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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中后期，国家商品经济渐趋繁荣，“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开始影响人们的日常行为，社会赌博之风迅速炽烈：城乡闲汉不事生产，公行博弈之事;赌博行业交替繁荣，促进民间普遍赌神崇拜现象形成;赌博黑话出现，并获得长足发展。
关键词：明代;赌风;赌神崇拜;赌博黑话
一、赌博公行于市
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苏松地区，“赌博公行于都市”，政府屡令禁止而赌风难肃。太湖北岸的无锡，“赌博之事，当初止市中丛人之处，间有不良落此陷中。今乡村旷野，无处无之。”嘉定街头的闲汉懒散无事，“率尚赌博，夜聚晓散，在在成伙，釀成奸盗。”常熟的年轻壮汉“习尚好赌，遂至无处不赌，无人不赌，无日不赌”;一些開明的地方官几度“拿开场者、相客者枷示，及被人告发者，悉发各区开荒。”昆山尤盛行叶子戏。陆容《菽园杂记》载：“斗叶子之戏，吾昆城上自士夫，下至僮竖皆能之。”繁华的杭州城中，“游手光棍赌博者，小则饮食，大则钱钞。”亦有富家子弟参与其中，“小者金银珠玉，大者田地房屋，甚至于妻妾子女，皆以出注输去与人，亦恝然不惜。”太仓诸县“绅士俨为窝主，习不知非，乡镇倚庇，衙差公然聚赌，以至私枭、光蛋，百十成群，开场纵博”;有农民流连赌场，弃耕辍业，遂至抗租倾产。
不仅发生在经济最为繁荣的南方社会，以帝都北京为代表的北方地区，风俗亦浇浮轻靡，社会赌博现象泛滥。北京城隍庙军民“往往于内互市博奕”，顺天府尹李庸数次约禁，最终因屡禁不止而作罢。北京城中，世俗百姓的生活普遍呈现出“享乐化”趋势，他们最主要的娱乐活动便是赌博，“叫枭盱卢，挪手交臂，离合于一枰，掷百万而不满其一睨。”其中因赌博而破产亡家者，数以百万计，其“始失货财，甚则鬻田宅，又甚则为穿窬，浸成大夥劫贼。”明天子严密统治的北京城中，赌风尚且如此炽烈，遑论中原其他广大地区。河南尉氏县，“阛阓市井每以赌钱为事，赛神相聚之日尤众。”在这一天，街道巷舍里斗鹌鹑、斗鸡、斗蟋蟀、打双陆、打叶子、下棋、席地掷钱者比比皆是;官差乡绅、平民百姓、街头无赖都能参与其中，顷刻间倾家荡产者，不可计数。
二、赌神崇拜
赌神崇拜产生于赌博行业兴起之后，是应赌徒强烈的赢钱欲、胜负欲而出现的一种特殊的神鬼崇拜现象。明初，双陆、蹴鞠、围棋等戏最为流行，因京师多有军民沉迷其中，玩物丧志，一度为明太祖明令禁绝。明中叶以来，国家赌禁渐弛，双陆、斗鸡、斗蟋蟀、掷钱、赌球、打马、下棋、马吊等赌博行业交替繁荣。同时，在明王朝统治下的近三个世纪的和平时光里，这些赌博行业形成了独具行业特色的信仰习俗，而以市井阶级表现得最为彻底。市井赌徒中，即使自命擅场的人，由于终日不得胜采，也信仰赌神，讲究所座方向宜喜神，不宜鹤神;又主张“朝不向南，暮不向北。”江南赌徒在掷钱或者投掷骰子时，嘴里往往念念有词：“伊帝弥帝，弥揭罗帝。”蹴鞠家以及赌球行业，尊奉的则是“球神”清源妙道真君杨戬，“初入鞠场子弟必祭之”.民间普遍出现赌神崇拜现象。
不仅思想文化水平较低的世俗赌徒盲目崇拜赌神，一些士大夫也对赌神信以为真。陆容《菽园杂记》载：成化间，昆城夏氏女儿贤良淑惠，尚未婚配;处州卫一指挥欲为儿子迎娶夏氏女为妻。夏氏夫妇都同意这门亲事，却受到夏氏女祖父百般阻挠。祖父谓指挥云：“蒱牌若得天地人和，四色皆全，即与成婚。”指挥掷棋而四色皆黑，祖父惊诧，只得同意亲事。张志淳《南园漫录》有云：“今掷骰子而博者曰神掷。”在《骰子》一章，张志淳对慕容宝所言“樗蒲有神”基本也持肯定态度。谢肇淛本身就是围棋高手，对古代诸多博术也是颇有研究，其《五杂俎》有言：“掷钱虽小戏，然刘寄奴能喝子成卢，宋慈圣侧立不仆，光献盘旋三日，似皆有鬼神使之者。”字里行间，或多或少都有崇拜赌神的意味在里面。
三、赌博隐语
赌博带来的社会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匡倩答齐宣王曰：“博者贵枭，胜者必杀枭。杀枭者，是杀所贵也;儒者以为害义，故不博也。”显然是从儒家学派提倡的尊卑贵贱的等级观念出发，认为儒者不博，以避免损害国家的统治秩序。司马迁则一针见血地指出：“博戏，恶业也，而桓发用之富。”历代王朝统治者也都认识到赌博的危害，严令禁止社会赌博现象。因此，赌博从一开始便站在儒家“君子不博”思想和国家禁赌法令的对立面，是世间公认的与传统生活习惯、崇尚意识背道而驰的旁门左道。赌博从一开始的“不受待见”，也直接导致中国古代赌博活动根深蒂固的“隐蔽性”。明中叶以后，正是由于这种“隐蔽性”，赌博公行于市的同时，一些赌博活动却更加趋于隐蔽状态，最为典型的是使用赌博隐语，即赌博黑话。
明人盛行掷骰子赌，其中有一种骰子唤作“药骰”，即在骰子里提前灌入铅、水银、沙等物，以方便出老千。《三刻拍案惊奇》载：“初去倒赢一二钱银子，与你个甜头。后来便要做弄了，如钳红、捉绿，数筹马时添水，还有用药骰子，都是四、五、六的。昔日有一个人善赌，到半阑时，他小厮拿一盘红柿卖尊，他就把一个撮在口里，出皮与核时，已将骰子出在手中，连掷几掷，已赢了许多。”天九牌中有“羊方”（将骰子锉成方角，不易滚动，从中作弊）、“掼杀”（以灌注了水银的骰子作弊）、“根子”（以药骰充真作弊）、“挖角”（于其它牌角换牌）、“拍准”（出牌后又偷取回）、“跳龙稍”（偷换牌）、“袖箭”（偷牌藏于袖中备用）、“活提”（以牌背知点）、“云头”（以微点于牌横头污记作弊）、“乱筋”（以牌背竹筋纹络识牌）、“郎中”（善以眼识牌者）、“摇堂”（赌场）、“转统”（只吃不赔）、“桃花”（只赔不吃）、“马刚”（牌中有弊）、“崭奔”（牌中无弊）等黑话。很多不谙赌博黑话的富家公子，一股脑下注，殊不知已陷入庄家、赌行的联手设计中。明代妓院则称赌博为“拽条”，输了为“伤手”，赢了为“上手”。另外，《江湖切要》称赌客为“跳生”“珠履三千”“浑是胆”。《八段锦》亦云：“一掷千金浑是胆，家无四壁不知贫。”明显都有调侃赌徒的意味在里面。
作者简介：崔健健（1994—），男，汉族，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为明清史
关键词：明代;赌风;赌神崇拜;赌博黑话
一、赌博公行于市
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苏松地区，“赌博公行于都市”，政府屡令禁止而赌风难肃。太湖北岸的无锡，“赌博之事，当初止市中丛人之处，间有不良落此陷中。今乡村旷野，无处无之。”嘉定街头的闲汉懒散无事，“率尚赌博，夜聚晓散，在在成伙，釀成奸盗。”常熟的年轻壮汉“习尚好赌，遂至无处不赌，无人不赌，无日不赌”;一些開明的地方官几度“拿开场者、相客者枷示，及被人告发者，悉发各区开荒。”昆山尤盛行叶子戏。陆容《菽园杂记》载：“斗叶子之戏，吾昆城上自士夫，下至僮竖皆能之。”繁华的杭州城中，“游手光棍赌博者，小则饮食，大则钱钞。”亦有富家子弟参与其中，“小者金银珠玉，大者田地房屋，甚至于妻妾子女，皆以出注输去与人，亦恝然不惜。”太仓诸县“绅士俨为窝主，习不知非，乡镇倚庇，衙差公然聚赌，以至私枭、光蛋，百十成群，开场纵博”;有农民流连赌场，弃耕辍业，遂至抗租倾产。
不仅发生在经济最为繁荣的南方社会，以帝都北京为代表的北方地区，风俗亦浇浮轻靡，社会赌博现象泛滥。北京城隍庙军民“往往于内互市博奕”，顺天府尹李庸数次约禁，最终因屡禁不止而作罢。北京城中，世俗百姓的生活普遍呈现出“享乐化”趋势，他们最主要的娱乐活动便是赌博，“叫枭盱卢，挪手交臂，离合于一枰，掷百万而不满其一睨。”其中因赌博而破产亡家者，数以百万计，其“始失货财，甚则鬻田宅，又甚则为穿窬，浸成大夥劫贼。”明天子严密统治的北京城中，赌风尚且如此炽烈，遑论中原其他广大地区。河南尉氏县，“阛阓市井每以赌钱为事，赛神相聚之日尤众。”在这一天，街道巷舍里斗鹌鹑、斗鸡、斗蟋蟀、打双陆、打叶子、下棋、席地掷钱者比比皆是;官差乡绅、平民百姓、街头无赖都能参与其中，顷刻间倾家荡产者，不可计数。
二、赌神崇拜
赌神崇拜产生于赌博行业兴起之后，是应赌徒强烈的赢钱欲、胜负欲而出现的一种特殊的神鬼崇拜现象。明初，双陆、蹴鞠、围棋等戏最为流行，因京师多有军民沉迷其中，玩物丧志，一度为明太祖明令禁绝。明中叶以来，国家赌禁渐弛，双陆、斗鸡、斗蟋蟀、掷钱、赌球、打马、下棋、马吊等赌博行业交替繁荣。同时，在明王朝统治下的近三个世纪的和平时光里，这些赌博行业形成了独具行业特色的信仰习俗，而以市井阶级表现得最为彻底。市井赌徒中，即使自命擅场的人，由于终日不得胜采，也信仰赌神，讲究所座方向宜喜神，不宜鹤神;又主张“朝不向南，暮不向北。”江南赌徒在掷钱或者投掷骰子时，嘴里往往念念有词：“伊帝弥帝，弥揭罗帝。”蹴鞠家以及赌球行业，尊奉的则是“球神”清源妙道真君杨戬，“初入鞠场子弟必祭之”.民间普遍出现赌神崇拜现象。
不仅思想文化水平较低的世俗赌徒盲目崇拜赌神，一些士大夫也对赌神信以为真。陆容《菽园杂记》载：成化间，昆城夏氏女儿贤良淑惠，尚未婚配;处州卫一指挥欲为儿子迎娶夏氏女为妻。夏氏夫妇都同意这门亲事，却受到夏氏女祖父百般阻挠。祖父谓指挥云：“蒱牌若得天地人和，四色皆全，即与成婚。”指挥掷棋而四色皆黑，祖父惊诧，只得同意亲事。张志淳《南园漫录》有云：“今掷骰子而博者曰神掷。”在《骰子》一章，张志淳对慕容宝所言“樗蒲有神”基本也持肯定态度。谢肇淛本身就是围棋高手，对古代诸多博术也是颇有研究，其《五杂俎》有言：“掷钱虽小戏，然刘寄奴能喝子成卢，宋慈圣侧立不仆，光献盘旋三日，似皆有鬼神使之者。”字里行间，或多或少都有崇拜赌神的意味在里面。
三、赌博隐语
赌博带来的社会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匡倩答齐宣王曰：“博者贵枭，胜者必杀枭。杀枭者，是杀所贵也;儒者以为害义，故不博也。”显然是从儒家学派提倡的尊卑贵贱的等级观念出发，认为儒者不博，以避免损害国家的统治秩序。司马迁则一针见血地指出：“博戏，恶业也，而桓发用之富。”历代王朝统治者也都认识到赌博的危害，严令禁止社会赌博现象。因此，赌博从一开始便站在儒家“君子不博”思想和国家禁赌法令的对立面，是世间公认的与传统生活习惯、崇尚意识背道而驰的旁门左道。赌博从一开始的“不受待见”，也直接导致中国古代赌博活动根深蒂固的“隐蔽性”。明中叶以后，正是由于这种“隐蔽性”，赌博公行于市的同时，一些赌博活动却更加趋于隐蔽状态，最为典型的是使用赌博隐语，即赌博黑话。
明人盛行掷骰子赌，其中有一种骰子唤作“药骰”，即在骰子里提前灌入铅、水银、沙等物，以方便出老千。《三刻拍案惊奇》载：“初去倒赢一二钱银子，与你个甜头。后来便要做弄了，如钳红、捉绿，数筹马时添水，还有用药骰子，都是四、五、六的。昔日有一个人善赌，到半阑时，他小厮拿一盘红柿卖尊，他就把一个撮在口里，出皮与核时，已将骰子出在手中，连掷几掷，已赢了许多。”天九牌中有“羊方”（将骰子锉成方角，不易滚动，从中作弊）、“掼杀”（以灌注了水银的骰子作弊）、“根子”（以药骰充真作弊）、“挖角”（于其它牌角换牌）、“拍准”（出牌后又偷取回）、“跳龙稍”（偷换牌）、“袖箭”（偷牌藏于袖中备用）、“活提”（以牌背知点）、“云头”（以微点于牌横头污记作弊）、“乱筋”（以牌背竹筋纹络识牌）、“郎中”（善以眼识牌者）、“摇堂”（赌场）、“转统”（只吃不赔）、“桃花”（只赔不吃）、“马刚”（牌中有弊）、“崭奔”（牌中无弊）等黑话。很多不谙赌博黑话的富家公子，一股脑下注，殊不知已陷入庄家、赌行的联手设计中。明代妓院则称赌博为“拽条”，输了为“伤手”，赢了为“上手”。另外，《江湖切要》称赌客为“跳生”“珠履三千”“浑是胆”。《八段锦》亦云：“一掷千金浑是胆，家无四壁不知贫。”明显都有调侃赌徒的意味在里面。
作者简介：崔健健（1994—），男，汉族，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为明清史