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举凡政治、文化、教育与外交领域，都可以听到他发人深思的言论。
　　胡适青年时留学美国，住了7年。中年做驻美大使，住了8年。1949年春，他偕妻江冬秀离开上海，乘海轮到美国，一住就是10年。
　　生活下降
　　胡适于1949年4月21日船抵旧金山。后来，他在纽约城定居，住在东城81街简陋的小公寓里。欧美各国的生活费用，房租最贵。胡适夫妇年高多病，缚鸡无力，自然更是坐吃山空。他的经济情况和他的健康情况一样，显然已渐入绝境。他的有限的储蓄和少许的养老金，断难填补他那流亡寓公生活的无底深渊。
　　再说食的问题。江冬秀原来擅长做家乡徽州菜，数十年在外，又学会了一些外地的风味。而饭来张口、茶来伸手，这是胡适以往过惯的生涯。但江冬秀语言不通，不会买菜，这样，买菜事就落在胡适的肩上了。
　　胡适在国内有汽车代步，曾受“买办文人”之讥，他在美国发财乏术，就有“出无车”之叹了。写《胡适杂忆》的唐德刚只好常拿打工用的汽车来接送他。
　　江冬秀在国内就爱打麻将，她在纽约言语不通，只好蜷伏在小公寓里，烧饭、打麻将、看武侠小说。江冬秀一打牌，胡适不能安心读书写文章，干脆侍候她打牌，有时也亲自参加牌战。
　　大师孤独
　　胡适到美国，初在纽约普林斯顿大学任格斯德中文藏书部馆长之职。这一职位，很少洋学者可以担任，是一份闲差，每年领取几千美金而已。他也在美国著名学府做过短期讲学，零星讲演，但这些都算不上是长期性的工作。胡适经常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内看书，那时唐德刚在哥伦比亚大学半工半读，胡适去时总是找他，因为他是馆内胡适所认识的唯一的华裔小职员。他替胡适借借书，查查书，从此变成为胡适的朋友了。
　　唐德刚说，胡适的确把“哥大”看成“北大”，但哥大并没有把胡适看成胡适啊！哥大罗致人才来充实有关汉学之教研，也把胡适排除在外。胡适闲得无聊，常去哥大图书馆看中文报纸、侨报，有时“批阅纽约旧金山出版的侨报副刊”。
　　胡适在纽约时，与唐德刚等年龄和地位相差一大截，但老少同处，一齐嘻哈。那时，唐德刚、周策纵、吴纳孙、周文中等一班人，在纽约组织了一个“白马文艺社”，是一个纯友谊小组织。胡适也就乐意变成这个团体的指导员和赞助人了。他有闲工夫，仔细评阅他们的著作。1956年6月，在“白马文艺社”做了《再论新文学新诗新文字》的报告。他说：“新诗和新文学的发生不但是偶然的，而且是偶然的偶然。”他不知道这种偶然却是由于时势的变迁的必然而发生的。胡适终身不懂这个道理，以致固执己见而不悟。
　　学问倒退
　　1952年，胡适回到台湾，在台湾大学讲了《治学方法》。它的主要内容还是两句老话：“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后来又讲了《杜威哲学》，还是二三十年代所说的实验主义。1954年，他在台大讲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一个新看法》，主要内容有4点：第一，是无政府的抗议，以老子为代表；第二，是孔孟一班人提倡的一种自由主义的教育哲学；第三，是中国古代极权政治的起来，也就是集体主义(极权主义)的起来；第四，极权国家的打倒，无为政治的试行。
　　上述几个讲演，一定程度上总括了胡适的晚年哲学思想。这种哲学思想决定了胡适不能继续前进，而只有倒退了。唐德刚说：“胡适就是这样的一个标准的传统士大夫，他晚年的思想里哪有多少实验主义呢？……所以胡适并不盲目地说月亮是美国的圆。
　　胡适在1949年已经爱谈政治了。他在美国，百无聊赖，空谈政治。大政治也谈，小政治也谈，连鸡毛蒜皮的政治也谈。
　　胡适到美国后，从未申请过“绿卡”。1958年，他离开美国，回到台湾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了。
　　（摘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闲话胡适》 作者：石原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