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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前的一场官司
大约一百多年前的一个清晨，江苏无锡七房桥的素书堂内，一位身材消瘦的晚清秀才正打点着行李准备出门，他要赶往无锡县城中的衙门，此行的目的是为了重新获得族内义庄的开放权。
此时距离钱氏祖先开办义庄已经过去了近百年。由于族内七房人丁兴旺不一，七房的贫富差距也日益悬殊。到了秀才这代，除了三房一脉单传，依旧拥有上万亩良田之外，其余六房则早已沦为贫农，有些族人分到的地甚至不足几亩，温饱都成了问题。
而当年用来为族人“救灾周急、恤孤矜寡”的义庄也已经沦为了三房的私有财产，整个族人都不得过问。生性耿直的秀才从小就是贫困孤儿出身，特别同情同族的那些孤儿寡妇，因此他几次三番找到三房理论，要求重新开放义庄，抚恤族人。
三房贵为长辈，并不买账，秀才一气之下只好上县城诉讼官府。
当时的无锡县城离七房桥有数十公里远，秀才便在清晨启程，匆忙赶路，到了黄昏才赶到，顾不得路途疲惫，赶紧上衙门告状。想不到三房早已在殿内等候，他家有大船，船内不仅可以休息，还可以烹饪，走水路不到半天就可以到衙门。
县官听了双方辩词之后，一方面被秀才的义举所感动，一方面又害怕三房的势力，权衡再三之后，勒令他们回乡私下协商。
如此来来回回总共闹了四回。有趣的是，大概是作为长辈的三房也不忍这个穷酸秀才每天这么长途跋涉，招呼他一同坐船来往县城。只是到了衙门，双方争执依旧，最后县官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义庄依旧由三房经管，其他六房再选出一个监理人，更新义庄条款之后共同打理。
那以后，钱氏族人才重新获得了义庄的抚恤。
只是那位秀才不曾想到，自己的无私抗争，无意间竟令自己子孙今后的命运有了重大转折。他便是钱承沛，国学大师钱穆的父亲，著名院士钱伟长的爷爷。而他抗争而来的，正是在无锡七房桥留传至今的怀海义庄。
子孙虽愚 诗书须读
1895年，钱穆出生在无锡七房桥素书堂内的一间小房子里，与怀海义庄仅一墙之隔。他出生时，家里除了数十亩田地，几乎一贫如洗，父亲又是个体弱多衰的读书人，因此家庭经济状况十分困难。而堂内的许多族人甚至早早地沦为了赤贫，连半亩田地都没有。
一旦生活困难，教育就成了奢侈品。钱穆小时候，族内的兄长叔父们，最多只读过《四书》，能读《诗经》、《左传》的几乎凤毛麟角，至于考取功名，更是与整个七房桥钱氏家族多年无缘。穷人都早早出去打工，做个伙计，或者开家店铺，只为求个温饱；富人又只顾享受，不求上进，根本没把读书当一回事；而大多数族人则依赖着祖上传下来的几亩薄田和义庄的救助，混混日子罢了。
唯独钱穆的父亲钱承沛不同，他是族内为数不多的读书人，年轻时曾考取过秀才，因此特别重视钱穆与长子钱挚的教育，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请了一位私塾先生，到义庄专门教他们认字。
钱穆七岁的时候，父亲正式把他送往附近荡口镇的私塾学习。那所私塾的先生姓华，是当时荡口的名师，在钱穆八岁的时候，他已经为学生们教授起了《史概节要》和《地球韵言》，讲的是挪威瑞典的日夜长短，令钱穆第一次体会到了世界之广阔。
十岁时，父亲又把他送到了荡口镇的果育学校就读。这是辛亥革命前一所典型的新式学校，既有深厚的旧学功底，又不乏从海外传入的新思想。没想到钱穆刚读一年，久病在家的父亲就突然撒手人寰，留下了一家五口的孤儿寡母。当时，长兄钱挚也不过十七岁而已，兄弟二人的学业岌岌可危。
等到族人为父亲办完丧事，这才知道原来他们家的生活如此困顿。按照怀海义庄的规定，他们是可以领取抚恤的，长辈们便提议他们每月向义庄领取粮食和生活费。谁知母亲坚决不同意，她哭诉道：“先夫在世时最愧疚的事情就是曾与叔父辈们为了义庄诉讼官府，幸亏不是为了一己私欲才稍稍释怀。如今他尸骨未寒，我们就去领义庄抚恤，以后又有什么颜面去地下见他？”最后还是在长辈们苦口婆心地劝说下，他们哭着答应了接受怀海义庄的抚恤，一家人这才勉强维持生计。
为了读书方便，母亲又带着全家搬到了一个叫仓滨的地方，就在果育学校不远处。那年除夕，兄长钱挚早早出门，背着米袋去怀海义庄领取过年用的钱和米，钱穆坐在大门门槛上，守候着哥哥归来。路途遥远，到了傍晚，家家户户都准备好了年夜饭，点起了爆竹，钱挚却还没回来。隔壁一家夫妇见他们家还没有开灶，几次三番来叫他们一同过去吃饭，都被母亲婉拒了。
直到天色渐暗，钱挚才背着米袋匆匆赶回来，口里喘着粗气。一家人这才开始忙着做饭祭祖，等到草草吃完年夜饭，已经到了大年初一。
亲戚看他们一家生活着实艰难，纷纷上门劝说，不如让两个儿子出门做伙计，早点谋生，也好补贴家用，只是母亲就是不肯，哭着说非得为钱家保留几颗读书种子不可。两兄弟同样很争气，就在那一年，一同考入了新成立的常州府中学堂，钱挚在师范班，只读一年即可毕业做老师；而钱穆读的是中学班，连枕被铺盖都是义庄帮忙办置的。
一年之后，钱挚以各科成绩第一名从师范毕业，他拒绝了老师同学的推荐，毅然决定回到家乡，担当起养家糊口的重任。当时清朝刚刚废除科举，新学潮愈演愈烈，钱挚回到七房桥，在怀海义庄召开了一次集会，动员族人创办新学堂。在他的带动下，居然真凑了200亩耕地作为学田，开办了七房桥的第一所洋学堂“私立又新小学”。按照义庄规定，凡钱氏子女，均免费入学；外姓酌情减收，附近各村子弟都可以来上学。学校起先设置在又新堂，后因失火，迁至怀海义庄内。
钱挚身为校长，领到了人生中第一笔薪水，月薪十二元，母亲便决定不再领取义庄的抚恤，一家数口就靠着这十二块银元营生，包括钱穆的读书费用。
那个时代风起云涌，就在钱穆转入南京私立钟英中学之后，爆发了辛亥革命，学校因此停办，他不忍离家太远，更没有富足的路费和学费，在兄长的安排下，来到了七房桥附近的三兼小学任教。他选择了一条与当时主流知识分子截然不同的道路。当年的同学如瞿秋白、刘半农纷纷赴京、出国，而钱穆却回到了家乡修身养性。十年乡教，十年苦读，这位伟大的自我教育者，最终从一位普通的乡村教师，一步步成为中国最高学府的著名教授。在北大，钱穆开设的“中国通史”课在人气上甚至超过了明星教授胡适，他编写的《国史大纲》更是被学生们誉为“国家的骄傲”。 这位只有中学学历，靠着义庄抚养长大的教授最终成为中国二十世纪教育史上重要的思想家，他的故事也从北大到香港的新亚书院，又到台北的素书楼，却再也没能回到无锡七房桥。而在他的家乡，很长一段时间里，另外一个钱氏子孙同样令这个家族无比荣耀。
他就是钱伟长，钱穆的侄子，全国著名物理学家和人大副委员长。
自古寒门多才俊
“他永远西装笔挺，气派十足，看起来很威严，一开口却很温和，给人一种望尘莫及的感觉。”坐在怀海义庄里面的办公室内，钱煜脱下帽子，用手向我比划着他印象中的钱伟长。他称钱伟长为叔父，而这位正好大他三十岁的叔父出生时就在我们所在位置的隔壁，素书堂的东侧。
“那个时候，怀海义庄和素书堂还没有打通呢，只隔了一个弄堂。”钱煜指着右前方的一片宅子说，再往前走几十米就是他出生的地方，鸿议堂。
只是钱煜还没出生的时候，钱伟长一家就已经不在素书堂住了，他们搬到了附近的荡口镇。年纪大的邻居曾经讲起过，他们家在1915年曾遭遇过一次火灾。那时候，钱伟长才四岁，火灾发生的时候被困在了卧室，他的母亲在屋外撕心裂肺地喊着：“里面还有我的儿子！”最终是一位不知名的壮汉冲了进去，冒死把他从火场里抱出来后，放到了天井墙角的荷花坛中，又匆匆离去，没有留下姓名。
“这件事是真的。”钱煜说，“八十年代钱伟长回故乡的时候，还曾向我问起过这位救命恩人，特意托我去附近村子打听打听。”
其实钱煜对钱伟长的印象并不多，大多数都来自他的父亲，他们才是住过同一个屋檐下的同辈人。据他的父亲说，钱伟长小时候特别穷，别人过年都做新衣服了，只有他们家还是旧衣服改的，平时穿的棉鞋棉袄好多都是钱煜的奶奶送给他们的。
“不过，他们家读书好，父亲和叔叔都是当时有名的老师。”钱煜继续回忆道，“钱伟长小时候读书也很厉害，一帮小孩子在义庄学认字，就属他学的最快。”这个聪明的小孩七岁就由叔父钱穆领着去后仓念小学了，别人还在摸鱼爬树的时候，他却跟着叔父有模有样地念起了《三国演义》、《水浒》等古典名著。
有时候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就在钱伟长跟着叔父考入苏州中学的时候，却传来了父亲病逝的消息，家里一下子断了经济来源，他的前途也突然变得渺茫起来。在钱穆的坚持下，他才决定继续求学，一方面靠着叔父的资助，家里则完全靠怀海义庄的粮食补助。
那段岁月，他就像二十多年前的父亲一样，每个周末从苏州坐船出发，背着米袋到怀海义庄，族人会帮着他装满粮食，等到那船再次路过，再帮他搬上去搭船回家。
生活上的艰辛令他格外珍惜求学机会，1931年，钱伟长顺利考入清华大学，并决定“科学救国”，改学物理，由此逐渐成为国际著名的物理学家。
重修义庄 留住记忆
这个略显阴冷的初春下午，我们就这么躲在怀海义庄的办公室里，听着钱煜老人断断续续地讲述钱氏后人的故事。他今年正好70岁，看起来精神不是太好，虽然已经入春，依旧裹着厚厚的棉袄，戴着一顶鸭舌帽，他的语速很慢，有时候也会一言不发，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相比那些喜欢重复讲述过去一些琐碎事情的老人，他的记忆更像是片段式的，经常会加一句“记不太清了”，然后打开电脑，借助资料去完成他的记忆拼图。看得出，老人对怀海义庄有一种欲说还休的感情。
在重新沏满一壶茶之后，钱煜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他出生在1942年，小时候也曾在义庄里的又新小学读书，只是读了不到两年就迎来了解放，义庄停止运作，学校也改为了公办的鸿升小学。事实上他并没有享受到多少义庄的福利，反而在土地改革的时候因为义田被划为了地主，从此断送了读书这条路，甚至都不能像钱穆一样，回乡当老师。
在家务农的钱煜就靠着广播自学。有一次，他在广播里听到了钱穆的名字，觉得很熟悉，就去问父亲。当时父亲很慌张，赶紧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可惜已经晚了。钱穆当时已经到了台湾，他也因此被拉到广场上挨了批斗。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一直自学不辍的钱煜却因为年龄问题再次被拒之门外。更令他心痛的是，当年的怀海义庄如今却作为一个工厂的厂房，在某次火灾之后工厂老板逃之夭夭，义庄一度沦为收受破烂的地方。
眼看着祖先的百年基业被毁，钱煜在02年的时候开始写信给上级，从县里到镇上再到市政府，先后写了上百份，终于在08年的时候迎来了政府拨款，正式重修了怀海义庄遗址。
如今，他生命中最艰苦的时刻已经过去，他的子女早已长大成家，占地450亩的怀海义庄经过整修也已经对外开放了四年。对于自己的过去，钱煜并不愿做太多评述，在他看来，一切只是命运开的玩笑，而我们能做的，只有去做好自己的事情。
“我一生中做过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重修了义庄。”临走前，老人这样对我们说。
大约一百多年前的一个清晨，江苏无锡七房桥的素书堂内，一位身材消瘦的晚清秀才正打点着行李准备出门，他要赶往无锡县城中的衙门，此行的目的是为了重新获得族内义庄的开放权。
此时距离钱氏祖先开办义庄已经过去了近百年。由于族内七房人丁兴旺不一，七房的贫富差距也日益悬殊。到了秀才这代，除了三房一脉单传，依旧拥有上万亩良田之外，其余六房则早已沦为贫农，有些族人分到的地甚至不足几亩，温饱都成了问题。
而当年用来为族人“救灾周急、恤孤矜寡”的义庄也已经沦为了三房的私有财产，整个族人都不得过问。生性耿直的秀才从小就是贫困孤儿出身，特别同情同族的那些孤儿寡妇，因此他几次三番找到三房理论，要求重新开放义庄，抚恤族人。
三房贵为长辈，并不买账，秀才一气之下只好上县城诉讼官府。
当时的无锡县城离七房桥有数十公里远，秀才便在清晨启程，匆忙赶路，到了黄昏才赶到，顾不得路途疲惫，赶紧上衙门告状。想不到三房早已在殿内等候，他家有大船，船内不仅可以休息，还可以烹饪，走水路不到半天就可以到衙门。
县官听了双方辩词之后，一方面被秀才的义举所感动，一方面又害怕三房的势力，权衡再三之后，勒令他们回乡私下协商。
如此来来回回总共闹了四回。有趣的是，大概是作为长辈的三房也不忍这个穷酸秀才每天这么长途跋涉，招呼他一同坐船来往县城。只是到了衙门，双方争执依旧，最后县官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义庄依旧由三房经管，其他六房再选出一个监理人，更新义庄条款之后共同打理。
那以后，钱氏族人才重新获得了义庄的抚恤。
只是那位秀才不曾想到，自己的无私抗争，无意间竟令自己子孙今后的命运有了重大转折。他便是钱承沛，国学大师钱穆的父亲，著名院士钱伟长的爷爷。而他抗争而来的，正是在无锡七房桥留传至今的怀海义庄。
子孙虽愚 诗书须读
1895年，钱穆出生在无锡七房桥素书堂内的一间小房子里，与怀海义庄仅一墙之隔。他出生时，家里除了数十亩田地，几乎一贫如洗，父亲又是个体弱多衰的读书人，因此家庭经济状况十分困难。而堂内的许多族人甚至早早地沦为了赤贫，连半亩田地都没有。
一旦生活困难，教育就成了奢侈品。钱穆小时候，族内的兄长叔父们，最多只读过《四书》，能读《诗经》、《左传》的几乎凤毛麟角，至于考取功名，更是与整个七房桥钱氏家族多年无缘。穷人都早早出去打工，做个伙计，或者开家店铺，只为求个温饱；富人又只顾享受，不求上进，根本没把读书当一回事；而大多数族人则依赖着祖上传下来的几亩薄田和义庄的救助，混混日子罢了。
唯独钱穆的父亲钱承沛不同，他是族内为数不多的读书人，年轻时曾考取过秀才，因此特别重视钱穆与长子钱挚的教育，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请了一位私塾先生，到义庄专门教他们认字。
钱穆七岁的时候，父亲正式把他送往附近荡口镇的私塾学习。那所私塾的先生姓华，是当时荡口的名师，在钱穆八岁的时候，他已经为学生们教授起了《史概节要》和《地球韵言》，讲的是挪威瑞典的日夜长短，令钱穆第一次体会到了世界之广阔。
十岁时，父亲又把他送到了荡口镇的果育学校就读。这是辛亥革命前一所典型的新式学校，既有深厚的旧学功底，又不乏从海外传入的新思想。没想到钱穆刚读一年，久病在家的父亲就突然撒手人寰，留下了一家五口的孤儿寡母。当时，长兄钱挚也不过十七岁而已，兄弟二人的学业岌岌可危。
等到族人为父亲办完丧事，这才知道原来他们家的生活如此困顿。按照怀海义庄的规定，他们是可以领取抚恤的，长辈们便提议他们每月向义庄领取粮食和生活费。谁知母亲坚决不同意，她哭诉道：“先夫在世时最愧疚的事情就是曾与叔父辈们为了义庄诉讼官府，幸亏不是为了一己私欲才稍稍释怀。如今他尸骨未寒，我们就去领义庄抚恤，以后又有什么颜面去地下见他？”最后还是在长辈们苦口婆心地劝说下，他们哭着答应了接受怀海义庄的抚恤，一家人这才勉强维持生计。
为了读书方便，母亲又带着全家搬到了一个叫仓滨的地方，就在果育学校不远处。那年除夕，兄长钱挚早早出门，背着米袋去怀海义庄领取过年用的钱和米，钱穆坐在大门门槛上，守候着哥哥归来。路途遥远，到了傍晚，家家户户都准备好了年夜饭，点起了爆竹，钱挚却还没回来。隔壁一家夫妇见他们家还没有开灶，几次三番来叫他们一同过去吃饭，都被母亲婉拒了。
直到天色渐暗，钱挚才背着米袋匆匆赶回来，口里喘着粗气。一家人这才开始忙着做饭祭祖，等到草草吃完年夜饭，已经到了大年初一。
亲戚看他们一家生活着实艰难，纷纷上门劝说，不如让两个儿子出门做伙计，早点谋生，也好补贴家用，只是母亲就是不肯，哭着说非得为钱家保留几颗读书种子不可。两兄弟同样很争气，就在那一年，一同考入了新成立的常州府中学堂，钱挚在师范班，只读一年即可毕业做老师；而钱穆读的是中学班，连枕被铺盖都是义庄帮忙办置的。
一年之后，钱挚以各科成绩第一名从师范毕业，他拒绝了老师同学的推荐，毅然决定回到家乡，担当起养家糊口的重任。当时清朝刚刚废除科举，新学潮愈演愈烈，钱挚回到七房桥，在怀海义庄召开了一次集会，动员族人创办新学堂。在他的带动下，居然真凑了200亩耕地作为学田，开办了七房桥的第一所洋学堂“私立又新小学”。按照义庄规定，凡钱氏子女，均免费入学；外姓酌情减收，附近各村子弟都可以来上学。学校起先设置在又新堂，后因失火，迁至怀海义庄内。
钱挚身为校长，领到了人生中第一笔薪水，月薪十二元，母亲便决定不再领取义庄的抚恤，一家数口就靠着这十二块银元营生，包括钱穆的读书费用。
那个时代风起云涌，就在钱穆转入南京私立钟英中学之后，爆发了辛亥革命，学校因此停办，他不忍离家太远，更没有富足的路费和学费，在兄长的安排下，来到了七房桥附近的三兼小学任教。他选择了一条与当时主流知识分子截然不同的道路。当年的同学如瞿秋白、刘半农纷纷赴京、出国，而钱穆却回到了家乡修身养性。十年乡教，十年苦读，这位伟大的自我教育者，最终从一位普通的乡村教师，一步步成为中国最高学府的著名教授。在北大，钱穆开设的“中国通史”课在人气上甚至超过了明星教授胡适，他编写的《国史大纲》更是被学生们誉为“国家的骄傲”。 这位只有中学学历，靠着义庄抚养长大的教授最终成为中国二十世纪教育史上重要的思想家，他的故事也从北大到香港的新亚书院，又到台北的素书楼，却再也没能回到无锡七房桥。而在他的家乡，很长一段时间里，另外一个钱氏子孙同样令这个家族无比荣耀。
他就是钱伟长，钱穆的侄子，全国著名物理学家和人大副委员长。
自古寒门多才俊
“他永远西装笔挺，气派十足，看起来很威严，一开口却很温和，给人一种望尘莫及的感觉。”坐在怀海义庄里面的办公室内，钱煜脱下帽子，用手向我比划着他印象中的钱伟长。他称钱伟长为叔父，而这位正好大他三十岁的叔父出生时就在我们所在位置的隔壁，素书堂的东侧。
“那个时候，怀海义庄和素书堂还没有打通呢，只隔了一个弄堂。”钱煜指着右前方的一片宅子说，再往前走几十米就是他出生的地方，鸿议堂。
只是钱煜还没出生的时候，钱伟长一家就已经不在素书堂住了，他们搬到了附近的荡口镇。年纪大的邻居曾经讲起过，他们家在1915年曾遭遇过一次火灾。那时候，钱伟长才四岁，火灾发生的时候被困在了卧室，他的母亲在屋外撕心裂肺地喊着：“里面还有我的儿子！”最终是一位不知名的壮汉冲了进去，冒死把他从火场里抱出来后，放到了天井墙角的荷花坛中，又匆匆离去，没有留下姓名。
“这件事是真的。”钱煜说，“八十年代钱伟长回故乡的时候，还曾向我问起过这位救命恩人，特意托我去附近村子打听打听。”
其实钱煜对钱伟长的印象并不多，大多数都来自他的父亲，他们才是住过同一个屋檐下的同辈人。据他的父亲说，钱伟长小时候特别穷，别人过年都做新衣服了，只有他们家还是旧衣服改的，平时穿的棉鞋棉袄好多都是钱煜的奶奶送给他们的。
“不过，他们家读书好，父亲和叔叔都是当时有名的老师。”钱煜继续回忆道，“钱伟长小时候读书也很厉害，一帮小孩子在义庄学认字，就属他学的最快。”这个聪明的小孩七岁就由叔父钱穆领着去后仓念小学了，别人还在摸鱼爬树的时候，他却跟着叔父有模有样地念起了《三国演义》、《水浒》等古典名著。
有时候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就在钱伟长跟着叔父考入苏州中学的时候，却传来了父亲病逝的消息，家里一下子断了经济来源，他的前途也突然变得渺茫起来。在钱穆的坚持下，他才决定继续求学，一方面靠着叔父的资助，家里则完全靠怀海义庄的粮食补助。
那段岁月，他就像二十多年前的父亲一样，每个周末从苏州坐船出发，背着米袋到怀海义庄，族人会帮着他装满粮食，等到那船再次路过，再帮他搬上去搭船回家。
生活上的艰辛令他格外珍惜求学机会，1931年，钱伟长顺利考入清华大学，并决定“科学救国”，改学物理，由此逐渐成为国际著名的物理学家。
重修义庄 留住记忆
这个略显阴冷的初春下午，我们就这么躲在怀海义庄的办公室里，听着钱煜老人断断续续地讲述钱氏后人的故事。他今年正好70岁，看起来精神不是太好，虽然已经入春，依旧裹着厚厚的棉袄，戴着一顶鸭舌帽，他的语速很慢，有时候也会一言不发，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相比那些喜欢重复讲述过去一些琐碎事情的老人，他的记忆更像是片段式的，经常会加一句“记不太清了”，然后打开电脑，借助资料去完成他的记忆拼图。看得出，老人对怀海义庄有一种欲说还休的感情。
在重新沏满一壶茶之后，钱煜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他出生在1942年，小时候也曾在义庄里的又新小学读书，只是读了不到两年就迎来了解放，义庄停止运作，学校也改为了公办的鸿升小学。事实上他并没有享受到多少义庄的福利，反而在土地改革的时候因为义田被划为了地主，从此断送了读书这条路，甚至都不能像钱穆一样，回乡当老师。
在家务农的钱煜就靠着广播自学。有一次，他在广播里听到了钱穆的名字，觉得很熟悉，就去问父亲。当时父亲很慌张，赶紧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可惜已经晚了。钱穆当时已经到了台湾，他也因此被拉到广场上挨了批斗。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一直自学不辍的钱煜却因为年龄问题再次被拒之门外。更令他心痛的是，当年的怀海义庄如今却作为一个工厂的厂房，在某次火灾之后工厂老板逃之夭夭，义庄一度沦为收受破烂的地方。
眼看着祖先的百年基业被毁，钱煜在02年的时候开始写信给上级，从县里到镇上再到市政府，先后写了上百份，终于在08年的时候迎来了政府拨款，正式重修了怀海义庄遗址。
如今，他生命中最艰苦的时刻已经过去，他的子女早已长大成家，占地450亩的怀海义庄经过整修也已经对外开放了四年。对于自己的过去，钱煜并不愿做太多评述，在他看来，一切只是命运开的玩笑，而我们能做的，只有去做好自己的事情。
“我一生中做过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重修了义庄。”临走前，老人这样对我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