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句话说:“到了北京才知道自己的官小,到了广州才知道自己的钱少,到了深圳才知道自己的人老。”其实,到了北京,又岂止是觉得自己官小,简直是连人都很小。那么大的北京,一个两个人走了进去,就像水珠融进了大海,看都看不见,影儿都没有一个。这其实也是北京容量太大所使然。一个空间,如果容量太大,纳入其中的事物就显不出“体积”来。不要说人了,就连摩天大楼立交桥那些庞然大物,在北京也显不出有多大。
　　更何况,北京,又是怎样一个藏龙卧虎的地方。那个衣着朴素、神态安详、满不起眼的遛鸟老头,没准是大清王朝皇族后裔,大小是个“贝勒爷”;而那个坐在小摊上喝豆汁、吃火烧或者炒肝尖,吃完喝完一抹嘴就骑上自行车去上班的中年人,也很可能是一位什么重要部门的什么长,大笔一挥就能批个十万八万甚至上百万。这些人,在北京都很普通,就像他们说的话都是“普通话”一样。北京,毕竟太大太大,再大的人物,在北京也不大容易“大”得起来,久而久之,自然也就会变得普普通通。
　　北京的官儿们大多不大(真正的大官你见不到),北京的市民却多半不小。有人说上海是“大城市,小市民”,北京却绝对没有“小市民”。北京的市民都是“大市民”:派头大,口气大,架子也大。大气,是北京人的一种普遍特征。他们的生活方式,几乎无不带有“大”的味道:干大事,说大话,讲大道理,讨论大问题。就连聊天,也叫“侃大山”;就连喝茶,也钟爱“大碗茶”。他们对于小打小闹不感兴趣,对于小模小样看不上眼,向往的是成为“大腕儿”、“大款”,当然最好是“大官”。就连找媳妇,也不大喜欢“小家碧玉”式的。至于喝啤酒,当然更得论“扎”。如果一小杯一小杯地来,一小口一小口地抿,那还叫喝酒?
　　北京人的大气,与燕赵遗风,或者说,与北中国的豪雄之气不无关系。这种豪雄之气以山东、东北两地为最多,而在全国,最喜欢北京人、最容易和北京人认同的,也恰恰是山东人和东北人。山东出响马,东北出胡子(土匪),“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豪爽是少不了的,“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义气也是少不了的。这些北京也都有,只不过大碗喝酒仅限于喝啤酒,大块吃肉一般是涮羊肉,两肋插刀则多半是豪言壮语。但不管怎么说,北京人毕竟是崇尚豪雄和讲义气的。他们推崇的是“不吝”、“豁得出去”,古道热肠和侠肝义胆在北京也总是受到好评。“不吝”并不简单地只是“不吝啬”,它至少还有满不在乎、敢做敢为、超拔洒脱、大大咧咧甚至不修边幅等意思在内。
　　这种作派常常被称作“狂”或“匪”。这是一种由服饰、举止、口气、派头等综合因素构成的气势。它既以“狂匪”名之,就不能精巧雅致,反倒要“粗”一点才好。事实上豪爽往往是和马虎难解难分的,精致则难免因过分注意细节而显得“小家子气”。“小心翼翼”则不“豪”,“精雕细琢”则不“爽”,简单粗疏反倒自然洒脱。北方人的生活原本就比较粗放,这种粗放经过北京文化的洗礼,就变成了“大气”。而“大气”一旦成为北京人的标志性品格,粗放就会变成一种刻意的追求。于是,为了追求大气豪爽的效果,就要装得大大咧咧、随随便便、满不在乎,甚至不修边幅。
　　其实,无论何种表现,其背景都一样,即北京人特有的大气。因为他们是这个全国最大的城市中之一员,他们不大也得大。
　　的确,北京市民的“大”,是以北京的“大”为依托和背景的。
　　不管在明面儿上是否表现出来,几乎每个北京市民都无不以自己是一个北京人而自豪。最老派的北京人会以一种“华夏”看“夷狄”的眼光看外地:除了北京,“天津、汉口、上海,连巴黎、伦敦都算在内,通通是乡下”。即便不把北京看作惟一的都市,自豪感也不会因此而稍减,因为只有北京人,才“能说全国尊为国语的话,能拿皇帝建造的御苑坛社作为公园,能看到珍本的书籍,能听到最有见解的言论”。在他们看来,就连北京的熬大白菜,也比别处的好吃。为什么?五味神在北京嘛!五味神是何方神圣?没人知道。但万岁爷既然在北京,那么,不管他是谁,也得到驾前伺候。
　　这种自豪感因为北京成为新中国的首都,又在新一代北京人身上得到了加强。他们都是“中央的人”,相对“地方上的”,优越感也就自不待言。这里说的新北京人,也包括那些出生在外地、工作在北京的年轻人。他们之所以能够在北京工作,多半是大学毕业后因“品学兼优”留京或分配来京。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原本就是“天之骄子”,而他们所在的单位,又多半是大专院校和国家机关,比起老北京人中那些“引车卖浆者流”来,还更为贴近“中央”,消息的来路也更可靠。所以这些人聚在一起,没有一个不“牛皮哄哄”。
　　其实“板儿爷”们又何尝含糊!他们聚在一起,高谈阔论的同样是国家大事,消息也同样是国务院部委办传出来的。好歹都在中央这地面上住着,怎么也听得到一点风吹草动吧?不妨这么说:上海人是人人都很体面。也许他晚上要在亭子间架床,但只要走在街上,就一定是衣冠楚楚。北京人是个个都很牛皮,也许他根本就没有什么正式工作,一日三餐不过家常便饭,但只要一开口,就一定是国家大事世界风云。
　　对政治的空前热情,正是北京人“大气”的一个重要表现。外地人对北京的一个相当一致的看法是:“北京人人都是政治家。”对于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差不多每个北京人都有自己一整套看法,而且说得口若悬河头头是道,让人觉得他们不是的士司机、店员、鞋匠或卖西瓜大碗茶的,而是中央政治局的顾问或智囊。北京的政治民谣和政治笑话也特别多,你往往能一下子听到好几种版本,让你忍俊不禁。但如果要说“正格儿的”,他们也能慷慨陈词,说理充分,使用政治话语或引用名人名言也娴熟自如,让你不能不佩服他们的政治抱负、政治理想、政治敏感和政治才能。这实在是北京人“大气”的最好注脚。天底下,难道还有比政治,比天下兴亡、民族盛衰更“大”的事?可以说,正是对政治的空前热情,使北京人成为“大市民”。
　　北京人既然都是“大市民”,那派头当然也不小。与之相对应的一个让各地人都极感愤怒的事实是:北京各服务行业的服务态度和质量都极差,以致于差不多每次人大政协会上都有代表委员提出意见。“过来过来,你给我过来!”“一边排队去!”这些都是在北京的服务窗口常常可以听见的声音,而且多半是女高音。北京的服务员好像不是“大哥大”,就是“大姐大”,在顾客面前有着摆不完的谱。
　　显然,这就不是“大气”,而是“霸气”。这决非“正宗”的北京做派。正宗的北京人,老派的北京人,尤其是又老派又正宗的北京生意人,是不兴这样对待顾客的。在老舍、郁达夫、林语堂等人的笔下,老北京人是无论身份高低贵贱,都一样“有一技之长,无僧人之貌”。至于生意人的“一团和气”,简直就像是天生的,岂有慢待顾客、爱理不理,甚或拿顾客撒气的道理?
　　北京的“和气”远远超出了商业行为本身,而具有一种文化上的意义。北京的“和气生财”却来自北京文化的“大气”。也就是说,老北京生意人的“和气”,根本就不是什么“服务态度”,而是一种“文化教养”。它是天朝大国的雍容气度,是世纪老人的闲适安详,是“大人不记小人过”的仁和谦让,是一个正宗北京人应有的教养和礼数。一个有教养的人是不该生气的。即便对方无礼,有教养的北京人也不该失礼,反倒应该更加和气。这不是“丢份儿”,而是“拔份儿”;是宽以待人,也是自尊自重。不管是做生意,还是做别的什么,都这样。有人说,北京的各行各业“咸近士风”,便正是看到了这种“和气”不但普遍,而且与“知书达礼”相关,有一种儒雅的底蕴,甚或是一种书卷气。所以,一旦这种礼数、教养或书卷气没了,事情也就会变成完全不同的另一个样子。
　　北京人的这种礼数、教养、儒雅风范和雍容气度,可以从他们对待外地人的态度上看出。
　　一般地说,北京人,尤其是老派正宗的北京人,是不会歧视和欺侮外地人的。比方说,你在北京,如果向老北京人问路,得到的几乎必定是极为清楚、详尽、和气而又有人情味的回答。那神情、那口气、那份熨帖,就像对待一个迷路的孩子。然而这种“和气”的内涵,恰恰是惟独北京人才会有的“京都意识”:咱北京是“天子脚下,首善之区”,北京人在礼数上,当然应该是全体国民的表率。北京人最值得自豪的,不就是比别人更懂礼么?如果咱们礼貌不周,那就是在全国人民面前“丢份儿”啦!再说了,咱北京是全国的首都,外地人不过是分家出去单过的小兄弟。现在他们回家来,不认路了,咱当大哥的,不帮他一把,行么?
　　北京人是自我感觉太好了,好得不必摆出一副惟我独尊的派头,就像不必在北京二字前冠以“大”字一样。
　　显然,北京人的自豪感,毋宁说是一种民族自豪感,而非地域或社区自豪感。北京人,可能是中国人中最少“地域文化心理狭隘性”的一群。因为他们不是某个地方或某一区域的人,而是“中央的人”。中央只不过高于地方,却并不与地方对立,更不排斥。所以北京人并不排外。既不排斥外地人,也不排斥外国人,更不鄙夷乡下人。他们不大在乎别人说自己“土气”、“乡气”。相反,他们对于乡村还天然地有一种亲切感。足以让他们感到自豪的是,富丽堂皇、雍容华贵的北京城内,也不乏乡情野趣之地。那里野旷人稀、风物长静,可以体味到人与自然的亲近,这当然是一个农业大国的京都人才会有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