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今年的圆明园兽首铜像追讨只是一个缩影。在中国百多年积弱的近代史中,流失海外的文物数以千万计。北京圆明园,原是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盛世的结晶,不仅是东方文化的荟萃,也包容了清朝前期对西洋艺术的大量吸收采纳,收藏了无数艺术精品。可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被英法联军抢夺一空,然后付之一炬。圆明园今天的断垣残壁,是欧美博物馆中大量中国国宝来源的无言明证。非常凑巧的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直接指挥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的统帅不是他人,正是抢夺雅典帕瑟农神庙石雕的巨贼之子——第八世苏格兰额尔金伯爵。
　　百多年来流失的国宝,远远不止这些艺术珍品,更有无价的文化资产。八国联军侵华时散失的《永乐大典》便是一例。倒是在20世纪50年代,苏联和民主德国政府出于“兄弟党”之情,归还了若干被八国联军抢夺的《永乐大典》残卷。至于法国伯希和劫去大宗敦煌藏经洞文卷,使得历史大师陈寅恪痛诉“吾国学术之伤心史”。
　　随着中国经济起飞,近年有国内博物馆以高价购回若干流失海外的国宝。但是欧美公私博物馆、美术馆的无数珍品,即便出价连城,也永远无法尽数收回。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月18日向媒体发表公开信,表明教科文组织反对在巴黎拍卖中国圆明园被盗文物的态度。
　　公开信说,佳士得拍卖行拍卖的兔首鼠首铜像,是1860年鸦片战争时英法联军从中国掠夺的乾隆时期文物,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章程和1970年制定的文物保护宪章规定,任何被他国非法占据的文物都应依照外交途径优先归还给文物原始所有国。
　　公开信还说,追讨兽首铜像的难题是它们早在宪章制定前就被盗运出中国,目前法律的追溯力还达不到1860年的阶段。尽管如此,教科文组织说愿意努力促使两尊铜像回到中国。
　　国际统一私法协会1995年制定的《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等国际条约,都是追讨流失文物的依据。但是,最近百年,国际社会的游戏规则是由西方人主导的,是在维护他们的利益。
　　比如,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在规定“被盗文物的拥有者应当归还该被盗物”同时,还有这样的规定:“任何关于返还被盗文物的请求,应自请求者知道该文物的所在地及该文物拥有者的身份之时起,在3年期限内提出;并在任何情况下自被盗时起50年以内提出。”
　　算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于1945年,那时大规模殖民活动已经日落西山,西方列强对于全世界的控制力开始下降,他们不得不纷纷从殖民国家退出。因此,以殖民方式和战争方式进行的大规模文物抢劫和偷盗也到此为止。
　　从1945年到1995年,正好是50年。所有被掠夺、被偷盗文物的国家和地区,没有权利再提出归还那些被掠夺、被偷盗文物的要求。
　　另一个追讨难题是年代久远,流失文物几经转手,很难从法律上控告文物持有者是“非法的”。鼠首兔首铜像的持有者贝尔热承认,它们是侵略者从中国劫掠的,但一口咬定是“从巴黎的古董商手里买来的”,他是合法持有者。他还以大英博物馆的希腊文物为例,认为可以不还。
　　现阶段,中国追索流失文物的形式大致分为依法索回、国家购买、民间购买和捐赠。目前,中国尚无通过法律成功追索战争掠夺流失文物的先例,圆明园兽首铜像中回到国内的5件都是以购买方式进行的。
　　2000年4月底和5月初,佳士得拍卖行和苏富比拍卖行在香港的春季拍卖会上,拍卖牛首、猴首和虎首铜像。中国保利集团公司参拍,以774.5万港元拍得牛首、818.5万港元竞得猴首,虎首则以1544.475万港元成交。这些兽首目前收藏于保利博物馆。
　　2003年,猪首铜像通过“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参与协商、佳士得从中“穿针引线”,最后由澳门企业家何鸿燊出资近700万港元购回,捐赠祖国。
　　2007年9月初,苏富比发布消息说,将以“八国联军——圆明园遗物”专拍之名拍卖马首铜像。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率先发表声明“坚决反对公开拍卖马首铜像”,并提出应以公益方式实现马首回归。几方协商后,卖家最终同意在拍卖前出售,何鸿燊以6910万港元购得马首铜像捐赠祖国。
　　2009年,厦门商人蔡铭超成功拍得圆明园鼠兔首,但是拒绝付款。蔡铭超的拍而不买使得鼠兔首铜像最终流拍。此次追讨流失海外国宝事件,最令人感到欣喜的是凸显了中国公民社会的茁壮成长与理性维权精神。文物专家、企业家、法学家乃至普通民众,无不群策群力,集思广益。追索圆明园流失文物律师团采取民间海外诉讼的方式,在法国法院初步尝试运用法律武器,追讨流失海外的中华国宝,积累宝贵经验教训,值得给予掌声。
　　圆明园十二生肖兽首,自从1860年被英法联军从圆明园夺走,便成为每一个中国人心中挥之不去的耻辱与苦痛。100多年过去了,尽管中国日益强盛,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但流失海外多年的圆明园兽首却如同梗在国人心中的一道刺,每每遇到这种商业味十足的拍卖会便会格外地痛。
　　近年来,这些爱国人士与企业倾囊相助,回购圆明园文物,试图帮助国人找回曾经失落的尊严,其情可感,其义可嘉。只可惜,中国人的民族情感却成为一些炒家抬高价格的砝码。2000年以来,牛首、猴首、虎首、猪首、马首陆续“回家”,但其价格也从600余万元人民币节节攀升至6910万港元。
　　今天的圆明园能够告诉我们什么?除了教育国人爱国,它能不能让西方游客省思帝国主义的残暴?它展示了外敌造成的伤痕,但它有没有提醒我们,就在今天,就在我们周遭,仍有无数的文物非法外流,仍有可贵的建筑倒在推土机下!假如中国人自己不显示出阻止物质记忆毁坏的决心,又如何能像希腊那样在国际舆论上站稳道德高地,赢取广泛的同情呢?
　　比起兽首,中国更该取回、也更容易通过外交途径取回的圆明园遗物,其实是藏在大英博物馆的《女史箴图》,法国枫丹白露的文源阁《四库全书》残本。假如真有这么一天,政府预备开口要求,我们就需要更稳固的基础去形成声势。而那个基础,就在圆明园,和它代表的道德权威。所以,我们今天应该先问自己:你尊重历史吗?
　　其实拍卖兽首铜像并不是那么可怕,至少它们还存在于世。可怕的是更多的遗产在不知不觉中被遗忘和消失。我们也许不能确切统计,每天有多少种“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离开世界,每年有多少名胜古迹留下非自然的斑驳。名胜古迹,甚至是皇家庭院,数不清的脏乱的售票厅、购物厅、招牌、横幅,与屹立百年的建筑形成鲜明对比,和谐的美感和庄严的历史感遭到毁灭性的破坏,而我们从未将眼球睁得如此之大。即使关注,也只是走马观花的一瞥。
　　一个民族对待文化遗产的态度,比一个民族祖先遗产的是否丰富或价值多少,更能展现文明与理性的一面。崇礼门大火之后,韩国文化遗产厅厅长俞弘浚立刻向总统递交了辞呈,这便是眼前的一例。诚然,我们不是鼓励没有保护好遗产就去引咎辞职,但韩国人对待遗产的态度却给国人上了一课。
　　对待祖宗遗产的态度才是我们的担忧之处,多少文物遗迹放在我们手里却不当回事,保护不力,展览不足,成天放在幽暗的地下室和保险库,许多珍品公众无缘一见。
　　从欧洲保护中华艺术联合会的起诉到游行抗议,国人表达了对流失被掠夺文物维护主权的态度。官方表态采取不回购策略,也维系了文物回归祖国的合法性。我们关注拍卖,但如何产生一种积极和理性的对待遗产的态度,兴许更值得全社会来思考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