴东北,收购到不少精品字画。回来后,他将一些伪迹和寻常之品卖给故宫博物院。随后,陆续卖出一些真迹精品获取重利,其中唐代陈闳的《八功图》卷、元代钱选的《杨妃上马图》流失国外。
　　此时,《游春图》竟然也落到了马霁川手上。张伯驹得到消息,异常着急,唯恐这件重要国宝被卖到国外,匆忙赶去与马霁川接洽。但马氏索价800两黄金,这是张伯驹拿不出来的,他刚用110两黄金收藏范仲淹的《道服赞》,就是卖了不少家当才凑够的。
　　但张伯驹不愿弃之不问。他前去拜见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陈述该卷当收归故宫博物院。但马衡院长表示,故宫连日常维护的经费尚且不足,实在没有能力收购。
　　无奈之下,张伯驹决定自己解决此事。他连日到琉璃厂去,遍走荣宝斋、一得阁、德古斋、庆云堂等字号,每到一处,他就大声宣扬:“有一幅《游春图》,此卷有关中华民族的历史,万万不能出境。谁为了多赚金子,把它转手洋人,谁就是民族败类,千古罪人,我张某决不会轻饶他。”
　　此事很快被渲染得满城风雨。马霁川自知转手洋人有很大麻烦,经人斡旋,同意以220两黄金的价格让给张伯驹。
　　220两黄金不是小数目,为了保住《游春图》,张伯驹决意卖掉自己位于弓弦胡同的宅院。这宅院原为李莲英所有,十五亩大,“有四五个院落,果树葱郁,芍药、牡丹盛放,好几个会客厅、长廊”,是张伯驹最喜爱的居处。但为了购买《游春图》,他忍痛割爱,将其卖给了辅仁大学。据马未都先生估算,这个宅院搁到现在,光拆迁就得一个亿。
　　张伯驹把卖房所得的2.1万美元,换成220两黄金前去买画,但马霁川又节外生枝,要追加20两,不然《游春图》将另寻新主。张伯驹万般无奈,只得回家想办法,这就引发了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张伯驹回到家,让妻子潘素把她的首饰卖掉,凑足20两黄金。潘素无事不顺从丈夫心意,但这一次她也踌躇起来。这时张伯驹已心力交瘁,见妻子如此,一下躺倒在地上,怎么也不起来了。潘素无奈答应了他,张伯驹这才从地上起来,拍打拍打身上的土,若无其事地回屋睡觉了。这个时候,张伯驹已是年近五旬的人。
　　上个世纪50年代初,张伯驹先将《游春图》捐献给故宫博物院,又通过统战部部长徐冰将李白的《上阳台帖》送给毛泽东。毛泽东既喜书法又爱李白,曾把《上阳台帖》置于办公室,常忘情欣赏。但按照他自己立的“领导人不能接受礼品”的规矩,后来忍痛割爱,将此帖转赠故宫博物院。
　　1955年年底,政府发行公债,号召群众踊跃购买。张伯驹家当时没有多少现钱,于是他就跟夫人商量,将《平复帖》卖给故宫博物院,用所得款项购买国债。故宫方面很高兴,出价20万元。张伯驹转念一想,卖掉《平复帖》再买国债,不如干脆捐了。于是在自家藏品中选出八件捐献给国家。
　　后来张伯驹说起此事,话很简单:“我看的东西和收藏的东西相当多……这些东西不一定永远保留在我这里,我可以捐出来,重要的是这件宝物永远保存在我们的国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