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农抑商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最基本的经济指导思想，其主张是重视农业，以农为本，限制私营工商业的发展。商鞅变法是该政策的首倡者，秦统一后将“上农除末，黔首是富”定为基本国策，刻在琅琊台上，从此，“重农抑商”为历代王朝所继承并发展。
　　中国古代坚持重农抑商的原因有：第一，根本原因是由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自然经济决定的。农业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下主要的生产部门，也是最具决定性的生产部门。重视和发展农业，既能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保证社会安定，又可为封建王朝提供稳定的土地税等财政收入。所以，封建统治者为维护统治秩序，历来重视农业，认为“农，天下之本也”。第二，思想原因是受到传统思想文化中“重义轻利”观念的影响。孔子曰：“义者，宜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曰：“何必曰利，惟有仁义而已矣。”作为封建王朝统治思想的儒家“重义轻利”的观念为推行重农抑商提供了思想基础。在中国古代，农为国家之大利，为国家之最适宜者，故亦为国家之大义，重农即国家“重义”也。商为私人之利，为国家之大害，抑商乃国家“轻利”也。
　　重农抑商之“重农”一般采取以下措施：第一，统治者反复强调农为本，商为末，奖励耕作。商鞅最早把农业定为“本业”，其他行业为“末业”，宣扬“事本”而“禁末”。秦始皇实行“上农除末”国策，朱元璋也认为“农桑衣食之本”，应“崇本而祛末”。第二，轻徭薄赋。第三，采取均田、限田等措施抑制土地兼并，保护小农经济，稳定农业生产。第四，加强户籍管理，限制人口流动。
　　从思想观念、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等方面来“抑商”。在思想观念上“贬商”，将商业定为“末业”，春秋四民为“士农工商”，商为末，已有“贬商”之意。
　　在经济上“困商”，打击商人的经济势力。第一，实行官府专卖、专营制度，限制商人经营范围。如齐国管仲“管山海之利”，商鞅“壹山泽”，“使商人无得粜，农无得籴”（即禁止商人经营粮食买卖）。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此后历代王朝官府经营范围不断扩大。为了维护官府专卖，历代王朝还设有严刑峻法打击私商，如唐朝“私盐一石至死”。第二，重征商税。商鞅变法“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汉高祖“重租税以困辱之”，汉武帝实行“算缗”、“告缗”用征重税和鼓励告发漏税逃税的方式对富商大贾进行打击。汉代征收人头税时规定“贾人倍算”，自汉代以后，历代王朝莫不沿用汉制。第三，严禁商人购置土地，剥夺商人及其家属对土地的占有权。汉武帝时规定：“贾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皆无得籍名田，以便农。敢犯令，没入田僮。”以此，减轻商人对农业生产稳定性的破坏。第四，不断改变币值，使商人积累的大量货币贬值。汉武帝时“更钱造币以赡用，而摧浮淫并兼并之徒”，仅汉代改币值就六次，为后代所效法，直到清末朝廷进行了数十次之多。第五，实行“海禁”政策，严格限制海外贸易。在明清时期最为明显。
　　在政治与社会生活方面“辱商”，贬低商人社会地位，侮辱其人格。第一，视经商为犯罪，实行法律上的人身制裁。秦始皇曾“发贾人以谪遣戍”，汉武帝也“发七科谪”（遣七种罪犯戍边），之中就有“贾人”一科。第二，禁止商贾及后人做官，限制商人的政治权利。汉初，“贾人不得名田为吏，犯者以律论”。汉武帝时，“贾人赘婿及吏坐脏者，皆禁锢不得为吏”。第三，从社会生活领域对商人进行限制，甚至侮辱，如汉高祖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
　　对“重农抑商”政策的含义应正确认识：第一，“抑商”不是抑制商业发展，而是抑制“私营工商业”；对官商不仅不抑制，还大力保护和发展，并作为抑制私商的手段。关于商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古代早已认识到了。商鞅曰：“农、商、官三者，国之常官也。农辟地，商致物，官致民。”同时，“抑私商”也非抑制所有私商的正常商业活动，而是主要打击富商大贾，抑制社会奢侈品生产。富商大贾对朝廷产生了巨大威胁：“往者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煮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大抵尽收流放之民，远去乡里弃坟墓，依倚大家，聚深山穷泽之中，成奸伪之业，遂朋党之权。”商鞅说：“末事不禁，则投巧之人利，而游食者众。”这里的“末事”当指那些奢侈品生产。因为商鞅明确指出：“能事本而禁末者富。”既然把“禁末”列为富国强兵的条件之一，那么他所指的“末事”就不能是正常的商业和手工业活动，而只能是奢侈品生产。
　　第二，尽管商鞅是重农抑商的首倡者，但是他主要是在经济上抑商，真正提出从政治上抑商的是韩非。他在《五蠹》中称“工商之民”是无益于耕战而有害于社会的“五蠹”之一，并明确提出要“使工商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趣本务而外末作”，使其“名卑”即降低商人的社会政治地位。这一理论提出后被嬴政赞许，并将其付诸实践，明令将“贾人”与“治狱吏不直者，诸尝捕之人，赘婿”等身份低贱者列为同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