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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远苇 青年艺术家，1999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2004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获硕士学位。2011年作为五位艺术家之一代表中国参加了第54届威尼斯双年展。
2012年和2013年这两年，梁远苇的个人网站是一片空白，生活却以惊人的速度高频率地更新：几乎不间断的各种展览和各种艺术奖项的提名和获奖。她自己最喜欢的日子，却不是这些被镁光灯包围的日子，而是她2012年下半年，在柏林参加驻留计划的那三个月。那段日子，梁远苇每天的生活内容就是去当地的各种博物馆，看各种艺术藏品。卡塞尔文献展开幕，梁远苇也从柏林赶过去，她把这段日子称为“学习与充电”。
深入到以宏观架构解析作品的梁远苇，最近拿到了奥迪艺术与设计大奖“年度艺术新锐奖”称号，这是她第一次获得类似的奖项。在旁人迫不及待地追问梁远苇的下一个目标的时候，梁远苇说的还是她两年前的那句老话：“我活好就行了”。
独立，合而不同
梁远苇的工作室在五环外的京郊。圆形的铁路将几个小村子围在一起，环铁外西南方是798艺术园区。来这里的路上会经过繁华的CBD和道路两旁停满泥头车的城乡接合部，再沿着一条空荡荡的公路，一直开到泥沙混合的土路上。梁远苇的工作室大多数时候都是静悄悄的。她读书、作画，阿姨在一旁做饭、收拾屋子，两只捡来的流浪猫楼上楼下悄无声息地巡视。只有在媒体来的时候才稍显热闹。
“N12”是当年中央美院的一个学生团体，来自不同年级，不同艺术领域的12名年轻的学生们，以代表未知的“N”自称，在2000年前后，为了能有更多展示自己作品的机会而结成联盟。并不是彼此都相识的12个人一起去画店“推销”自己的作品，一起凑钱租下当时中央美术学院在王府井的陈列馆，筹办自己的画展。一次又一次，N12已经办了四回展览。
梁远苇是N12里面年级最大的一个，却是年纪最小的一个。都在美院附近住的几个成员，平时一起聊音乐，侃艺术，二十岁上下建立起的友谊，有时候会互相影响，在对方的画布上展示出来。也就是这时，理科生“上位”的美院学生梁远苇，发现自己和大家思维方式存在巨大的不同，“当时中国对艺术的认识没有现在开放，总认为艺术家都是很感性的。我做不到这一点，觉得自己和大家不一样，很自卑。”老师也跟梁远苇说，“你本来就应该去学理科，为什么在这？“
周围环境所引发的自我质疑陪伴着梁远苇走了很久，但不妨碍梁远苇做一个坚定的极少主义者，按照自己喜欢的路线一直走下去，做着那些“别人觉得没意思、没劲”的工作。直到中国艺术市场慢慢走暖，梁远苇突然发现“现在很多人比我要理性得多，都能被接受了”。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导致在作品上产生与众不同的表现形式。“越往后了解艺术，我越觉得这样挺好的，每个行业可能都需要一个比较不同的人。”
艺术是生活的一部分
跟早年间中国艺术家先出国深造，成名后再衣锦还乡的路线不同，梁远苇是从国内红到国外去的。国内一流的画廊，加上国外诸如伯克利美术馆、Casa Masaccio当代艺术中心、西班牙巴塞罗那米罗博物馆、尤伦斯等一流当代艺术机构纷纷邀请她参展。对此，梁远苇的评价是，她赶上好时候了。“我毕业的时候，西方需要被中国看到，需要中国的市场，中国的受众。”
过去那种不论是中西方艺术家都需要熬到特定年龄才有机会跟世界一流画廊合作的状态被彻底改变了，梁远苇，甚至比梁远苇还要年轻的艺术家们，没有毕业的时候就能受到顶级文化机构的邀请，在更大的平台上展示自己，摆脱过去一直被强调的烙印：根植于西方的当代艺术。“说当代艺术是西方舶来的有一点牵强，世界其实是一个切片一个切片的平层，不分先后。我们看到的艺术史跟欧洲人看到的是同样的艺术史，都是已经结束了的，谈不上继承。文化不是进化，所谓当代艺术就是现在正在发生的艺术。”
中国的人口越来越多，需要文化补充的新贵阶级，也是给中国当代艺术提供发展温床的一大助力。庞大的受众群体，庞大的买家数量，能够支付高额拍卖金额和佣金的高购买力，都是让西方艺术机构瞄准中国市场的主要促因。“人的数字不可能被忽视，国力变强以后就会产生这样一个结果。商业可能是最敏感的，文化领域的深入理解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
文化领域的深入理解，在某种程度上，需要领袖式的人物来推波助澜。梁远苇坦言，她并不知道自己是不是领袖。“每个行业都存在领袖，艺术学科能够划分更细，油画、装置艺术都有自己的领袖。”而梁远苇眼里的领袖，并不是江湖侠客式的那种领袖，一振衣袖就引来拥趸无数。艺术领袖不是主动的，他可能一生就窝在不足30平方米的画室里创作，只是做自己能做的很有限的事。“领袖可能不是一种领导力，而是一种独立的精神。“在我看来，怎么活比较重要。你要问你自己想做什么，依次去试验。如果是为了被更多人知道、承认，好像就走反了，你做这个事情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活着自在，同时在自己的领域里面有独立性，就一定是有价值的。”
艺术是活出来的
独立性这种衡量艺术领袖的标准，也会体现在梁远苇的创作上。跟常见的从生活细节中汲取灵感不太一样，梁远苇会刻意让作品远离自己的生活。作品里有的，只是以一个理科生严谨的态度，冷酷又精准地反映出只有艺术家允许出现在画面上的东西。“灵感从来不是来自于灵光一现，发现了一个东西，往往没有用。”每一次作品的诞生，对于梁远苇来说，都是厚积薄发、不停试错的过程。为了展出，同一幅作品一般要画五六张，每一张都要经历五到六轮不同层次的上色。最后在这五六张里择优而展。“一件作品不会因为生活的感触而做得好，不可能，一切东西都建立在很大的工作量上。艺术离生活很远，换一个角度看也很近，因为你每天花很多时间在做一件事，它其实是占据了生活中很多时间的。”
那些没有呈现在画面上的故事，有一部分是梁远苇少年时期的叛逆。在那个将上艺校视为不“学好”的年代，父母同为科学家的家庭里，对学艺术这件事并没有想象中的通融。父母期待中的梁远苇，还是按照重点小学、重点高中、重点大学的路线来成长。保持名列前茅的学习成绩，才能为梁远苇赢来画画的机遇。“上美院之前不知道什么艺术家，只知道实践上最近的艺术家就是梵高，除了比他更老的，再年轻的就不知道了。”
大一，从德国归来的谭平老师在中央美术学院设计系任教，带来了当时最新的当代艺术知识，打破了以风格、媒介这种“工匠的方式”为画室分类的桎梏，也为梁远苇打开了当代艺术的大门。“从那时起，我知道我想当的人是当代艺术家，而不是画家。”思维偏理性的梁远苇，在设计系找到了最适合她自己那“不合群”的艺术理念生长的土壤：“设计对我的性格也有一些影响，因为它很理性，是一种解决方法。”梁远苇的艺术，是活出来的。“被定义、被束缚，以及所谓的灵感枯竭，都来自你对既有构造的不适合，但是只要动起来就能打破过去，给自己新的可能。”
最近，梁远苇以一种全新的精神状态回到中国，在北京公社举办最新个展“石榴”。她还是那个梁远苇，在空荡荡的画室里，以王朔口中“我们职业作家一天只写八小时”一样的专业标准要求自己，每天画五六小时，闲下来翻一翻《中国国画一览》，在桑塔格的句子“道德主义者的颠覆是把生命视为失败，以此把生命视为成功的解毒剂，审美家的颠覆是把生命视为恐怖的表演，以此作为把生命视为沉闷的解毒剂”里捕获启发，为下一个展览做准备。
2012年和2013年这两年，梁远苇的个人网站是一片空白，生活却以惊人的速度高频率地更新：几乎不间断的各种展览和各种艺术奖项的提名和获奖。她自己最喜欢的日子，却不是这些被镁光灯包围的日子，而是她2012年下半年，在柏林参加驻留计划的那三个月。那段日子，梁远苇每天的生活内容就是去当地的各种博物馆，看各种艺术藏品。卡塞尔文献展开幕，梁远苇也从柏林赶过去，她把这段日子称为“学习与充电”。
深入到以宏观架构解析作品的梁远苇，最近拿到了奥迪艺术与设计大奖“年度艺术新锐奖”称号，这是她第一次获得类似的奖项。在旁人迫不及待地追问梁远苇的下一个目标的时候，梁远苇说的还是她两年前的那句老话：“我活好就行了”。
独立，合而不同
梁远苇的工作室在五环外的京郊。圆形的铁路将几个小村子围在一起，环铁外西南方是798艺术园区。来这里的路上会经过繁华的CBD和道路两旁停满泥头车的城乡接合部，再沿着一条空荡荡的公路，一直开到泥沙混合的土路上。梁远苇的工作室大多数时候都是静悄悄的。她读书、作画，阿姨在一旁做饭、收拾屋子，两只捡来的流浪猫楼上楼下悄无声息地巡视。只有在媒体来的时候才稍显热闹。
“N12”是当年中央美院的一个学生团体，来自不同年级，不同艺术领域的12名年轻的学生们，以代表未知的“N”自称，在2000年前后，为了能有更多展示自己作品的机会而结成联盟。并不是彼此都相识的12个人一起去画店“推销”自己的作品，一起凑钱租下当时中央美术学院在王府井的陈列馆，筹办自己的画展。一次又一次，N12已经办了四回展览。
梁远苇是N12里面年级最大的一个，却是年纪最小的一个。都在美院附近住的几个成员，平时一起聊音乐，侃艺术，二十岁上下建立起的友谊，有时候会互相影响，在对方的画布上展示出来。也就是这时，理科生“上位”的美院学生梁远苇，发现自己和大家思维方式存在巨大的不同，“当时中国对艺术的认识没有现在开放，总认为艺术家都是很感性的。我做不到这一点，觉得自己和大家不一样，很自卑。”老师也跟梁远苇说，“你本来就应该去学理科，为什么在这？“
周围环境所引发的自我质疑陪伴着梁远苇走了很久，但不妨碍梁远苇做一个坚定的极少主义者，按照自己喜欢的路线一直走下去，做着那些“别人觉得没意思、没劲”的工作。直到中国艺术市场慢慢走暖，梁远苇突然发现“现在很多人比我要理性得多，都能被接受了”。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导致在作品上产生与众不同的表现形式。“越往后了解艺术，我越觉得这样挺好的，每个行业可能都需要一个比较不同的人。”
艺术是生活的一部分
跟早年间中国艺术家先出国深造，成名后再衣锦还乡的路线不同，梁远苇是从国内红到国外去的。国内一流的画廊，加上国外诸如伯克利美术馆、Casa Masaccio当代艺术中心、西班牙巴塞罗那米罗博物馆、尤伦斯等一流当代艺术机构纷纷邀请她参展。对此，梁远苇的评价是，她赶上好时候了。“我毕业的时候，西方需要被中国看到，需要中国的市场，中国的受众。”
过去那种不论是中西方艺术家都需要熬到特定年龄才有机会跟世界一流画廊合作的状态被彻底改变了，梁远苇，甚至比梁远苇还要年轻的艺术家们，没有毕业的时候就能受到顶级文化机构的邀请，在更大的平台上展示自己，摆脱过去一直被强调的烙印：根植于西方的当代艺术。“说当代艺术是西方舶来的有一点牵强，世界其实是一个切片一个切片的平层，不分先后。我们看到的艺术史跟欧洲人看到的是同样的艺术史，都是已经结束了的，谈不上继承。文化不是进化，所谓当代艺术就是现在正在发生的艺术。”
中国的人口越来越多，需要文化补充的新贵阶级，也是给中国当代艺术提供发展温床的一大助力。庞大的受众群体，庞大的买家数量，能够支付高额拍卖金额和佣金的高购买力，都是让西方艺术机构瞄准中国市场的主要促因。“人的数字不可能被忽视，国力变强以后就会产生这样一个结果。商业可能是最敏感的，文化领域的深入理解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
文化领域的深入理解，在某种程度上，需要领袖式的人物来推波助澜。梁远苇坦言，她并不知道自己是不是领袖。“每个行业都存在领袖，艺术学科能够划分更细，油画、装置艺术都有自己的领袖。”而梁远苇眼里的领袖，并不是江湖侠客式的那种领袖，一振衣袖就引来拥趸无数。艺术领袖不是主动的，他可能一生就窝在不足30平方米的画室里创作，只是做自己能做的很有限的事。“领袖可能不是一种领导力，而是一种独立的精神。“在我看来，怎么活比较重要。你要问你自己想做什么，依次去试验。如果是为了被更多人知道、承认，好像就走反了，你做这个事情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活着自在，同时在自己的领域里面有独立性，就一定是有价值的。”
艺术是活出来的
独立性这种衡量艺术领袖的标准，也会体现在梁远苇的创作上。跟常见的从生活细节中汲取灵感不太一样，梁远苇会刻意让作品远离自己的生活。作品里有的，只是以一个理科生严谨的态度，冷酷又精准地反映出只有艺术家允许出现在画面上的东西。“灵感从来不是来自于灵光一现，发现了一个东西，往往没有用。”每一次作品的诞生，对于梁远苇来说，都是厚积薄发、不停试错的过程。为了展出，同一幅作品一般要画五六张，每一张都要经历五到六轮不同层次的上色。最后在这五六张里择优而展。“一件作品不会因为生活的感触而做得好，不可能，一切东西都建立在很大的工作量上。艺术离生活很远，换一个角度看也很近，因为你每天花很多时间在做一件事，它其实是占据了生活中很多时间的。”
那些没有呈现在画面上的故事，有一部分是梁远苇少年时期的叛逆。在那个将上艺校视为不“学好”的年代，父母同为科学家的家庭里，对学艺术这件事并没有想象中的通融。父母期待中的梁远苇，还是按照重点小学、重点高中、重点大学的路线来成长。保持名列前茅的学习成绩，才能为梁远苇赢来画画的机遇。“上美院之前不知道什么艺术家，只知道实践上最近的艺术家就是梵高，除了比他更老的，再年轻的就不知道了。”
大一，从德国归来的谭平老师在中央美术学院设计系任教，带来了当时最新的当代艺术知识，打破了以风格、媒介这种“工匠的方式”为画室分类的桎梏，也为梁远苇打开了当代艺术的大门。“从那时起，我知道我想当的人是当代艺术家，而不是画家。”思维偏理性的梁远苇，在设计系找到了最适合她自己那“不合群”的艺术理念生长的土壤：“设计对我的性格也有一些影响，因为它很理性，是一种解决方法。”梁远苇的艺术，是活出来的。“被定义、被束缚，以及所谓的灵感枯竭，都来自你对既有构造的不适合，但是只要动起来就能打破过去，给自己新的可能。”
最近，梁远苇以一种全新的精神状态回到中国，在北京公社举办最新个展“石榴”。她还是那个梁远苇，在空荡荡的画室里，以王朔口中“我们职业作家一天只写八小时”一样的专业标准要求自己，每天画五六小时，闲下来翻一翻《中国国画一览》，在桑塔格的句子“道德主义者的颠覆是把生命视为失败，以此把生命视为成功的解毒剂，审美家的颠覆是把生命视为恐怖的表演，以此作为把生命视为沉闷的解毒剂”里捕获启发，为下一个展览做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