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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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八哀诗·钱宗伯牧斋》是悼念钱谦益的。巴蜀书社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版《黄宗羲诗文选译》注：“钱主盟诗坛，且黄比钱少二十八岁，故称钱为‘宗伯’。”(180页) 按，此注实误。一九八九年版《辞海》：“宗伯，官名。在《周礼》为春官，辅佐天子掌宗室之事。……后世以大宗伯为礼部尚书的别称，侍郎则称少宗伯。”钱谦益崇祯初官礼部侍郎，是为少宗伯；南明弘光时官礼部尚书，是为大宗伯。故黄宗羲称钱氏为宗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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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八哀诗·钱宗伯牧斋》是悼念钱谦益的。巴蜀书社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版《黄宗羲诗文选译》注：“钱主盟诗坛，且黄比钱少二十八岁，故称钱为‘宗伯’。”(180页)
按，此注实误。一九八九年版《辞海》：“宗伯，官名。在《周礼》为春官，辅佐天子掌宗室之事。……后世以大宗伯为礼部尚书的别称，侍郎则称少宗伯。”钱谦益崇祯初官礼部侍郎，是为少宗伯；南明弘光时官礼部尚书，是为大宗伯。故黄宗羲称钱氏为宗伯，与主盟诗坛又年长二十八岁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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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家熔先生的《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张元济传》(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第66页曰：夏曾佑的“英文也学得极好，能直接读英文書。”未言所据。按夏曾佑之子浮筠为乃父作《传略》，载《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戊编，曰：“平素不习西文，未履欧美之地。”夏曾佑致汪康年札亦谓：“弟既不通外国语言文字，一失舌人，便成聋瞽。”(《汪康年师友书札》，上海古籍版，第1359页)据此可知，夏曾佑并不懂外语。
俄罗斯宗教，就像俄罗斯的文学与音乐一样，给人留下一种迷茫、深沉和苦难的印象。赫克(JuliusF.Hecker)教授写于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的《俄罗斯的宗教》在介绍俄罗斯人的宗教精神及其教会历史与教义特点之后，属意透视俄罗斯东正教会内部保守与改革的紧张对峙，以及革命给教会改革带来的意外机缘。这本书既提供了地域宗教史的知识，也提供了宗教与政治互动的社会学知识。 俄罗斯从九八八年起接受了基督教，受苦的
吴方先生所著《仁智的山水——张元济传》是一本非常好的书，其中引用及解释董康的话“台城之炬”，却包含双重误解。第111页叙述董康对陆氏宋楼藏书被日本买去的感慨：“反不如台城之炬，绎云之烬，魂魄长留故乡者。”吴氏说，“前者指朝廷大内的火灾，例如嘉庆二年乾清宫失火，毁去《永乐大典》正本”。其实，台城指萧梁都城即今南京，是专名，与绎云相对称，不是一般的朝廷大内。而董氏心目中，恐怕想的是西魏军入江陵，梁元帝
在很多西方人心目中，《圣经》(Bible)是创世以来最伟大的著作，它启迪心灵，激发智慧，诚可谓空前绝后第一书。自《圣经》成书以来，人们就开始从历史和宗教的角度对上帝加以探究，古往今来学者众多，学派林立，有关上帝的著述早已汗牛充栋，几乎到了题无胜义的地步。上帝对西方世界的影响之大是无可估量的。然而上帝这个称呼，一方面为人所熟悉，另一方面又被蒙上神秘的色彩。而对于撰写上帝的“生平事迹”，在人们心理上总
这是一个普通的中学国文教员的永恒记忆：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走出家门，就看见一群小学生在争着抢着地看一张当天的报纸，其中一个惊慌地喊道：“老师，作《背影》的朱自清先生昨天死了！”看到孩子们那种怆惶悲戚的神情，不禁无言地流下泪来。 在这些日子，人们频频提到朱自清的《背影》：与朱先生合作了二十年的开明书店在挽联里写着“长向文坛瞻背影”。一位北大学生在悼文里说他仍然看见“一根手杖支持着那一个瘦矮的背影
经济史研究的创新，发掘和整理资料的作用固然不可忽视，但更重要的还是新理论和新方法的引进、运用。因为无论是资料的选择和编辑，还是数据的归纳和重组都是要在某种理论和方法的指导下进行。如果我们观察一下战后西方经济史学的新发展就可以看出，其研究的创新过程，是新的经济学理论(或某种其他新的社会科学理论)不断被引进并应用于历史研究，从而取得新的成果，使人们的认识得以深化的过程。 大约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七
几年前，商务印书馆译出了一部美国史，译名题为《美国的历程》。此书的原名其实叫“The National Ex-perince”。据我的猜测，作者是企图通过这一命名，表达一种美国人独特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的核心，就是把美国的历史看成是一种理想的“实验”或“试验”。 该书第五章第二节，标题就赫然为：“TheExperimentalPeriod”，即“实验时期”。作者说：“在列克星敦、康科德和邦克山，
斯托雷平改革与俄国知识界的保守思潮 九十年代的俄罗斯在体制上发生“激进”转轨的同时，思想史界却出现了“回归保守主义”的趋势。我们无意说这种思潮的对与错，但是循着《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的思路，回顾一下俄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革命后的保守主义回归，也许会给我们一些启示。 俄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一八六一年“农奴制改革”后逐渐形成政治力量，在一九○五年起的政治动荡中，自由知识界(以后来的立宪民主
一九九六年六月十七日，托马斯·库恩(ThomasS.Kuhn)猝然长逝。他生于一九二二年七月十八日，享年七十有三，经历了人生的沧桑浮沉：中年辉煌，晚年落漠，身后寂寞。美国几万家报刊中只有两家发了讣文，致使一家英国报纸趁机嘲弄：只怕美国社会从不知道库恩博士曾经活过呢！更因为他对中国学术界的某些影响以及与我个人的一段因缘，使我备感震惊与哀伤。 八十年代初期，笔者曾参与翻译他的名著《科学革命的结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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